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遠“緩攻北京,先固根本”的戰略決策,如同給狂熱推進的戰車換上了更穩健、更持久的車輪。
大陳這台龐大的戰爭機器,在取得永定河決定性勝利後,並冇有因慣性而盲目衝向最後的終點,而是以一種沉穩而高效的節奏,開始了戰略消化與政治整合。
其重心,從單純的軍事征服,迅速轉向對新占領的、廣袤的北直隸、山西東北部、乃至河南北部等地區的全麵接管、治理與鞏固。
這是一場無聲的、卻同樣至關重要的戰役,關乎新政權的根基是否牢固。
戰爭的硝煙尚未完全散儘,另一支“大軍”便緊隨野戰兵團的腳步,開進了百廢待興的城鎮鄉村。
這支“大軍”由文官、稅吏、宣教官、工匠、醫官組成,他們的武器不是刀槍,而是印信、賬冊、告示、良種和藥箱。
在軍隊的護衛下,大陳的文治力量,開始全麵滲透和接管。
首要急務,是恢複秩序,安撫民心。
各州縣府衙前,很快貼上了蓋有大陳王璽的《安民告示》
和《均田免賦令》。
告示以淺顯直白的語言,宣佈“王師弔民伐罪,隻誅首惡,脅從不問”,命令原清廷官吏“留任視事,戴罪立功”(經審查後),士農工商“各安其業”。
“三年不征賦”
的承諾,如同久旱甘霖,讓在清廷苛政下掙紮求生的百姓看到了實實在在的希望。
逃難的百姓開始陸續返鄉,關閉的店鋪重新開張,荒蕪的田地裡出現了勞作的身影。
緊接著,是建立政權,清查戶口。
由蘇婉清從太原帶來的、經過初步培訓的基層官吏和軍中識文斷字的軍官,組成了“接收安撫使團”,分赴各地。
他們拿著戶部製定的新式黃冊,在士兵的陪同下,深入鄉裡,重新登記戶口,厘清田畝。
對於無主荒地(多是清軍圈占或逃亡旗人產業),收歸官有,分給無地少地農民耕種,第一年免租,三年內賦稅減半。
此舉瞬間贏得了廣大貧苦農民的衷心擁戴,“陳王是咱窮苦人的大救星”的說法不脛而走。
對於前明宗室、勳貴莊園和民憤極大的漢奸、惡霸土地,則予以冇收,部分充作軍田,部分分給有功將士家屬,部分作為“學田”、“義田”,收益用於興辦教育、贍養孤寡。
此舉既打擊了舊勢力,又贏得了軍心和新興庶族地主的支援。
經濟民生,迅速恢複。
戶部從山西、河南調撥大量糧種、耕牛、農具,以極低利息貸給或直接分發給農民,不誤農時。
工部組織的工匠隊伍,開始搶修在戰亂中損毀的道路、橋梁、驛站,恢複交通。
官營的“常平倉”
在主要城鎮設立,平價售糧,平抑物價,打擊奸商。太醫署派出醫官,免費為百姓治療戰亂引發的疫病,施藥防疫。
這些舉措,讓新占區百姓迅速感受到了“新朝新氣象”,與清廷的橫征暴斂、視民如草芥形成了鮮明對比。
軍事上,肅清殘敵,鞏固防線。
秦玉鳳率領的偏師,如同梳子一般,掃蕩北京外圍的昌平、密雲、順義、通州等地,剿滅小股潰兵和土匪,接收城池,任命官員。
趙勝的主力則牢牢扼守盧溝橋-良鄉一線,如同懸在北京城頭的一柄利劍,保持強大的軍事壓力,同時派出大量騎兵遊弋,徹底切斷北京與外界的陸路聯絡。
對宣府、大同等長城沿線重鎮,則派使者招撫,原明軍降將和當地守將在看清形勢後,大多選擇歸順。
大陳的北疆防線,迅速向北推進至長城一線。
文化宣傳,爭取士心。
柳如是主持的宣教司發揮了巨大作用。
大量印製精美的《朔方新報》
特刊、《大陳新政綱要》、《討清虜檄》
等宣傳品,被分發到新占區的城鎮鄉村,由識字的宣教官公開宣讀講解。
內容著重宣揚大陳“驅逐韃虜,恢複中華”
的正統性,揭露清廷暴政,詳解“均田免賦”、“興學勸農”等仁政,描繪“天下大定,共享太平”的藍圖。
同時,開科取士的預告也開始釋出,不問出身,唯纔是舉,為讀書人打開了晉身之門。
許多原本對清廷不滿、或持觀望態度的前明士子、地方鄉紳,開始轉變態度,或出山相助,或至少保持中立。
外交手腕,孤立殘敵。
對漠南蒙古諸部,柳如是派出的使者攜帶重禮和陳遠的親筆信,分頭行動。
信中既重申“華夷之辨”,指出清廷乃竊據華夏的“虜酋”,又承諾“通商互市,各安疆界”,對幫助清廷者威脅打擊,對保持中立或歸順者許以厚賞。
在強大的軍事壓力和政治誘因下,科爾沁、察哈爾等大部開始動搖,至少不再敢明目張膽支援清廷。
消化新占區,根基日漸深。
陳遠這套“軍事威懾為後盾,政治攻心為主軸,經濟惠民為基礎,文化認同為紐帶”的組合拳,打得紮實而有效。
新占領的廣大區域,並冇有出現常見的戰後混亂和反覆,而是以一種驚人的速度恢複秩序、發展生產、歸附人心。
大陳的統治,像春雨潤物般,悄然滲透到北中國的肌體之中。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北京城內日益加劇的混亂、絕望和內部傾軋。此消彼長之下,勝負的天平,早已無可逆轉地傾斜。
當大陳的根基在北中國牢牢紮下,枝繁葉茂之時,北京那座孤城,除了投降或毀滅,已彆無他途。
統一的步伐,在穩紮穩打中,不可阻擋地向前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