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未必假 刺馬案中案：不能深究的總督刺殺案

公元1870年8月22日，大清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一大早，兩江總督署西側的演武場人聲鼎沸，熱鬨非凡。

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馬新貽，每月的二十五日都會親臨演武場視察部隊，因為七月二十五日下雨，檢閱就推遲到了第二天。

上午十點左右，視察結束的馬總督在安保人員的護衛下，穿過看熱鬨的人群，從演武場旁的小道步行返回總督署。

在路上，突然有一個叫王武鎮的人躥了出來。此人自稱是馬總督的老鄉，想要求總督大人辦點“私事”。

頭回見到有人把“走後門”搞得如此廣而告之的。安保人員趕緊七手八腳地把王武鎮攔住，馬新貽則腳步不停，繼續往回走。

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突髮狀況，讓馬新貽身邊的安保人員出現了短暫的混亂，也給了“有心人”可乘之機。

就在馬新貽即將走進總督署的西南門時，一個清兵打扮的人突然快步走到馬新貽麵前“打千”請安，然後趁著俯身行禮的機會，用右手從靴筒裡抽出一把短刀，猛刺入馬新貽的右胸肋要害之處。

有刺客!

由於事發突然，馬新貽都中刀倒地了，旁邊的安保人員才反應過來，一擁而上將刺客當場抓獲。

其實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刺客得手後根本就冇有逃走的意思，反而站在原地自報家門，說自己叫張汶詳。[1]還有現場目擊者聽到他高喊“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之類的口號。

刺客雖然束手就擒，但馬新貽卻因受傷嚴重，次日不幸身亡。這就是轟動天下的“張汶詳刺兩江總督馬新貽案”，俗稱“刺馬案”。後來的電影《投名狀》就是據此改編的。

刺馬案發生的時候，清朝剛剛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北方的撚軍大起義也基本消停，已經被內憂外患折磨了十幾年的大清好不容易續命成功，迎來了一個相對和平穩定的局麵，號稱“同治中興”。

但就在這所謂的“太平光景”裡，清代頂級的封疆大吏之一、掌控著大清三分之二財稅收入、曆來被認為是“天下第一總督”的兩江總督[2]，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眾目睽睽之中、層層安保之內，被一個不知道哪來的刺客隨隨便便就殺了。

還有王法嗎？還有天理嗎？

清zhengfu連發幾十道上諭，先後派遣四位重量級高官，總計五十名官員參與審訊，經過長達八個月的調查，最終釋出了案件的“調查真相”。結案報告很長，簡單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

張汶詳挾私報複，馬新貽無辜遭殃。

對，冇有驚天陰謀，冇有幕後主使。張汶詳既不是職業刺客，也不是武林高手，更冇有特異功能，他就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

但就是這樣一個非專業人士，萬分湊巧地抓住了馬總督安保工作轉瞬即逝的漏洞，用一把小刀刺死了大清朝的兩江總督。

結案報告一經公佈，幾乎所有人臉上都是同一副表情——你擱這兒騙鬼呢？

也怪不得老百姓不相信官方的調查結果，因為“刺馬案”實在是太離奇、太湊巧，官方的調查結果又太平淡、太草率，總給人一種遮遮掩掩的感覺。

比如官方給出的審理結果認定，張汶詳是太平軍餘孽，因為媳婦和家裡的錢財被一姓吳的姦夫給拐跑了，曾到時任浙江巡撫的馬新貽那裡告狀。但馬新貽並未受理這個案件，為此張汶詳還被那吳姓姦夫狠狠地嘲笑了一頓。於是張汶詳就把自己“人財兩空”的人生不幸歸咎於馬新貽，這才一拍腦門兒決定刺殺馬新貽。

這是什麼狗血劇情，怪不得大家不相信，因為邏輯轉折實在是太生硬了。

官方結論無法服眾，民間自然就出現了多種版本的“真相”。

比如流傳最廣泛的“漁色負友說”。在官方還在吭哧吭哧調查的時候，上海丹桂茶園裡已經上演了一出精彩紛呈的《刺馬傳》大戲，大概劇情應該是這樣的：

張汶詳和好友曹二虎等人都是撚軍中的小頭目，在作戰中俘虜了馬新貽。馬與張、曹等人結拜為兄弟，帶著部隊投降了清朝。但馬新貽竟然和曹二虎的媳婦勾搭成奸，還捏造罪名殺了曹二虎，進而霸占其妻。張汶詳為給兄弟討回公道，於是就刺殺了馬新貽。

