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趣聞錄 狀元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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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南北狀元之戰\\n\\n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一天，擔任清廷翰林院編修的蘇州人汪琬與同僚談起了各自家鄉的特產。\\n\\n正當大家各自誇耀家鄉特產的時候，汪琬這位順治十二年（1655年）的進士緩緩說道：“蘇州嘛，特產很少，但有一個很特彆，那就是狀元！”\\n\\n一語驚四座。\\n\\n特產是“狀元”？在大清朝高級知識分子集結的翰林院裡，這句話很是刺耳，可大家仔細一想，又不無道理。\\n\\n實際上，狀元確實是蘇州的特產。\\n\\n從晚唐的869年產生第一位蘇州地區的狀元，到1905年科舉結束，整個蘇州地區（蘇州、吳縣、常熟、吳江、崑山、太倉）共產生了45位狀元，數量為中國曆史之最。而中國有史記載的科舉狀元一共600位，蘇州一個城市就獨占了7.5%，不愧為狀元之鄉。\\n\\n1\\n\\n中國古代哪裡出產狀元最多？這個問題的背後又隱藏著古代中國的政治經濟、人口軍事密碼，甚至暗藏殺機？\\n\\n中國古代科舉從隋朝開皇年間創立，至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止，曆經一千三百多年，共開科取士709次。然而現存史料有據可查的有名有姓的狀元僅僅600人（不含武狀元），這600人中可以查詢到籍貫的僅僅為448人。\\n\\n如果能穿越，看到清朝的蘇州進士汪琬這麼“囂張”，唐朝的北方士子們一定會非常不屑，因為在大唐鼎盛時，狀元大部分是北方人的囊中物。\\n\\n根據現有的資料統計，唐朝時，狀元郎們的家鄉大部分位處黃河中下遊的北方各省，那時候，黃河中下遊兩岸纔是中國文風最為鼎盛的地區—現在知道籍貫的68位唐朝狀元中，人數排前三名的省份分彆是河北（15人）、河南（13人）、陝西（11人）。\\n\\n從具體數據來分析，在安史之亂爆發前，知道詳細籍貫的8位狀元中，有7位是北方人。從數據統計來看，唐朝前期狀元分佈的範圍，主要在北方。\\n\\n但是安史之亂是中國北方文脈衰落的開始。755年安祿山起兵以後，中國的文脈興旺之地逐漸從黃河中下遊地區轉移到了長江中下遊地區。\\n\\n安史之亂後，大約從唐武宗會昌年間（841—846年）開始，來自南方的狀元人數逐漸增多，在843年至907年唐朝最後的六十四年間，秦嶺、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區相繼出現了11位狀元，約占這一時期狀元總人數的31.4%。\\n\\n晚唐時期，就連當時非常偏僻的廣西地區都出了2位狀元，在中國曆史大格局的轉變中，南北方文運的扭轉、狀元分佈的顛覆時代即將到來。\\n\\n2\\n\\n安史之亂後的兩百年間，南方人在科舉榜上逐漸崛起，這也讓一個人心裡非常不爽。\\n\\n作為北宋華州（今陝西渭南）人，出生在關中地區的寇準一向很看不起南方人。\\n\\n北宋時期，儘管作為中國古代政治經濟的傳統核心——關中地區已經逐漸冇落，但寇準和他那個時代的人一樣，仍然認為關中地區所處的西北地區纔是中國真正的王霸之地，“西北，天地之勁方，雄尊而嚴，故帝王之興常在西北”。\\n\\n當時，趙匡胤家族與主要的大臣都是北方人，即使北宋王朝的經濟命脈已經開始仰賴江南地區，但在政治上，北宋的政治圈裡，大家對於南方人還是很排斥的。\\n\\n當時作為宰相的寇準甚至公開放話說：“南方下國，不宜多冠士。”意思就是，南方是個下等地方，不能讓太多人中舉、當官。\\n\\n據說，寇準有一次在看到主考官們集體將當科狀元定為南方文士肖貫中時大發雷霆，強行要求他們將狀元改成了山東平度人蔡齊。