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陳王師登陸遼東,如同一塊巨石投入本就暗流洶湧的東亞政治格局,激起的漣漪迅速擴散至鴨綠江對岸的朝鮮王國。
這個長期以來被迫向清廷稱臣納貢、內心卻充滿屈辱與怨恨的藩屬國,其都城漢陽(今首爾)的景福宮內,也因這突如其來的變局,陷入了一場關乎國運的激烈辯論和艱難抉擇之中。
朝鮮國王李淏(朝鮮仁祖)端坐於王位之上,眉頭緊鎖,麵色凝重。
殿下,以領議政(首相)金育為首的“穩健派”(或稱“事大派”),和以吏曹判書
元鬥杓
為代表的“北伐派”(或稱“自主派”),正就如何應對遼東劇變,進行著激烈的朝辯。
金育鬚髮皆白,言辭懇切,卻透著保守與擔憂:“殿下!明鑒啊!清虜雖暴,然其勢大,盤踞中原,近在咫尺。
我國力疲敝,經丙子胡亂(1636年皇太極入侵)之創,元氣未複,豈可再輕易涉險?
這大陳國,雖連戰連捷,終究根基未穩,其王陳遠,底細不明。
若貿然與之結盟,觸怒清虜,萬一陳遠兵敗,我朝鮮豈不又要遭受滅頂之災?當以謹守藩禮,靜觀其變為上策啊!”
他的主張,代表了朝中多數勳舊大臣的意見,他們被清軍的武力嚇破了膽,唯恐再次引來報複。
元鬥杓則情緒激昂,慷慨陳詞,眼中閃爍著雪恥的光芒:“領相此言差矣!正是因丙子之恥,國辱民恨,刻骨銘心!
我等豈能永世屈膝於胡虜之下?今觀天象,華夏有變,陳王崛起於西北,屢破清軍,甚至跨海擊遼,此乃天亡清虜之兆也!
我朝鮮,乃大明最忠實的藩邦,與清虜有不共戴天之仇!
當此良機,正應效仿古人‘申包胥哭秦庭’之義,主動遣使,秘密聯絡陳王,約定南北夾擊!
即便不能即刻出兵,亦當斷絕與清虜往來,暗中資助陳王糧草,以為後圖。
此乃雪國恥、複舊恩、開新局之千載良機,豈可因畏首畏尾而錯失?”
兩派爭執不下,各有支援者。
李淏國王內心同樣矛盾重重。一方麵,他對清廷的壓迫(如歲貢、人質)深惡痛絕,無時無刻不想著擺脫控製,光複對明朝的宗藩關係(儘管南明孱弱)。
另一方麵,他又深知國力弱小,經不起再次戰爭的折騰,擔心押錯寶會萬劫不複。
就在朝鮮朝廷猶豫不決之際,大陳的使者,卻已主動、秘密地抵達了漢陽城外。
來使並非高調持節的正式使團,而是由柳如是精心挑選、以海商身份為掩護的精乾人員,攜帶著陳遠致朝鮮國王的親筆密信。
使者通過傾向北伐的大臣元鬥杓的門路,秘密覲見了國王李淏。
密信中,陳遠的措辭極富策略和感染力:
“大陳王致書朝鮮國王殿下:孤聞殿下守禮之邦,世沐華風,與建虜有社稷之仇。
今清酋肆虐中原,荼毒生靈,孤奉天討罪,將士用命,已克複中原,飲馬黃河,今遣偏師跨海,直搗虜庭。
建虜之亡,指日可待!
殿下睿智,必知天命有歸。
孤願與殿下共襄義舉,約為兄弟之邦。
待掃清寰宇,當奏請天子(指南明永曆帝,此為策略性尊重),恢複殿下正統藩封,永享太平。
若殿下能棄暗投明,斷清餉道,或出兵鴨綠江以為聲援,則功在千秋,孤必厚報。
若力有未逮,暫守中立,孤亦能體諒。然切記,首鼠兩端,必受其咎。
時機稍縱即逝,唯殿下明斷。”
這封信,既有強大的實力展示(已克中原,直搗虜庭),又有共同的情感基礎(反清),更有誘人的前景許諾(恢複藩封,兄弟之邦),還帶著一絲不容置疑的警告(首鼠兩端,必受其咎)。
可謂軟硬兼施,直擊朝鮮君臣內心最敏感之處。
與此同時,遼東的趙勇也遵照陳遠指示,對俘獲的朝鮮籍(被清軍擄掠或征發)人員格外優待,曉以大義後釋放回國,讓他們傳播“大陳王師軍紀嚴明,隻誅建虜,不擾百姓”的形象。
內因(雪恥渴望)與外因(大陳的主動聯絡與實力威懾)共同作用下,朝鮮國王李淏的天平,終於傾斜了。
在經過連續數日的激烈廷議和痛苦權衡後,他做出了一個改變國運的決定:秘密聯合大陳,待機而動!
他通過元鬥杓,給予大陳密使回覆:
1.
朝鮮王國即刻起,秘密停止向清廷輸送部分關鍵物資(如火藥原料、優質皮革)。
2.
允許大陳商船在朝鮮部分港口秘密停靠、補充淡水給養,並可進行有限度的軍需貿易(以藥材、糧草交換朝鮮的人蔘、毛皮)。
3.
秘密集結部分軍隊於鴨綠江沿岸,作出威懾姿態,牽製清軍留守部隊,但暫不主動越境攻擊。
4.
待大陳軍主力對瀋陽形成總攻之勢時,朝鮮軍可伺機渡江,進攻鎮江、九連城等清軍據點,以為策應。
聯合朝鮮王國,側翼再添生力軍。
儘管朝鮮的直接軍事援助有限且有所保留,但這一外交突破的政治意義巨大。
它意味著清廷在東北亞陷入了孤立,失去了一個重要的物資來源和戰略後方。
大陳成功地構建了一個從海上(遼東)、陸地(山海關)、到側翼(朝鮮)
的立體包圍網,將清廷的核心區域緊緊纏繞。
絞索,正在一步步收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