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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50章 利瑪竇來華傳教

作者:一路逆風的80後 分類:古代言情 更新時間:2026-03-15 15:46:12

萬曆十年,南京城,秦淮河岸邊酒肆裡,幾個秀才模樣的人正對著一幅奇怪的圖畫爭論不休。畫上是個捲髮高鼻的洋人,穿著儒生的長衫,手裡捧著一卷線裝書,背景裡的世界被畫成個圓圓的球,中國竟不在正中央——這便是萬曆年間江南士林流傳甚廣的《山海輿地全圖》摹本,而畫中人,正是剛從廣東輾轉來到南京的利瑪竇(MatteoRicci)。

這位來自意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萬曆八年(1580年)抵達澳門,當時他連“你好”都不會說。據當時寓居澳門的華商筆記記載,初到的西洋教士“麵如傅粉,髮捲如螺,見人輒拱手作禮,口稱‘天主’”,當地人瞧著新鮮,都叫他們“番僧”。利瑪竇認為這稱呼是低賤的,於是他在寫給歐洲的信裡說:“此地僧人地位低微,吾輩當以儒生自居。”於是三年後踏入肇慶時,他已換上青色直裰(duō),留起了鬍鬚,像模像樣地成了“西儒”。

在肇慶知府王泮的支援下,利瑪竇建起了中國第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門口掛著他親手繪製的世界地圖,引得百姓爭相圍觀。百姓指著地圖上的大圓球納悶:“咱們祖祖輩輩住的地方,咋就成了個球?難不成站在邊上會掉下去?”利瑪竇聽了並不生氣,隻是笑著用筆在圖上圈出大明的位置:“此地雖非中心,卻是文明禮儀之邦,正如貴國孔夫子所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番話被記載在《明神宗實錄》的番外篇裡,說他“善用吾國經籍,巧釋其教”。

讓利瑪竇在士大夫圈子裡站穩腳跟的,是他帶來的“西洋奇器”。在南昌時,他向建安王朱多?(xiàn)獻上了一座自鳴鐘,鐘擺擺動時發出清脆的滴答聲,到點便自動敲響,驚得王府裡的太監們以為是“妖術”。朱多?卻對這物件愛不釋手,整日琢磨鐘裡的齒輪如何轉動,還特意請利瑪竇講解“地心說”。利瑪竇藉機獻上自己註解的《四書》,說:“吾西國聖人,與孔孟異世而同德。”這番比附讓建安王十分受用,當即寫了篇《贈西國儒士利瑪竇》,稱讚他“遠泛滄溟,觀光上國,談經論道,不墜家風”。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利瑪竇在南京結識了數學家徐光啟。兩人初次見麵時,徐光啟正拿著一本《幾何原本》的拉丁文手稿發愁,利瑪竇見狀,用生硬的中文說:“此書所載,乃量天地之法。”徐光啟眼睛一亮,當即拜利瑪竇為師。據《徐氏家乘》記載,他們合作翻譯時,常為一個術語爭論到深夜。比如“幾何”一詞,原是利瑪竇想音譯成“幾何裡”,徐光啟卻拍著桌子說:“不如直取‘幾何’二字,既含數量之意,又有‘多少’之問,豈不兩全?”這種中西合璧的譯法,後來成了中國數學的標準術語。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利瑪竇帶著自鳴鐘、十字架和《萬國圖》抵達北京,卻被禮部官員攔在城外。有記載說,是太監馬堂見他的自鳴鐘精巧,想據為己有,故意從中作梗。利瑪竇識破機關,連夜改裝了一座小型自鳴鐘,讓鐘擺下懸著個小木偶,每到整點便拱手作揖。馬堂得了這稀罕物,才把他的貢品送進宮中。

萬曆皇帝初見自鳴鐘時,聽見鐘響嚇了一跳,待看清木偶行禮,又樂得拍手。據宮中起居註記載,他此後常把鐘擺在禦案上,親自給鐘上弦,還命人用金絲楠木做了個鐘架,上麵刻著“萬邦來朝”四個字。但當太監呈上十字架時,他卻皺起眉頭:“這洋人供奉的神,怎地被釘在木頭樁子上?”利瑪竇忙解釋:“此乃吾主耶穌,為救世人受苦受難。”萬曆雖不明白,卻也冇怪罪,隻說:“既然是你們的神,便好生供奉著吧。”

在京城的十年裡,利瑪竇成了士大夫圈裡的“紅人”。吏部尚書李之藻跟他學天文,將西方曆法與《授時曆》比對,發現“西洋新法測算日月交食,分秒不差”;內閣大學士葉向高請他到府中做客,見他能用毛筆寫楷書,驚歎道:“先生筆下字,非常工整!”利瑪竇則趁機宣講教義,說“天主”與儒家“仁”的理念相通,還把“四書”翻譯成拉丁文,寄回歐洲,讓西方人第一次見識到中國經典的魅力。

利瑪竇給病人用金雞納霜治好了瘧疾,百姓便以為他有魔法;還有人說他帶來的三棱鏡能“聚光生火”,是“妖物”,直到利瑪竇在翰林院當眾用棱鏡分解日光,證明“此乃自然之理”,才漸漸平息流言。《萬曆野獲編》裡就記了件趣事:有個賣菜的農婦,見利瑪竇高鼻深目,以為是“番邦鬼怪”,偷偷往他轎子裡扔了把大蒜“驅邪”,讓利瑪竇哭笑不得。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利瑪竇在北京病逝。臨終前,他把譯到一半的《崇禎曆書》托付給徐光啟,歎息道:“吾來此三十載,雖信徒數千,然華夏之大,仍如暗夜行船。”訊息傳到宮中,萬曆皇帝想起那個會做自鳴鐘的洋人,下旨將他葬在阜成門外(今北京利瑪竇墓),說:“畢竟是個懂道理的異邦人。”

利瑪竇帶來的不僅是宗教,更打開了一扇窗。他繪製的世界地圖,讓中國人知道“天圓地方”之外還有更廣闊的世界;他介紹的天文儀器,推動了明末曆法改革;而他融貫中西的嘗試,更成為後來“西學東漸”的開端。就像徐光啟在《泰西水法》序言裡說的:“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必先翻譯。”

如今在意大利羅馬的耶穌會檔案館裡,還儲存著利瑪竇的日記,裡麵用拉丁文夾雜著中文寫道:“中國有君子之風,亦有兼收幷蓄之量。若吾輩能以其道化之,而非強其從吾道,則福音必能在此生根。”這正是這位“西儒”留給世界的啟示:文明的交彙,從來不是誰征服誰,而是像兩條河流,相遇後共同奔向更廣闊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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