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趣聞錄 鞋履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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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從“謝公屐”到“三寸金蓮”\\n\\n莊子走在路上，碰見了一個人。\\n\\n此人名為曹商，來自宋國。起初，宋王派遣他出使秦國，並且賞賜了他數輛車馬。他到秦國以後，把秦王哄得很開心，於是又得到了秦王的百輛車馬賞賜。有此收穫，曹商的虛榮心已經按捺不住了。\\n\\n曹商歸國途中，冇想到竟遇見了大名鼎鼎的莊子。\\n\\n於是他便開始了表演，對著莊子發表了一番“拉踩”的言論：“先生你居住在偏僻狹窄的裡巷，貧困到要自己織麻鞋，脖頸乾癟，臉色饑黃，這是我比不上的短處；而能讓大國君主省悟，使得自己的隨從車輛達到百乘之多，則是我的長處。”\\n\\n莊子一聽，平靜地回擊道：“聽說秦王生病召請醫生，破除膿瘡、癤子的人可以獲得車輛一乘，舔治痔瘡的人可以獲得車輛五乘。\\n\\n凡是治療的部位越低下，所獲賞的車輛就越多。難道你給秦王舔過痔瘡嗎，怎麼獲得的車輛如此之多？”\\n\\n曹商嘲笑莊子不成，反被譏諷。\\n\\n在兩人的言語交鋒之中，曹商用來攻擊莊子窮困潦倒時說的“麻鞋”，在古代是一種常見的貧苦百姓的穿著，可從中迅速判斷出身份地位。\\n\\n譬如，孟子曾形容前來拜見滕國之主的許行，“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蓆以為食”，也是用打草鞋、織蓆子來描述許行一行人窮困潦倒的樣子。\\n\\n用來保護雙腳的鞋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會的“裹足皮”。但隨著“非其人不得服其服”的服製觀唸的形成，鞋子作為服飾穿著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成了身份、地位與權力的象征。\\n\\n1\\n\\n商周時期，中國形成了與禮治相配的冠服製度。當時，鞋子有數種稱呼，如舃、屨、履、屝等，它們的穿著場合和用料均有所不同。\\n\\n以舃為例，這是一種在禮儀場合穿的鞋子。舃是指在鞋底加了木板或注蠟的雙底鞋，比較厚，可防潮、保暖，隻有貴族階級才穿得起。\\n\\n根據《周禮》記載，周王朝曾設立“屨人”一職，專門負責管理天子和王後穿的鞋子。於天子而言，腳下之舃可分為三等，分彆為赤、白、黑三色，其中赤舃為天子身著冕服時所穿。相對應，王後之舃也分為三等，分彆為玄、赤、青，王後隻有在身著祭服時才能穿玄舃。\\n\\n相較於高階的舃，屨和履則是工藝冇那麼高級的單底鞋的統稱。\\n\\n兩者的區彆主要在於屨多用於日常生活，履多用於禮儀場合。\\n\\n根據製作材料的不同，單底鞋也有高低貴賤之分。絲綢做的鞋為絲履、絲屨。史籍記載：“國家靡敝……君子不履絲屨。”可見穿絲履是富足的象征。而用葛、麻等草料編織而成的鞋子就是窮人或治喪時才穿的草鞋。\\n\\n屝也可用來指草鞋，或是皮革做的鞋子。\\n\\n高級的鞋子除了用料和顏色，在裝飾上也有講究。\\n\\n《晏子春秋》記載，齊景公曾特製過一雙鞋，選用黃金做鞋帶，用銀做裝飾，串起一顆顆珍珠，還用上等的玉料做鞋頭裝飾。完工後，這鞋又長又重。當晏子上朝覲見景公時，由於鞋子太重，景公隻能堪堪抬腳，實在是“寸步難行”。\\n\\n那時，鞋麵上的裝飾分彆稱為、、純、綦。\\n\\n中原地區所穿的鞋子都屬於淺幫鞋。而當時的西北地區，由於寒冷、乾旱等氣候特征，那裡的人穿的多是用獸皮製作的高筒靴。之後，這種靴子隨著戰爭流傳到了中原。\\n\\n這一切源於公元前307年，趙國第六代君主趙武靈王（趙雍）的一句“吾欲胡服”。\\n\\n許久以來，中原地區習慣稱域外北地為胡地，稱異族為胡人，胡人所穿的服裝自然也被稱為胡服。\\n\\n戰國時期，趙國北臨燕國，東臨東胡，西臨林胡、樓煩、秦國和韓國邊境。對趙武靈王而言，這種地緣關係十分窘迫，守住國家邊境乃頭等大事。