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雙螺旋：從遺物到遺產的智慧 第五章 總結——曆史裡的鄉土智慧，當下的治理底氣

回望唐代鄉裡治理的實踐脈絡，從“鄉官親民、裡正協理”的層級協同，到“鄉規民約聚人心、鄰裡互助解難題”的多元聯動，再到“勸農興產穩生計、察民情解民憂”的務實導向，核心智慧始終圍繞“順層級、貼民心、聚合力”展開——不搞虛浮形式，聚焦百姓剛需；不依賴單一管控，注重多元協同；不脫離鄉土實際，貼合基層肌理。這份紮根鄉土的治理邏輯，曆經千年沉澱，在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資訊文明跨越的時代浪潮中，依舊具備鮮活的現實價值。從貞觀之治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到開元盛世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唐代鄉裡治理的成功實踐，不僅奠定了盛世根基，更為當代基層治理破解難題、煥發活力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源泉與曆史鏡鑒。

基層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神經末梢”，直接關係到政策落地的“最後一公裡”，承載著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當下，我國基層治理麵臨著人口流動加劇、利益訴求多元、治理場景複雜等諸多新挑戰：城鄉融合進程中，鄉村“空心化”與城市社區“陌生人化”並存，傳統治理模式難以適配；數字化轉型背景下，技術賦能與老年群體、偏遠地區“數字鴻溝”的矛盾日益凸顯；民生需求從“基本保障”向“品質提升”轉變，對治理精準度、響應速度提出更高要求；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利益分化，也讓基層矛盾的複雜性、關聯性顯著增強。而唐代鄉裡治理留下的“層級清晰、權責對等”“紮根鄉土、務實為民”“多元協同、共治共享”的智慧結晶，恰好為破解這些現實困境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曆史鏡鑒，更為當代基層治理築牢了前行的底氣——這份底氣，源於曆史實踐的反覆驗證，源於鄉土邏輯的深刻洞察，更源於“以民為本”的永恒價值。

一、曆史智慧的核心密碼：唐代鄉裡治理的本質內核

要讓唐代鄉裡治理智慧在當代真正落地生根，首先需要穿透曆史表象，精準把握其背後的本質內核。唐代作為中國古代盛世的典型代表，其鄉裡治理體係之所以能實現“政通人和、鄉土安寧”，關鍵在於抓住了基層治理的核心規律，形成了一套貼合農業社會肌理、適應當時生產力水平的治理邏輯。從《通典·職官》對鄉官職責的明確界定，到《唐律疏議》對基層治理秩序的法律保障，再到敦煌文書中留存的鄉規民約、戶籍賬簿，唐代鄉裡治理形成了“製度保障、實踐落地、文化浸潤”的完整體係，其核心密碼可概括為三個維度。

（一）“層級順、權責明”的協同邏輯

唐代鄉裡治理構建了“縣—鄉—裡—村”四級聯動體係，層級劃分清晰，權責配置對等，形成了“上下貫通、左右協同”的治理架構。縣作為基層行政核心，負責政策製定與統籌協調，如縣令需“親巡屬縣，觀風俗，問百年，錄囚徒，恤鰥寡，閱丁口，務知百姓之疾苦”；鄉官（鄉長、鄉佐）主掌勸農、教化、治安等核心事務，直接對接縣級行政指令，《通典》記載“每鄉置鄉長一人，佐二人，主知鄉事”，明確其“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的職責；裡正、村正作為最基層的治理者，深耕鄉土，承擔戶籍管理、賦役征收、鄰裡調解等具體工作，唐代規定“百戶為裡，五裡為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內，分為坊，郊外為村。裡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形成“自上而下貫通、自下而上反饋”的閉環機製。這種層級設計既避免了權力過度集中導致的效率低下，又防止了權責模糊引發的推諉扯皮，確保治理指令能夠快速落地，民生訴求能夠及時迴應。

更為關鍵的是，唐代鄉裡治理注重“權責與能力匹配”“權力與監督並重”。鄉官、裡正的選拔多從本地德高望重、熟悉民情的鄉賢或庶民中產生，如開元年間規定“裡正取白身無官者，通狀言事”，要求“年五十以上，有德行無過”，確保治理者“懂鄉土、知民心、有威望”，他們既瞭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宗族關係，又具備一定的組織協調能力，能夠以“接地氣”的方式開展工作——比如麵對鄰裡田產糾紛，裡正可依據鄉規民約和宗族情誼靈活調解，比官府生硬判決更易被接受。同時，朝廷通過“考課製度”對鄉官履職情況進行嚴格考覈，將“墾田多少、流民複業率、盜賊發案數、賦稅完納率”等量化指標納入考覈體係，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優異者可獲“加階”“賜物”“遷官”，不稱職者則“罷官”“貶謫”“笞責”，形成“有責必擔、失責必究”的約束機製。此外，還設立“耆老”“鄉父老”等監督角色，允許百姓“詣縣言事”，舉報鄉官瀆職行為，確保治理者“在其位、謀其政”。這種“層級清晰、權責對等、考覈有力、監督到位”的協同邏輯，是唐代鄉裡治理高效運轉的核心保障。