這也是“刺馬案”在今天流傳最廣泛的一個版本，諸多影視作品也大多以此為故事原型。

但曆史的反常識規律就在於，越是老百姓喜聞樂見、口耳相傳的流行版本，往往越偏離曆史的真實。

馬新貽的為官履曆和“漁色負友說”中所說的很多細節完全對不上。況且如果馬新貽真的有害死兄弟、勾引人妻這樣的黑曆史，官方的調查結果相當於替他遮掩醜聞，馬新貽的家人肯定巴不得就這麼結案。但事實卻是馬家後人一直對官方結論非常不滿，這哪像是有醜聞的心虛樣子啊？

當時就有人為馬新貽鳴不平，清代詩人周壽昌有詩雲：

人事百年真始出，誰知定論死猶無。

重臣已被元衡禍，謗語幾罹永叔誣。

意思就是馬新貽像唐代宰相武元衡一樣被當街刺殺，卻和北宋時被汙衊為與外甥女有染的歐陽修一樣，成了“黃謠”的受害者。

所以“漁色負友說”雖然流傳最廣，但也最不靠譜。

除了“仇殺”之外，張汶詳在審訊過程中還曾說過另一個“義殺”的版本。張汶詳自稱得到訊息，說馬新貽勾結西北迴民叛軍要犯上作亂，所以張汶詳纔要誅殺馬新貽這個“國賊”!

“陝甘回民起義”是真的，馬新貽是回族也是真的，但這兩個真相放在一起卻並不真實。僅僅因為馬新貽是回族就說他要勾結叛軍，這完全是地攤文學式的胡扯，後來張汶詳也翻供承認自己是在誣陷。

其實在“刺馬案”發生後的第一時間，清zhengfu高層就斷定這個案子不單純，“斷非該犯一人挾仇逞凶，已可概見”。

也就是說，清廷高層相信馬新貽是死於maixiongsharen的“謀殺”，唯一的問題就是誰謀殺了他。

嫌疑人之一是晚晴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丁日昌。

當時有人舉報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曾捲入一宗違反軍紀的命案，馬新貽正是審理此案的負責人，丁日昌向馬新貽求情不成，因此maixiongsharen。

但這個說法也很不合理。

馬新貽在辦案過程中並冇有針對丁日昌之子，所謂的雙方結仇一說並不成立。況且丁日昌人品正直，無論是治軍還是治家都很嚴格，很難想象他會去找馬新貽走後門，甚至maixiong刺殺同僚。明眼人都把這個事當笑話聽，冇誰當真。

但張汶詳在被捕時喊的那句“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卻像一根刺一樣，結結實實地紮在每個人的心上。

從這句話的語意上分析，張汶詳就是那個被“養”了千日的“兵”。但誰“養”了他，誰又“用”了他呢？

這裡麵的水可就太深了，牽扯到太多的矛盾和猜忌——中外之間、滿漢之間、南北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全都各懷鬼胎，彼此防範，牽一髮而動全身，一不小心就會引火燒身，甚至造成整個局麵失控。

要想明白事情的嚴重性，我們就要跳出孤立看待“刺馬案”的狹隘視角，把這個謎團重重的刺殺案嵌入當時的曆史大背景中，搞清楚“刺馬案”發生時，清朝是個什麼情況。

這麼說吧，此前清朝是發自內心地認為自己要完蛋了——內有太平天國席捲江南，外有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皇帝英年早逝，太後孤兒寡母，國內叛亂不斷，國外列強環伺。內外交困，風雨飄搖，朝不保夕，命懸一線，要人冇人，要錢冇錢，說的就是大清本清啊。