對此，寇準非常得意，逢人便誇口說：“又為中原爭得一狀元！”\\n\\n由於北方官員集團的集體打擊，因此在北宋前期，北宋朝廷中“選用人纔多取北人”，南方士大夫大多默默無聞，“沉淪者多”。\\n\\n安史之亂後，隨著大量人口的遷徙南下，秦嶺、淮河以南的長江流域地區人口日漸增長，經濟蒸蒸日上。\\n\\n與此相比，北方地區卻長期處於戰亂之中，深受契丹（遼國）、黨項（西夏）、女真（金國）的威脅，軍事政治局麵的動盪使得經濟發展、文化教育開始全麵落後南方。\\n\\n以河北為例，唐朝時，河北產生的狀元數高達15人，是唐朝時各省之最。\\n\\n但是到了北宋時期，作為與契丹、女真人長期對峙的軍事前線，河北在北宋時期的狀元人數卻急劇下滑到隻有1人。\\n\\n儘管有寇準等北方重臣的極力維護，北方士子在科舉競爭中的劣勢還是開始顯現出來。\\n\\n此時，中國曆史的天平已經從北方開始傾斜向了南方。\\n\\n在人口數量上，唐朝天寶六年（747年），當時的北方戶口尚有492萬戶，南方隻有257萬戶，數量比率為65 : 35。\\n\\n到了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北方戶口卻減少至459萬戶，南方戶口則增加至830萬戶，北方與南方的人口比率逆轉成了35 : 65。\\n\\n在經濟上，北宋的朝廷命脈也主要仰賴著東南一帶的財賦供養，北宋時期的名臣包拯就指出：“東南上遊，財富攸出，乃國家仰足之源，而調度之所也。”\\n\\n此時，位處長江下遊的東南（江南）地區已經成了北宋王朝的經濟命脈所在。而經濟繁盛的南方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程度也遠遠超過了北方地區。\\n\\n北宋時期，位處南方的兩浙、兩江及福建三個地區，州學普及率均達100%，縣學普及率則超過80%。全國高達72%的私人學堂竟然全部集中在這三個地區。政治穩定、經濟繁華、文化昌盛的南方為科舉上的崛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n\\n3\\n\\n在中國古代史上，經濟與教育中心從西向東、從北向南的“十”\\n\\n字架遷移趨勢非常明顯。\\n\\n在唐宋明清四個朝代中，狀元所處省份的前三名，分彆是：唐代為：河北15人，河南13人，陝西11人；宋代為：浙江24人，河南20人，福建19人；明代為：浙江19人，江西18人，江蘇14人；清代為：江蘇46人，浙江20人，安徽9人。\\n\\n宋仁宗朝時期（1022—1063年），南北狀元人數的大規模逆轉開始。當時，北宋共有57名狀元有籍貫可查。\\n\\n在宋仁宗朝代以前的北宋，明確籍貫的27名狀元中，南方人僅有6人，占比21.4%。然而宋仁宗時期開始的30名北宋狀元，南方人卻高達21人，占比高漲到了70%。\\n\\n除了狀元，在進士數量上，北方人在進士考試爭奪戰中更是幾乎全軍覆冇。原本在960年至997年間，北方籍進士在全國總額中的占比還能達到28.4%。然而在1101年至1126年間，北方籍進士在全國總額中的占比已經銳減到了0.08%。\\n\\n這種南北狀元數量的逆轉和對比日益尖銳化，讓作為北宋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的司馬光很是惱火。為此，司馬光與歐陽修狠狠地吵了一架。\\n\\n當時，北方讀書人在科舉會試中逐年敗北。作為北方人的司馬光就向北宋朝廷進諫說，科舉考試這種大統考、公開競爭的方式很不公平，北方有的路（相當於今天的省）竟然連一個考中進士的人都冇有。所以，科舉考試應該按照各個省的戶口數量，來平均分配錄取名額，實行“逐路（省）錄取”，這是中國最早的分省考試製的由來。\\n\\n然而，作為江西人的歐陽修卻很不讚同司馬光的說法。為此，他上書跟司馬光爭論說，科舉考試都是匿名考試，中榜後才知道中舉人和狀元們的籍貫，這種做法“憑才取人、唯纔是擇”。反正實行的是匿名製的公平競爭，有能者上，按照省份平均配額反倒不公。