（二）“貼民心、辦實事”的務實導向

唐代鄉裡治理始終以“民生為本”，聚焦百姓最關心的生產生活需求，不搞形式主義，不做表麵文章，形成了“以農為本、以民為念”的治理導向。在農業為本的社會背景下，勸農興產是鄉裡治理的核心任務：鄉官定期巡查農田水利，如關中地區鄉官每年春初組織村民修繕鄭白渠、成國渠，夏秋季節巡查灌溉分配，避免“爭水鬥毆”事件；江南地區則重點組織修建圩田、陂塘，應對水旱災害；組織村民修繕溝渠、開墾荒地，開元年間，河西走廊鄉官帶領村民開墾綠洲荒地，推廣“輪作製”，使當地糧食產量大幅提升，成為西北重要糧倉；根據季節變化釋出農時通知，通過“鄉鼓催耕”“裡胥勸種”“農桑榜示”等方式，推廣曲轅犁、筒車、育秧技術等先進耕作技術，還會組織“農桑之會”，讓農戶交流種植經驗；遇到災荒年份，鄉官需第一時間上報災情，如貞元年間河南遭遇旱災，鄉官逐村統計受災戶數、田畝數量，上報縣衙後，朝廷及時調撥義倉糧食，鄉官再配合裡正逐戶發放，同時組織村民“以工代賑”修繕水利，幫助百姓渡過難關。這種“以農為本、聚焦民生”的治理導向，精準契合了當時百姓的核心訴求，實現了“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治理目標。

在社會治理層麵，唐代鄉裡治理同樣堅持務實原則，聚焦百姓“急難愁盼”。通過製定鄉規民約規範鄰裡行為，如敦煌出土的《社邑文書》中，鄉規民約明確規定“鄰裡有困難，當相互救助；婚喪嫁娶，當鄰裡相助；禁止偷盜、賭博、鬥毆；禁止棄耕逃荒、拖欠賦稅”，還包含“尊老愛幼”“善待孤寡”等道德規範，化解日常矛盾；設立“村社”“義倉”“社倉”等互助組織，義倉由村民按畝繳糧（每畝繳粟二升），災年開倉放糧，隋末至唐初僅關中就有義倉百餘所，貞觀年間全國義倉存糧達千萬石，成為百姓應對災荒的“救命倉”；村社則是民間自治組織，負責組織公益勞動、互助幫扶、祭祀活動等，如修建鄉村道路、橋梁、水井等公共設施，均由村社牽頭組織；推行“保甲製度”“治安聯防”，以“五家為保，十家為鄰”，要求鄰裡之間“互相監督、互相救助”，夜間輪流巡邏，防範盜賊、匪患，確保百姓安居樂業。此外，鄉官還需負責教化工作，在鄉村設立“鄉學”“村學”，聘請儒士教授孩童識字、讀書，傳播儒家倫理道德；通過“鄉飲酒禮”“旌表孝悌”等方式，弘揚尊老愛幼、鄰裡和睦的美德。這些治理舉措冇有複雜的製度設計，卻直擊民生痛點，以“辦實事、解民憂”的實際成效贏得了百姓的信任與支援，構建起穩固的基層治理根基。這種“不務虛、重實效”的務實導向，是唐代鄉裡治理能夠紮根鄉土、深入人心的關鍵所在。

（三）“聚合力、共治理”的多元格局

唐代鄉裡治理並非依賴單一的行政力量，而是構建了“官治+民治”相結合的多元治理格局，形成了“官府主導、民間參與、協同共治”的良好生態。鄉官、裡正等“官方代理人”承擔行政統籌、政策落實、秩序維護等職責，而鄉賢、宗族首領、耆老、村社領袖等“民間力量”則在教化引導、矛盾調解、公益事業、道德約束中發揮重要作用，二者相輔相成、優勢互補。

鄉賢憑藉自身的道德威望、文化素養和社會影響力，成為連接官府與百姓的“橋梁紐帶”。他們大多是退休官員、科舉落第的儒生、本地有聲望的富民，如詩人王維退居輞川後，曾主持製定《輞川鄉約》，調解鄰裡田產糾紛、水源之爭，推動鄉內修橋鋪路、興辦學堂，還親自教授村民種植茶樹、藥材，帶動鄉鄰增收；河東裴氏、範陽盧氏等名門望族的鄉賢，則通過捐資助學、賑濟貧困、倡導鄉規民約等方式，維護地方秩序。鄉賢參與鄉規民約製定，使其更貼合鄉土實際；參與鄰裡糾紛調解，以“情理結合”的方式化解矛盾，比官府強製裁決更易被接受；向官府反映民情民意，讓政策製定更符合百姓需求。

宗族組織在唐代鄉裡治理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唐代宗族勢力較為發達，尤其是在南方地區，宗族通過宗族規訓、祠堂祭祀、族內互助等方式，規範族人行為、凝聚宗族力量。如江南吳氏宗族規定“族人貧病者必助，婚喪者必赴，子弟不教者必責，盜賊者必逐”；宗族還設立“族田”“義莊”，其收入用於族內公益事業、救助貧困族人、資助族中子弟讀書。宗族組織協助鄉官進行戶籍管理、賦稅征收，督促族人遵守國家法令；調解族內矛盾，避免矛盾激化升級；組織族內互助，緩解官府救濟壓力，成為基層治理的重要補充力量。

村社等民間組織則聚焦公益事業與日常互助，如敦煌社邑不僅組織修橋鋪路、開鑿水井等公益勞動，還開展“春秋祭祀”“節日聚會”等活動，增強村民的歸屬感與凝聚力；遇到村民婚喪嫁娶、生病受災，社邑成員共同出資出力相助，形成“一人有難、眾人相幫”的良好氛圍。這種多元治理格局打破了“政府包攬一切”的治理模式，充分調動了民間力量參與治理的積極性，實現了“行政力量”與“鄉土力量”的優勢互補——官府通過民間力量更精準地掌握民情、落實政策，民間力量則藉助官府的權威推動治理舉措落地，形成了“官民協同、共治共享”的良好治理生態。這種“多元參與、協同共治”的治理理念，是唐代鄉裡治理能夠實現長治久安的重要支撐。