麵對內憂外患的糜爛局麵，清zhengfu萬般無奈之下隻能咬牙放權給漢人，允許地方組織團練，以此來平定國內叛亂，抵禦外國侵略。

以曾國藩的湘軍為代表的漢人武裝集團強勢崛起，幾乎掌控了中國南方最精華、最富庶的地區，清朝中央反而成了可憐巴巴的弱勢群體。

曾國藩本人想做千古名臣，冇有什麼造反搞事的興趣，還主動裁撤湘軍，自己削弱自己。

但有些事卻並不以個人意願為轉移。

在平定太平天國的戰爭中，大量的湘軍官兵立功受賞，他們或身居軍隊高層，或執掌地方行政，或成為民間豪強，已經形成一張遍佈江南各地的權力關係網。不管曾國藩願不願意承認，他的“湘係”已經成了讓清朝中央寢食難安的存在。所以當朝廷挺過了最艱難的時刻後，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削藩”。

而馬新貽這個兩江總督，就是來乾這個活兒的。甚至還有傳言說馬新貽是奉慈禧的密旨，要暗中調查湘軍上下私吞太平天國寶藏的事。[3]

其實此前清zhengfu已經兩次試圖把曾國藩調離兩江，但都因時機不成熟而冇辦成。公元1868年，清zhengfu調兩江總督曾國藩為直隸總督，以閩浙總督馬新貽補授兩江總督。直隸總督雖然名義上比兩江總督地位高，但其地處京畿地區，上有中央zhengfu，下有順天府尹，位尊而權輕，更遠離湘軍的大本營，這是典型的明升暗降加調虎離山。

僅僅兩天之後，負責長江水師的湘軍元老彭玉麟也被免除職務，退休回家。江蘇巡撫丁日昌轉交了江南士紳請求曾國藩留任兩江總督的請願書，卻被朝廷劈頭蓋臉罵了一頓，可見朝廷“削藩”的意願有多強烈。

馬新貽接任兩江總督後，忠實執行了清zhengfu“強化中央，削弱地方”的既定政策，雷厲風行地做了幾件事，包括裁撤湘軍，編練新部隊，追查曆年戰爭中的貪腐和假賬，嚴肅軍紀，嚴厲打擊退役後從事heishehui活動的湘軍士兵，等等。

裁軍是砸飯碗，查賬是掏錢包，掃黑是要你命。

馬新貽做的每一件事，都讓朝廷開心，也都讓湘軍上下不開心，然後他就被刺殺了。

站在清zhengfu的角度上來看，我精挑細選派來“削藩”的得力乾將，剛剛取得了一點工作成果，然後人就冇了，你跟我說這裡麵冇事？

所以一直以來都有觀點認為湘係勢力纔是“刺馬案”的幕後元凶，目的是乾掉馬新貽，重奪兩江總督，這就是“湘係奪權說”。

但這還冇完。

“刺馬案”背後不隻涉及中央與地方的鉤心鬥角、滿漢之間的猜忌防範，甚至還牽扯到中外矛盾和土洋衝突。

簡單來說，就是洋人、洋教和洋務。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大門被迫開放，西方的宗教和科技也跟著進入中國。尤其是西方傳教士在堅船利炮的威懾下在中國強行傳教，必然會引發民眾的不滿，進而產生對立情緒和衝突。

馬新貽對曾國藩、李鴻章搞的洋務運動冇什麼熱情，但他對洋教和洋人的態度卻很友好。

馬新貽就任兩江總督後，隆重接待了天主教江南教區的主教郎懷仁，甚至在第二天回訪了天主教堂，這讓在中國屢屢碰壁的外國傳教士感動不已。

據當時生活在中國的神父們說，馬新貽曾在鎮壓小刀會起義時受傷，在教會的董家渡醫院接受了治療。撿回一條命的馬新貽甚至接受了洗禮，信奉了天主教。

這個傳言聽起來有點匪夷所思，但馬新貽相對於曾國藩和李鴻章而言，的確對傳教士更加友好。

1869年，安慶府出現了民眾搗毀傳教士住所的反洋教運動，史稱“安慶教案”。馬新貽的處理方式是全盤答應列強提出的賠償要求，並且聯合安徽巡撫釋出告示，阻止百姓自發的反洋教行動。

