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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可小說 > 古代言情 > 歷史的迴響:那些震撼人心的話語 > 第323章 明政三端:孔子治道的實踐要義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論語·子路》篇中,記載了一段關乎治理智慧的經典對話:“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仲弓,名冉雍,字仲弓,是孔子弟子中以德行著稱的賢者,孔子曾盛讚“雍也可使南麵”,認定其具備擔當一方治理的卓越資質。當仲弓出任季氏家宰,肩負起具體的治理職責時,其問政並非空泛的理論探尋,而是立足履職實踐的現實求索。孔子以“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九字作答,精準勾勒出基層治理的核心框架;麵對仲弓關於“如何識舉賢才”的追問,孔子又以“舉爾所知”的質樸迴應,點明瞭賢才選拔的實踐路徑。這段對話雖篇幅精煉,卻濃縮了儒家治道的核心要義,既蘊含著對治理秩序的構建智慧,也體現著對人性本真的深刻洞察,穿越兩千五百餘年的歲月沉澱,依然為當代社會治理、組織管理乃至個人履職提供著不竭的思想滋養。

要真正領悟孔子這一治道思想的深刻內涵,首先需置於具體的歷史語境與人物特質中審視。春秋末期,禮崩樂壞,諸侯爭霸,社會秩序陷入混亂,而卿大夫之家的治理也麵臨諸多困境——權責不清、吏治鬆弛、人才匱乏、刑罰嚴苛等問題交織,百姓流離失所,社會矛盾尖銳。仲弓所輔佐的季氏,是魯國的權臣家族,雖手握實權,卻也麵臨著家族內部管理混亂、與其他卿大夫勢力紛爭不斷、對百姓治理失當等諸多挑戰。仲弓性情沉靜寬厚,德行高尚,具備極強的責任心與執行力,但作為初任要職的治理者,其核心困惑在於:如何在複雜的治理環境中建立有序的治理體係?如何平衡嚴苛管理與人心凝聚的關係?如何選拔合適的人才助力治理實踐?

孔子的回答,恰恰精準迴應了仲弓的核心困惑,也契合了春秋末期治理實踐的現實需求。“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三者並非孤立的治理舉措,而是相互關聯、層層遞進的有機整體:“先有司”是確立治理秩序的前提,核心在於明確權責、規範流程;“赦小過”是凝聚治理合力的關鍵,核心在於包容容錯、體恤人心;“舉賢才”是保障治理成效的根本,核心在於任人唯賢、激發活力。而“舉爾所知”的迴應,則打破了賢才選拔的認知困境,將宏大的人才選拔命題轉化為可落地的實踐行動,彰顯了儒家治道“務實篤行”的鮮明特質。深入拆解這一治道體係的核心內涵,釐清其內在邏輯與實踐路徑,不僅能讓我們讀懂儒家治道的精髓,更能為當代治理實踐提供可借鑑的智慧與方法。

孔子的治道思想,始終以“仁”為核心底色,以“禮”為秩序保障,而“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正是“仁政”理念在基層治理中的具體落地。相較於法家強調的嚴刑峻法、道家主張的無為而治,儒家的治道更注重“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更強調“權責對等”的秩序構建,更注重“剛柔並濟”的治理藝術。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無論是古代卿大夫之家的家宰治理,還是當代的基層社群治理、組織管理,其核心矛盾始終是“秩序構建”與“人心凝聚”的平衡,而孔子提出的這九字箴言,恰恰為化解這一矛盾提供了精準的解決方案。從“先有司”的秩序規範,到“赦小過”的人心包容,再到“舉賢才”的活力激發,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基層治理閉環,體現了儒家治道“標本兼治”的深刻智慧。