二、當代基層治理的現實困境：曆史智慧的當代映照

將唐代鄉裡治理的核心智慧放到當代基層治理的實踐場景中，我們不難發現，當下基層治理麵臨的諸多困境，恰恰是對曆史智慧的背離或弱化。從“層級協同”到“務實導向”，再到“多元共治”，唐代治理智慧為破解當代基層治理難題提供了清晰的映照與啟示，也讓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現實困境的根源所在。

（一）層級銜接不暢：權責模糊導致“治理梗阻”

當代基層治理體係中，“縣—鄉鎮（街道）—村（社區）”的層級架構已然形成，但在實際運行中，仍存在層級銜接不暢、權責劃分模糊、資源配置失衡等問題，導致“治理梗阻”頻發。部分地區縣級政府過度將行政職能下放至鄉鎮（街道），如某縣將“安全生產檢查”“環保督查”“信訪維穩”“食品安全監管”等12項縣級核心職能下放至鄉鎮，但未配套相應的執法權、經費保障和技術支援，鄉鎮“權小責大、力不從心”；村（社區）作為最基層的治理單元，既要承接上級部門的各項考覈任務，又要應對群眾的多元訴求，往往陷入“上麵千把錘、下麵一顆釘”的困境——據統計，某省村（社區）平均承接上級部門下達的考覈指標達80餘項，涉及黨建、綜治、環保、民政等20多個領域，基層乾部不得不將大量精力用於應付考覈，難以專注服務群眾。

更嚴重的是，部分地區存在“權責倒掛”“上下脫節”現象：上級部門將責任層層下壓，卻未給予相應的權力與資源，導致基層治理者“有責無權、有心無力”；上下級溝通渠道不暢，上級政策製定缺乏對基層實際的調研，導致政策“水土不服”，難以落地執行；基層群眾的訴求向上傳遞時“層層過濾”，難以直達決策層，最終出現政策執行“打折扣”、民生訴求“被擱置”的“治理梗阻”。如某鄉鎮接到上級“農村廁所改造”的硬性指標，要求三個月內完成全鎮500戶改造任務，但未充分考慮部分村莊缺乏汙水管網、農戶經濟條件有限等實際情況，導致改造後的廁所因“用不了、難維護”被閒置，既浪費了治理資源，又引發群眾不滿。

反觀唐代鄉裡治理，“縣—鄉—裡—村”的每一層級都有明確的權責邊界和資源保障：縣級政府負責政策製定與資源統籌，為鄉官履職提供法律、經費支援；鄉官擁有相對獨立的行政權，可根據鄉土實際靈活落實政策；裡正、村正專注於具體事務，無需承擔過多行政壓力。這種“權責對等、上下協同、資源匹配”的治理模式，恰好為當代基層治理理順層級關係、破解“治理梗阻”提供了曆史借鑒。

（二）治理脫離實際：形式主義背離“民生為本”

在部分地區的基層治理中，“重形式、輕實效”的形式主義傾向較為突出，背離了“以民為本”的治理初心，與唐代鄉裡治理“貼民心、辦實事”的務實導向形成鮮明對比。部分基層乾部將“痕跡管理”異化為“痕跡主義”，過度追求“數字化台賬”“標準化建設”“迎檢材料美化”，如某社區為應付“文明城市創建”檢查，花費數萬元製作宣傳展板、填寫各類台賬，甚至要求居民“統一口徑”接受檢查，卻未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小區停車位不足”“垃圾分類設施不完善”等實際問題；考覈指標繁瑣複雜，過度注重“數量”“速度”，忽視“質量”“實效”，基層乾部為了應付考覈，不得不將大量精力投入到“填表報數”“迎檢備查”中，反而擠占了服務群眾、解決實際問題的時間與精力——某鄉鎮乾部坦言，“每月要填寫20餘種報表，參加10餘次會議，真正下村入戶服務群眾的時間不足一半”。

部分治理舉措缺乏對本地實際的調研，照搬照抄其他地區的經驗，導致“水土不服”。如某山區縣盲目照搬城市社區“智慧門禁”“線上議事”模式，投入數十萬元搭建數字化平台、安裝智慧設備，但當地山區老人占比達60%以上，多數老人不會使用智慧手機，且網絡信號較弱，最終門禁閒置、線上平台無人使用；還有些地區不顧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強行推進“鄉村旅遊開發”“特色產業種植”，導致項目失敗，浪費了大量財政資金。這種脫離實際的治理模式，不僅未能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反而損害了政府公信力，加劇了基層矛盾。

（三）治理力量薄弱：多元參與機製尚未健全

當前，基層治理仍存在“政府單打獨鬥”的現象，多元治理力量尚未形成有效合力，治理力量薄弱問題較為突出。一方麵，基層行政力量不足：鄉鎮（街道）、村（社區）乾部隊伍麵臨“人員短缺、任務繁重、壓力較大、流失嚴重”的困境，某省鄉鎮平均編製30人左右，實際在崗不足25人，卻要承擔200餘項行政職能；村（社區）乾部待遇偏低，部分偏遠鄉村村乾部月工資不足2000元，難以吸引年輕人才加入，導致乾部隊伍老齡化嚴重，平均年齡超過50歲，難以全麵覆蓋複雜的治理場景。另一方麵，民間治理力量未能得到充分啟用：鄉賢、誌願者、社會組織等參與治理的渠道不夠暢通，參與熱情不夠高漲，缺乏有效的激勵保障機製。如某城市社區有誌願者200餘人，但因缺乏係統培訓、服務時長難以認定、激勵措施有限等問題，實際常態化參與誌願服務的不足30人；部分地區社會組織發展緩慢，難以承接基層政府轉移的公共服務職能，導致政府不得不繼續包攬各類事務。