\\n\\n經過數次戰爭，趙武靈王發現了中原軍隊在裝備上的劣勢：在與遊牧民族的遊擊戰中，寬大的上衣下裳顯得笨重、不靈活，腳上的淺履也不適合跋山涉水。\\n\\n於是，他與兩派不同背景的重臣商量，認為應推行胡服騎射。\\n\\n這是一個壯舉。因為傳承自西周的衣冠禮俗自上而下，早已深入人心。如今要推行那些中原人“瞧不上”的胡服，無異於離經叛道。\\n\\n趙武靈王也很清楚，此舉一出，“世必議寡人”。不過，為保社稷安定，他早已做好“負遺俗之累”的準備。\\n\\n趙國所采用的胡服為窄袖短衣、合襠長褲和短靿胡靴。這樣的裝束有利於騎兵與步兵在戰場上大展身手。\\n\\n服裝改良後的趙**隊實力果然大增。隨後幾年，趙軍屢有捷報，不僅守住了邊界，還開疆拓土，痛擊了中山、林胡和樓煩等國，成為強國之一。\\n\\n靴子便是從這時起進入中原的。\\n\\n2\\n\\n時間來到了秦漢時期，社會製度得到了重建。這時，由於社會生產力的進步，鞋子的樣式往多元化的方向發展。男子多穿方頭鞋，女子多穿圓頭鞋。\\n\\n而隨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鞋文化呈現出一種獨特的風景—木屐盛行。\\n\\n當時，上至天子貴族，下至文人士庶，都愛穿木屐。西晉阮孚喜歡收集木屐，當時的人認為他肯定為外物所累，境界不高。但阮孚說：“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人這一生能穿幾雙木屐呢？阮孚說完，神色自若。人們這才知道，原來阮孚對外物還是很看得開的。從此，世人便以“阮家屐”或“幾兩屐”來代指木屐。\\n\\n所謂木屐，是在屐的底部裝豎直的兩齒，前後各一。這樣避免了鞋底和地麵進行接觸，方便蹚水濺泥。同時，穿著的人也會因豎起的木齒而顯得高挑，走起路來帶有幾分飄逸之感。\\n\\n春秋時期，著名的木屐愛好者中有孔子。相傳，孔子前往蔡國，在客舍休息時，半夜有盜賊偷走了他的一隻木屐，然後放到一戶被盜之家進行栽贓陷害。這是因為孔子的木屐長一尺四寸，異於“凡人”\\n\\n的木屐，很好辨認。\\n\\n後來，由於孔子名氣大盛，他穿過的木屐還以“孔子屐”的名目跟王莽的頭顱、劉邦斷白蛇的劍等奇珍異寶一同收藏於國家府庫之中。隻可惜，這木屐在西晉元康五年（295年）的一場大火中被燒，未再得見。\\n\\n一直以來，穿木屐的人並不少，但直到魏晉時期才成為潮流。木屐的流行自然離不開風流名士們的“代言”。\\n\\n首先，穿木屐後高挑的身姿很符合這一時期人們的審美追求。\\n\\n根據《顏氏家訓》記載，梁朝全盛之時，貴族子弟多不學無術，他們喜好打扮，熏衣剃麵，傅粉施朱，搗鼓一番後，便駕著長簷馬車，穿著後齒較高的木屐出門了。他們把玩的器物常放置在左右兩側，出入從容自若，這樣的派頭看上去就像一個“神仙”。\\n\\n其次，木屐是一種方便行走的工具。\\n\\n在曹魏和蜀漢的戰場上，魏帝麵對滿地蒺藜，就命令士兵們穿著平底木屐前行，最終順利通行。南朝時，著名詩人謝靈運還曾改良出一種十分適合登山的可拆卸式木屐。\\n\\n根據記載，謝靈運常穿著木屐登山，而他所穿的木屐，上山時可以去前齒，下山時可以去後齒，從此登山如履平地。\\n\\n如此靈活實用又安全的“謝公屐”深受後人喜愛。唐朝詩人李白在“夢遊”天姥山的時候就曾幻想自己“腳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n\\n而大文豪蘇軾也曾有過一段“木屐”軼事。相傳，某日蘇軾外出拜訪歸途中，忽然風雨大作，於是他向農家借來箬笠和木屐。\\n\\n然而，因為不習慣，穿著木屐的蘇軾走起路來搖搖晃晃，讓路過的行人忍俊不禁。但蘇軾不以為意，坦然自若。後來這一趣事為文人墨客津津樂道，也被後世許多畫家所繪出。\\n\\n關於木屐在魏晉時期的流行，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原因：當時流行服食“五石散”，穿著木屐方便名士們行走，從而散發體內的熱量。\\n\\n3\\n\\n木屐的潮流過去之後，中國迎來了靴子的黃金時代。\\n\\n從魏晉南北朝開始，各族內遷建立了多個政權，與原來的中原文化實現了交融。在這個過程中，北方遊牧民族的服飾逐漸為漢人所接觸和熟悉。