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879：獨行法蘭西 第537章 恥辱！

第537章 恥辱！

儘管首相格萊斯頓和內政大臣哈考特用儘了政治辭令，把責任像灰塵一樣撣向各個角落，唯獨不落在自己肩上——

但《費加羅報》的專訪和《波西米亞醜聞》將不在英國連載的訊息，仍然像一塊燒紅的鐵烙在了皮膚上，燙得英國人原地齊飛。

過去一週，英國報紙還在爭論「該不該拒絕索雷爾入境」——

有些說該，主要是自由派報紙；有些說不該，主要是保守派報紙。

但無論如何，這些討論至少還在「該不該」的範疇裡打轉。

現在《費加羅報》和萊昂納爾把問題換了個問法：「英國還配不配自稱自由國家？」

這就不一樣了！

《費加羅報》不是俄羅斯的《公報》，不是柏林那些奉命行事的官報。

它是法國最有影響力的報紙，讀者則囊括了全歐洲的精英，甚至在美國都有大量的訂閱者。

這些精英人人讀過伏爾泰，知道洛克，熟悉英國自己吹噓的那套「自由傳統」。

現在他們看到《費加羅報》在問：英國佬，你們的那套傳統還在嗎？

這個問題，現在的英國人自己也不敢肯定地回答。

《曼徹斯特衛報》編輯部，主編斯科特坐在辦公桌後，手裡拿著兩份報紙。

左邊是《費加羅報》，右邊是《泰晤士報》。

他先看《費加羅報》的專訪，看了兩遍，然後看《泰晤士報》今天的社論。

社論標題是《海關執法的必要邊界》，寫得四平八穩。

大概意思是說政府有權基於公共秩序考量拒絕任何人入境，這是現代國家的普遍做法，法國自己也會這麼做雲雲。

斯科特放下報紙，對助理編輯說：「《泰晤士報》在避重就輕！」

助理編輯點點頭：「他們不敢碰最關鍵的那個問題。」

斯科特站起來，走到窗邊。曼徹斯特的天空總是灰濛濛的，今天也不例外。

他沉默了好一會兒，纔開口說：「英國像一座老房子，傢俱很漂亮，但有些房間太久冇打開了，於是就連主人自己都不記得裡麵有什麼。」

斯科特轉回身：「我要寫一篇社論，標題就叫《被關閉的房間》。」

助理編輯好奇地問：「那內容呢？」

斯科特嘆了口氣：「我不想說英國該不該拒絕索雷爾，我隻說政府該不該給出適當的理由。

一個拒絕解釋的自由政府，和一個拒絕解釋的獨裁政權，區別在哪裡？」

助理編輯猶豫了一下：「這麼寫會不會太尖銳？」

斯科特笑了：「尖銳？法國人都把刀架我們脖子上了，我們還擔心尖銳？」

第二天，《曼徹斯特衛報》的社論出來了。

文章冇提索雷爾的名字，隻說「最近一位外國作家被拒入境」的事，但所有人都知道說的是誰。

文章寫得剋製，但問題問得刁鑽：

【如果一個決定無需解釋，那麼誰能保證這個決定是公正的？

如果連解釋的義務都冇有，那麼權力和專斷的界限在哪裡？】

【我們常說俄國是專製國家，因為沙皇的警察可以隨意抓人而不必說明理由。

那麼，我們的海關官員可以隨意拒絕外國公民入境時，我們和俄國區別何在？】

文章最後一段寫道：

【自由不應該是掛在嘴邊的口號，而應該一套可供所有人檢驗的程式。

現在，程式被我們的官僚裝進了箱子裡！】

這篇社論引發了巨大的反響。

《每日新聞》轉載了核心段落，加了編者按：

【我們同意《曼徹斯特衛報》的觀點。問題不在於誰被拒絕了，而在於拒絕的方式。】

《帕爾馬爾公報》更直接：

【政府有權說不，但必須說清楚為什麼。沉默不是權力，是怯懦！】

自由派報紙開始形成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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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寧街10號，首相格萊斯頓的辦公室裡氣氛凝重。

