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41章 金田起義建天國

鹹豐元年正月（1851年2月），廣西桂平縣金田村，一麵繡著“太平天囯”四字的杏黃旗豎起，萬餘名頭裹紅巾的信徒手持刀矛，簇擁著洪秀全登上土台。這位自稱“上帝次子”的起義領袖，麵對凜冽寒風高聲宣告：“今奉天父天兄之命，舉義誅妖，必建太平盛世！”（《太平天國起義記》）話音未落，山呼海嘯般的“殺妖”聲穿透雨幕，拉開了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戰爭序幕。

金田村位於紫荊山南麓，是個“戶不滿三百，人不過兩千”的小村落（《桂平縣誌》）。但在1850年冬，這裡已成為拜上帝會信徒的聚集地。各地信徒“變賣田產，攜家帶口”前來“團營”，將財物統一交予“聖庫”，衣食由專人分配，男歸男營，女歸女營，形成“同食同穿，無私財”的軍事共同體。

起義的直接導火索，是官府的鎮壓。道光三十年十一月（1850年12月），潯州協副將李殿元率清軍突襲金田，試圖抓捕洪秀全。拜上帝會信徒在楊秀清指揮下，“以竹矛木棍迎擊，大敗清軍”，斬殺巡檢張鏞。此戰讓洪秀全意識到“舉義時機已到”，遂決定在次年正月洪秀全生日當天正式起義。

鹹豐元年正月十一日（1851年2月11日），金田村旁的韋氏宗祠前，起義儀式莊重舉行。洪秀全身著黃龍袍，宣佈“奉天承運，太平天囯成立”，定年號“鹹豐”（與清廷同年號，以示對立），軍隊稱“太平軍”。他頒佈《五條紀律》：“遵條命；彆男行女行；秋毫莫犯；公心和儺（和睦），各遵頭目約束；同心合力，不得臨陣退縮。”（《太平天國文書彙編》）這五條紀律看似簡單，卻塑造了太平軍與清軍“燒殺搶掠”截然不同的形象，成為早期凝聚力強大的關鍵。

起義初期，太平軍兵力約1.3萬人，多為農民、燒炭工、礦工，武器簡陋，“十人中不過一二有火器，餘皆刀矛木棍”（《賊情彙纂》）。但他們憑藉“天父天兄附體”的精神激勵和嚴密的組織，屢次擊敗清軍。二月，在武宣東鄉，洪秀全正式稱“天王”，並確立“楊秀清總攬軍務”的指揮體係——東王楊秀清“眼通上帝”，可代天父傳旨，其軍事才能在實戰中迅速顯現。

清廷得知金田起義，急調欽差大臣李星沅、廣西提督向榮率軍圍剿，兵力達萬餘人。太平軍采取“避實擊虛”的戰術，在桂平、平南、象州等地與清軍周旋，半年內三敗清軍主力。

官村大捷是其中最關鍵的戰役。鹹豐元年八月（1851年9月），向榮率清軍尾追太平軍至平南縣官村，紮營未穩，便遭楊秀清伏擊。太平軍“乘夜劫營，清軍潰散，軍械輜重儘失”（《平南縣誌》），向榮僅率少數親信逃脫，“愧憤成疾”。此戰後，清軍“聞太平軍則膽寒”，太平軍則聲威大震，沿途貧苦農民“攜糧攜械來投，旬日之間增兵數千”。

此時的太平軍，已從單純的宗教武裝，逐漸發展為具有明確政治目標的反清力量。他們每到一地，便“焚廟宇，毀神像”，宣傳“上帝麵前人人平等”，並冇收地主財產分給窮人，“謂之分田，實則按人口授糧”（《粵寇紀略》）。這種“均貧富”的實踐，比空洞的教義更能吸引民眾。在桂平，有歌謠傳唱：“太平軍，太平軍，殺貪官，救窮人；分糧食，均田莊，跟著天王享太平。”（《太平天國歌謠集》）

然而，連續征戰也暴露了太平軍的短板：冇有固定根據地，補給困難；領導層內部開始出現矛盾。南王馮雲山曾勸諫洪秀全“不宜久居廣西，應北上取中原”，而東王楊秀清則主張“先定廣西，再圖進取”，雙方爭執不下。直到鹹豐元年年底，清軍調集重兵圍困永安（今廣西蒙山），太平軍才被迫轉入防禦，卻意外迎來了政權建設的重要機會。

鹹豐元年十二月（1852年1月），太平軍攻克永安州城，這是起義後占領的第一座城池。在這裡，洪秀全頒佈《封王詔》，正式確立“五王製”：

-東王楊秀清（節製諸王，掌軍權）

-西王蕭朝貴（代天兄傳言，勇猛善戰）

-南王馮雲山（製定製度，輔佐天王）

-北王韋昌輝（負責後勤，典掌刑罰）

-翼王石達開（少負奇氣，能征善戰）

此外，還設立了“軍師、丞相、檢點”等官職，製定《太平禮製》規範等級，頒佈《天條書》強化宗教紀律。最具革新意義的是“聖庫製度”和“男女平等”政策：全軍財物歸公，“有私藏者斬”；設立女軍、女官，“凡婦女能者，亦可任軍帥、監軍”，甚至允許女子參加考試（後來的女狀元傅善祥即由此產生）。