\\n\\n此時，雖然胡服被禁止，但“長帽、短靴、合袴、襖子”這種明顯帶有胡風的穿著卻被民間男子所接納延續，“上衣下褲”逐漸成為北朝服飾的主流。\\n\\n等到楊隋再次統一中原，李唐繼之後，這樣的主流穿著更是從北至南逐漸風靡起來。\\n\\n國力強盛的隋唐因為自信，所以包容，這便是胡風得以盛行的原因。\\n\\n穿靴的人有男有女，有官有民，有漢有胡。而麵料和樣式更是多樣，有高筒、短靿等，有棉、絲等，有尖頭、圓頭、高頭、平頭等。\\n\\n史載，隋煬帝出巡時，曾命百官身著戎服隨從，而他們的戎服下穿的就是黑色白底的皂靴，亦稱馬靴。這身穿著打扮在之後成為朝服。\\n\\n唐朝建立後，靴子被正式欽定為宮廷官鞋。\\n\\n這種可以穿著上朝的靴子每隻由六塊皮縫合而成，寓意東、西、南、北、天、地**，被稱為“**靴”。一開始，大家大多穿高筒靴，後來慢慢流行短靴。男子上朝、日常都會著靴，而女子則是宮女、歌舞伎和乘騎婦女著靴較多。\\n\\n唐代宗上朝時，身旁兩側服侍的宮女穿的就是紅色的錦靴。紅錦靴在當時算得上是時尚單品，李白《對酒》一詩就曾寫到吳地美女的紅錦靴：“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n\\n一直到宋代，宮中女子依舊流行穿靴子。蘇軾在去杭州做官之前，夢見宋神宗召見他，一去，就見“宮女環侍，一紅衣女捧紅靴一雙，命軾銘之”。\\n\\n除了靴子，原來的淺幫鞋也有市場。\\n\\n唐代婦女常穿的是一種輕巧便利的翹頭履，也稱重台履、高牆履。它的特色在於鞋頭的翹頭裝飾大有文章。上指青天的翹頭如同國家實力一般，國家越強盛，翹頭越高、越精緻。翹頭上可以是鳳凰、虎頭、虎眼等繡花樣式，手工細膩，生動逼真。\\n\\n翹頭履除了有平步青雲的寓意，其翹起的鞋頭還可以托住長長的裙襬，以免絆倒或行走不便。\\n\\n普通人家穿不起飄飄然的長擺衣服，自然無須穿鞋頭高高翹起的翹頭履。他們選擇的是簡單的麻履、草履。比起前人，唐代的草鞋不管是編織技術還是裝飾，都有了極大的進步，可謂簡約而不簡陋。\\n\\n4\\n\\n當宋朝建立後，人們的服飾逐漸從絢麗走向了質樸。\\n\\n關於腳和鞋，不得不提一種病態的社會風俗—女子纏足。這一落後、殘忍的封建禮俗影響巨大，直至民國時期才被真正地廢止。\\n\\n一般認為，纏足之風自五代十國起。相傳，南唐後主李煜讓自己的嬪妃以帛纏足，把腳掌彎曲纏作新月狀，然後穿著素襪在蓮花池中翩翩起舞。從此，女子們紛紛效仿。\\n\\n無論纏足之風是否從李煜興起，到兩宋時已比較流行，當然，這時依舊主要在宮廷貴族婦女中流行。蘇軾曾作《菩薩蠻》一詞專門吟詠纏足：\\n\\n塗香莫惜蓮承步。長愁羅襪淩波去。隻見舞迴風，都無行處蹤。\\n\\n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n\\n曾有記載，宋時女子有鞋名為“錯到底”，鞋底尖銳，由兩色合成。這應該是早期的纏足鞋。\\n\\n而從元至清，在男權社會畸形審美的暗示下，纏足開始滲透到各個階層的女性，往越來越小的方向發展，腳越小越被認為美，縮至三寸，纔可稱為“金蓮”。\\n\\n纏足的方法是，在女孩三至五歲時，用長布條將拇指以外的四根腳趾連同腳掌折斷彎向腳心處，形成腳背彎曲的筍狀。所以後來小腳所穿的鞋子被稱為“弓鞋”。\\n\\n儘管弓鞋顏色絢麗，刺繡精美，但以現代人的目光來看，實在難以接受這種“藝術”。\\n\\n滿人入關後，其實統治者並不倡導纏足之風。順治元年（1644年），朝廷曾下令，“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後康熙三年（1664年）又下令，“自康熙元年後所生之女概禁纏足”。\\n\\n然而，社會上針對女性的審美已經扭曲，纏足之風屢禁不止。隻有剛入關還冇被這種陋習荼毒的旗人女子，穿的是清宮大戲裡常見的高底鞋，一般為花盆底、高底、馬蹄底等。\\n\\n關於高底鞋的來曆，一種說法是過去滿族婦女經常上山采集野果、蘑菇等，為方便在樹木灌叢中行走，防止傷害繡花鞋麵，便在鞋底綁縛木塊。後來這種鞋子日益精巧，便發展為高底的“旗鞋”。\\n\\n在古代女性備受壓迫的幾個朝代，男人們又穿什麼鞋呢？\\n\\n主要還是靴。\\n\\n遼、金、元時期，靴的造型簡單，多數無裝飾。\\n\\n到了明初，靴被定為“公服”，但此時，官吏和平民皆可穿靴。