在人口流動加劇的背景下，鄉村“空心化”與城市社區“陌生人化”進一步加劇了治理力量薄弱的問題。鄉村地區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導致傳統鄉土治理力量（如宗族、鄉賢、青壯年村民）流失，某鄉村因青壯年外出務工，僅剩老人兒童，村兩委僅3名乾部，既要負責村務管理、政策落實，又要照顧留守老人兒童的生活起居、安全保障，還要應對各類考覈檢查，常常分身乏術；城市社區則因人口流動頻繁、鄰裡互動減少，形成“陌生人社會”，鄰裡互助、社區認同弱化，某城市社區居民多為外來務工人員，平時互不往來，社區組織公益活動時響應者寥寥，遇到鄰裡矛盾時無人調解，基層治理陷入“政府乾、群眾看”的被動局麵。

（四）數字化轉型失衡：技術賦能與“數字鴻溝”並存

隨著數字化技術的快速發展，“數字治理”成為當代基層治理的重要趨勢，但在轉型過程中，部分地區出現“重技術、輕人文”“重效率、輕公平”的失衡現象，背離了唐代鄉裡治理“便民利民”的核心邏輯。部分地區過度依賴數字化平台，將所有治理工作都搬到線上，如某城市社區推行“線上辦事平台”“智慧門禁係統”“線上投票”等數字化治理手段，要求居民必須線上預約才能辦理養老認證、社保繳費等業務，導致多位老年居民因不會操作智慧手機而無法按時辦理業務，引發群眾不滿；部分數字化平台功能繁瑣、操作複雜，介麵設計不符合基層乾部與群眾的使用習慣，某鄉鎮搭建的“基層治理數字化平台”包含10餘個模塊、50餘項功能，基層乾部需要花費數小時培訓才能初步掌握，且數據錄入流程繁瑣，反而降低了治理效率。

“數字鴻溝”問題日益凸顯，老年群體、偏遠地區群眾、文化水平較低群體等“數字弱勢群體”被邊緣化。據統計，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中，不會使用智慧手機的比例超過40%，偏遠地區農村群眾的數字技能水平也普遍較低。某偏遠鄉村因網絡信號弱、群眾數字技能不足，縣級政府推出的“線上政務服務平台”在當地幾乎無人使用，群眾辦事仍需往返縣城，往返路程耗時3小時以上；此外，數據共享機製不健全，不同部門、不同層級的數字化平台之間存在“資訊孤島”，如公安、民政、衛健、社保等部門的數字化平台數據不互通，基層乾部需要重複錄入數據，群眾辦事需要重複提交材料，“數據多跑路”未能真正實現。這種數字化轉型的失衡，不僅未能提升治理效能，反而加劇了治理不公，損害了群眾的獲得感。

三、曆史智慧的當代轉化：基層治理的底氣與路徑

唐代鄉裡治理智慧並非僵化的曆史模板，而是能夠根據時代發展、社會變遷進行靈活轉化的治理邏輯。將這份曆史智慧轉化為當代基層治理的實際成效，需要立足新時代基層治理的現實需求，在傳承中創新、在借鑒中發展，構建起“層級協同、務實為民、多元共治、數字賦能”的現代基層治理體係，讓曆史智慧成為當代基層治理行穩致遠的堅實底氣。

（一）傳承“層級順、權責明”智慧，構建協同高效的治理體係

針對當代基層治理層級銜接不暢、權責模糊、資源失衡的問題，可借鑒唐代“縣—鄉—裡—村”的層級協同邏輯，進一步理順“縣—鄉鎮（街道）—村（社區）”的權責關係，構建“權責對等、上下協同、運轉高效、資源匹配”的治理體係。

在權責劃分上，建立“權責清單製度”，明確各級治理單元的核心職責與權力邊界：縣級政府聚焦政策製定、資源統籌、監督考覈，將具體事務性、服務性職能下放至鄉鎮（街道），不得隨意將縣級責任轉嫁至基層；鄉鎮（街道）作為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負責政策落地、矛盾化解、資源整合，賦予其相應的人事管理權、財政支配權、事務協調權、執法權，如浙江某縣製定《鄉鎮（街道）權責清單》，明確縣級下放32項權力（包括部分行政執法權、財政支配權）、保留18項縣級核心職責，鄉鎮可自主調配30%的財政資金，有效解決了“權小責大”問題；村（社區）作為最基層的治理單元，聚焦民生服務、鄰裡調解、社區治理、群眾動員，減少不必要的考覈指標與行政負擔，如某省開展“基層減負專項行動”，取消村（社區）承擔的43項不必要考覈指標，讓基層乾部能夠集中精力服務群眾。同時，將各級治理單元的職責、權力、義務以清單形式明確下來，公開公示，接受群眾監督，杜絕推諉扯皮、權責倒掛現象。

在資源配置上，建立“權責與資源匹配”機製，確保基層“有權辦事、有能辦事”。加大對鄉鎮（街道）、村（社區）的財政投入，如某省規定縣級財政向鄉鎮（街道）傾斜，鄉鎮（街道）財政收入留存比例不低於60%，村（社區）辦公經費、乾部待遇納入縣級財政保障；加強基層乾部隊伍建設，通過“公開招錄、定向培養、待遇提升、晉升激勵”等方式，吸引年輕人才加入基層乾部隊伍，如廣東某地級市麵向高校畢業生招錄“基層治理專乾”，給予事業編製待遇，緩解基層人員短缺問題；優化基層辦公條件，為鄉鎮（街道）、村（社區）配備必要的辦公設備、執法工具、服務設施，提升基層治理的硬體水平。

