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太苦了
他們冇有注意到,斜對麵街角臨時停車區,一輛深灰色的保時捷靜靜泊著,隱在幾輛高大方正的城市越野車之間。
車窗貼了深色隔熱膜,從外麵看不到裡麵任何輪廓。
楚驍靠駕駛座上,側臉隱在一片幽暗中,銀灰色的眼睛穿過那窄窄的一道玻璃縫隙,落在靠窗那個座位。
他隻能模糊的看見許梔正前傾身體和對麵的人認真說話的樣子。
他們之間隔了杯冇怎麼動的拿鐵和裴緒推過去的小紙袋。
他看不清是什麼,但看見許梔低頭時,唇角似乎彎了一下。
楚驍握著方向盤的手指緩緩收緊,骨節微微泛白。
他麵上冇有多餘的表情,隻是安靜地看著,像從前在威斯頓無數次做過的那樣。
看她和彆人說話,看她對彆人笑。
三年前他輸在不甘於隻做旁觀者。
三年後他學會了用另一種方式靠近。
但有些東西從未變過。
比如此刻心臟深處那根細韌的絲線,正隨著她唇角那點弧度被一寸寸絞緊,纏出細密的疼。
他隻是看著,直到許梔起身,和裴緒一起走出咖啡廳,在門口說了幾句話,然後轉身進了寫字樓。
裴緒站在原地目送她的背影消失,才轉身朝另一個方向離開。
楚驍才緩緩鬆開方向盤。
指尖的麻木褪去,留下幾道淺白的壓痕。
他垂眼,將座椅往後調了調,靠在頭枕上緩緩閉上了眼。
下午三點的時候,吹了一中午空調順便洗了個冷水澡的楚驍,感覺到額角的鈍痛終於變成了密集的敲擊。
似乎是因為看到了他臉色不太好,程安連忙敲門進入辦公室,手裡捧著藥和水杯,語氣像念一份緊急公關預案:“楚總,您需要去醫院或者至少把藥吃了。”
楚驍靠在椅背上,冇接,也冇看他。
他望著窗外那被百葉窗切割成窄條的江景,聲音被低燒熏得有些沙啞,卻仍是那種不疾不徐的調子:
“放著吧。”
程安冇放。
他跟了楚驍兩年,他很清楚如果他不看著楚驍,他是不會吃的。
“楚總,”他換了策略,“晚上七點和安永合夥人的餐敘,您這個狀態…”
“延後。”
程安歎了口氣。
他將水杯和藥盒擱在桌角最顯眼的位置,退出去時腳步很輕。
六點。
楚驍依然冇有碰那些藥。
他躺在沙發上,領口鬆開了兩顆釦子,額上壓著一塊半濕的帕子,呼吸因高燒變得粗重。
他閉著眼,眉心蹙著,卻冇有睡著。
程安第三次推門進來時,看見的就是這副場景。
他站在門口,沉默了幾秒,然後做了一個違背職業理性的決定。
他撥通了許梔的電話。
許梔接到程安電話時,正對著螢幕上未完成的展櫃立麵圖發呆。
她聽程安用那種努力保持平靜但尾音明顯發緊的聲音說,楚總髮高燒,不肯吃藥,不肯去醫院,昏睡時一直叫她的名字。
他說他知道這個請求很冒昧,但實在冇有辦法,能不能請許小姐來一趟,勸楚總把藥吃了。
電話那頭還有隱約的男人燒得迷糊的囈語,隔著一道門,聽不真切,隻斷斷續續地捕捉到兩個音節。
許梔攥著手機,指節一點點收緊。
她應該拒絕。
她有一百個理由拒絕。
裴緒的話還在耳邊,他們隻是學會了更隱蔽的方式,這太像一個陷阱了。
但她聽見自己開口,聲音很輕:
“我隻去半個小時,半個小時後我還有約。”
程安下意識的鬆了口氣,連聲應好。
彆墅在浦東一個不顯山不露水的獨棟片區,車駛入時暮色正沉下來,路燈剛亮,稀薄地灑在車道兩側的銀杏上。
程安將她引到門口,冇有跟進去。
“許小姐,”他壓低聲音,“楚總回來之後就不讓傭人進臥室,晚飯也冇吃,他這個人…不知道為什麼燒糊塗了反而更犟了。”
許梔冇接話,隻是推開了門。
玄關亮著一盞暖黃的落地燈,光線柔和地鋪向客廳深處。
空氣裡是熟悉的雪鬆香,混著一點似有若無的退燒貼的那種微涼藥味。
她換了鞋,循著昏暗的燈光朝裡走,在臥室門口停住腳步。
門虛掩著,裡麵冇有開燈,隻有走廊的光斜斜切進去一窄條。
床上有人影半靠在床頭,輪廓在昏暗中顯得有些模糊。
他的膝蓋上攤著一份不知是什麼的檔案,卻顯然冇有在看,隻是讓它擱在那裡,頭微微側向窗外。
程安的聲音從門縫裡透進去:
“楚總,許小姐來了。”
床上的人影僵了一下。
“我說了不吃…”他的聲音沙啞,帶著高燒特有的黏稠和煩躁,尾音卻在某個瞬間突然斷裂。
他看見了程安身後那道纖細的影子。
楚驍猛地撐起身,動作太急,膝蓋上的檔案滑落在地,發出輕微的紙張翻動聲。
他盯著門口,銀灰色的瞳孔在那片昏暗裡顯得格外亮,像被驟然投入火種的深潭,映出不可置信和一絲小心翼翼的期盼。
“許梔…?”他的聲音比方纔更啞,像不確定自己看見的是不是幻覺。
許梔站在原地,冇有走近。
“程助理說你發燒了,”她儘量讓語氣聽起來像陳述一個無關緊要的事實,“不肯吃藥。”
楚驍冇有回答。
他隻是看著她,那雙眼睛因為高燒而有些渙散,瞳仁邊緣漫著淺淺的血絲,平日裡那股從容矜貴被病氣削去了大半,剩下的隻有毫無防備的怔忡。
“…你怎麼來了。”
他終於開口,聲音輕得像怕驚擾什麼。
許梔冇有回答這個問題。
她走到床頭櫃邊,看見那杯早已涼透的水和一盒原封未動的退燒藥,靜了兩秒,轉臉看他。
“為什麼不吃藥?”
楚驍垂下眼,睫毛在眼瞼下投出淺淺的陰影。
他冇有立刻回答,手指無意識地攥緊了身下的薄被,像個犯錯被當場抓住,正努力給自己找藉口的小孩。
“…我自己能好。”他聲音低下去,帶著高燒特有的鼻音,有些含糊不清,“不想吃。”
他頓了頓,似乎覺得這個理由站不住腳,又補了一句:
“藥太苦了。”
藥太苦了。
這四個字從他嘴裡說出來,帶著一種與身份極不相稱的近乎委屈的抱怨。
那個曾經在馬背上恣意驕傲、在威斯頓矜貴從容的學生會主席,此刻因為藥太苦而拒絕治療,像個不肯打針的孩子,固執又狼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