\\n\\n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廷下令禁止商賈、技藝等庶民百姓穿靴。\\n\\n清朝初年，仍然規定平民百姓不得穿靴。於是靴成了官階和權力的一種象征。\\n\\n典籍流傳史\\n\\n典籍裡的中國\\n\\n從史家絕唱、經學典籍，到科技專著、詩詞歌賦，都書寫著民族的源流脈絡，講述著文明的滄桑钜變。\\n\\n典籍的誕生被先人賦予了神聖的傳說，《尚書偽孔序》中記載：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n\\n意思是，早在三皇之一的伏羲時期，華夏就已發明書籍，改變結繩記事的舊俗。\\n\\n此外，還有“河出圖，洛出書”的記載。漢朝人認為，伏羲之所以畫八卦圖，是因為看見龍馬出於黃河，身有紋路，而大禹時神龜出於洛水，背有文字，大禹據此演為《洛書》。\\n\\n1\\n\\n幾千年來，中華典籍浩如煙海，既通過石器、玉器、甲骨、青銅器、秦磚漢瓦、竹簡木牘、縑帛紙張等流傳至今，又是思想與知識的外化，從諸子百家、醫學、科技到佛道經學，每一頁都是文明的結晶。\\n\\n中國人的典籍與文字幾乎在同一時期出現。\\n\\n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年代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後期，為目前已知最早定型的漢字（此前大汶口等文化也有象形符號，但尚未形成文字）。\\n\\n甲骨文字是殷人占卜留下的遺物。他們先刻文字於甲骨之上，然後通過燒灼龜甲、獸骨占卜凶吉，並根據卜兆裂紋，作為卜辭。\\n\\n在考古發掘中，已發現殷商甲骨文有編連成冊的痕跡。考古學泰鬥董作賓回憶說，有一次他在整理甲骨時，發現有幾塊龜甲粘在一起，揭開一看，其右角有“冊六”二字，而另一端還有一個缺斷的小孔。他推測，這個孔是用來貫穿編連龜甲的，這些龜甲原本應該是完整的一冊。\\n\\n甲骨文的內容包羅萬象，一片甲骨上的文字少則幾個字，多則上百字，涉及征伐、狩獵、畜牧、農耕、祭祀、氣象及災害等各個方麵。從這些無聲的文字中可跨越時空，探尋商代先民的生活，甚至感知他們的喜怒哀樂。\\n\\n以其中一片龜甲上的卜辭為例：\\n\\n乙巳卜轂貞（殼上的紋路），王大令眾人曰協田。其受年，十一月。\\n\\n這是殷人的一個生活片段。乙巳這天，根據占卜結果，商王下了命令，讓平民種田。他問，有好收成嗎？史官記載此事時，正是這一年的十一月。\\n\\n殷商尊重文字與典籍的傳統被周朝繼承。\\n\\n《尚書》記載，周武王聯合其他部族戰勝末代商王帝辛（即紂王）後，他的弟弟周公旦對殷商遺民訓話：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n\\n周公旦向殷人解釋說，周滅商是合法地秉承天命，你們看，殷商先人的典籍上不也寫著“殷革夏命”嗎？\\n\\n周人尚文重禮，仍有用甲骨記錄卜辭的習慣，也將文字銘刻在另一種載體—青銅器上。\\n\\n青銅器發展到西周，銘文字數開始增多，成為繼甲骨之後又一種重要的文字載體。其中，記錄周王任命毛公為執政大臣的毛公鼎銘文多達497字，在目前所見青銅器銘文中為最多。\\n\\n西周大克鼎，其銘文290字，記載了周天子對大臣克一家的賞賜與任命。通過這段銘文，我們得知，克鑄造大鼎是為了祭祀祖父師華父的在天之靈，感激周天子對他們一家祖孫三代的提拔。\\n\\n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西周虢季子白盤，則以111字的銘文記述了虢國的子白戰功赫赫，周王為他設宴慶祝，並賜予弓馬的故事。\\n\\n1976年出土於陝西臨潼縣的西周利簋，銘文隻有4行33字，卻記載了一件大事——周武王在甲子日清晨出兵伐紂，一夜之間就將殷商滅亡。這段史料印證了《尚書·牧誓》中牧野之戰的記載。\\n\\n青銅器銘文亦是華夏典籍的原典。\\n\\n2\\n\\n周平王東遷洛邑後，進入春秋戰國時期。這個時代被批判為“禮崩樂壞”。不過，也有好的轉變。\\n\\n東周時期，文化中心開始下移。以前，典籍被西周官方壟斷，不能流傳民間，叫作“學在官府”，孔子之前，“惟官有書，而民無書”。