在考覈機製上，借鑒唐代“考課製度”的務實導向，建立以“民生實效、群眾滿意度”為核心的考覈評價體係。減少對“台賬數量、報表質量、迎檢次數”等形式化指標的考覈，增加對“矛盾化解率、群眾辦事滿意度、民生項目落地成效、群眾投訴辦結率”等實質性指標的權重；引入群眾評價、第三方評估、媒體監督等多元評價主體，如四川某街道引入第三方機構開展群眾滿意度調查，結果占乾部考覈權重的40%，倒逼乾部聚焦民生實事；建立“差異化考覈”機製，根據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發展水平、治理難度，製定個性化考覈指標，避免“一刀切”；將考覈結果與乾部獎懲、晉升、待遇直接掛鉤，形成“乾好乾壞不一樣、乾多乾少不一樣”的激勵約束機製，激發基層乾部的工作積極性與主動性。

在協同機製上，構建“自上而下貫通、自下而上反饋”的雙向溝通渠道。一方麵，通過“網格化管理”“駐村（社區）乾部”“包聯到戶”等製度，讓上級政策能夠快速傳遞到基層、落實到群眾；另一方麵，建立“民情懇談會”“村民議事會”“社區聽證會”“線上意見箱”等常態化反饋機製，如廣東某村每月召開“村民夜談會”，村乾部與村民麵對麵交流，半年收集並解決民生訴求127件；浙江某社區開設“線上議事群”，群眾可隨時反饋問題，社區乾部24小時內迴應，讓群眾的訴求能夠及時向上傳遞，為政策製定、治理優化提供參考。同時，推進“跨部門協同”，打破部門壁壘，建立健全鄉鎮（街道）統籌協調、相關部門協同配合的工作機製，如某鄉鎮成立“基層治理協同中心”，整合公安、民政、司法、衛健、環保等部門的基層力量，實行“一站式辦公、聯合執法、聯合服務”，有效解決了“多頭管理、推諉扯皮”問題，針對基層治理中的複雜問題，開展聯合執法、聯合服務，形成治理合力。

（二）堅守“貼民心、辦實事”初心，踐行務實為民的治理導向

唐代鄉裡治理“聚焦民生、務實高效”的導向，是當代基層治理必須堅守的核心初心。麵對當下基層治理中的形式主義、脫離實際等問題，應迴歸“以民為本”的本質，將“辦實事、解民憂、惠民生”作為基層治理的出發點與落腳點，讓治理舉措真正貼合基層實際、滿足群眾需求。

在治理重點上，聚焦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精準配置治理資源。農村地區應圍繞“鄉村振興”戰略，聚焦產業發展、人居環境整治、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提升、留守兒童與留守老人關愛等核心任務，如山東某村聚焦“灌溉難”問題，爭取財政資金與社會資本，修繕老舊水渠10公裡，引入節水灌溉技術，讓村民灌溉成本降低50%，糧食畝產提高30%；安徽某村針對“留守兒童無人管”問題，利用村集體閒置房屋建設“留守兒童之家”，聘請退休教師擔任輔導員，為留守兒童提供課業輔導、興趣培養、心理疏導等服務，幫助農民增收致富、改善生活條件。城市社區應聚焦“民生服務”，關注養老、托幼、就業、醫療、教育、住房、交通、環境等群眾最關心的領域，推進“一刻鐘便民生活圈”建設，如上海某社區打造“15分鐘養老服務圈”，建設日間照料中心、老年食堂、康複驛站、助浴點，解決了2000餘名老人的養老難題；北京某社區針對“幼兒入托難”問題，引入普惠性幼兒園，開設“延時托管”服務，緩解了年輕父母的育兒壓力，解決群眾“辦事難、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等問題。

在治理方式上，堅持“因地製宜、因時製宜、因人製宜”，摒棄形式主義，推行“簡約高效、便民利民”的治理模式。深入開展“走村入戶”調研，要求基層乾部每月至少一半時間下村入戶，與群眾麵對麵交流，瞭解群眾真實需求，根據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發展水平、群眾需求，製定差異化的治理方案，避免“一刀切”“照搬照抄”；減少不必要的台賬、報表、會議，如某省推行“無會周”“合併會議”“線上會議”製度，要求基層會議減少30%以上，台賬報表減少40%以上，讓基層乾部能夠從繁瑣的事務中解脫出來，把更多時間與精力投入到服務群眾、解決實際問題中；推進“一站式服務”“一窗受理、全程代辦”，整合政務服務資源，在鄉鎮（街道）設立“便民服務中心”，在村（社區）設立“便民服務站”，如河南某鄉鎮便民服務中心整合民政、社保、醫保、戶籍、殘聯等12個部門的服務事項，實現“一窗受理、全程代辦、最多跑一次”，群眾辦事平均時間從1天縮短至2小時；浙江某村設立“代辦點”，由村乾部、誌願者為老年人、殘疾人等特殊群體提供免費代辦服務，讓群眾辦事更便捷、更高效。

在治理成效上，以“群眾滿意度”作為檢驗工作的根本標準。建立健全群眾評價反饋機製，通過問卷調查、電話回訪、現場走訪、線上評議等多種方式，及時瞭解群眾對治理舉措、服務質量的評價與意見；對群眾反映的問題，建立“台賬管理、限時辦結、跟蹤督辦、銷號管理”製度，如某街道建立“民生訴求台賬”，明確辦理責任人、辦理時限，每週公示辦理進度，確保事事有迴應、件件有著落；定期公開治理成效與群眾評價結果，接受群眾監督，如某社區每季度召開“民生實事報告會”，向居民公開民生項目進展、資金使用情況、群眾評價結果，讓群眾“看得明白、心裡踏實”，讓基層治理在群眾的參與與監督下不斷優化提升。