永安建製標誌著太平天國從軍事聯盟向政權組織的轉變。但製度並不完善：楊秀清“節製諸王”的特權，使其地位幾乎淩駕於洪秀全之上；“天父下凡”的神權操作，更是為日後的內訌留下隱患。當時有信徒私下議論：“天父常在東王金口，天王反似虛位。”（《金陵癸甲紀事略》）

清廷豈能容忍太平軍在永安立足？鹹豐二年二月（1852年4月），欽差大臣賽尚阿調集4萬清軍，“環攻永安，掘長壕困之”。太平軍堅守半年，糧彈漸儘，楊秀清提出“聲東擊西”的突圍計：先以少量兵力佯攻東門，吸引清軍主力，再集中精銳從北門突圍。

鹹豐二年四月五日（1852年5月23日）深夜，永安北門突然“火光沖天，殺聲震野”。太平軍“以死士數千為先鋒，推倒城牆缺口”，突破清軍防線。清軍將領烏蘭泰率軍追擊，在龍寮嶺遭太平軍伏擊，“喪兵三千，軍械無數”（《清史稿·烏蘭泰傳》），太平軍成功突圍。

然而，突圍過程中，南王馮雲山在蓑衣渡遭遇清軍江忠源部的埋伏。江忠源“伐木塞河，兩岸設伏”，太平軍船隊受阻，馮雲山“親率衛隊衝鋒，不幸中炮犧牲”，年僅37歲。洪秀全聞訊“痛哭失聲，幾至昏厥”，稱“天折我一臂”（《太平天國野史》）。馮雲山是太平天國製度的主要設計者，他的犧牲使政權建設失去了重要的平衡力量。

太平軍繼續北上，六月攻克全州，隨即進入湖南。在道州，洪秀全釋出《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曆數清廷“剃髮易服，毀我衣冠；貪汙腐敗，害我生民”等罪狀，呼籲“士農工商，同心舉義”。這篇檄文“傳抄幾遍湖南”，引發民眾響應，“兩月之間，兵至五萬”，其中包括大批礦工、會黨成員，甚至部分知識分子。

七月，西王蕭朝貴率精兵奇襲長沙，在城南妙高峰督戰時“中炮重傷，不治而亡”。蕭朝貴驍勇善戰，又是“天兄代言人”，他的死進一步削弱了洪秀全的權力基礎，使楊秀清得以完全掌控軍權。

雖然接連失去兩位核心王爵，太平軍卻並未潰散。楊秀清以“天父下凡”穩定軍心：“南王、西王歸天，乃天父召之護駕，何悲之有？汝等當奮勇殺妖，勿負天恩！”（《賊情彙纂》）他調整戰略，放棄強攻長沙，轉而“乘虛北上”，連克嶽州、漢陽，於鹹豐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占領武昌。

武昌是長江中遊的重鎮，太平軍入城後“開倉放糧，賑濟貧民”，民眾“攜家從軍者，日以千計”，兵力迅速膨脹至50萬（包括家屬）。在這裡，太平軍“造戰船千艘，編水師營”，為順江而下奪取南京奠定了基礎。

從金田起義到占領武昌，短短兩年間，太平軍從一支萬餘人的農民武裝，發展為雄踞長江中遊的強大力量，其崛起的原因值得深思：

信仰的凝聚力是首要因素。拜上帝教的“天父天兄”體係，為底層民眾提供了精神寄托和行動合法性。在“誅妖”的旗幟下，信徒“視死如歸，戰則爭先”，正如《賊情彙纂》所記：“每戰，必呼‘天父助我’，雖刀斧在前，無所畏懼。”

靈活的戰略戰術功不可冇。楊秀清“審時度勢，避實擊虛”，從廣西轉戰湖南、湖北，始終掌握戰場主動權；太平軍“善用間諜，知彼虛實”，甚至有記載稱“武昌城內書生為內應，開城門迎太平軍”（《武漢通史》）。

民心向背尤為關鍵。清廷腐敗，“官兵所至，搶掠甚於盜賊”，而太平軍“秋毫無犯，開倉濟貧”，形成鮮明對比。在湖南，有民謠唱道：“百姓怕官如怕虎，官怕長毛（太平軍）如怕狼；長毛來了不納糧，官來了家破人亡。”（《湖南地方誌》）這種民心的傾斜，使太平軍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兵源和補給。

當然，早期的太平天國也存在明顯侷限：宗教神權與世俗權力的矛盾初現，領導層的權力鬥爭暗流湧動；政策執行中的空想色彩（如絕對平均主義）難以持久；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毀孔廟、燒典籍）也引發士紳階層的反感。但在1853年初，這些問題尚未暴露，太平軍正沿著長江順流而下，兵鋒直指江南的核心——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