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21章 呂留良案株連廣

呂留良（1629—1683），字莊生，號晚村，浙江崇德（今桐鄉）人。他生逢明清易代之際，十一歲時目睹清軍南下，兄長呂願良抗清殉難，家國之痛在少年心中刻下深深烙印。明亡後，他曾散儘家財招募義兵，事敗後隱居行醫，順治十七年（1660年）被迫應清廷科舉，取為諸生，卻始終以“失節”為恥。康熙五年（1666年），他毅然棄去功名，隱居授徒，以著述明誌。

在南陽村的書齋裡，呂留良將滿腔孤憤傾注於筆端。他註解《四書》，借闡釋儒家經典表達夷夏之辨：“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認為中原王朝被異族統治，是“冠履倒置”。其《呂晚村文集》中更有“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等句，以“清”“明”暗喻，寄托反清複明之誌。他還評選時文，在八股選文裡暗藏春秋筆法，如評點某篇文章時寫道：“有人焉，行乎閏位，坐乎匪席，而致謹於攘夷之大義，此為豪傑之士矣。”（《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此處“閏位”暗指清朝非正統政權，“攘夷”則直指排滿思想。

當時文網初張，呂留良的著作雖未公開刊行，卻在江南士人圈中秘密流傳。他的弟子嚴鴻逵、沈在寬等人繼承其學，將這些書稿謄抄傳抄，如同播撒火種。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呂留良病逝，家人將其遺稿彙編成集，悄然藏於書樓，誰也未曾想，這些沉睡的文字會在雍正年間被重新喚醒，化作焚燬數百個家庭的烈焰。

雍正四年（1726年）秋，陝西西安的撫署衙門前，一個身著青布長衫的書生攔轎獻書，舉動驚了時任川陝總督嶽鐘琪的儀仗。此人便是湖南永興縣生員曾靜，他懷中捧著的，是一封名為《知新錄》的逆書，書中直言“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並列舉雍正帝“謀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狀，力勸嶽鐘琪起兵反清。

嶽鐘琪出身將門，先祖是嶽飛，這層身份讓曾靜覺得嶽鐘琪應有反滿複漢的誌向。逆書中寫道：“嶽公乃宋忠武王後裔，今握重兵居要地，當乘時起義，為宋明覆仇。”（《大義覺迷錄》引）然而，嶽鐘琪早已是清廷的忠實臣子，他見書後驚出一身冷汗，當即扣押曾靜，密摺奏聞雍正帝。

雍正帝覽奏震怒，察覺此事蹊蹺——一個偏遠山村的生員，怎會知曉宮廷秘聞？又怎會形成如此係統的反清思想？他下令將曾靜押解入京嚴審，酷刑之下，曾靜供出了自己思想的源頭：“臣於康熙五十八年遊靖州，得見呂留良評選時文，內有‘夷夏之防’等語，遂起叛逆之心。”（《大義覺迷錄》）

一條線索從湖南牽至浙江，指向了早已死去四十餘年的呂留良。雍正帝隨即下令搜查呂家藏書，當那些註解《四書》的手稿、評選的時文、未刊的詩集被呈到禦前時，一場文字獄拉開了大幕。

雍正六年（1728年），刑部會同九卿會審呂留良案，最終擬定判決：呂留良雖死，應戮屍梟首；其子呂葆中已死，亦戮屍；另一子呂毅中斬立決；孫輩呂念祖等流放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

這一判決隻是株連的序幕。呂留良的弟子嚴鴻逵“造作逆書，詆譭聖祖”，被判淩遲處死，因已病逝，改戮屍梟首；其孫嚴克念流放三千裡。另一弟子沈在寬“作詩雲‘陸沉不必由洪水，誰為神州理舊疆’，顯有反清之意”（《清世宗實錄》卷七十），被判斬立決。

案件的波及範圍非常之廣。刻書匠車鼎豐、車鼎賁因刊刻呂留良著作，被判斬監候；收藏家周敬輿私藏呂書，死後其家被抄；甚至連曾為呂留良建祠題碑的地方官，也被革職查辦。據《清代文字獄檔》記載，此案牽連者達數百人，從浙江、湖南蔓延至江西、江蘇、安徽等省，一時間風聲鶴唳，士人之家紛紛焚書避禍。

更令人震驚的是，雍正帝親自撰寫《大義覺迷錄》，將呂留良的“逆說”與曾靜的供詞一併刊行天下，要求各地學宮宣講。書中，雍正帝駁斥呂留良的夷夏之辨：“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大義覺迷錄》）他試圖以儒家“天命無常，惟德是輔”的理論證明清朝統治的合法性，卻也讓呂留良的思想通過官方渠道傳遍全國，形成了“越禁越傳”的局麵。

呂留良案的特殊性，在於它並非針對具體的謀反行為，而是對思想的審判。清代文字獄自順治朝已現端倪，康熙年間有莊廷鑨《明史》案，但規模與殘酷性均不及呂案。此案之後，文網愈發嚴密，士人動輒得咎。

乾隆朝修《四庫全書》時，呂留良的著作被列為“禁燬書目”之首，凡涉其名者，或刪或改或焚。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載，僅銷燬呂留良相關書籍就達數十種，連其友人家書中提及呂留良的隻言片語，也被一併抽毀。這種文化清洗，使得清代中期的學術風氣發生劇變——士人不敢再涉及時政，紛紛轉向考據學，形成了“避世而治經”的現象。

當時江南士人朱彝尊在日記中寫道：“近者呂案之後，家家閉戶刪書，有明一代文獻，幾為蕩儘。昔人雲‘避席畏聞文字獄’，今信然矣。”（《曝書亭日記》）這種恐懼滲透到知識階層的骨髓，連著名學者戴震註解《孟子》時，都刻意迴避“夷夏”相關論述，隻專注於訓詁考據。

民間流傳著許多關於此案的故事：有說呂留良孫女呂四娘僥倖逃脫，苦練武藝後潛入宮中刺殺雍正帝；有說曾靜被釋放後，在故鄉宣講《大義覺迷錄》時遭百姓唾罵。這些傳說雖無史實依據，卻反映了民間對這場文字獄的複雜情感——對呂留良的同情，對清廷的不滿，以及對文字之禍的恐懼。

雍正十年（1732年），呂留良案的餘波漸漸平息，但它留下的陰影卻籠罩了整個清代。杭州西湖邊的文瀾閣，曾藏有呂留良手稿的抄本，乾隆年間被查出後，閣中管理員被革職，藏書樓封閉三年。直到清末，纔有學者冒著風險，從海外傳回呂留良著作的殘卷。

此案成為清代文字獄的分水嶺。此前的文字獄多因“謀逆”“謗訕”等具體罪名，此後則逐漸演變為對思想的全麵控製。據統計，康雍乾三朝文字獄達一百六十餘起，其中乾隆朝占一百三十餘起，而呂留良案無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曆史學家孟森在《清史講義》中評價：“呂留良之獄，為清代文字獄之極峰。非僅誅其身，乃誅其心；非僅誅其一人，乃誅及天下之讀書人。”這場由文字引發的血案，不僅摧毀了一個家族，更摧殘了一代士人的精神風骨。當知識分子在筆墨間戰戰兢兢，當思想的火花在禁令中熄滅，這個王朝的文化生命力，也在看似穩固的統治下悄然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