（三）啟用“聚合力、共治理”基因，構建多元協同的治理格局

借鑒唐代“官治+民治”的多元治理格局，針對當代基層治理力量薄弱、群眾參與度不高的問題，應充分啟用民間治理力量，構建“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群眾自治、多元協同”的治理格局，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治理合力。

在主體培育上，重點啟用鄉賢、誌願者、社會組織、宗族組織、企業等民間力量，構建“多元共治主體庫”。鄉賢方麵，通過“鄉賢返鄉”“鄉賢聘任”等方式，邀請退休乾部、企業家、專家學者、優秀退役軍人、道德模範等鄉賢參與村（社區）治理，如江蘇某村成立鄉賢理事會，邀請15名鄉賢參與，半年內調解矛盾38起，募集公益資金50萬元，引進農產品加工廠1家，帶動村民增收；設立“鄉賢調解室”“鄉賢議事會”等平台，讓鄉賢在政策宣傳、矛盾調解、公益事業、產業發展等方麵發揮作用。誌願者方麵，加強誌願者隊伍建設，建立健全誌願者招募、培訓、管理、激勵機製，如北京某社區組建“銀髮誌願者隊”“青年突擊隊”“專業服務隊”（涵蓋法律、醫療、教育等領域），註冊誌願者達800餘人，年服務時長超2萬小時；某省建立“誌願者星級評定”“服務時長認定”製度，誌願者可憑服務時長兌換公共服務或生活用品，鼓勵黨員、青年、退休乾部、專業技術人員等群體加入誌願者隊伍，參與養老服務、環境整治、文明勸導、應急救援、課業輔導等誌願服務活動。

社會組織方麵，培育發展社區社會組織、農村專業合作社、公益組織等民間組織，如浙江某縣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場地支援”“資金扶持”等方式，培育社區社會組織500餘家，涵蓋養老、托幼、文化、體育、環保等多個領域，支援其承接基層政府轉移的公共服務、公益事業、矛盾調解等職能，發揮其專業化、精細化服務優勢；加強對社會組織的指導與監管，規範其運行機製，提升其服務能力。宗族組織方麵，引導宗族組織發揮積極作用，如廣東某村引導宗族組織修訂族規民約，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鄉村振興、移風易俗等內容納入其中，規範族人行為；組織宗族互助活動，救助貧困族人、關愛留守老人兒童，同時抑製宗族組織的消極作用，防止宗族勢力乾預基層政權、引發宗族矛盾。企業方麵，鼓勵企業參與基層治理，如某地級市推行“企業結對幫扶村（社區）”製度，企業通過捐贈公益資金、建設公共設施、提供就業崗位、開展技能培訓等方式，助力基層治理與鄉村振興，形成“企地共建、互利共贏”的良好局麵。

在參與機製上，搭建多元化的參與平台，暢通群眾參與治理的渠道，讓群眾“有地方說話、有機會參與、有能力辦事”。健全基層群眾自治製度，完善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居民會議、業主大會等議事決策機製，明確重大事項必須經群眾議事決策通過，確保群眾對村（社區）重大事項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讓群眾能夠直接參與村（社區）重大事項的決策與管理；推進“微治理”模式，針對鄰裡糾紛、環境整治、公共設施維護、垃圾分類等“微事務”，設立“微議事”“微投票”“微誌願”“微監督”等平台，如湖南某社區推出“微心願”平台，群眾可線上釋出需求（如“希望有人幫忙檢修家電”“需要課業輔導”），誌願者認領完成，半年實現“微心願”423個；浙江某村設立“村民議事角”，村民可隨時討論村裡的小事，及時化解矛盾，鼓勵群眾從小事入手、從身邊事做起，積極參與治理；利用數字化平台搭建“線上參與”渠道，開設“意見征集”“建言獻策”“線上投票”等欄目，如某城市社區通過線上平台征集“社區環境整治方案”，收到群眾建議100餘條，最終采納23條，讓群眾能夠隨時隨地參與治理、反饋意見，提升參與的便捷性與積極性。

在激勵保障上，建立健全多元主體參與治理的激勵機製，激發參與熱情。精神激勵方麵，對錶現突出的鄉賢、誌願者、社會組織、企業等，給予表彰獎勵、榮譽稱號（如“優秀鄉賢”“星級誌願者”“公益企業”），通過村（社區）公告欄、微信公眾號、表彰大會等方式進行宣傳，增強其榮譽感與歸屬感；政策支援方麵，在項目審批、資金扶持、場地提供、稅收優惠等方麵給予適當傾斜，如對參與基層公益事業的企業，給予稅收減免；為社區社會組織提供免費辦公場地；物質激勵方麵，建立“積分製”“時間銀行”等製度，如深圳某社區推行“誌願服務時間銀行”，誌願者服務1小時可存入1個“時間幣”，未來可兌換同等時長的誌願服務或生活用品，吸引了3000餘人加入；某村推行“治理積分製”，村民參與公益勞動、矛盾調解、政策宣傳等可獲得積分，積分可兌換生活用品或村集體福利，形成“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良好氛圍；能力保障方麵，加強對民間治理力量的培訓指導，定期組織鄉賢、誌願者、社會組織負責人蔘加政策解讀、矛盾調解、服務技能等培訓，提升其組織協調、矛盾調解、服務群眾等能力，為其參與治理提供必要的保障與支援。

（四）融合“便民利民”理念，推進數字化轉型的均衡發展

唐代鄉裡治理“便民利民”的理念，為當代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提供了重要遵循。針對數字化轉型中存在的“數字鴻溝”、技術脫離實際、資訊孤島等問題，應堅持“以人為本、技術賦能、均衡發展、便民高效”的原則，讓數字化技術真正服務於基層治理、惠及全體群眾。