後來南京一帶又出現了傳教士用嬰兒煉製邪藥的傳言，差一點就掀起新一波的反洋教浪潮。馬新貽第一時間派遣新上任的南京知府馮柏年檢查天主教堂，證明並冇有所謂的“死嬰”存在。然後馬新貽立刻宣佈南京全城戒嚴，並派遣軍隊保護天主教堂，張貼告示，全力辟謠，這才成功避免了危機。

馬新貽對洋教很保護，但彆的地方官就未必是這個態度了。

1870年，“天津教案”爆發，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國聯合向清zhengfu提出“抗議”，並調集軍艦至大沽口進行威脅，清朝方麵緊急派出直隸總督曾國藩與列強交涉。

曾國藩隻能捏著鼻子卑躬屈膝求原諒，又是處死凶手，又是賠償損失，又是派人道歉，希望能緩解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

和大多數主張對洋人強硬的同僚不同，馬新貽則主張嚴懲導致教案發生的中方官員。然後冇多久，他就被刺殺了。另據當時在華的傳教士記載，馬新貽死後冇兩天，和馬新貽一樣對洋教抱有好感的南京知府馮柏年也在辦公室離奇zisha。

連續兩位對洋教持保護態度的高級官員相繼喪命，以至於當時的外國傳教士們都認為馬新貽就是被那些反對洋教的勢力給弄死的。

這就是“刺馬案”的第六種版本——“反洋教排外說”。

但這個版本可不興說。

要知道當時北邊的“天津教案”已經讓清zhengfu焦頭爛額，如果南邊的“刺馬案”再調查出來背後的真凶也是針對洋人和洋教的，訊息傳到列強耳朵裡，那清zhengfu可真是吃不了兜著走了。

就是這種自相矛盾、投鼠忌器的心情讓清zhengfu很糾結，既不能不調查，又不能真調查。所以清zhengfu對待“刺馬案”的態度和策略隻能是外緊內鬆，虛張聲勢。

如果我們覆盤一下整個“刺馬案”的調查環節，就會發現很明顯的敷衍之處。

八月三日，清zhengfu得知馬新貽遇刺，立刻諭令正在處理“天津教案”的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天津教案”是曾國藩為官生涯的最大汙點，但他卻以處理教案重任在身及眼睛疼為藉口，極力推辭回任兩江總督的任命，寧肯在“天津教案”裡捱罵，也不想去蹚“刺馬案”的渾水。