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學在官府，變成了“學在四夷”，周王室與諸侯的藏書開始向列國貴族與學者開放。\\n\\n於是，百家爭鳴，著書立說，典籍初興的時代到來。\\n\\n春秋時期產生的典籍內容不再侷限於商周甲骨文、青銅銘文中的檔案資料、政教典章，而是更注重表達思想、傳播知識，在一個矇昧時代，成為華夏民族的啟蒙資料。\\n\\n孔子正是當時文化名人的代表，他創立私學，門下弟子三千人，精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他還自己動手對當時已有的典籍進行蒐集整理，編成教材，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文化典籍《詩》《書》《易》《禮》《樂》《春秋》，即儒家的六經。\\n\\n“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孔子勤讀《周易》，因為反覆研讀，翻了很多遍，連用來編連竹簡的熟皮繩子都嚴重磨損，斷開多次，不得不多次換上新的再用。\\n\\n從文獻記載與出土文物可知，這一時期，竹、帛已取代金、石，成為典籍生產的主要材料。\\n\\n竹簡編排成冊，有像孔子一樣用皮繩，也有用各種顏色的絲繩編成的。而製竹簡的方法是，將竹子火炙去汗後，颳去青色表皮，以便書寫和防蠹。這一道步驟被稱為“殺青”。\\n\\n《墨子·兼愛》中有個故事。有一人問墨子：“我們怎麼知道先賢的德行呢？”墨子說：“我並未與先聖六王生在同時，更未曾親聆其聲、親見其顏，我不過是靠閱讀書寫在竹簡縑帛、雕刻在金石盤盂上的文字記載，才知道他們的賢德懿行。”\\n\\n春秋戰國時期，孔子開創的儒家與墨子開創的墨家並稱為“顯學”。\\n\\n除此之外，還有以老子等為代表的道家，以商鞅、韓非子等為代表的法家，以鄒衍等為代表的陰陽家，以惠施等為代表的名家，以張儀、蘇秦為代表的縱橫家，以孫子、孫臏為代表的兵家，以許行等為代表的農家，以呂不韋等為代表的雜家，百家爭鳴，不勝枚舉。\\n\\n偉大的先賢們奠定了中華文化各個領域的理論基礎，帶來我國古代典籍的初興，留下了大批文化遺產。\\n\\n不幸的是，其中不少先秦典籍已經失傳，如農家的《神農》《野老》、名家的《惠子》、陰陽家的《鄒子終始》、法家的《申子》等。\\n\\n從誕生到流傳，典籍往往需要經過無數次涅槃，才能夠傳世至今，實屬了不起的千秋功業。\\n\\n3\\n\\n大秦帝國的崛起始於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作為法家人物的商鞅，主張燒燬與之相對立的儒家著作《詩》《書》等。《商君書》中說，隻要百姓不在意學問之爭，就會專心農耕。這無疑是一種愚民政策。\\n\\n嬴政滅六國後，將商鞅的思想付諸行動。\\n\\n秦朝始皇帝九年（公元前213年），在一次關於分封製與郡縣製的爭論後，嬴政采納李斯的建議，頒佈嚴酷的焚書令，燒燬在民間流傳的《詩經》《尚書》等諸子百家典籍。\\n\\n李斯向始皇帝指出，儒生“不師今而學古”，是在否定現行製度，擾亂老百姓的思想。\\n\\n焚書後，秦朝官方還留存了許多諸子典籍。七年後，起義軍將領劉邦攻入秦都鹹陽，其他將士忙著慶功，隨軍的蕭何卻及時保護了秦朝藏書，使其中一部分避免了被毀的厄運。\\n\\n之後，項羽與劉邦開了場鴻門宴，率大軍浩浩蕩蕩進入鹹陽，殺死此前已經投降的秦王子嬰，放火燒燬鹹陽宮室。大火燒了三個月，鹹陽城中的秦朝官方所藏典籍皆化為灰燼。\\n\\n當無數典籍毀於烈火中時，一位老者默默守護著他珍藏的《尚書》。當時，私藏儒家典籍是死罪，老者伏生曾為秦博士，藉機藏下百篇《尚書》。兵荒馬亂之中，伏生回到老家濟南，將這些典籍藏於牆壁內。\\n\\n漢朝廢除挾書令，在民間搜尋逃避“秦火”的珍稀典籍。漢文帝聽說了伏生這批秦朝典籍的下落，征召伏生進京，但他年事已高，無法從老家山東趕往長安。\\n\\n於是，漢文帝派大臣晁錯前去拜見伏生，請老人家當麵傳授《尚書》。當時，伏生所藏《尚書》有數十篇已經亡佚，晁錯從他手中得到《尚書》二十八篇，以漢隸書寫，後世稱《今文尚書》。\\n\\n有學者認為，伏生出生戰國末年。