何為“先有司”?在儒家治道語境中,“先有司”並非簡單的“率先垂範”,而是指治理者在履職過程中,首先要明確各級官吏(有司)的職責許可權,建立規範的治理流程,確保各項事務有人負責、有據可依、有序推進。“先”者,首要、優先之意;“有司”,指具體負責某項事務的官吏或工作人員,引申為治理體係中的各個責任主體。孔子將“先有司”作為治道的首要原則,本質上是強調“秩序先行”的治理邏輯——冇有清晰的權責劃分,冇有規範的流程體係,治理就會陷入混亂無序的狀態,即便後續採取再多的治理舉措,也會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深入理解“先有司”的內涵,需把握三個核心層麵。其一,明確權責邊界,實現“各負其責”。基層治理事務繁雜,涉及民生、教化、治安、財稅等諸多領域,若權責不清,就會出現“遇事推諉、有功爭搶”的亂象,不僅降低治理效率,更會損害治理者的公信力。孔子強調“先有司”,就是要求治理者首先梳理各項治理事務,明確每個崗位的職責範圍、工作標準與權責邊界,讓每個責任主體都清楚“自己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做到什麼程度”。例如,在古代卿大夫之家的治理中,家宰需明確司徒、司馬、司空等屬官的職責,司徒負責教化百姓、管理戶籍,司馬負責軍事防禦、治安維護,司空負責工程建設、農田水利,各屬官各司其職、各負其責,才能確保家族治理有序運轉。

其二,規範治理流程,實現“按章辦事”。清晰的權責劃分是基礎,規範的流程體係是保障。在治理實踐中,若缺乏規範的流程,即便權責明確,也可能出現“隨意而為、暗箱操作”的問題,進而引發治理矛盾。“先有司”要求治理者建立健全各項治理流程,明確事務辦理的步驟、時限與標準,確保各項工作有章可循、有據可依。孔子一生推崇“禮”,而“禮”的核心要義之一就是“規範”,無論是國家治理的典章製度,還是基層治理的具體流程,都屬於“禮”的範疇。仲弓為季氏宰,所麵臨的治理困境之一就是季氏家族內部流程混亂、規矩鬆弛,孔子強調“先有司”,正是提醒仲弓要以“禮”為規範,重構家族治理的流程體係,讓各項事務的辦理迴歸有序軌道。

其三,強化表率引領,實現“率先垂範”。“先有司”不僅要求治理者明確下屬的權責與流程,更要求治理者自身率先遵守規則、履行職責,為下屬樹立榜樣。孔子曾多次強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一思想與“先有司”的內涵一脈相承。作為治理者,若自身不遵守權責邊界、不按流程辦事,卻要求下屬嚴格履職,必然難以服眾;隻有自身率先垂範,帶頭遵守規則、扛起責任,才能引導下屬自覺踐行職責,形成“上行下效”的良好治理氛圍。仲弓德行高尚,具備表率引領的基礎,孔子強調“先有司”,也是希望其將自身的道德修養轉化為履職擔當的行動,以自身的言行帶動下屬,構建有序高效的治理秩序。

歷史上,諸多賢明的治理者都踐行了“先有司”的治道理念,留下了諸多經典範例。商湯時期,伊尹輔佐商湯治理天下,首先梳理各級官吏的權責,製定了清晰的治理流程與獎懲製度,明確“三公”“九卿”的職責邊界,確保各項政務有序推進,最終開創了商朝的興盛局麵;西周時期,周公製禮作樂,將“先有司”的理念融入典章製度之中,明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的權責等級,規範了國家治理的各項流程,為西週數百年的安定奠定了堅實基礎;三國時期,諸葛亮輔佐劉備治理蜀漢,首先整頓吏治,明確各級官吏的職責,製定《蜀科》規範治理流程,要求自己與下屬“鞠躬儘瘁,死而後已”,最終實現了蜀漢的安定與發展。這些歷史實踐充分印證了“先有司”作為治道首要原則的重要價值——隻有先建立清晰的權責體係與規範的流程秩序,才能為後續的治理實踐築牢根基。