秘書送來一迭剪報，都是今天各報的評論。

格萊斯頓快速翻看，越看臉色越沉。

他把剪報推到內政部長哈考特麵前：「你的『輿論冷卻』策略好像不太管用。」

哈考特額頭冒汗：「這隻是自由派報紙在鬨。保守派媒體還是支援我們的。」

格萊斯頓抽出一份《泰晤士報》：「支援？你看看吧，通篇都在打官腔，一句硬話不敢說。這叫支援？這叫應付！」

他站起來，在辦公室裡踱步：「現在問題升級了。不再是『該不該拒絕索雷爾』，而是『英國還算不演算法治國家』。

你知道這個問題的分量嗎？」

作為內政部長的哈考特當然知道，英國賴以自豪的，就是那套「法治傳統」。

議會主權、司法獨立、程式正義——這些詞寫在教科書裡，刻在每個英國人的腦子裡。

雖然運轉起來有這樣那樣的「潛規則」，但那不能拿上檯麵來說——比如暗示把《良言》踢出「郵費優惠」名單。

現在一個法國作家，通過一家法國報紙，問英國：「你們的法治，你們的自由，你們的程式……還活著嗎？」

而英國政府冇法理直氣壯地回答「活著」，因為政府自己就在踐踏程式。

首相格萊斯頓在辦公室裡踱了好幾個來回，最後停下腳步：「下議院下次質詢是什麼時候？」

「後天下午。」

「準備好。勞倫斯那些人肯定會抓著這件事不放。」

「是。」

格萊斯頓盯著哈考特：「還有，想辦法讓這件事過去。我不想再看到《費加羅報》的專訪被反覆引用！」

哈考特露出為難地深色：「這恐怕不容易。隻要索雷爾還在歐洲，隻要他還說話，這件事就過不去。」

格萊斯頓沉默了幾秒，然後說：「那就讓他閉嘴！」

「怎麼閉？我們已經拒絕他入境了。」

「想辦法！」

但哈考特的辦法還冇想出來，新的打擊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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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比《波西米亞醜聞》將首先在法國的《現代生活》與美國的《哈珀週刊》連載更勁爆的訊息傳來：

除了《現代生活》和《哈珀週刊》，這部小說還會在德國的《當代》和俄國的《祖國紀事》上同步刊出！

這個訊息是《出版業週刊》確認後釋出的，占了整整一欄，而倫敦出版圈和輿論界徹底瘋了。

法國和美國就算了——法國是文化對手，美國是新興市場，把作品賣過去雖然丟臉，但至少可以理解成商業選擇。

但德國和俄國？

德國不僅是英國在殖民地上的競爭對手，而且在輿論當中是「冇資格批評英國」的那種國家。

俄國更不用說，不僅是專製政權，而且秘密警察橫行，是英國報紙隔三岔五就要拎出來嘲罵一番的那種國家。

現在，一個英國人引以為傲的偵探故事，要在德國和俄國的雜誌上首發，而英國自己看不到？

這已經不是打臉了，這是把英國的臉按在地上踩。

《曼徹斯特衛報》立刻發了一篇社論，標題隻有一個詞：《恥辱！》

文章寫道：

【當夏洛克·福爾摩斯不得不在柏林和聖彼得堡尋找歸宿時，我們就該問問自己：這個國家到底發生了什麼？】

【發生了什麼？發生了恐懼！對思想的恐懼，對討論的恐懼！對可能引發『不舒服』的任何故事的恐懼！】

【內政大臣說這是為了『公共秩序』。但公共秩序不該靠讓思想窒息來維持。

當唐寧街開始決定人民該讀什麼、不該讀什麼時，他就已經越界了。】

【而現在，越界的結果是：我們失去了自己的故事，失去了自己的英雄！

不是別人搶走的，是我們自己推出去的！】

【推給法國，推給美國，推給德國，推給俄國……我們不知道下一個國家是誰。

反正「福爾摩斯」將被推給全世界，唯獨不留在自己家裡！】

【如果這不是恥辱，那什麼是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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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社論出來當天，下議院正好有質詢。

議員約瑟夫·勞倫斯站起來，手裡拿著《曼徹斯特衛報》。

他盯著格萊斯頓：「首相先生，您讀到今天的《衛報》了嗎？」

格萊斯頓麵色平靜：「讀到了。」

「您同意那篇文章的觀點嗎？英國因為恐懼而失去了自己的偵探，這是一種恥辱——您同意嗎？」

首相格萊斯頓的回答仍然冠冕堂皇：「我不認為英國『失去』了什麼。作品在哪裡發表，都是作者的自由選擇。」

「選擇？當英國的所有雜誌都拒絕刊登時，這還能叫『自由選擇』嗎？這叫『冇有選擇』！」

首相格萊斯頓的回答仍舊冷靜：「政府不會乾涉雜誌的編輯決定。任何作品能否發表，取決於雜誌自己的判斷。

如果英國的雜誌都拒絕刊登某部作品，那是基於雜誌內部的討論和閱讀市場的反饋所做出的獨立自主的決定。」

約瑟夫·勞倫斯當然不會就此放過格萊斯頓，他把上次最後那個因為混亂和超時冇有得到答案的問題再次拋了出來：

「那首相先生，我想問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個問題很多英國人都在問，但至今冇有得到答案。」

「什麼問題？」

「我們以後還能在大英帝國的報紙雜誌上，看到萊昂納爾·索雷爾的作品嗎？」

議廳裡更安靜了，所有人都盯著格萊斯頓，等著他的回答。

格萊斯頓知道，這個問題他躲不掉了，他必須回答。

但他該怎麼回答？說「能」，那等於打內政部的臉，打政府的臉；說「不能」，那等於承認英國在鉗製言論。

那如果說「不知道」？那等於承認政府失去了對局勢的控製。

他站在那兒，正用儘畢生的政治智慧在思考答案。

勞倫斯還在等，整個英國都在等。

等一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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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