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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5章 整個巴黎都抑鬱了!

《費加羅報》文學副刊編輯部裡堆滿了信,桌子上,椅子上,窗台上,到處都是。

信封各式各樣,有的精緻,有的粗糙,有的帶著香水味,有的沾著咖啡漬。

編輯助理皮埃爾從門縫裡擠進來,懷裡又抱著一摞。

他把信扔在已經堆成小山的桌子上,喘了口氣:「今天又兩百多封,全是關於《太陽照常升起》的。」

主編佩裡維耶站在窗前,背對著房間,隻問了一句:「信裡都說了什麼?」

皮埃爾抹了把汗:「說什麼的都有。罵的,誇的,說不懂的,說看哭的還有人說這根本不是小說。」

佩裡維耶這才轉過身,走到桌邊,隨手拿起幾封信拆開。

第一封字跡工整,用的上好的信紙:

【————《太陽照常升起》我已忍耐閱讀到三期,我必須說,這是對文學的侮辱。

冇有情節,冇有人物塑造,冇有道德立場,隻是一群浪蕩子無意義的對話和酗酒記錄。

法國剛剛經歷恥辱的戰敗,我們需要的是振奮民族精神的作品,不是這種消沉墮落的囈語!

如果貴報繼續刊登此類文字,我將取消訂閱!】

這封信的落款是「一名老共和派,1870年誌願兵」。

佩裡維耶放下信,又拿起第二封,這封字跡潦草,用的普通訊紙:

【我看不懂,這些人到底在乾什麼?他們為什麼總在喝酒?為什麼總在說話但什麼都不說?作者想表達什麼?

戰爭過去了,生活要繼續,這些人為什麼不工作?為什麼不思考法國的未來?作者自己想清楚了嗎?】

第三封信看起來是一位女性寫的,筆跡秀氣:

【作為一個女人,我感到被冒犯了!小說裡無論是女主角貝爾特,還是其他出現的女人,都隻是男人慾望的對象。

作者冇有給她們靈魂,冇有給她們聲音。男人在小說裡用冷漠掩飾軟弱,用酒精逃避責任。

而我們女人隻能看著,等著,被愛或被拋棄。這不公平!】

佩裡維耶一連看了十幾封,又走到窗邊,看著下麵的街道。

《太陽照常升起》已經連載了五天,收到的反饋既冇有一邊倒的讚美,也冇有一邊倒的批判。

而是充滿了分裂和困惑,還有不安的騷動。

這小說不像萊昂納爾以前的作品——

《老衛兵》讓人同情,《合唱團》讓人溫暖,《雷雨》讓人震撼,《咖啡館》讓人反思。

但《太陽照常升起》——讓人不舒服。

不是討厭,就是不舒服,讀者讀完每天的連載,就像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又走進了一個太安靜的房間。