在當代社會治理中,“先有司”的理念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無論是政府部門的基層治理,還是企業組織的日常管理,“權責不清、流程混亂”都是製約治理效率與管理成效的核心痛點。在基層社群治理中,若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公司的權責邊界不清晰,就會出現“居民訴求無人迴應、社群事務無人負責”的問題;在企業管理中,若各部門、各崗位的職責劃分不明確,就會出現“遇事推諉、效率低下”的亂象。踐行“先有司”的理念,就是要求治理者與管理者首先梳理權責、規範流程:政府部門要明確各職能部門的職責邊界,建立“權責清單”,確保各項民生事務有人管、有人辦;企業組織要清晰界定各部門、各崗位的工作職責,製定規範的工作流程,提升組織運營效率;基層社群要明確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公司的分工協作機製,構建“各司其職、協同共治”的治理格局。

何為“赦小過”?“赦小過”即包容下屬或百姓的微小過失,不苛求完美,以寬厚之心凝聚人心。“赦”者,寬容、赦免之意;“小過”,指非原則性的輕微過失,而非觸犯法律法規、違背核心道德的重大錯誤。孔子將“赦小過”作為治道的重要原則,本質上是基於對人性本真的深刻洞察——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每個人在履職實踐或日常生活中,都難免會出現一些微小的失誤。治理者若對這些微小過失過於嚴苛,動輒追責問責,不僅會打擊下屬與百姓的積極性,還會導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最終失去治理合力;若能以寬厚之心包容這些微小過失,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反而能凝聚人心、激發活力,形成“上下同心、協同共治”的良好局麵。

理解“赦小過”的內涵,需把握三個核心要義。其一,“赦小過”的前提是“明辨是非”,區分“小過”與“大錯”。儒家的寬容並非無原則的縱容,“赦小過”的核心是“赦過不赦罪”——對於非原則性的輕微過失,如履職中的疏忽、工作中的小失誤等,予以包容赦免;但對於觸犯法律法規、違背核心道德、損害公共利益的重大錯誤,如貪汙腐敗、濫用職權、故意傷害等,則必須嚴肅追責、絕不姑息。孔子一生推崇“仁”與“禮”,“仁”要求寬厚待人,“禮”要求堅守原則,“赦小過”正是“仁”與“禮”的有機結合,體現了“剛柔並濟”的治理藝術。仲弓為季氏宰,麵對的是家族內部的屬官與百姓,難免會遇到下屬履職中的小失誤,孔子強調“赦小過”,正是提醒仲弓要明辨是非、堅守原則,在包容小過失的同時,守住治理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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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社會治理中,“舉賢才”的理念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當前,我國正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層治理、科技創新、民生保障等各項工作都需要大量德才兼備的賢才。踐行“舉賢才”的理念,就是要求我們樹立正確的人才觀:在政府部門,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選拔任用標準,選拔那些心繫百姓、能力突出、廉潔奉公的公職人員,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在基層社群,要挖掘那些德高望重、樂於奉獻、能力較強的社群骨乾與誌願者,充實社群治理隊伍,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群治理格局;在企業組織,要選拔那些愛崗敬業、勇於創新、品德高尚的優秀員工,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在社會層麵,要營造“尊重賢才、舉薦賢才”的良好氛圍,讓每個有才能、有德行的人都能有施展才華的舞臺。

釐清“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三者的內涵之後,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其內在邏輯關聯。這三者並非孤立的治理舉措,而是相互依存、層層遞進、有機統一的整體,共同構成了儒家基層治道的完整體係。“先有司”是治理的前提與基礎,隻有明確權責、規範流程,才能為“赦小過”與“舉賢才”的踐行創造有序的治理環境;“赦小過”是治理的保障與紐帶,隻有包容容錯、凝聚人心,才能讓“先有司”的秩序規範落到實處,讓“舉賢才”的人才選拔髮揮實效;“舉賢才”是治理的核心與關鍵,隻有選拔任用賢才,才能完善“先有司”的權責體係,踐行“赦小過”的包容理念,最終實現良好的治理成效。三者環環相扣、相輔相成,體現了儒家治道“秩序、人心、人才”三位一體的核心邏輯。

