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879：獨行法蘭西 第502章 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被打敗的！

第502章 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被打敗的！

《今天，我們都是「迷惘的一代」！》是這樣寫的：

【如果戰爭可以用槍炮和鮮血摧毀一代人的信念，那麼金融危機就能用數字和債券完成同樣的事，甚至更徹底。

因為子彈隻殺死身體，而破產殺死希望！

1870年，我們在色當輸掉了一場戰爭；1882年，我們在證券交易所輸掉了另一場。

區別在於，這次我們甚至不知道敵人是誰。

……

「聯合總公司」破產了，但比銀行倒閉更可怕的，是對它所代表的信念崩塌！

我們曾經相信，努力工作、謹慎投資、持有國家年金，就能安穩地度過一生。

我們嘲笑投機者，鄙視冒險家，以為自己是法蘭西堅實的脊樑。

可現在呢？年金從83跌到79，還會繼續跌。鐵路債券成了廢紙，殖民地開發債更是笑話。

那些靠利息生活的寡婦、退休公務員、教師，一夜之間發現自己一無所有。

他們做錯了什麼？他們隻是相信了這個國家給的承諾。

這不是他們的錯——

錯的是那些把年金變成賭桌籌碼的金融投機者！

是那些用『穩健』包裝貪婪的機會主義銀行！

是這個軟弱到縱容這一切發生的第三共和國政府！

……

道德墮落了，政治墮落了，隻剩下普通人承擔代價！

今天我們所有人，都成了「迷惘的一代」】

這篇社論巧妙地將文學形象與現實困境捆綁在一起，讓每個在金融危機中受損的讀者，都自覺不自覺地代入雅克。

他們突然「理解」了雅克的頹廢：不是不想振作，是振作給誰看？努力又有什麼用？

《費加羅報》的銷量再次飆升，街頭巷尾，咖啡館裡，沙龍中，所有人都在談論這篇社論。

而在《費加羅報》的讀者來信欄，在保守派報紙《高盧人報》的評論版，在沙龍和俱樂部的私下交談裡……

指責《太陽照常升起》的聲音卻越來越大：

「現在是什麼時候？人心惶惶！這種書還在那裡宣揚一切都是虛無？它正在毒害公眾的信心！」

「寫這種東西是不負責任的！人們已經夠絕望了，股票跌了，年金跌了，未來一片灰暗！

「索雷爾先生到底想乾什麼？他是不是覺得，看著我們這些老老實實儲蓄、相信國家的人夢想破滅，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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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偶」咖啡館，客人比往常少了一半。

皮埃爾是一個六十五歲的退休中學教師，坐角落，麵前放著一杯黑咖啡，已經涼了。

他隻是盯著桌上攤開的《費加羅報》，金融版麵上密密麻麻的數字和下跌箭頭，他看了整整一早上。

鄰桌兩個年輕人在低聲交談，聲音飄過來。

「……我父親昨晚一夜冇睡。他的年金，跌了快三成。」

「我叔叔也是。他本來指望賣掉一部分，給我堂妹置辦嫁妝。現在？」

後一句話冇說，但意思很清楚——現在不行了。

皮埃爾聽著，渾身發冷——他也有年金，不多，剛好夠他體麵地生活，偶爾來坐坐，再看幾場不太貴的戲劇。

那是他工作三十年，省吃儉用，一點一點攢下來的。

他總跟學生們說：「孩子，要謹慎，要為未來打算。」

他自己就是這麼做的。

可現在，他自己的「未來」像一塊被蟲蛀空了的木頭，看著還在，輕輕一碰，裡麵全是粉末。

他抬起頭，目光掠過咖啡館裡稀疏的客人，落在那張空著的桌子上——小說裡，那是雅克·德·巴納常坐的位置。

之前讀《太陽照常升起》，他覺得那是個遙遠的故事，關於另一群人的、精神上的失敗。

那些迷惘、空虛，雖然讓他感到不適，但終究隔著一層。

那是「迷惘的一代」的問題，是戰爭的後遺症，是年輕人找不到方向。

但此刻，那種「不適」實打實地砸在了他自己的生活裡。

不是精神層麵，是每日的麵包，是下個月的房租，是原本計劃好的、去南方度過夏天的微薄預算。

「年金」，終身穩定的想像，被一張破產銀行的公告輕易撕碎。

皮埃爾腦子裡突然冒出一個句子：「我做對了一切，為什麼還是失敗了？」

然後頭就像被針紮了一樣疼起來。

他謹慎，他節製，他儲蓄，他相信國家公債是最堅實的基石，他做對了所有「應該」做的事。

可基石塌了！

他重新看向報紙，《太陽照常升起》的連載一週前就結束了，文學副刊上是另外的小說。

但他依然看到了那個下午四點才醒來的雅克·德·巴納。

那個雅克什麼都不做，隻是喝酒，等待，接受一切的無意義。

以前，他覺得那是頹廢，是放棄。

現在，一個冰冷的念頭鑽進他心裡：我們嘲笑他迷惘，可我們的「不迷惘」，建築在什麼東西上？

建築在一張隨時可能變成廢紙的債券上！

皮埃爾坐在那裡，看著窗外灰濛濛的街道。

太陽其實還在，被雲層擋著，透出一點有氣無力的光。

太陽照常升起，可很多東西，已經照不亮了。

於是他暗罵一聲：「媽的，這該死的索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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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區一箇中產家庭的小型沙龍裡，氣氛壓抑。

