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帝國的鐵路延伸到西北,電報串聯起雪域,鐵甲艦巡航於南海,工廠的煙霧遮蔽了江南的天空,一個前所未有的、混合著古老傳統與嶄新力量的“啟明”時代,已然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輝煌曆程。
開國皇帝陳遠年屆耄耋,雖仍名義上在位,但已深居簡出,皇太子陳弘緒
監國理政多年,帝國巨輪航向平穩。
然而,無論是為了總結這“亙古未有之盛世”,確立“大陳”王朝承天受命、革故鼎新的正統地位,還是為了係統記錄數十年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邊疆經營等各方麵的豐功偉績與經驗教訓,以“垂訓後世,鑒往知來”,亦或是為了從曆史編纂學的角度,對前明、殘清乃至更早的曆史進行符合“大陳”立場的重新詮釋,一項規模空前、意義深遠的國家級文化工程,其籌備已臻成熟。
啟明五十二年,在陳弘緒的主持下,朝廷正式下詔,設立“大陳全史館”,啟動《大陳全史》的編纂工作。
詔書宣稱:“朕
紹
承
大
統,繼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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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賴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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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文
武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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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詳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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蕪,以
成
一
代
之
典,永
為
龜
鑒。”
史館設於紫禁城
文淵閣
旁,由文淵閣大學士
領銜,翰林院全體翰林、國史館
舊員為骨乾,並特簡六部、理藩院、格致院
中精通典章、地理、外交、科技的官員學者參與,總纂修官多達數百人。
皇帝撥內帑白銀百萬兩
作為經費,並特許史館調閱一切宮中所藏檔案、前朝實錄、地方誌書、官員奏疏、軍機處檔冊,乃至格致院
的考察報告、海關
的貿易統計、駐外使節
的日記書信。其規模與開放度,遠超曆代修史。
《大陳全史》的編纂,貫穿了明確的政治與史學指導思想:
1.
確立“大陳”正統:開篇《太祖本紀》(陳遠)及《太祖實錄》,詳儘記述陳遠自淮右布衣起兵,提三尺劍驅逐“韃虜”、平定群雄、定鼎天下的全過程,突出其“順天應人,解民倒懸”的正義性與必然性。
對前明,肯定其驅逐蒙元、恢複中華之功,但著重批判其後期政治**、宦官專權、民不聊生,以致“天命改易”。
對殘清,則定性為“竊據華夏,剃髮易服,暴虐無道”的“夷狄之君”,其覆亡乃“天道好還”。
由此確立“大陳”直接承繼華夏道統,而非清統。
2.
構建“啟明盛世”敘事:全書核心部分,以大量篇幅、分門彆類地記載“啟明”數十年的文治武功。
設《食貨誌》詳錄“攤丁入畝”、“廢籍為民”、“海關稅製”、“工商新政”、“鐵路電報”等經濟改革;《兵誌》詳述新軍編練、火器革新、平定準噶爾、西南、東北諸役
及海軍建設;《地理誌》、《藩部誌》記載新疆建省、西藏改製、蒙古盟旗
及移民實邊;《河渠誌》記錄黃河治理、水利興修;《藝文誌》、《格致誌》收錄新學著作、科技發明、海外見聞。
旨在全方位、立體化地展現一個生機勃勃、不斷進取的“盛世”圖景。
3.
重新詮釋“華夷”與“中外”:在處理邊疆民族和對外關係史上,摒棄簡單的“華夷之辨”,而采用“天下一家,教化有漸”的敘事。
強調朝廷對蒙古、西藏、回部等地的治理是“懷柔遠人,因俗而治”,最終導向“車書混一”。
對於西洋諸國,既記載其“船堅炮利”,亦肯定其“格致之學”,並詳細記錄中西交流、使節往來、條約簽訂,將其置於“萬國並列,互通有無”的框架下,體現了更開放、務實的世界觀。
4.
納入科技與“新學”:這是前所未有的創舉。
特設《格致誌》(或散見於各誌),係統記載“啟明”朝在天文、曆法、數學、地理測量、農學、醫學、機械(蒸汽機、鐵路、電報)、造船
等方麵的成就與引進,將科學技術提升到與經史子集並列的“實學”地位加以記載,反映了時代變遷。
5.
“直筆”與“曲筆”的平衡:在總體頌揚的基調下,編纂者也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直書其事”。
對於新政推行中的阻力與失誤(如某些政策在地方的扭曲、勞資矛盾的初期爆發)、邊疆用兵的艱苦與代價、官場存在的貪腐弊端等,並不完全諱言,但多以“當時事勢所迫”、“雖有微瑕,不掩大瑜”或“後人當引以為戒”的筆法帶過,既維持了“盛世”形象,也保留了部分曆史複雜性。
編纂工作曆時近十年,至啟明六十一年方告初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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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規模浩大,分紀、誌、表、傳
諸體,預計達千餘卷,數千萬字。
完成後,先以抄本
形式進呈禦覽,並經史館反覆校訂。
最終,在皇帝(此時陳遠已駕崩,陳弘緒繼位,是為仁宗)主持下,於仁宗元年(即啟明六十三年),舉行盛大典禮,將《大陳全史》定稿,並下令武英殿
以銅活字精印,頒發全國各省府州縣學宮、重要書院、官員衙署,並賞賜有功大臣、藩屬王公,以“昭示同文之治,永固不朽之基”。
修史正名分,大陳全史成。
《大陳全史》的編纂與刊行,是“啟明”盛世在文化領域的巔峰總結與自我確認。
它不僅是一部史書,更是一份政治宣言、一部治國百科全書、一座意識形態豐碑。
它成功地將陳遠父子兩代的功業嵌入華夏正統敘事,為“大陳”王朝提供了堅實的曆史合法性;它係統儲存了“啟明”時代社會變革的寶貴記錄;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個時代精英階層對世界、對曆史、對文明的新認識。
儘管其觀點不可避免帶有官方色彩和時代侷限,但它無疑成為後世研究“啟明”曆史的最重要、最權威的文獻依據。
隨著《全史》的頒行,“啟明”時代的曆史評價與形象塑造,在官方層麵基本定型。
一個時代的帷幕,似乎正在緩緩落下。
然而,曆史的長河永不停歇,盛世的光環之下,新的矛盾、挑戰與機遇,早已在孕育之中,等待著下一個時代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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