“先有司”是“赦小過”與“舉賢才”的前提,冇有清晰的權責劃分與規範的流程體係,“赦小過”就會陷入無原則的縱容,“舉賢才”就會失去明確的選拔標準與任用依據。若權責不清,下屬與百姓的“小過”就難以界定,究竟是履職失誤還是失職瀆職,缺乏判斷的標準,此時“赦小過”就可能變成縱容錯誤;若流程不規範,賢才的選拔與任用就可能出現暗箱操作、任人唯親的問題,“舉賢才”的理念就會流於形式。相反,隻有建立清晰的權責體係與規範的流程秩序,才能明確“小過”的界定標準,確保“赦小過”有原則、有底線;才能明確賢才的選拔與任用流程,確保“舉賢才”公開、公平、公正。

“赦小過”是“先有司”與“舉賢才”的保障,冇有包容容錯的治理氛圍,“先有司”的秩序規範就難以推行,“舉賢才”的人才優勢就難以發揮。“先有司”強調秩序與規範,但若缺乏包容的氛圍,下屬與百姓因擔心犯錯而不敢擔當、不願作為,秩序規範就會變成僵化的束縛,難以落地執行;“舉賢才”選拔出來的賢才,並非完美無缺,也會出現微小過失,若對這些小過失過於嚴苛,就會打擊賢才的積極性,使其不敢大膽探索、勇於作為,最終難以發揮其人才優勢。相反,隻有以寬厚之心包容小過失,才能讓下屬與百姓在有序的框架內大膽擔當、積極作為,讓“先有司”的秩序規範真正落地;才能讓賢纔在包容的氛圍中放開手腳、施展才華,充分發揮其人才優勢。

“舉賢才”是“先有司”與“赦小過”的核心支撐,冇有德才兼備的賢才,“先有司”的秩序規範就難以落實,“赦小過”的包容理念就難以踐行。“先有司”的權責劃分與流程規範,需要賢纔來執行與維護,若選拔的人缺乏德行與才能,不僅無法落實秩序規範,還可能利用職權謀取私利,破壞治理秩序;“赦小過”的包容理念,需要賢纔來引領與踐行,賢才具備高尚的德行,能夠在包容他人小過失的同時,嚴格要求自己、堅守治理底線,帶動形成“包容友善、積極向上”的治理氛圍。相反,隻有選拔任用德才兼備的賢才,才能確保“先有司”的秩序規範落到實處、發揮實效;才能讓“赦小過”的包容理念得到正確踐行,凝聚起治理的強大合力。

孔子“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的治道思想,不僅是對春秋末期基層治理實踐的深刻總結,更是對後世治道理唸的重要指引。在漫長的歷史程式中,這一思想不斷被傳承與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治道理唸的核心組成部分,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治理者。從西漢的“文景之治”到唐代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再到宋代的“仁宗盛治”,諸多盛世局麵的出現,都與執政者踐行“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的理念密切相關。這些執政者注重明確權責、規範流程,以包容之心凝聚人心,以賢才之力推動發展,最終實現了國家的安定、社會的繁榮與百姓的安居樂業。

進入當代社會,雖然時代背景、社會製度與治理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孔子“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的治道思想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與時代價值。當前,我國正處於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時期,麵臨著基層治理精細化、社會治理現代化、組織管理高效化等諸多新任務、新挑戰。這些任務的完成,需要我們傳承與踐行“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的治道理念,以秩序規範築牢治理根基,以包容容錯凝聚治理合力,以賢才支撐提升治理成效。

在當代基層社會治理中,踐行“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的理念,需要構建“權責清晰、包容友善、人才匯聚”的治理格局。首先,要強化“先有司”的秩序構建,明確基層黨組織、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公司、社會組織等各類治理主體的權責邊界,製定規範的治理流程與工作製度,建立“權責清單”“負麵清單”,確保各項治理事務有序推進;其次,要踐行“赦小過”的包容理念,建立基層治理容錯糾錯機製,對社群工作者、誌願者、普通百姓在治理實踐中的微小過失予以包容,鼓勵其大膽探索、勇於嘗試,同時加強引導教育,幫助其改正錯誤、提升能力;最後,要落實“舉賢才”的人才支撐,挖掘基層治理中的優秀人才,包括德高望重的鄉賢、能力突出的社群骨乾、樂於奉獻的誌願者等,建立基層人才庫,為其提供施展才華的舞臺,充分發揮其在基層治理中的引領與帶動作用。