男主人亨利·莫羅是一位律師，剛剛損失了名下近三分之一年金的市場價值。

他的客人們——一位醫生，一位建築師，兩位政府部門的科長——或多或少都受了波及。

話題不可避免地轉到《太陽照常升起》上。

醫生埃米爾首先發難，他揮舞著手臂：「我早說過，這本書有問題！它散播的是一種精神的瘟疫！

現在好了，連帶著現實也跟著一起變得糟糕起來！」

建築師維爾迪陰沉著臉：「現在回想起這部小說來，就像往傷口上撒鹽。不，是撒毒藥！」

亨利·莫羅喝了一大口白蘭地：「你們知道最可怕的是什麼嗎？我現在躺在床上，腦子裡會冒出那個雅克的臉。

他那副無所謂的樣子！我以前覺得他可鄙，現在……現在我卻有點理解他了。」

他環視眾人：「如果我們幾十年小心翼翼規劃的生活，一場風暴就能輕易掀翻，那我們的『謹慎』算什麼？

我們的『節製』算什麼？一場笑話嗎？如果雅克那種活法是錯的，那我們這種活法，又對在哪裡？」

沙龍裡一片死寂。這個問題太重了，冇人能回答。

亨利·莫羅猛地放下酒杯：「都是這本書的錯！還有那個作者！他讓人冇法再相信……冇法再相信一切了！」

遷怒於作者，成了他們宣泄恐懼和失落最直接的出口。

萊昂納爾·索雷爾，在他們眼中，從一個描寫迷惘的作家，變成了一個「危險人物」。

不是因為他製造了危機，而是因為他提前拆穿了所有用國家信譽擔保的安全感，讓人們無法再自欺欺人。

1870年的時候，是法蘭西必勝的口號；1882年，是「年金至上」的信念。

於是他們開始稱呼萊昂納爾為「不祥之人」，說他「預言了災難」，或者「正因為他，市場的信心動搖了」——

儘管這毫無邏輯，但在恐慌的情緒裡，這種論調還真有不少人相信。

沙龍裡所有人都暗罵了一聲：「媽的，這該死的索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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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危機爆發前，親身經歷過普法戰爭的退伍軍人，是對《太陽照常升起》感受是最複雜的一個群體。

小說裡羅梅羅與雅克的對比，曾讓他們感到強烈的羞辱和被冒犯。

西班牙鬥牛士的「堅硬」，映照出他們被戰爭或戰後失落感「泡軟了」的處境。

貝爾特對羅梅羅的迷戀，更像一記無聲的耳光。

但年金危機之後，微妙的變化發生了。

在一家廉價酒館裡，幾個三十歲上下的男人圍坐在木桌旁，他們都是退伍兵，如今乾著不同的營生——

碼頭搬運工、倉庫看守、未成名畫家的模特。

戰爭留給他們的除了糟糕的記憶，還有或多或少的傷病和與社會脫節的感覺。

一個叫呂克的說：「聯合總公司倒了。」他缺了兩根手指，是在梅斯城下丟的。

另一個叫馬塞爾的說：「聽說了。和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這些人，哪有年金可以損失！哈哈。」他腿有點瘸。

呂克忽然冇頭冇腦地說：「我昨天又把《太陽照常升起》翻出來看了。看到雅克坐在咖啡館外，等太陽升起那段。」

馬塞爾嗤笑一聲：「看那玩意兒乾嘛？添堵？」

呂克搖搖頭：「不是添堵。是……突然覺得他媽的有點對。」

他抬起頭，看著同伴們：「我們輸掉了戰爭，對吧？報紙上說，我們以後要復仇，要振興。我們也信過。

可這麼多年了，除了口號，我們得到了什麼？工作？體麵？女人的尊重？」

他頓了頓，聲音低了下去：「現在連他媽的『努力就會有回報』這種話，聽起來都像放屁。

那些老頭子和寡婦，努力了一輩子，攢了點年金，說冇就冇了。我們呢？我們連努力的方向都找不到。」

酒館裡更安靜了，遠處傳來醉漢的哼唱聲。

馬塞爾盯著桌麵，良久，才悶聲說：「雅克那傢夥，他至少不騙自己。他比我們早認輸。」

這句話讓這些男人紛紛點頭，他們不再把雅克·德·巴納僅僅視為一個文學人物，一個失敗者典範。

他們開始在他身上看到一種令人心悸的「誠實」——第一個不再假裝「一切會好起來」的人。

萊昂納爾·索雷爾，在他們這裡，獲得了另一種評價：「他說中了，但這正是問題所在！」

但是他們也暗罵了一句：「媽的，這該死的索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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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整個巴黎城都在罵萊昂納爾「該死」的時候，四月十五日的清晨，報童的叫喊聲格外嘹亮——

「號外！號外！《小巴黎人報》史無前例，四版連登！」

「萊昂納爾·索雷爾新作，《老人與海》！」

「振奮人心之作！不看不是巴黎人！」

幾乎所有讀者都忍不住停下腳步，扔給報童5個蘇，買下一份《小巴黎人報》。

隻見這份大眾報紙，從頭版開始，就被一篇小說覆蓋了，標題正是——《老人與海》！

標題下麵則與《太陽照常升起》一樣，是一行題記，同樣是一句話：

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被打敗的……

（兩更結束，謝謝大家，求月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