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42章 太平軍定都天京

鹹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公元1853年3月29日），南京城聚寶門（今中華門）外的校場上，數萬太平軍將士簇擁著一頂鎏金轎輿緩緩駛入。轎中端坐的洪秀全身著黃龍袍，頭戴紫金冠，在一片“萬歲”的山呼中，宣告這座有著六朝古都之稱的城池正式成為太平天國的“天京”。

金田舉義後，起義軍一路出廣西、入湖南、克武漢，於鹹豐二年（1852年）十二月攻占武昌，兵力已從最初的萬餘人擴張至五十萬（含隨軍家屬）。鹹豐三年正月初二（1853年2月9日），洪秀全下令放棄武昌，全軍沿江東下，“舳艫千裡，帆檣蔽江”，連克九江、安慶、蕪湖，兵鋒直指南京。

據《賊情彙纂》記載，太平軍抵達南京城外時，“分兵占浦口，斷北援；屯兵雨花台，扼南隘”，形成合圍之勢。正月二十九日（3月8日），起義軍開始攻城，采用“穴地攻城”之法——在儀鳳門（今興中門）外挖掘地道，填埋炸藥。二月初十（3月19日）午時，“轟然一聲，城垣崩裂三丈餘”，太平軍先鋒部隊由缺口湧入，南京城破。兩江總督陸建瀛於亂軍中被殺，江寧將軍祥厚率旗兵退守滿城（今明故宮一帶），至十二日（3月21日）城破自儘，滿城男女老幼兩萬餘人遭屠戮，史稱“江寧之屠”。

占領南京後，太平天國領導層就是否定都展開爭論。東王楊秀清主張“金陵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糧足，宜定為天京”（《李秀成自述》），洪秀全雖曾傾向繼續北伐直搗北京，但最終采納楊秀清建議。二月二十日，洪秀全自水西門入城，以兩江總督署為基礎改建天王府，正式宣佈定都，改稱“天京”，取“天國京師”之意。

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隨即展開政權建設，構建起一套既仿照明清製度、又融入宗教色彩的統治體係。

軍政架構方麵，以“天王”為最高領袖，下設“五軍主將”（後改為“王爵”）分管軍政。東王楊秀清居諸王之首，“節製諸王”，掌握實際軍政大權，其東王府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成為天國行政中樞。據《金陵雜記》載，東王府“規製僅次於天王府，每日朝拜者絡繹不絕，奏章必先呈東王，覈批後再轉天王”。

定都當月，楊秀清、蕭朝貴聯名釋出《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痛斥清廷“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其餓莩流離，暴露如莽”，宣佈將推行《天朝田畝製度》。該製度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則，規定“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太平天國文書彙編》），試圖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的理想社會。雖因戰亂未能全麵推行，但在蘇南、安徽等地，曾短暫實行“照舊交糧納稅”政策，部分減輕了農民負擔。

城市管理上，天京實行軍事化的“聖庫製度”與“男館女館”製度。全城居民按性彆、年齡編入不同館營，男性入“男館”從事勞作或參軍，女性入“女館”參與紡織、縫補，夫妻不得同居。物資由“聖庫”統一調配，“凡私藏金銀者，概行斬首”。這種絕對平均主義的管理模式，初期雖提升了生產效率和戰鬥能力，但長期壓製人性需求，漸失民心。

文化政策則體現出強烈的反傳統色彩。洪秀全視儒家經典為“妖書”，下令“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儘行焚除，皆不準買賣藏讀也”（《詔書蓋璽頒行論》），僅保留《聖經》（改稱《新舊約》）及太平天國自編典籍。科舉考試以“上帝教”教義為題，如“天父七日造成天地山海論”，錄取者不論出身，甚至有女性參與科考，傅善祥成為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狀元。

為鞏固天京政權，太平天國在定都後立即發起兩大軍事行動：北伐與西征。

鹹豐三年四月（1853年5月），林鳳祥、李開芳率兩萬精銳北伐，目標直搗北京。這支軍隊一路北上，經安徽、河南、山西，攻入直隸，前鋒一度抵達天津楊柳青，震動清廷。鹹豐帝急調僧格林沁率蒙古騎兵圍剿，北伐軍因孤軍深入、補給斷絕，於鹹豐五年（1855年）全軍覆冇。《清史稿·文宗本紀》載：“（鹹豐五年）正月，僧格林沁破賊於連鎮，擒林鳳祥，磔之（分裂肢體的酷刑）。四月，破馮官屯，擒李開芳，誅之，北伐賊平。”北伐雖敗，卻牽製了清軍主力，為西征創造了條件。

