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中的象 從“乘馬徘徊”到“事務踐行”

文王、孔子視域下“乘馬”意象的蒙生隱喻解析

一、問題緣起：“乘馬”意象的語義躍遷與哲學指向

在先秦典籍的闡釋傳統中，“乘馬”這一具體行為從“駕馬車徘徊”到“踐行事務（如求婚）”的語義延伸，並非單純的語言現象，而是文王、孔子基於周人生活經驗與哲學思維構建的“蒙生”隱喻體係。“蒙生”即事物從混沌未開向有序顯現的初始階段，其核心特征是“動而未安”“向而未達”——這恰與“乘馬”行為的兩種形態形成對應：“徘徊”是蒙生之初的試探與醞釀，“踐行”是蒙生之後的定向與落實。

文王對“乘馬”的闡釋多見於《周易》卦爻辭，其以占筮語言將“乘馬”與事物初始狀態綁定；孔子則通過《易傳》（尤其是《彖傳》《象傳》）對文王的象數體係進行義理昇華，將“乘馬”的蒙生隱喻與倫理實踐、社會秩序相勾連。二者共同完成了從“具體行為”到“哲學符號”的轉化，其邏輯根基在於周人對“車馬”的文化認知、對“初始狀態”的辯證理解，以及對“實踐”與“生成”關係的深刻把握。

二、文王：《周易》中“乘馬”意象的象數奠基——蒙生之“態”的具象化

文王作《周易》卦爻辭（傳統說法）時，“乘馬”是西周社會核心的交通與權力符號——貴族階層的出行、田獵、戰爭、禮儀皆依賴車馬，這種日常經驗使其成為闡釋“初始狀態”的天然載體。在《周易》中，“乘馬”的“徘徊”與“踐行”二分，直接對應“蒙”卦及相關卦象中“事物初生”的兩種基本形態。

（一）“乘馬徘徊”：蒙生之初的“混沌試探”

《周易·屯》卦六二爻辭：“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此處“乘馬班如”的“班如”即“徘徊不進”之意，精準刻畫了“屯”卦“剛柔始交而難生”的蒙生初始態。“屯”為“草芽初生”，象征事物萌發時的阻滯與不確定——正如馬車在泥濘或陌生路徑上的徘徊：既已啟動（蒙生開始），又未明確方向（尚未定型）。

文王選擇“乘馬徘徊”喻“蒙生之始”，有三重現實依據：其一，西周車馬以木為架、以馬為動力，在未開辟的路徑上行駛時，必然麵臨地形阻礙，“徘徊”是真實的出行體驗；其二，“乘馬”多為貴族行為，而“婚媾”“事務”的決策關乎家族利益，貴族在行動前的猶豫、試探，與“乘馬徘徊”的狀態同構；其三，占筮的核心功能是“決疑”，而“徘徊”正是“有疑待決”的具象化，用“乘馬班如”可讓求占者直觀理解“事物初始階段的不確定性”。

（二）“乘馬踐行”：蒙生之後的“定向落實”

當“徘徊”結束、方嚮明確，“乘馬”便從“試探”轉向“踐行”，對應蒙生過程中“從混沌到有序”的轉化。《周易·賁》卦六四爻辭：“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白馬翰如”即“白馬疾馳”，與“屯”卦的“班如”形成鮮明對比——此時“乘馬”不再猶豫，而是直奔目標（婚媾），象征蒙生狀態下的事務從“醞釀”進入“執行”。

這種轉化的關鍵在於“剛柔相濟”的周人思維：“徘徊”是“柔”的隱忍與試探，“踐行”是“剛”的決斷與行動。文王以“乘馬”的動靜變化，詮釋了蒙生的辯證性——事物的初始生成並非一蹴而就，而是“靜（徘徊）—動（踐行）”的統一。如“求婚”之事，從最初的“猶豫試探”（乘馬班如）到最終的“主動迎娶”（白馬翰如），正是“蒙生”從“潛在”到“顯現”的完整過程。

（三）象數邏輯：“乘馬”與“卦象”的符號對應

文王的闡釋並非主觀附會，而是基於《周易》的象數體係。“馬”在八卦中為“乾”之象，“乾為天、為健、為動”，對應事物生成的“主動力”；“車”雖未直接入卦，但“坤為地、為載”，可視為“車”的象征——“乘馬駕車”即“乾健（動力）”與“坤載（載體）”的結合，恰合“天地交而萬物生”的蒙生本質。

從爻位來看，“乘馬徘徊”多出現於陰爻（如《屯》六二），象征“蒙生之初的柔靜”；“乘馬踐行”多與陽爻關聯（如《賁》六四雖為陰爻，但居上體離卦，離為“明”，象征“方嚮明確”），體現“剛動”的落實。這種象數與語義的呼應，使“乘馬”的蒙生隱喻具備了體係化的闡釋基礎。

三、孔子：《易傳》對“乘馬”隱喻的義理昇華——蒙生之“理”的倫理化

如果說文王是“乘馬”蒙生隱喻的“奠基者”，孔子則是“昇華者”。孔子作《易傳》（傳統說法）時，將文王的象數符號轉化為倫理與哲學義理，把“乘馬”的“徘徊—踐行”與“修身、齊家、治國”的實踐邏輯相結合，使“蒙生”隱喻從“占筮工具”上升為“道德生成論”的載體。