但清zhengfu卻堅持要求曾國藩南下，認為“但得該督坐鎮其間，諸事自可就理”，寄希望於曾國藩湘係領袖的特殊地位和崇高名望，以此來穩定住兩江的局勢。

九月二十三日，曾國藩在朝廷的千呼萬喚中到達北京，剛好趕上曾國藩和慈禧相繼過生日。於是慈禧先給曾國藩慶生，曾國藩再給慈禧祝壽，這麼一來一去兩個月的時間就過去了。

不是急吼吼地要求曾國藩南下兩江嗎？怎麼又不著急了呢？

這就是政治的藝術了。對清zhengfu而言，隻要曾國藩回任兩江的訊息確定，就能鎮住那些企圖搞事的魑魅魍魎，至於曾國藩本人是不是真的到位，反而不重要了。

換句話說，查案不重要，借曾國藩的名頭保平安才重要。

曾國藩一直在北京待到快過年，實在冇理由繼續耗著不走了，隻能選擇動身。在南下之前，他受到了慈禧的接見。

對於“刺馬案”，兩位晚清時代的超級大佬有這麼一段既簡單又不簡單的對話。

慈禧問：馬新貽這事豈不甚奇？

曾國藩回答：這事很奇。

慈禧又說：馬新貽辦事很好。

曾國藩馬上回答：他辦事和平精細。

這白開水一樣平淡的四句話看上去平平無奇，卻隱藏了慈禧對“刺馬案”的態度。

慈禧問“馬新貽這事豈不甚奇”——奇，就是奇怪、離奇，不應該發生而發生的事。“豈不”是反問表肯定，前麵再加一個“甚”字，意思就是這背後肯定有事，你可彆糊弄我。

曾國藩回答“這事很奇”——是的，這背後當然有事，但您想要大事還是小事？

慈禧第二句說“馬新貽辦事很好”——先給整個案子定個調子，馬新貽必須是正麵形象，不能寒了給朝廷辦事的人的心。

曾國藩回答“他辦事和平精細”——這算是認同了慈禧的觀點，放心吧，老佛爺，馬新貽必然是個完美的受害者。

這之後曾國藩又磨蹭了十幾天，然後在慈禧的再一次催促下啟程南下，和他同行的還有刑部尚書鄭敦謹，也是朝廷派去審理“刺馬案”的。

在這兩位中央特派員到達江南之前，江寧將軍魁玉會同漕運總督張之萬等人已經審了張汶詳好幾個月了，“挾私報複說”就是他們給出的“尚屬可信”的審訊結果。

當然，朝廷對這個結果並不滿意，所以才加派曾國藩和鄭敦謹這兩位重量級高官來接著審，怎麼看都是一副不查明真相誓不罷休的樣子。

但神奇的是，曾國藩到了江寧後，有足足兩個月冇有做任何與調查“刺馬案”有關的事情，直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才第一次讀了下案卷，後來又開了幾個冇營養的會，把涉案人員點了個名，之後就把原有調查結果原封不動地上報了。

可以說曾國藩和鄭敦謹兩位欽差大臣的到來，並冇有對“刺馬案”的調查起到什麼推動作用，那些案情謎團和證詞、證據上的不合理之處，也完全冇有引起他們的重視。

那回到最初的問題，凶手張汶詳到底是獨立作案還是有人指使呢？

他在被捕時明明說了“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這樣的話，證詞中也顯示他曾投奔湘軍將領黃少春，可見張汶詳也是有湘軍背景的，為什麼後續的調查卻堅持否認他背後有人主使？

再說了，馬新貽身為朝廷命官、封疆大吏，安保級彆相當高，張汶詳一個平頭百姓，為何能成功實現近身刺殺？

借用評書演義中常用的一句台詞——“無巧不成書”。

保護馬新貽的第一負責人是兩江督標中軍副將喻吉三。據這位有著濃厚湘係背景的軍官說，他當時是因為士兵操演冇結束，就留在演武場地收尾，“不巧”冇出現在案發現場。

在馬新貽遇刺之前，那個攔路求幫忙的王武鎮則“湊巧”分散了安保人員的注意力。

而這位王武鎮是在總督衙門前轎頭劉學——相當於是在馬新貽總督辦公室前任公務用車司機的“無意”指點下，在檢閱當天“恰好”給刺客製造了一個短暫的機會，“剛好”讓馬新貽暴露在刺客的刀尖之下。

這一切的巧合都解釋得通，每個人都有合理正當的理由，但這些湊巧就是如此精密且環環相扣地咬合在一起，最終導致了馬新貽的遇刺。

最後，馬新貽的死亡原因是什麼？

驗屍報告表明馬新貽胸部的傷口皮肉收縮，並未出血，脖頸腫脹，十指呈現青色，應該是凶手在凶器上塗抹了毒藥，這才導致了他的死亡。

但“刺馬案”的結案報告中卻白紙黑字地寫著，張汶詳用來行刺馬新貽的凶器“刃鋒白亮，量視血陰，計透入三寸五分，驗無藥毒”。

也就是說，馬新貽死於中毒，但凶器上卻又冇有塗抹毒藥的痕跡。

那麼，毒死馬新貽的毒，是哪兒來的？

哦豁，怎麼有點越說越嚇人了？

以上難以解釋之處全是疑點，但在曆時八個月的案件審理過程中，卻冇有一位主審官願意深究。

更不合常理的是，審案全程都冇有對張汶詳動過刑，理由是張汶詳不禁打，怕一不小心把他整死了。

刑訊逼供在現代司法實踐中是絕對不允許的違規違法操作，但在古代卻恰恰是不可或缺的必備環節。當時參與會審的江蘇候補道孫衣言就堅持必須動刑，按照他的話說，犯人那麼狡猾，滿嘴瞎胡說，不打一頓他怎麼會老實交代啊？

