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58章 載湉繼位稱光緒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年僅19歲的同治帝載淳在養心殿駕崩。這位自6歲繼位、由兩宮太後垂簾聽政的皇帝，親政僅兩年便猝然離世，且無子嗣，給清廷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

關於同治帝的死因，民間曆來眾說紛紜，有“天花”“梅毒”等多種傳言。但據《清穆宗實錄》記載，其病症始於“天花”：“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上（載淳）遘（gòu，遭遇）天花之喜，命內外臣工齋醮祈禱。”宮廷檔案《萬歲爺天花喜進藥用藥底簿》詳細記錄了從發病到去世的37天病程，包括脈案、用藥情況，可見官方認定為天花。不過，同治帝親政後與慈禧因權力產生矛盾，常微服出宮，《翁同龢日記》曾隱晦提及“上近日頗不檢”，或許加劇了病情。

皇帝駕崩當日，慈禧便在養心殿西暖閣召集禦前會議，議題隻有一個：擇選新君。按清朝“父死子繼”的祖製，應從同治帝下一輩（“溥”字輩）中擇一人過繼為子，繼承皇位。當時“溥”字輩已有合適人選，如道光帝長子奕緯之孫溥倫，輩分、年齡皆合禮法。然而，若立“溥”字輩，慈禧將成為“太皇太後”，按祖製需退居後宮，無法再乾預朝政——這是她絕不能接受的。

會議一開始，慈禧便打斷眾臣議論，直言：“溥字輩無當立者。文宗（鹹豐帝）未有次子，今遭此變，須擇一近支宗室為文宗嗣，兼祧（繼承兩家宗祧）穆宗（同治帝），方可名正言順。”（《光緒朝東華錄》）這番話直接否定了“父死子繼”，轉而主張“兄終弟及”，且要過繼給鹹豐帝，而非同治帝，其用心昭然若揭：因為唯隻有如此，她才能以“皇太後”身份繼續垂簾。

慈禧心中早有合適人選——醇親王奕譞（xuān）的次子載湉。此人有三重身份：其一，他是鹹豐帝的侄子（奕譞為道光帝第七子，鹹豐帝異母弟），過繼給鹹豐帝後，可合法繼承皇位；其二，他是同治帝的堂弟，符合“兼祧”的宗法要求；其三，他的生母葉赫那拉·婉貞，是慈禧的親妹妹。這種雙重血緣關係，讓載湉成為慈禧眼中最易控製的“棋子”。

當時載湉年僅4歲，與同治帝繼位時年齡相仿，這意味著慈禧至少能再掌政十年以上。更關鍵的是，奕譞性格懦弱，與慈禧關係密切（其福晉為慈禧胞妹），絕不會像恭親王奕欣那樣構成威脅。《劍橋中國晚清史》曾分析：“選擇載湉，是慈禧長期掌權策略的核心一步，她需要一個年幼、聽話且血緣親近的君主。”

禦前會議上，當慈禧提出立載湉時，在場的恭親王奕欣、惇親王奕誴等雖有異議，卻不敢公開反對。奕誴曾試探性地說：“立長則順，載湉年幼，恐難理政。”慈禧立刻厲色迴應：“我朝聖聖相承，豈無幼主繼統之例？道光爺（旻寧）繼位時亦年幼，不照樣開創盛世？”（《清代起居註冊》）奕欣深知慈禧權勢已固，隻能低頭附和：“太後聖明，臣無異議。”

軍機大臣文祥道：“若立載湉，須明詔天下，言其兼祧兩宮（鹹豐、同治），以安人心。”慈禧順水推舟：“此乃自然。”就這樣，載湉的繼位被確定。訊息傳出，朝野雖有私下議論，卻無人敢公開質疑——經過辛酉政變、同治親政的權力洗牌，慈禧早已清除了大部分反對勢力。

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的繼位大典，是清朝曆史上最特殊的儀式之一。按禮製，新帝應從乾清宮正門入宮，而載湉卻從神武門被抬入，因他是“過繼之子”，需先到鹹豐帝靈前叩拜，再到同治帝靈前行禮，最後才登太和殿受賀。