（一）釋“徘徊”：蒙生之“慎”與道德修養的初始態

這章冇有結束，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孔子在《周易·象傳》中釋《屯》卦六二：“六二之難，乘剛也。‘匪寇，婚媾’，誌在內也。”此處“乘剛”即陰爻居陽爻之上，象征“蒙生之初的阻力”，而“乘馬班如”的“徘徊”，被孔子詮釋為道德修養中的“慎始”精神。《大學》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孔子將“乘馬徘徊”解讀為“行事之初的審慎”——正如君子在踐行道德、處理事務前，需“三思而後行”，這種“徘徊”並非怯懦，而是“蒙生”階段的必要準備。

對於“求婚”中的“乘馬班如”，孔子進一步賦予其“禮”的內涵。西周“婚媾”需遵循“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乘馬徘徊”可對應“納采”“問名”階段的試探與禮儀準備——並非貿然行事，而是符合“禮”的漸進過程。孔子強調“克己複禮為仁”，將“乘馬徘徊”與“禮的初始踐行”綁定，使“蒙生”隱喻從“自然生成”延伸至“道德生成”。

（二）釋“踐行”：蒙生之“行”與倫理實踐的落實

孔子釋《賁》卦“白馬翰如”：“‘白馬翰如’，其行次且？”（《象傳》）此處“次且”雖有“猶豫”之意，但結合《賁》卦“文飾以禮”的主旨，實則是“審慎後的堅定”。孔子認為，“乘馬踐行”並非盲目行動，而是“明禮後的定向落實”——正如“求婚”中的“親迎”環節，需以“禮”為準則，“乘馬疾馳”是“禮的踐行”，而非單純的“速度”。

這種“踐行”的核心是“誌”的明確。《彖傳》釋《屯》卦：“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乘馬班如”到“匪寇婚媾”的轉化，本質是“誌”從“模糊”到“明確”的過程——君子處理事務（如治國、齊家），初始階段的“徘徊”是“立大誌”的醞釀，最終的“踐行”是“行大誌”的落實。孔子將“乘馬”的動靜與“誌”的生成結合，使“蒙生”隱喻具備了“誌—行”統一的實踐哲學內涵。

（三）義理延伸：“乘馬”與“天下蒙生”的政治隱喻

孔子的闡釋並未侷限於個人道德，而是將“乘馬”的蒙生隱喻擴展至社會政治領域。《周易·繫辭上》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此處雖未提“乘馬”，但“垂衣裳”與“乘馬車”同為“秩序”的象征——孔子認為，統治者治理天下的初始階段（“天下蒙生”），需如“乘馬徘徊”般“審慎考察民情”，再如“乘馬踐行”般“推行教化”。

如《論語·子路》中孔子言“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正是“徘徊—踐行”邏輯的政治應用：“先有司”即“考察事務初始狀態”（徘徊），“舉賢才”即“定向落實治理措施”（踐行）。孔子將文王的“自然蒙生”隱喻轉化為“社會治理”的方法論，使“乘馬”意象成為連接“個人修養”與“天下治理”的橋梁。

四、共同邏輯：“乘馬”隱喻背後的周人認知體係

文王與孔子對“乘馬”的闡釋雖有“象數”與“義理”之分，但共享著周人共同的認知框架——這種框架是“乘馬”能成為“蒙生”隱喻的深層原因，涵蓋對“工具”“時間”“實踐”的獨特理解。

（一）工具認知：車馬作為“生成載體”的文化符號

在西周社會，車馬並非單純的交通工具，而是“權力、秩序、實踐”的綜合符號。從考古發現來看，西周墓葬中車馬坑的規模與墓主人身份直接相關（如寶雞茹家莊西周墓的車馬坑隨葬馬車4輛、馬12匹，對應貴族身份），說明“乘馬”本身就是“社會地位與行動能力”的象征。

文王與孔子正是抓住了車馬的“載體性”——車馬是“人實現行動目標的工具”，正如“蒙生”是“事物實現自身本質的過程”。“乘馬徘徊”是“工具與目標的初步結合”，“乘馬踐行”是“工具與目標的深度統一”，這種“工具—目標”的關係，恰與“蒙生—本質”的關係同構。

（二）時間認知：“初始階段”的辯證性理解

周人對“時間”的理解並非線性流逝，而是“循環中含生成”的辯證觀——“蒙生”是時間循環的起點，也是新事物生成的關鍵。“乘馬徘徊”對應“時間的停滯與醞釀”，“乘馬踐行”對應“時間的流動與生成”，二者共同構成“初始時間”的完整形態。

文王以占筮語言捕捉“初始時間”的不確定性，孔子以倫理語言賦予“初始時間”的價值性——前者關注“自然生成”的規律，後者關注“道德生成”的意義，二者統一於“初始即關鍵”的時間認知：正如“乘馬”的徘徊與否決定後續行程，事物的初始狀態決定其最終走向。

