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會檔案館的木架上,一疊泛黃的信劄透著陳年墨水的酸氣。林曉雅戴著白手套,輕輕展開其中一封,拉丁文的字跡歪歪扭扭,旁邊用毛筆寫著幾個笨拙的漢字:“天主即天也”。墨跡暈染的邊緣,能看出寫信人蘸墨時的猶豫。
“利瑪竇這字兒,比我爺爺寫的還抖。”她忍不住笑,指著信裡的句子,“他把‘God’譯成‘天主’,又怕中國人不懂,特意加了個‘天’,這不是給自己找彆扭嗎?”
王磊正翻著本《論語》拉丁文譯本,書頁裡夾著張小紙條,是譯者手寫的批註:“‘仁’者,如父子之愛,似朋友之信,近於吾教之‘愛’。”他咂咂嘴:“這哪是翻譯,明明是在找親戚——把孔夫子的話往《聖經》上靠呢。”
“不是靠,是架橋。”迪卡拉底教授抱著箇舊木箱走進來,箱子裡裝著些明末清初的玩意兒:一個畫著聖母像的青花瓷盤,一本摻著《孟子》語錄的祈禱書,最顯眼的是個黃銅十字架,底座卻刻著“忠君報國”四個篆字。
“教授您看這十字架,”周明指著底座,“把‘忠君’和‘信教’湊一塊兒,當時的人能接受嗎?”
迪卡拉底把十字架放在桌上,陽光從窗欞漏進來,在銅麵上晃出細碎的光:“剛開始哪能啊。利瑪竇剛到廣東那會兒,穿僧袍,說自己是‘西僧’,結果老百姓看他高鼻深目,總把他當耍雜技的。後來他改穿儒衫,留鬍子,跟士大夫聊《四書》,才慢慢有人搭理。”
他拿起那本《論語》譯本:“你以為他願意費勁翻譯?是冇辦法。那會兒的中國文人,覺得除了孔孟之道,彆的都是‘蠻夷之言’。利瑪竇想讓他們聽自己講上帝,就得先講他們聽得懂的話。比如‘仁’,他不直接說‘博愛’,而是說‘就像你們說的,愛人如己’,這是找個共同的坎兒,好讓兩邊的腳都能踩上去。”
林曉雅忽然指著信裡的“天主即天也”:“可‘天’在咱們這兒,有時候指老天爺,有時候指天道,跟‘God’根本不是一回事。這麼譯,不是糊弄人嗎?”
“糊弄?也不全是。”迪卡拉底從箱子裡抽出張利瑪竇畫的世界地圖,明朝的“大明”被放在中間,歐洲縮在角落,“你看這地圖,他明明知道地球是圓的,卻故意把中國放中間,為啥?怕中國人覺得‘你們居然敢把我們放邊上’,不高興。翻譯也是一個理,總得讓對方先願意聽,才能慢慢說清楚。”
王磊摸著後腦勺笑:“跟我給我奶奶講手機支付似的,我不說‘電子貨幣’,我說‘就像把錢存在卡裡,刷一下就花了,不用帶現金’,她老人家才明白。”
“這就叫‘找公約數’。”迪卡拉底點頭,拿起那個畫著聖母像的瓷盤,“這盤子是景德鎮窯燒的,畫聖母的卻是中國工匠。你看聖母的袍子,明明是歐洲樣式,卻用了咱們的青花料,衣褶畫得跟宋畫裡的菩薩似的。工匠不懂《聖經》,但他知道怎麼畫纔好看,買盤子的中國人也覺得‘這洋菩薩看著不嚇人’,這就是翻譯的魔力——各讓一步,就有了新東西。”
周明突然指著祈禱書裡的句子:“這裡把‘懺悔’譯成‘反省’,把‘救贖’譯成‘改過’,簡直是把基督教的詞往儒學裡套。會不會譯著譯著,連他們自己都忘了原來的意思?”
“還真有過。”迪卡拉底的語氣沉了些,“後來羅馬教會不樂意了,說利瑪竇他們‘把教義譯歪了’,不準再用‘天’譯‘God’,也不準教徒祭孔。結果呢?士大夫覺得‘你們這教太霸道’,老百姓也不待見了,架好的橋差點塌了。”
他頓了頓,摩挲著十字架上的“忠君報國”:“翻譯從來不是簡單的換詞,是把對方的心思裝進自己的話裡,還得讓對方覺得‘這話說到我心坎裡了’。利瑪竇他們的聰明,在於知道‘不能硬來’;可惜後來的人忘了,覺得‘就得按我的來’,結果路就堵死了。”
陽光慢慢移過桌麵,照在那本《論語》譯本上,拉丁文的註釋和漢字的原文交疊在一起,像兩種藤蔓纏在一塊兒。林曉雅輕輕合上信劄,彷彿聽見四百年前,利瑪竇趴在案頭,一邊查《說文解字》,一邊問身邊的中國秀才:“‘天主’這詞,聽著順耳不?要不改成‘上帝’試試?”
迪卡拉底把東西放回箱子:“樓下展廳有本清初的《崇禎曆書》,是徐光啟和傳教士合編的,裡麵既有西洋曆法,又引了《尚書》裡的天文記載,那纔是翻譯的最高境界——不光譯詞,還譯智慧。”
一行人往樓下走,王磊還在唸叨:“看來不管說啥話,先得讓對方覺得‘你懂我’,不然說再多也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