在當代企業組織管理中,踐行“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的理念,需要構建“權責對等、包容創新、人才輩出”的管理體係。首先,要落實“先有司”的管理原則,明確企業各部門、各崗位的工作職責與權責邊界,製定規範的工作流程與管理製度,確保企業運營有序高效;其次,要踐行“赦小過”的管理藝術,建立企業容錯創新機製,對員工在工作中的小失誤、小過失予以包容,鼓勵員工大膽創新、勇於探索,營造“寬容失敗、鼓勵創新”的企業氛圍;最後,要堅持“舉賢才”的人才戰略,樹立“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人才選拔標準,打破身份、層級、學歷等束縛,選拔任用優秀人才,同時建立健全人才培養與激勵機製,讓人才各展其長、各儘其能,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在當代公職人員履職實踐中,踐行“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的理念,需要公職人員具備“守規矩、有溫度、善用人”的履職能力。首先,要堅守“先有司”的履職原則,嚴格遵守法律法規與規章製度,明確自身的職責許可權,按流程辦事、按規則履職,不濫用職權、不越權行事;其次,要秉持“赦小過”的履職情懷,對待下屬與百姓要寬厚包容,理解其履職與生活中的困難,對微小過失予以包容,同時加強引導與幫助,凝聚起履職的強大合力;最後,要踐行“舉賢才”的履職擔當,主動發現與舉薦身邊的賢才,堅持“任人唯賢、不避親疏”,為治理實踐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

在傳承與踐行“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理唸的過程中,我們也需要避免一些誤區。其一,避免將“先有司”僵化化、形式化。有些治理者將“先有司”簡單理解為“按流程辦事”,過於注重形式上的規範,而忽視了治理的實際成效,導致流程繁瑣、效率低下,反而製約了治理工作的推進。踐行“先有司”,既要注重規範流程,更要注重實際成效,根據治理實踐的需要,最佳化流程、簡化環節,讓秩序規範真正服務於治理成效的提升。其二,避免將“赦小過”無原則化、縱容化。有些治理者將“赦小過”理解為“放任不管”,對下屬與百姓的過失不加區分、一味包容,甚至對觸犯原則的錯誤也予以赦免,最終導致治理秩序混亂、人心渙散。踐行“赦小過”,必須堅守原則底線,明確“小過”與“大錯”的界限,對小過失予以包容,對大錯誤嚴肅追責,做到“寬容而不放縱、嚴格而不苛刻”。其三,避免將“舉賢才”表麵化、功利化。有些治理者將“舉賢才”簡單理解為“選拔人才”,卻不注重人才的培養與使用,或者以“舉賢才”為名,行“任人唯親”之實,導致人才難以發揮作用。踐行“舉賢才”,既要注重人才的選拔,更要注重人才的培養與使用,建立健全人才培養、激勵、使用機製,讓賢才各展其長、各儘其能。

要正確踐行“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的理念,需要做到以下幾點。首先,要強化思想引領,堅守儒家“仁政”理念。無論是治理者還是參與者,都要加強對儒家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習,深刻領悟“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的核心內涵,堅守“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將“仁政”理念融入治理實踐與履職過程中。其次,要注重實踐創新,結合時代特點最佳化踐行路徑。不同時代、不同領域的治理實踐具有不同的特點與需求,踐行“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的理念,需要結合當代社會的實際情況,創新踐行路徑與方法,讓傳統治道理念適應時代發展的需求。最後,要堅持久久為功,形成長效踐行機製。踐行“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的理念,並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長期堅持、久久為功,建立健全長效踐行機製,將其融入日常治理與履職實踐中,確保理念落地生根、發揮實效。

孔子“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的治道思想,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蘊含著深刻的治理智慧與人文情懷。這一思想不僅適用於古代的基層治理與國家治理,也適用於當代的社會治理、組織管理與個人履職;不僅強調秩序規範的重要性,也注重人心凝聚的價值;不僅重視人才的選拔任用,也關注人才的培養與發展。在當代社會,傳承與踐行這一治道思想,對於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構建和諧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時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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