《翁同龢日記》詳細記錄了當日情景：“卯正，上（載湉）乘轎至乾清宮，詣文宗顯皇帝（鹹豐）神位前行禮，哭失聲。複至穆宗毅皇帝（同治）神位前，哀慟不已。巳時，登太和殿，禮官讚禮，上戰栗不能言，太後在簾內諭‘免拜’，眾臣始三跪九叩。”一個4歲的孩子，在莊嚴肅穆的儀式中，全程被當作傀儡擺弄，其恐懼與無助，恰是晚清皇權異化的結果。

大典後，清廷頒佈詔書，明確載湉“入承大統，為文宗顯皇帝嗣，兼承穆宗毅皇帝之祧”，既解決了宗法問題，又為慈禧垂簾提供了法理依據。詔書特彆強調：“現在皇帝沖齡，未能親政，著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後、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後垂簾聽政，所有應行禮儀，著欽天監選擇吉期，具奏舉行。”（《清德宗實錄》）

此時的慈安太後已無心政事，對慈禧幾乎言聽計從。兩宮垂簾的實際運作中，“凡召見、批折、用人，皆決於慈禧”（《清稗類鈔·宮闈類》）。為鞏固權力，慈禧迅速調整軍機處：將奕欣的權力進一步架空，提拔聽話的醇親王奕譞、協辦大學士沈桂芬等人，形成“太後主導、親貴輔弼”的新格局。

按清廷慣例，皇帝16歲即可親政。但載湉長至10歲時，慈禧仍無歸政之意。光緒六年（1880年），禦史吳可讀以“屍諫”方式抗議：“今皇上（載湉）既承繼文宗，若不早定儲位，將來必有爭位之禍。臣願以死諫，請明詔將來大統仍歸穆宗嗣子。”（《吳可讀奏疏》）吳可讀的自殺，直指載湉繼位的宗法漏洞，也間接要求慈禧歸政。

慈禧雖震怒，卻不得不做出迴應，頒佈懿旨：“吳可讀所請，意在防患，其心可憫。將來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穆宗毅皇帝為嗣，昭示天下，俾世世遵守。”（《光緒朝東華錄》）這道懿旨暫時平息了輿論，卻未提及親政時間。直到光緒十二年（1886年），載湉已16歲，慈禧才“被迫”宣佈次年歸政，卻同時安排“訓政”——即親政後仍由她“審閱奏章、裁決大事”，實則繼續掌權。

光緒十三年（1887年）正月，載湉舉行親政大典，但權力核心仍在慈禧手中。據《光緒朝起居注》記載，親政後的載湉每日需向慈禧“請安”，所有奏摺需先送慈禧批閱，再由皇帝硃批；重要官員任免、軍事決策，皆需“請旨於太後”。這種狀態，讓年輕的光緒帝充滿壓抑。他曾寫道：“朕雖有帝位，事事不能自主，如坐鍼氈。”（《光緒帝密錄》）

慈禧為進一步控製光緒，還在其婚姻上做文章。光緒十五年（1888年），她強行指定自己的侄女葉赫那拉·靜芬為皇後（即隆裕皇後），同時選入珍妃、瑾妃。這場政治婚姻讓光緒對慈禧更加不滿，帝後矛盾逐漸激化。

載湉繼位與慈禧再度掌權，看似延續了清廷的穩定，實則加劇了統治危機。從短期看，慈禧憑藉豐富的政治經驗，繼續推進洋務運動，維持了“同光中興”的表象——光緒年間，北洋水師建成，電報、鐵路等近代設施逐漸推廣，國力看似有所回升。

但從長遠看，這種“幼主政治”暴露了清朝宗法製度與皇權運作的矛盾。為個人權力而打破“父死子繼”的祖製，選擇年幼君主，雖能暫時鞏固統治，卻導致皇權失去權威，朝臣隻知有太後，不知有皇帝。《清史稿·德宗本紀》評價：“帝沖齡嗣服，母後垂簾。甲午一役，喪權辱國，維新變法，複遭扼殺。蓋帝之不幸，亦國之不幸也。”

更嚴重的是，慈禧的權力鞏固術培養了一批依附於她的保守派官僚，如榮祿、剛毅等，他們後來成為維新變法的主要阻力。而光緒帝長期處於壓抑狀態，形成了敏感、急躁的性格，導致其在戊戌變法中急於求成，最終被慈禧徹底軟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