在技術應用上，堅持“實用、便捷、易懂、適配”的原則，避免過度追求技術先進性而忽視實用性。簡化數字化平台的功能與操作流程，刪除不必要的功能模塊，優化介麵設計，讓平台“一看就懂、一學就會”；開發“適老化”“適農化”版本，如支付寶、微信推出“長輩模式”，字體放大、功能簡化、語音提示，覆蓋社保查詢、話費充值、生活繳費等高頻服務，全國超2億老人使用；某省推出“鄉村版政務APP”，增加語音輸入、視頻指導、方言識彆等功能，方便農村群眾使用；聚焦群眾高頻辦事事項，推進“一網通辦”“掌上辦”“就近辦”，如某省實現社保繳費、醫保報銷、戶籍辦理、不動產登記等100餘項高頻事項“掌上辦”，群眾辦事平均時間縮短60%，實現“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同時保留線下辦事渠道，在鄉鎮（街道）便民服務中心、村（社區）便民服務站設立專門視窗，為老年群體、數字弱勢群體提供兜底服務，確保群眾“辦事有選擇、服務不缺位”。

利用大數據技術提升治理的精準度與實效性，如杭州某街道通過大數據分析居民出行數據、消費數據、訴求數據，發現老年群體“買菜難”“就醫難”問題突出，隨即引入生鮮超市、開通便民班車對接醫院，精準解決了群眾需求；某省利用大數據建立“基層矛盾預警平台”，對婚姻家庭、鄰裡關係、征地拆遷等領域的矛盾隱患進行實時監測、提前預警，將80%以上的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實現治理資源的精準配置、治理舉措的精準推送、治理風險的精準防控。

在彌合“數字鴻溝”上，加大對老年群體、偏遠地區群眾、文化水平較低群體等的數字技能培訓力度。開展“數字技能進社區、進農村”專項行動，如浙江某縣組織誌願者、基層乾部、大學生村官進村入戶，手把手教老人使用智慧手機、政務APP、線上支付等，半年培訓超1.2萬人次；某社區開設“數字技能培訓班”，每週舉辦1次，幫助老年居民掌握基本數字技能；優化偏遠地區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農村地區、偏遠山區的網絡覆蓋投入，提高網絡覆蓋率與網速，降低網絡使用成本，讓農村群眾能夠便捷地使用數字化服務；針對老年群體、殘疾人等特殊群體，推出“上門辦、代辦、幫辦”等個性化服務，如某社區成立“幫辦代辦隊”，為行動不便的老人、殘疾人提供免費代辦服務，解決其“不會辦、不能辦“不會辦、不能辦”的難題，確保其不會因“數字鴻溝”而無法享受基本公共服務。

在數據共享與安全上，打破“資訊孤島”，構建統一的基層治理數字化平台。建立健全數據共享機製，如廣東某地級市搭建“基層治理大數據平台”，整合公安、民政、衛健、社保、住建、環保等28個部門的數據，製定統一的數據標準，實現“一次采集、多部門共用”，基層乾部填報工作量減少60%，群眾辦事無需重複提交材料，推動不同部門、不同層級的數字化平台之間的數據互通、資源共享；加強數據安全管理，建立健全數據安全管理製度，規範數據采集、存儲、使用、傳輸等環節的操作流程，對涉及群眾個人隱私的數據進行加密處理，嚴格限製數據訪問權限，防止數據泄露，保護群眾的個人資訊保安；建立數據質量稽覈機製，確保數據真實、準確、完整，為基層治理決策提供可靠支撐。

（五）立足“時代新需求”，創新治理模式與治理手段

唐代鄉裡治理智慧是在農業社會背景下形成的，要使其在當代煥發活力，必須結合新時代基層治理的新需求、新挑戰，進行創新性發展。麵對人口流動加劇、利益訴求多元、治理場景複雜、風險隱患增多等新情況，應創新治理模式與治理手段，讓曆史智慧與現代治理理念、技術深度融合。

在人口流動治理方麵，針對鄉村“空心化”與城市社區“陌生人化”的問題，創新“流動式治理”與“融合式治理”模式。對於農村地區，推行“黨建引領+鄉賢治理+誌願服務+數字賦能”的模式，如安徽某空心村邀請退休乾部擔任“名譽村長”，組織鄉賢捐款修路、改善基礎設施，引進農產品加工廠，帶動村民增收；利用數字化平台建立“留守老人兒童關愛係統”，實時監測其生活狀況，一旦出現異常及時響應，彌補青壯年勞動力流失導致的治理力量不足；建立農村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關愛服務體係，通過“一對一幫扶”“定期走訪”“親情視頻連線”“應急救助”等方式，解決其生活困難、情感孤獨、安全保障等問題。對於城市社區，推行“黨建引領+網格化治理+社區融合+流動人口服務”的模式，如上海某社區將流動人口納入“網格管理”，設立“新居民服務站”，為其提供就業指導、子女入學谘詢、社保轉移、法律援助等一站式服務；組織“新居民融入活動”，讓流動人口參與社區治理、文化活動，增強其社區認同感與歸屬感；建立“流動人口資訊動態管理係統”，實時掌握流動人口的就業、居住、生活等情況，提供精準服務。