先上刑，再審案，本就是那個時代審案子的慣例。但“刺馬案”的主審員卻對張汶詳格外“溫柔”，說啥也不肯動刑。

是真的怕動刑把他給打死了，還是怕一不小心打出點不想聽的東西？

不可說，不可說啊。

按照清代的司法審判慣例，對犯罪嫌疑人張汶詳的審訊並不符合那個時代的程式。所以參與審訊的孫衣言和山東候補道袁保慶都拒絕在結案報告上簽字，以此表明自己不認同審訊結果的態度。

而這兩位又都是馬新貽生前最重用的幕僚親信，是馬新貽真正的自己人。恐怕也隻有他們兩個是真心想查出事情的真相。

但兩個小官的抗爭並不能改變“上頭”的意思，最終“刺馬案”還是照著最初的“挾私報複說”上報中央，隻不過是在對凶手張汶詳的量刑上加重了一個級彆而已。

清廷給予馬新貽極高的哀悼。同治皇帝親賜祭文、碑文，特贈馬新貽太子太保，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襲，定諡號為“端敏”。江寧、安慶、杭州、海塘等地為馬新貽修建了專門的祠堂紀念，在華的傳教士也自發地組織悼念活動。

但也僅此而已了，清廷可以高調紀念，隆重哀悼，但卻絕不會認真破案，探究真相。

因為真相背後的鬥爭對他們來說纔是最重要的。

在太平天國運動以前，兩江總督基本由滿人出任。但在太平天國之後十多年裡，前後有九任七人出任兩江總督，卻冇一個是滿人。在馬新貽之前，曾國藩做了三任兩江總督。在馬新貽之後的幾任總督，要麼是湘係骨乾，要麼有湘係背景，隻有馬新貽這麼一個“非湘非淮”的特殊存在。

事實上，對於馬新貽出任兩江總督這事，當時人都看得很清楚。馬新貽雖然有業績，但還冇功勳卓著到能取代曾國藩的地步，朝廷這樣的人事安排就是為了打壓湘係。而馬新貽出事也是必然，這完全就是朝廷人事安排的失誤造成的。

多說一句，參與審理“刺馬案”的刑部尚書鄭敦謹在結案後當場宣佈“因病退休”，連回北京走一下退休程式都等不及就離職了。隻不過號稱“因病無法工作”的鄭大爺後來又好端端地活了十幾年，咱也不知道他這個“病”到底是“真病”還是“心病”，反正是把堂堂一品朝廷大員給逼得撂挑子不乾了。

可想而知，這背後的水得有多深。

俗話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對於馬新貽來說，這為自己招來殺身之禍的“璧”，就是兩江總督這個燙手山芋。馬新貽在兩江威望不足，下手又太狠，得罪的人實在太多，是絕對的眾矢之的，遭人暗算的概率相當大。

他被刺殺後才幾天，官方調查還冇結束呢，上海就有人將他的桃色新聞編成戲劇上演。還有教育係統的人在出考試題的時候，諷刺馬新貽被殺是活該。這些輿論風潮的背後很可能有人主使，目的就是sharen誅心，讓馬新貽身死名滅，永世不得翻身。

由於慈禧和曾國藩等人的心照不宣，“刺馬案”的幕後真凶已經永遠隱冇於曆史的迷霧中。刺殺案的主謀也許是湘係勢力，也許是反洋教勢力，甚至這兩撥勢力可能就是同一群人。

總之，是對馬新貽出任兩江總督不滿的反對者策劃了這起“刺馬案”。

“刺馬案”既代表著馬新貽個人生命的終結，也代表著清廷“削藩”政策的破產。此後兩江總督之位幾乎由湘係勢力所壟斷，清zhengfu再也冇能成功壓製南方的漢人勢力，直到宣統退位，帝製終結。

[1] 具體姓名有爭議。張相文《張文祥傳》寫作“張文祥”，《曾國藩全集》寫作“張汶祥”，《督臣被刺出缺折》《供招冊》等案卷資料中寫作“張汶詳”。因相應審理卷宗為正式法律檔案，故本書采用“張汶詳”一說。

[2] 清代在全國設八大總督，分彆為直隸、兩江、閩浙、湖廣、陝甘、四川、兩廣、雲貴總督。另有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1907年，清zhengfu改盛京將軍為東三省總督，駐奉天府，管理黑龍江、吉林、奉天三省。

[3] 見高尚舉《刺馬案探隱》。有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