（三）實踐認知：“行”與“生”的統一

周人強調“知行合一”，“行”是“生”的前提——事物的“蒙生”並非被動等待，而是主動實踐的結果。“乘馬”本身就是“行”的體現：“徘徊”是“行而未達”，“踐行”是“行而必達”，二者都是“行”的不同階段，也都是“生”的推動力量。

本小章還未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精彩內容！

文王將“乘馬”的“行”與“婚媾、事務”的“生”綁定，孔子將其與“道德、治國”的“生”綁定，本質上都是“行生統一”觀的體現——正如《周易·繫辭下》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乘馬”的“變”（從徘徊到踐行）正是“蒙生”從“窮”到“通”的關鍵，而“變”的核心就是“行”。

五、文化影響：“乘馬”蒙生隱喻的後世延伸

文王與孔子構建的“乘馬”蒙生隱喻，深刻影響了後世的哲學、文學與禮儀文化，成為中國傳統“生成論”思想的重要符號。

在哲學領域，《荀子·勸學》言“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裡；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其“跬步—千裡”的邏輯與“徘徊—踐行”一脈相承，都是強調“初始實踐”對“事物生成”的意義。在文學領域，《詩經·大雅·大明》“文王初載，天作之合”以“文王初始”喻“周室生成”，暗用“乘馬”的蒙生隱喻；唐詩中“寶馬雕車香滿路”（辛棄疾《青玉案》）雖為寫景，但其“車馬”的“行動感”仍暗含“生成”的意味。

在禮儀領域，西周“親迎”之禮中“新郎乘馬迎親”的儀式，直接源於《周易》“匪寇婚媾”的“乘馬”意象，將“乘馬踐行”與“婚姻生成”的倫理意義固化為禮儀製度，延續至今。

六、結語：從“具體行為”到“哲學符號”的文化建構

文王與孔子對“乘馬”的闡釋，本質上是一場“文化建構”：他們從西周貴族的日常出行經驗中，提煉出“徘徊—踐行”的行為模式，再將其與“事物蒙生”的哲學思考相結合，最終形成兼具象數基礎與義理內涵的隱喻體係。

文王的貢獻在於“具象化”——以“乘馬”的真實形態對應“蒙生”的自然狀態；孔子的貢獻在於“倫理化”——以“乘馬”的行為邏輯對應“蒙生”的道德實踐。二者共同證明：中國傳統哲學的“生成論”並非抽象思辨，而是源於生活經驗的理性昇華；“乘馬”這一平凡行為，正是這種“生活—哲學”轉化的典型載體。

這種轉化的核心，是周人“觀物取象”的認知方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周易·繫辭上》）。“乘馬”作為“遠取諸物”的範例，其從“徘徊”到“踐行”的語義延伸，不僅是語言的發展，更是中國哲學“從具體到抽象、從自然到人文”的思維曆程的縮影。

以下內容是個人感想，不成為規範，眾朋友不要對號入座，謝了。

《屯》之《益》

《屯》初初萌，肇始維艱。水雷交織，困境待援。上六交變，《益》象呈焉。風雷鼓動，轉機可瞻。

上六“泣血”，妄動致患。《益》誡小人，變革求變。創業伊始，《屯》勸謹嚴。詳察風險，勿進勿躁。《益》指前路，合作求全。

個人發展，蓄力待時。欲破困局，外力可依。至於婚媾，誠篤為宜。薑氏後裔，情厚意深。

《屯》《益》之理，情境相稽。《易經》為鑒，理性為基。

《坎》為水，《震》為雷，《巽》為風。水借風勢於雷上，若舟憑風水而行。有舟楫以濟險，複得水性之潤，遂能達於彼岸，此即“乘馬班如，求婚媾”之喻也。禽雁委積，束帛為獻，婚姻之禮既備，故曰“往吉，無不利”。

《屯》之《益》

乘馬班如，求婚媾。

往則吉，無不利。

青鸞於渚，交頸而戲。

某氏之女，將歸於冀。

三世其興，匹於良士。

六世之後，聲振都邑。

《屯》之《複》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雲雷屯，震下坎上；雷在地中，複，震下坤上。

《屯》之《複》，坎變坤也。坎為險，坤為地；去險就安，猶難中求存也。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吉孰大焉？微雨潤苗，不潰其根，故吉；洪流灌野，必毀其廬，故凶。《屯》者，始也，物之始生，力弱難成，妄動則殆。

《坎》水也，《震》雷也，《坤》土也。水涸為土，雷隱於地，《屯》變《複》也。有水之澤而藏於土中，不泛溢則利生，故曰“屯其膏”。施澤於近，小惠也，故“小貞吉”；欲澤於遠，力所不逮，故“大貞凶”。

猶有戒焉，故曰“其在慎乎”？澤止於境，不越疆則安，故曰“其在自守乎”？必伯姓也，伯夷之後也，夷之秉性，守分不逾，物莫能擾，此其寧乎。

《屯》之《複》

屯其膏，積其光。

玄駒於田，載馳載翔。

某氏之胄，將依於桑。

三世其榮，比於公行。

七世之後，顯於邦家。

喜歡易經中的象請大家收藏：()易經中的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