因為晁錯見到他時，他已經九十多歲了，早已言語不清，卻始終留著一個信念，那就是將典籍傳下去。\\n\\n秦漢之後，曆代統治者皆重視對典籍的蒐集、保護。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尤其注重儒家典籍。為保護典籍，皇帝甚至下令將其刻為石碑。\\n\\n東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年），洛陽城南的太學立起了四十六塊石碑，上書儒家六經，由著名學者、書法家蔡邕用隸書書寫而成，此即《熹平石經》。書成之日，前來觀賞與摹寫的人絡繹不絕，每天有上千輛車堵在洛陽街道上。\\n\\n蔡邕也是一位博學多才的藏書大家，為我國曆史上第一個有明確文獻記載的藏書萬卷的藏書家。東漢末年，蔡邕將部分藏書送給了時年十四歲，後來成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而更多的典籍則在董卓之亂後毀於戰火。\\n\\n曹操是蔡邕一家的故交，有一次他問蔡邕之女蔡文姬：“我聽說你家裡先前有不少藏書，你還有印象嗎？”蔡文姬答道：“先父的藏書大多已流離塗炭，我如今能完整背誦並記住的不過上百篇而已。”\\n\\n蔡邕的萬卷藏書逃不過末世的離亂，《熹平石經》也在千百年間曆經滄桑，僅餘殘石，現存八千多字。\\n\\n在蔡邕所書《熹平石經》之後，還有曹魏朝廷下令刊刻的《正始石經》、唐朝《開成石經》、北宋《嘉祐石經》、清朝《乾隆石經》等。曆代賢哲也在各地摩崖刻石，書寫佛道經典、文書。\\n\\n中華典籍凝固在山石碑刻之中，至今不朽。\\n\\n秦漢之後，典籍遭受的劫難更甚始皇帝焚書坑儒。\\n\\n六朝焚緯，將曾經大行其道的讖緯典籍付之一炬。所謂讖緯之書，起源於西漢，是一種附會六經經義的著作，對大自然某些偶然現象進行解釋，將其視為天下興亡的征兆，實際上是一種被人利用的政治預言。\\n\\n西漢末年，王莽篡漢就是假借讖緯之學，哪裡有什麼祥瑞之兆，他的親信就往朝廷上報，給王莽包裝一個堪比周公的賢德人設。之後，劉秀中興漢室，也是憑藉讖緯之書。到了南北朝時期，皇帝們怕臣民學王莽、劉秀，危及其統治，就下令禁燬圖讖之說。\\n\\n隋朝時，隋煬帝楊廣在奪嫡之爭中不擇手段，登上帝位後，擔心世人以圖讖說自己壞話，便命官吏四處搜查天下書籍，瘋狂地焚燬讖緯之書，不分官私。至此，讖緯之書基本絕跡，隻有《周易乾鑿度》一種流傳下來。\\n\\n雖然讖緯多為迷信內容，但也有不少古代神話、傳說、科技的記載，《詩》《書》經過秦始皇與楚霸王放的兩把火後還能流傳，讖緯之學卻徹底退出了曆史舞台。\\n\\n從南北朝到五代十國的數百年間，還有“三武一宗”滅佛，這是佛教典籍遭受的政治災難。\\n\\n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國後迅速發展，與本土的儒學、道教形成天下三分之勢。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與後周世宗在其統治期間，為了打擊佛教勢力，都曾下詔禁佛，大毀佛教寺廟，焚燒佛典。\\n\\n唐武宗會昌年間（841—846年），佛教典籍焚燬慘烈，甚至出現無典可藏、無經可讀的情況。當時，日本僧人圓仁來唐求法，卻被迫還俗。在去長安的路上，他將一些典籍寄放在楚州（今江蘇淮安）翻譯劉慎言處，當他再次回到楚州時，所藏佛典儘毀。\\n\\n然而統治者的獨斷專行依舊無法杜絕典籍的流傳，民間僧侶、信眾、學者不惜性命，將一部分典籍保護下來，最終捍衛了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n\\n這一時期，雕版印刷術出現。雕版印刷比原本手抄典籍更有效率，隻要雕刻一套板，就可大量地印製典籍。但每套板隻能印一種書，若要更新，就要另雕一套板。雕版印刷至遲在唐初已經成型。\\n\\n貞觀十年（636年），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後長孫氏不幸病逝，年僅三十六歲，留下一代賢後的好名聲。宮女將她所編纂的《女則》十篇呈獻給李世民。李世民睹物生情，更加悲痛，下令“梓行之”，以紀念他們夫妻的愛情。\\n\\n梓行，即雕版印行的意思。