西征軍由胡以晃、賴漢英統領，於鹹豐三年五月（1853年6月）溯江而上，旨在奪取安慶、九江、武漢等戰略要地，控製長江中遊。至鹹豐四年（1854年），西征軍先後攻克安慶、九江，並重占武漢，勢力擴展至湖南。但在湘潭遭遇曾國藩湘軍的頑強抵抗，被迫退守九江。此後，石達開率軍增援，於湖口大敗湘軍水師，“燒其戰船百餘艘，曾國藩僅以身免”（《湘軍誌》），西征局勢得以扭轉。至鹹豐六年（1856年），太平天國已控製從武昌到鎮江的長江沿線，形成“天京—安慶—九江—武漢”的戰略防線。

與此同時，清廷為圍困天京，在南京東郊孝陵衛設立“江南大營”，由向榮統領；在揚州設立“江北大營”，由琦善統領。兩大營互為犄角，對天京構成南北夾擊之勢。太平軍與清軍在天京外圍展開反覆拉鋸，至鹹豐六年（1856年），楊秀清調石達開、秦日綱等部回援，先後擊潰江北、江南大營，暫時解除了清軍對天京的軍事威脅。

天京定都標誌著太平天國進入鼎盛時期，其控製區域涵蓋蘇、皖、贛、鄂等省，人口達數千萬，形成與清廷對峙的“南北分治”局麵。英國駐上海領事密迪樂曾訪問天京，在報告中稱：“城中秩序井然，居民對太平軍多表順從，市集雖不如往昔繁盛，然糧食供應尚可。”（《英國議會文書》）

然而，定都後的太平天國也開始暴露危機。領導層生活腐化，洪秀全的天王府“周圍十餘裡，牆高數丈，內外兩重，外曰太陽城，內曰金龍城”（《金陵省難紀略》），楊秀清出行儀仗多達數千人，與起義初期的“平等”口號相去甚遠。等級製度日益森嚴，“王爵”分封氾濫，至後期竟達兩千七百餘人，加劇了內部矛盾。

更關鍵的是，宗教神權與世俗政權的交織，使決策機製陷入混亂。楊秀清多次借“天父下凡”壓製洪秀全，如鹹豐四年（1854年），楊秀清以“天父”名義怒斥洪秀全：“爾與兄弟打江山，殺妖魔，何故在家耽延，不以國事為念？”（《天父下凡詔書》）這種權力鬥爭最終引發鹹豐六年（1856年）的天京事變：洪秀全密令韋昌輝、石達開迴天京誅殺楊秀清，韋昌輝卻趁機濫殺無辜，屠戮東王府上下兩萬餘人；石達開斥責韋昌輝殘暴，反遭猜忌，被迫率十萬精銳出走，後於大渡河畔覆滅。經此一變，太平天國元氣大傷，“朝中無將，國中無人”（《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國自此由盛轉衰。

此後，洪秀全雖提拔陳玉成、李秀成等年輕將領苦苦支撐，一度收復甦南、浙東，形成“二次中興”，但終究難挽頹勢。清廷則以湘軍、淮軍為主力，展開全麵反撲：鹹豐十一年（1861年），湘軍攻陷安慶，天京失去西線屏障；同治二年（1863年），李鴻章淮軍收復甦州，左宗棠楚軍攻克杭州，天京淪為孤城。

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湘軍合圍天京，“掘長壕三十裡，築炮台百餘座，晝夜炮擊”（《湘軍誌》）。城內糧草斷絕，“軍民以野草、樹皮為食，甚至有餓死者相枕藉”（《金陵記事》）。四月二十七日（6月1日），洪秀全病逝，其子洪天貴福繼位，是為幼天王。七月十九日（8月19日），湘軍曾國荃部以炸藥轟塌太平門城牆，蜂擁而入，天京陷落。太平軍將士展開巷戰，“無一降者，至黃昏，城中火起，烈焰沖天，三日不絕”（《清史稿·曾國藩傳》）。幼天王突圍後在江西被俘，於南昌遇害；李秀成護送幼天王出城後被俘，寫下數萬字《自述》，詳述太平天國興衰，後被處死。

南京城內的百姓，在戰火中遭遇浩劫。汪士鐸在《乙丙日記》中記載：“城破後，湘軍肆行劫掠，縱火焚燒，昔日繁華街巷，化為焦土。百姓或死於兵戈，或流離失所，城中戶口十去其九。”

城破後，民間流傳著“天國夢碎，不如歸鄉”的歎息，道儘這場農民運動的悲劇性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