\\n\\n在歐陽修看來，在當時的政治和科舉考試上，南方人向來就受歧視，如今憑著真才實學開始出人頭地，作為北方人的司馬光之流就看不順眼，想來阻撓了，這實在是很不公平。\\n\\n對於歐陽修的觀點，同樣是江西人的王安石也非常讚同。所以，在王安石主持變法時期，北宋的科舉考試仍然沿襲了全國各路公平統考的做法。\\n\\n在今天看來，儘管司馬光提倡的“分省錄取”製有私心，但確實反映了當時北方地區在經濟文化上相對南方比較衰落的現象。\\n\\n但是，“分省錄取”製也有著“補償性正義原則”的因素，不能說全然冇有道理，這就好比今天高考要照顧西部地區的考生一樣。\\n\\n而歐陽修的意見也不無道理，公平競爭符合“程式性正義原則”，也有利於國家對人才的最優化選擇。\\n\\n決定政策走向的是政治鬥爭的勝利者。\\n\\n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反對變法的司馬光重新上位，並將北宋的科舉錄取製度調整為初始化的“逐路取人”（分省錄取）製，即作為北方地區的齊、魯、河朔諸路可以與南方的東南諸路分開考試，並平均分配，從而保障北方地區的進士錄取名額。\\n\\n在進士考試中，可以受到名額保障的照顧，但到了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環節，狀元錄取就不分地域和籍貫了，南方人的聰明才學就凸顯出來了，對此司馬光曾經恨恨地說：“閩人狡險，楚人輕易！”\\n\\n言下之意是，南方人都很狡詐，統統都不可靠。\\n\\n在司馬光看來，不僅是歐陽修、王安石這些江西人讓他不痛快，所有的南方人都不是什麼好人，都很“狡猾陰險”。\\n\\n伴隨著政治爭論，南北地區的文化教育差距也越來越大。\\n\\n後世揚名的唐宋八大家（唐代韓愈、柳宗元；宋代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歐陽修）中，除了韓愈（今河南孟州人）、柳宗元（今山西運城人）兩位唐朝名家是北方人，宋代的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個人是今天的四川眉山人，王安石是江西撫州人，曾鞏是江西南豐人，歐陽修是江西吉安人。\\n\\n可以說，唐宋八大家的籍貫所在地，也反映出從宋朝開始，南方文化水平開始遙遙領先北方。\\n\\n在現在可以考據籍貫的北宋進士9630人中，其中南方諸路為9164人，占總人數比高達95.2%；北方諸路僅為466人，占總人數比僅為4.8%。\\n\\n從北宋中後期開始，北方地區在文化教育、科舉成績上的全麵落後於南方的情況愈發嚴重。\\n\\n4\\n\\n科舉考試與狀元分佈這種嚴重的失衡狀態，最終釀成了一起超級命案。\\n\\n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這一年的科舉會試結果公佈後，北方的學子們立馬炸開了鍋。\\n\\n原來，這次科舉考試錄取的狀元陳是閩縣（今福建閩侯）人，榜眼尹昌隆是江西泰和人，探花劉仕諤是浙江山陰人，而其他49名進士也全部是南方人。\\n\\n對此，北方士子們非常憤怒，認為是主考官、湖南茶陵人劉三吾作弊偏袒、蔭護南方人。\\n\\n事情鬨大了，於是朱元璋便下令，派前科狀元張信等翰林院的高才成立聯合調查組重新進行評卷，結果張信等人調查來調查去，都認為劉三吾等人的評卷很公平，錄取結果不存在什麼問題。\\n\\n對於張信等人的這個複查結果，朱元璋很不滿意。\\n\\n原來，在朱元璋看來，當時北方地區經過女真人（金國）、黨項人（西夏）和蒙古人（元朝）等少數民族政權統治，曆時兩百多年才被明朝這一漢人政權收複，所以此時北方的人心不穩，對於當時明朝——這個位處南京的“南方政權”有的還心存疑慮，雖然劉三吾等人的評卷很可能是公平的，卻違反了中央收買北方士子人心的這一“政治正確”原則。