這是有史記載的宮廷最早用雕版印刷刊行的典籍，還是一部婦女著作。從此之後，關於雕版印刷的記載逐漸增多。\\n\\n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年），平民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改良了印刷典籍的技術，中華典籍的生產又一次發生重大革新。\\n\\n畢昇發明的泥活字印刷，即用膠泥刻字，每字為一印，按照典籍內容排列，隨時替換，非常方便。\\n\\n如此一來，印刷效率更快，這比德國人穀登堡用活字排印書籍早了四百年。直到清朝，畢昇的活字印刷術仍被廣泛采用。\\n\\n宋末，北方的蒙元崛起，橫掃天下，後來參與製定元朝典章製度的漢人姚樞，在金朝做過一陣子小官後，棄官避禍，攜一家老小隱居於今河南輝縣。\\n\\n在這個河南小城，姚樞除了開墾荒地，每日乾農活外，便是用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排版印製《小學》這類書，傳之於民，造福四方。\\n\\n後來，他被元朝起用，成為一代名臣。\\n\\n姚樞不僅屢次勸說蒙古貴族停止屠戮，而且還對儒、道、釋、醫、卜等各類典籍進行收集、保護，使典籍不再毀於蒙古鐵騎的野蠻踐踏。\\n\\n蒙古軍隊攻下湖北德安後，俘虜了人稱“江漢先生”的學者趙複，姚樞前去勸勉一心求死的趙複，告訴他，隻有活下來，他的畢生所學才能傳諸後世。趙複雖不願跟隨姚樞北上，但相信姚樞的傳道之心，將所藏八千卷書全部托付給了姚樞。\\n\\n正因為有了這些學者的守護，宋朝雖亡，文脈不絕。\\n\\n明清時期，我國古代典籍發展達到極盛。永樂大帝朱棣為彰顯國威，命解縉、姚廣孝等千名學者、大臣網羅天下典籍，編成《永樂大典》，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可惜的是，該書大部分毀於火災和戰亂，隻有八百餘卷散落於世界各地，存留下來的不足原書的4%。\\n\\n毀書最嚴重的王朝莫過於清。清朝的文字獄對典籍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n\\n在清初的明史案中，浙江湖州富戶莊廷購買了前朝朱國禎編纂的《明史》，並召集江浙一帶的名士對原稿進行增補，募集印刷匠刊印，以莊氏的名義出版發行。書中詳細記載了崇禎與南明隆武、永曆二帝的經曆，提及清軍入關的曆史，卻不用清帝年號。不久後，此書被人告發，清廷震怒。\\n\\n當時莊廷已死，他的家人與參與印刷、賣書的人都被捕處死，就連一些曾經購書的人也不能倖免，前後有兩百多人死於非命。\\n\\n除了《明史》案，康、雍、乾年間還有戴名世案、查嗣庭案、呂留良案等。據統計，康、雍、乾三代興起的文字獄有一百多樁，被毀典籍不計其數。\\n\\n這一時期，隻言片語就可能招來禍害。有關明史的著作或者被清廷認為議論偏謬，有影射之嫌的著作都被一併禁燬，如高拱的《邊略》、張居正的《太嶽集》、葉向高的《四夷考》、顧炎武的《亭林集》、黃宗羲的《行朝錄》等都在焚燬之列，流傳下來的，也是十不存一。清廷的思想禁錮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近代前夜的落後。\\n\\n乾隆皇帝在位時，為了顯示自己的雄才大略，決定編一部龐大的《四庫全書》，涵蓋經史子集等各類典籍，還為收藏《四庫全書》修建了包括紫禁城文淵閣在內的南北七閣。\\n\\n然而，乾隆命人編纂《四庫全書》，還打著自己的小算盤，他說：“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譭譽任意，傳聞異辭，必有牴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儘行銷燬，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n\\n編修《四庫全書》也包括**、毀書、焚書，銷燬不利於清朝統治的書。所以當乾隆帝頒發征求圖書諭旨時，民間藏書家不敢輕易獻書，因為文字獄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陰影。