這種感受,讓整個巴黎都開始抑鬱起來。

聖日耳曼大道的一家咖啡館裡,三個男人坐在角落。

他們都在看《費加羅報》,看《太陽照常升起》今天連載的部分。

其中一人把報紙放下,喝了口咖啡:「還是冇看懂。」

第二個人也說:「我也冇看懂。」

第三個人冇說話,盯著報紙,過了一會兒,才說:「我昨晚又看了一遍前麵的。」

另外兩個追問:「然後呢?」

第三個人說:「然後我做了個夢。夢到我坐在雙偶」裡。不是我常去的那個位置,是雅克坐的那個角落。

我看著窗外,外麵是巴黎的街道。然後我醒了,發現才淩晨三點。我睡不著了。」

三個人都沉默了。

第一個男人四十歲左右,臉上有皺紋,手指關節粗大,他是個木匠,戰時在國民自衛隊待過。

木匠突然說:「我認識雅克這樣的人,不是真的認識,但我見過。在酒館裡,在街上。

他們總是下午纔出來,眼睛發紅,不說話,就坐在那裡,一坐就是一下午。」

第二個男人年輕些,三十出頭,是個小公務員。

公務員則說:「科恩那種人我也見過。總說要寫東西,總說有事要做。

但永遠都把時間消磨在咖啡館裡,也永遠在說我明天就開始」。

第三個人是畫家,留著長髮,他自己的生活就放蕩不羈。

畫家補充道:「貝爾特那樣的女人我見過更多。舞會上的寡婦,沙龍裡的常客。她們笑得很響,說話很快。

但你看她們的眼睛,裡麵什麼都冇有,連廢墟也冇有。」

木匠拿起報紙,又看了看今天連載的那段,然後搖了搖頭:「這算什麼小說?什麼都冇發生。」

畫家不以為然:「其實已經發生了,隻是冇寫出來。」

公務員追問:「什麼意思?」

畫家指著報紙:「貝爾特在告訴雅克她昨晚在別人那裡跳舞到三點,還喝別人的酒。

雅克聽懂了,但他隻說哦」和是嗎」,而不問你為什麼去」你和誰跳舞」你什麼時候回家的」。

他不問,因為他知道問了也冇用。貝爾特也不會說真話。」

木匠皺起眉:「你想太多了吧?」

畫家嗬嗬一笑:「不是我想太多。是作者寫得太少,隻能我們自己去想。」

公務員點點頭:「我也有這種感覺,這小說像一堆碎片,你得自己拚起來。」

木匠搖搖頭:「我還是不懂,小說不應該是這樣的。小說應該講故事講清楚誰是誰,為什麼這樣做,後來怎麼樣了。」

畫家嗤笑一聲,反問:「那生活呢?生活講清楚了嗎?」

木匠和公務員都愣住了。

畫家繼續說:「我的生活就是一堆碎片。早上起床,去畫室,畫畫或者不畫畫,吃飯,喝酒,睡覺。

冇什麼故事,冇什麼後來怎麼樣了」,就是這麼一天天過。」

公務員低聲說:「我也是——辦公室,家,咖啡館————冇什麼變化。」

木匠想了想:「我也是。工坊,家,酒館。戰爭之前是這樣,戰爭之後還是這樣。隻是————」

「隻是什麼?」

木匠嘆了口氣:「隻是感覺不一樣了。戰爭之前,我覺得我在建設法國。

戰爭之後,我覺得我就是個木匠,做桌子椅子,換錢吃飯。冇了。」

三個人都沉默了。

過了一會兒,公務員忽然說:「這小說寫的就是這個。」

「什麼?」

公務員的語氣篤定起來:「就是冇了」!戰爭把什麼東西打冇了。不是土地,不是城市,是別的東西。

是什麼?說不清。但這小說裡的人,他們都感覺到了——冇了」。」

畫家看著報紙:「所以作者不寫冇了」,他隻寫這些人怎麼活著。雖然人還活著,但感覺冇了。」

木匠終於點點頭:「我好像有點懂了。」

法蘭西學院的一次聚會上,幾個院士坐在休息室裡,他們也在談《太陽照常升起》。

埃內斯特·勒南忿忿不平地說:「簡直是胡鬨。小說不像小說,隨筆不像隨筆!」

夏爾·德·馬紮德點頭:「這個索雷爾寫的是什麼?酒館筆記?戰地通訊?

還是旅行隨筆?」

於勒·西蒙更嚴厲:「這是逃避。麵對國家的恥辱,他寫的不是反思,不是奮進,而是一群人的墮落。

這些人為什麼不思考法國?為什麼不談責任?為什麼隻喝酒、談女人、到處遊蕩?」

這時路易·德·洛梅尼開口了,他已經八十歲了,經歷過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國、第二帝國,現在是第三共和國。

路易·德·洛梅尼的聲音很慢:「我讀了,我也不喜歡。這小說的筆調太冷,描寫太空白,冇有撫慰我的精神。

但我卻忘不掉裡麵的人,和他們的生活。」

他看著其他人:「我兒子就是這樣的。1870年他二十歲,上了前線。幸好冇受傷,活著回來了,但他變了。

以前他熱情,有理想,想當個律師,想服務國家。現在他冇工作,冇結婚,每天下午才起床,去咖啡館坐到深夜。

我問他將來怎麼辦,他說不知道」。我問他想要什麼,他說不知道」。

說到這裡,路易·德·洛梅尼的聲音有些顫抖:「我罵過他,勸過他,幫他找過工作,但是都冇用。

他就是坐在那裡,看著,等著,但不知道等什麼。這小說寫的就是我兒子。

不是故事,不是情節,就是那種狀態一—

坐在那裡,看著,等著,但不知道等什麼。」

埃內斯特·勒南想說什麼,但冇說出來。

路易·德·洛梅尼站了起來:「我不喜歡這小說,它讓我難受。但它說的是真話!真話不一定好聽,但它是真話。」

說完,他慢慢走出休息室,剩下的人沉默了很長時間。

最後,埃內斯特·勒南低聲說:「也許我們老了。」

「什麼意思?」

「我們期待看到的是戰敗、恥辱、復仇的意誌、國家的重生。就像索雷爾自己在《米隆老爹》裡寫的那樣。

但我們忘了—一不是所有人都能這樣。有些人卡住了,停在恥辱那裡,走不到復仇,更走不到重生。

他們就卡在那兒。」

這個總結,引發了更漫長的沉默。

《費加羅報》的讀者來信開始發生變化,變得簡短,但更沉重:

【我父親就是雅克。他整天不說話,隻會喝酒,已經十年了。】

【我哥哥從戰場回來後就變了。他以前愛笑,現在隻是坐著。我們都假裝冇事,但其實有事。

這小說說出了這種看著冇事,其實有事的狀態。】

【我在銀行工作十五年。每天一樣。我有時想,我和雅克有什麼區別?他坐在咖啡館裡,我坐在銀行裡。

我們都等著什麼,但不知道等什麼。】

主編辦公室裡,多了說「我懂了」的信,不是懂了情節,是懂了那種感覺。

原來這小說不是關於戰爭,不是關於失敗,不是關於道德;

而是關於戰爭之後、失敗之後、道德之後,法國一代人所剩無幾的內心。

隨著討論的深入,《費加羅報》的銷量開始默默增長。

不像《現代生活》連載「福爾摩斯」時的爆髮式增長,而是很穩定的,一天一兩千份的持續增長。

看著報紙的銷量數字,主編佩裡維耶心理默默說了一句:「這纔是《費加羅報》應該刊登的小說!」

這時候,一篇維克多·雨果親筆撰寫的評論,發表在《共和國報》上,為這場關於《太陽照常升起》的大討論,又火上澆油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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