\\n\\n在朱元璋看來，如果不“均衡性”地照顧一下北方的讀書人，那麼明朝這個當時的“南方政權”是難以有效收買北方人心的，不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n\\n在此情況下，最終，朱元璋下令，將新科狀元、福建人陳，以及複審官員、前科狀元張信等二十多人分彆處死，而主考官劉三吾由於當時已經八十五歲，得以逃過一死，被革職充軍處理。\\n\\n因此，陳、張信這兩位朱元璋時期的新老科魁也成了曆史上死得最冤的狀元。\\n\\n處死陳、張信等狀元和南方士子後，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五月，朱元璋又宣佈重新進行科舉考試。\\n\\n這一次，朱元璋自己親自閱卷，並將全部61個進士名額都分給了北方人。同年六月，朱元璋自己主持殿試，專門錄取了山東人韓克忠為狀元，以籠絡北方士子。\\n\\n這起慘案發生後，後世將當年的第一榜稱為南榜，而將第二榜稱為北榜，這也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n\\n5\\n\\n朱元璋死後，到了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明朝開始實行南北中卷製度，即將全國的科舉考試劃分爲南區、北區和中區，分地區錄取學子。\\n\\n到了清朝順治年間，清廷將中卷併入南、北卷，開始實行南北卷製度。\\n\\n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南北卷製度最終被廢除，開始實行了分省錄取製度。\\n\\n儘管明清時期實行南北卷製度和分省錄取製度，但是在排定進士名次的殿試環節仍然是公平競爭，在此情況下，南方士子的科考能力也得到了充分展現。\\n\\n在明朝有籍貫可考的89位狀元中，人數最多的省份仍然位處南方，分彆是浙江（19人）、江西（18人）、江蘇（14人）。\\n\\n到了清代，長江中下遊的東南地區更是進一步崛起，在清代114位狀元中，江蘇占了46人、浙江20人、安徽9人。\\n\\n明、清兩代，北方地區被徹底擠出了狀元三甲地區。\\n\\n這種狀元集中的趨勢在東南地區更明顯。\\n\\n曆數中國古代448名有籍貫可查的狀元，出狀元最多的是江蘇（76人），其次是浙江（64人）—僅僅江蘇、浙江兩地的狀元就達到了140人，占總人數比率高達31.25%，對此，民間有一個說法是：天下英才儘出東南。\\n\\n由於北方的狀元實在太少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當看到閱卷大臣進呈的前十名試卷中，隻有一個陝西人王傑，而且還排在第三時，乾隆皇帝感慨萬千，特地將王傑從第三名提拔為第一名，以此照顧一下北方的讀書人。王傑也因此成了清朝時期，陝西全省乃至整個西北地區唯一的狀元。\\n\\n1904年7月，中國科舉史上最後一次殿試在北京舉行，在經過一番考評後，主考大臣將最終結果呈遞給了慈禧做“欽定”。\\n\\n當時，清廷內外交困，正準備做七十大壽的慈禧希望從科舉中得到一點吉利兆頭。冇想到一翻開主考官們定為頭名的試卷，竟然是廣東清遠人朱汝珍，一想到被自己下令推落井中溺死的珍妃，再加上廣東又出了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這些“逆匪”，慈禧心中非常惱怒，立馬就否決了朱汝珍的狀元稱號。\\n\\n接著，慈禧又看了第二名的試卷，這個人是直隸（今河北）肅寧人劉春霖。當時，北京一帶正鬨乾旱，劉春霖的名字非常吉祥，加上慈禧覺得劉春霖是肅寧人，肅寧這個名字有天下太平之意。於是，鳳顏大悅的慈禧立馬就將劉春霖從第二名調整成第一名狀元。\\n\\n廣東人朱汝珍則因此與狀元擦肩而過，成了中國科舉史上的末代榜眼。河北人劉春霖則成了中國曆史上的最後一位狀元。\\n\\n至此，中國的南北狀元之爭終於落下帷幕。\\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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