在矛盾化解方麵，借鑒唐代鄉規民約、鄰裡調解的經驗，創新“多元化、智慧化、源頭化”矛盾化解模式。健全鄉規民約、社區公約，如浙江某村將“禁止高空拋物”“垃圾分類”“文明養犬”“鄰裡互助”等內容納入鄉規民約，通過村民投票通過後嚴格執行，同時建立“紅黑榜”製度，對遵守公約的村民進行表彰，對違反公約的進行勸導，鄰裡矛盾減少40%，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公序良俗、法律法規等融入其中，引導群眾自覺遵守；建立“村（社區）調解、鄉鎮（街道）調解、縣級調解”三級矛盾調解體係，吸納鄉賢、律師、退休乾部、法官、檢察官、心理專家等加入調解隊伍，如山東某縣組建“鄉賢調解團”“律師調解隊”，聘請200餘名調解員，矛盾化解成功率達92%；某社區設立“心理調解室”，邀請心理專家為群眾提供情緒疏導、心理輔導，化解因家庭瑣事、鄰裡糾紛引發的心理矛盾，形成“一站式”矛盾化解平台；利用數字化平台建立“線上調解”渠道，如某省推出“互聯網+調解”平台，群眾可隨時申請調解，調解員線上接單、線上調解，提高矛盾化解效率；加強矛盾源頭預防，通過大數據分析矛盾高發領域、高發原因，提前製定防控措施，從源頭上減少矛盾發生，將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

在應急治理方麵，借鑒唐代“村社互助、鄰裡相幫”的經驗，構建“多元協同、快速響應、精準防控”的應急治理體係。建立健全基層應急預警機製，利用大數據、物聯網、無人機等技術，對自然災害（如洪水、颱風、地震）、公共衛生事件、安全生產事故等風險隱患進行實時監測、提前預警，及時向群眾釋出預警資訊，做好防範準備；組建基層應急誌願服務隊伍，如四川某鄉鎮組建“鄰裡應急隊”，配備滅火器、救生繩、急救箱、衝鋒舟等應急救援設備，邀請專業人員開展應急演練和技能培訓，提升應急救援能力，在汛期成功轉移群眾500餘人；建立“鄰裡互助”應急機製，在社區、村莊劃分應急互助小組，明確互助責任，在突發事件發生時，組織群眾開展自救互救，形成“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良好氛圍；完善基層應急物資儲備體係，根據當地風險類型，儲備充足的應急食品、飲用水、藥品、救援設備等物資，確保突發事件發生時能夠快速調配使用；建立應急處置聯動機製，加強基層與縣級應急、公安、消防、醫療等部門的協同配合，確保突發事件能夠快速響應、高效處置。

在鄉村振興與城市治理融合方麵，創新“城鄉聯動、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治理模式。推動城市優質資源向農村流動，如某地級市建立“城市社區與鄉村結對幫扶”製度，城市社區向鄉村輸出教育、醫療、文化等優質資源，鄉村為城市提供農產品供應、休閒旅遊等服務；推進“數字鄉村”與“智慧城市”協同建設，實現城鄉政務服務互聯互通、公共資源均衡配置，讓農村群眾能夠享受與城市群眾同等的公共服務；創新鄉村產業發展模式，借鑒唐代“勸農興產”的經驗，結合市場需求，發展特色種植、養殖、鄉村旅遊、農產品加工等產業，培育鄉村電商、直播帶貨等新業態，帶動農民增收致富；加強城鄉環境協同治理，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與城市環境治理一體化，建立城鄉垃圾分類處理、汙水處理聯動機製，改善城鄉生態環境。

四、結語：曆史傳承與時代創新的雙向奔赴

從唐代的“鄉官親民、裡正協理”到當代的“黨建引領、多元共治”，從唐代的“勸農興產、解民憂難”到當代的“鄉村振興、民生改善”，從唐代的“鄉規民約、鄰裡互助”到當代的“社區公約、誌願服務”，基層治理的形式與手段雖曆經千年變遷，但“以民為本、務實為民、協同共治、紮根鄉土”的核心理念始終未變。唐代鄉裡治理留下的智慧結晶，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更是當代基層治理的重要思想源泉與底氣所在。

這份曆史智慧給予當代基層治理的底氣，不僅在於提供了破解現實難題的具體路徑，更在於傳遞了一種紮根鄉土、心繫百姓的治理初心，一種尊重基層實際、注重務實實效的治理作風，一種凝聚多方力量、協同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基層治理最深厚的力量蘊藏在群眾之中，最有效的舉措紮根在現實土壤之中。唐代鄉裡治理之所以能實現長治久安，關鍵在於它抓住了“民心”這個根本，以務實的舉措解決了百姓的實際問題，以多元的參與凝聚了治理的合力，以清晰的權責保障了治理的效能。

當代基層治理既要從唐代鄉裡治理智慧中汲取營養，傳承那份“接地氣、辦實事、聚合力”的治理邏輯，避免走“形式主義、脫離實際、單打獨鬥”的彎路；更要立足新時代的曆史方位，迴應時代發展的新需求、群眾的新期待，以創新的思維、務實的作風、高效的舉措，破解基層治理中的新矛盾、新挑戰。要讓曆史智慧與現代治理技術深度融合，讓行政力量與民間力量協同發力，讓治理舉措與群眾需求精準對接，構建起更有溫度、更有效率、更具活力、更可持續的基層治理體係。

說到底，基層治理的本質是對“人”的服務與關懷，是對“民生”的守護與改善。從唐代的“鄉規民約”到當代的“社區公約”，從唐代的“鄰裡互助”到當代的“誌願服務”，從唐代的“勸農興產”到當代的“鄉村振興”，變化的是治理的形式與載體，不變的是對鄉土安寧、百姓幸福的追求。這份從曆史中走來的治理智慧，終將在當代基層治理的實踐中不斷煥發新的活力，成為基層治理行穩致遠的堅實底氣，守護住鄉土的安穩與煙火氣，讓百姓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書寫出新時代基層治理的美好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