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陳全史》的銅活字在武英殿的機床上鏗鏘作響,試圖為“啟明盛世”蓋棺定論之時,帝國的文學生態,卻早已掙脫了官修史書的嚴謹框架,在“工商繁榮、城市興起、印刷普及、市民階層壯大”的肥沃土壤上,綻放出空前絢麗多彩、甚至帶有叛逆色彩的奇葩。
這是一個文學創作高度繁榮、小說與戲曲等俗文學形式大放異彩的時代,其盛況堪稱繼唐宋詩詞、元曲、明清小說之後的又一高峰,且帶有鮮明的“啟明”烙印。
繁榮的土壤:
1.
市民階層的壯大與需求:上海、廣州、漢口、天津
等通商巨埠,聚集了數以十萬計的商人、作坊主、店員、工人、手工業者、衙役、清客、以及數量龐大的有閒市民。
他們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和閒暇時間,但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對經史子集興趣寥寥,卻對故事性、娛樂性、反映市井生活
的通俗文藝有著旺盛需求。他們是通俗文學最大的消費群體和推動力。
2.
印刷技術的普及與商業化:木活字、銅活字
印刷技術成熟,石印術
亦自西洋傳入。
民間書坊
在各大城市林立,競爭激烈。
為降低成本、擴大銷量,書坊大量刊印價格低廉的線裝小說、戲曲腳本、唱本、畫報。
報刊的興起也為小說連載提供了平台。文學作品的商品化屬性空前增強。
3.
相對寬鬆的文化環境:在“新政”初期和中期,朝廷主要精力集中於軍事、經濟、技術改革,對思想文化的控製相對鬆弛。
隻要不直接攻擊皇權、詆譭“新政”核心,對世情百態、人情冷暖的描摹,甚至對官場、禮教的隱晦諷刺,有一定容忍空間。這為文人創作提供了喘息之機。
4.
文人出路多元化:科舉雖仍是正途,但“新學”興起、報館、書局、學堂、洋行、官府幕僚等,為文人提供了更多謀生和實現價值的途徑。
許多科舉失意或不願鑽營八股的文人,轉而投身小說、戲曲創作,或為報館撰稿,推動了俗文學的雅化與深度。
小說的鼎盛:
“啟明”時期的長篇白話小說,在繼承明末清初《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世情小說傳統的基礎上,題材更加廣泛,藝術手法更為成熟,社會批判意識也更強。
1.
世情小說:描寫市井家庭、婚姻愛情、世態炎涼的代表作湧現。
如《浮生六記》以自傳體散文筆法,真摯哀婉地記述夫妻情深與家庭變故,情感細膩,語言清麗,轟動一時。
更有大量佚名或筆名作者創作的《XX緣》、《XX夢》等,描摹商人發跡、妓女從良、家庭恩怨、科舉悲歡,充滿濃厚的市井氣息和道德說教。
2.
諷刺小說:受《儒林外史》影響,諷刺官場、科場、社會怪現狀的小說盛行。
出現了《鏡花新傳》(虛構)等作品,假托前朝,以嬉笑怒罵之筆,揭露官場貪腐、士人虛偽、禮教吃人,筆鋒犀利,入木三分。
3.
俠義公案小說:適應市民對“清官”和“俠客”的想象,結合“新政”後期社會矛盾增多的現實,《三俠五義》(石玉昆)類型的評書體小說經文人加工整理出版,大受歡迎。
書中包拯、展昭等形象深入人心,寄托了民眾對司法公正和社會正義的渴望。
同時,也出現了描寫海上冒險、緝捕海盜的“海疆俠義”小說,折射時代氣息。
4.
狹邪小說:以上海、蘇州等地妓院生活為背景的“狹邪小說”風行,如《風月夢》、《花月痕》等,既滿足獵奇心理,也部分真實反映了妓女、嫖客、老鴇、幫閒等特殊群體的生存狀態,其中不乏對女性命運和社會陰暗麵的深刻揭示。
5.
翻譯與“新小說”萌芽:通過林紓(林琴南)等不通外文卻擅古文的文人與通外語者合作,大量翻譯西洋小說(如《茶花女》、《湯姆叔叔的小屋》節譯),以文言意譯出版,稱為“林譯小說”,極大地開闊了國人的文學視野。
受其影響,少數先鋒文人開始嘗試創作帶有西方小說結構、心理描寫特點的“新小說”,但尚未成氣候。
戲曲的輝煌:
戲曲在“啟明”時期達到了新的藝術高峰,京劇
在北京
宮廷與民間的共同培育下完全成熟,並隨商路、官道流傳全國,成為“國劇”。
同時,地方戲遍地開花。
1.
京劇的定型與繁榮:經過程長庚、餘三勝、張二奎
等“老生三傑”及梅巧玲(梅蘭芳祖父)等藝術家的努力,京劇在唱腔、唸白、表演、行當、劇目上完全規範化。
宮廷的喜好和徽班、漢調藝人的融合,使其兼具典雅與通俗。
大量新編曆史劇(如取材《三國》、《水滸》)、宮廷戲、神話戲湧現。茶園、戲樓遍佈京城及各城市,名角輩出,票友雲集,京劇成為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的共同娛樂。
2.
地方戲的勃興:在南方,崑曲
雖漸趨雅化、小眾,但仍有文人創作和家班演出。
梆子腔在北方農村和城市下層擁有廣大市場,高亢激越,生活氣息濃。
粵劇
在廣東、廣西及海外華人中盛行。
漢劇、徽劇、川劇、湘劇
等各具特色,爭奇鬥豔。
許多地方戲大膽吸收民間傳說、時事新聞編演新戲,甚至出現影射時政的“時事新戲”。
3.
戲曲文學的提升:許多文人蔘與戲曲創作或改編,提高了劇本的文學性。
出現了不少情節曲折、人物鮮明、文辭優美的本子。
戲曲不僅供演出,其劇本也作為文學作品刊印流傳,供人閱讀玩味。
文學繁榮期,小說戲曲盛。
通俗文學的蓬勃生機,是“啟明”社會活力在文化領域的直接體現。
它反映了新興市民階層的情感、**、幻想與焦慮,也記錄了這個轉型時代的光怪陸離與價值碰撞。
然而,這種繁榮並非僅有風花雪月和才子佳人。
隨著社會矛盾的加劇,以及西方思想的進一步傳入,文學創作中的現實主義傾向和批判精神日益增強,許多作品開始將筆觸伸向社會的瘡痍與禮教的桎梏,一場文學領域的“靜悄悄的革命”正在醞釀,並即將與更廣泛的思想啟蒙浪潮合流,共同衝擊著古老帝國的精神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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