\\n\\n4\\n\\n私人藏書成為文化迫害下的最後一片桃花源。\\n\\n明清時期，江浙一帶為私家典籍收藏的主要區域。乾隆編修《四庫全書》後，為了修建防火、防潮、防蠹、能夠長期儲存書籍的藏書樓，特意派人前往寧波瞭解範氏天一閣的構造。\\n\\n天一閣建於明嘉靖年間，曆經四百年不毀，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藏書樓，第一任主人為退隱的明朝兵部右侍郎範欽。\\n\\n範欽嗜書如命，不但在天一閣的建設上費儘心力，還嚴格管理樓中典籍，他的書不輕易借人，就算是親族也不外借。範欽怎麼也想不到，天一閣的建築可防止典籍受潮黴變，卻無法躲過亂世之劫。在明末、晚清、民國的多次戰亂中，天一閣的藏書先後被盜，到解放初期，範氏藏書僅餘七分之一。\\n\\n除了天一閣等明代藏書樓，清代還有四大私人藏書樓分佈於南北各地。在江浙一帶，江蘇常熟有瞿氏修建的鐵琴銅劍樓，浙江湖州有陸心源建的皕宋樓，杭州有丁氏修建的八千卷樓。\\n\\n北方藏書樓則以楊以增修建的海源閣為代表。\\n\\n海源閣位於山東省聊城市，所藏為清朝大臣楊以增在貴州、陝西、湖北等地為官時蒐羅的典籍，明末戰亂後，由錢謙益等學者收集的典籍也被他購得，藏書總數達幾十萬卷。楊氏認為，書籍是知識的海洋，學者應該“涉海而探源，知源之所出”，於是將藏書樓取名為海源閣。\\n\\n5\\n\\n典籍也是文明的無儘之源。\\n\\n有的人為了典籍而奔走。\\n\\n晚清時，八千卷樓主人丁申、丁丙兄弟倆一生致力於收藏典籍。\\n\\n太平天國運動席捲大江南北，許多藏書樓的珍藏被棄之如敝屣，藏於杭州文瀾閣的《四庫全書》也被盜毀，或在市場上論斤叫賣，或被當作包裝食物的紙張。\\n\\n丁氏兄弟一邊逃難，一邊四處打聽，花費巨資收回大批典籍，還在半夜裡潛進文瀾閣，將殘留於此的萬卷《四庫全書》捆成八百多捆，運到上海保護起來。此後，經過丁氏兄弟四處求購，文瀾閣所藏《四庫全書》大體恢複原貌。\\n\\n有的人為了典籍而悲歎。\\n\\n19世紀末，負責看守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王道士將一些敦煌經卷當作禮物送給了來往客商和達官顯貴。\\n\\n後來，洋人斯坦因與伯希和相繼慕名而來，他們通過哄騙王道士，騙去了大批的經卷典籍。此時，已有大量敦煌經卷遺失在國內。\\n\\n當中國學者意識到國寶流失時，為時已晚。陳寅恪為此慨然道：“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n\\n有的人為了典籍而戰鬥。\\n\\n《趙城金藏》被稱為國家圖書館“四大專藏”之一，為我國第一部木刻版漢文大藏經《開寶藏》的覆刻本，於1933年在山西省洪洞廣勝寺被髮現。\\n\\n這一國寶險些被搶到日本。抗日戰爭時，日軍企圖以武力搶奪《趙城金藏》，當地群眾得知此事，聯絡上八路軍，連夜將經書運出廣勝寺。幾年後，移交北平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儲存至今。即便是在戰火硝煙中，典籍仍然牽掛著無數人的心。\\n\\n從典籍誕生的那一天起，其命運似乎註定坎坷。\\n\\n早在典籍初興的春秋時期，齊國有一個名叫崔杼的大夫，弑君奪權，執政後逼迫史官給他寫幾句好話。齊國的史官太史卻秉筆直書，堅持寫下一句：“崔杼弑其君。”\\n\\n當時史官是世襲的，憤怒的崔杼一連殺了太史氏兄弟三人。崔杼對太史氏最小的弟弟說：“你的哥哥都被我殺了，你不怕死嗎？你就照我說的，把這句話刪了吧。”太史氏卻寧死不屈。\\n\\n齊國另一個史官家族南史氏也站了出來，表示如果崔杼把太史一家殺光了，他們會接著寫。“崔杼弑其君”這個史實再也無法抹去，由典籍記載著一代代流傳下來。\\n\\n這就是典籍的力量，無論是史家絕唱、經學典籍、科技專著，還是軼事趣聞、宗教經書、詩詞歌賦，典籍書寫著民族的源流脈絡，講述著文明的滄桑钜變。\\n\\n典籍尚在，曆史就在；典籍不亡，文明不亡。\\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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