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未必假 致命的“免死金牌”：朱元璋為何血洗功臣

公元1384年，大明洪武十七年，駐守北平的魏國公徐達背疽發作。作為大明開國功臣之首、帝國北部防線的最高負責人，徐達戎馬一生的赫赫戰功背後，是飽受傷病折磨的身體。

朱元璋聽說徐達的病情後，立刻派徐達長子徐輝祖攜帶皇帝敕書前往北平慰問，並且把徐達接回氣候相對溫暖、醫療條件也更好的南京療養。

但是一年後徐達的病情卻突然加重，隨後病逝於南京，享年五十四歲。

徐達死後，朱元璋悲痛萬分。他不但輟朝哀悼，還親自到徐達家弔唁，親筆為徐達撰寫神道碑文，下詔追封徐達為中山王，配享太廟，極儘榮寵。

但是，卻有人說朱元璋所做的一切都是貓哭耗子假慈悲。因為徐達就是他害死的——徐達背上長了毒瘡，這種病最忌諱吃“發物”，但朱元璋卻故意賜給徐達一隻肥膩的蒸鵝，徐達流著淚吃完，不久就病發身亡了。

卸磨殺驢、上房抽梯、過河拆橋、兔死狗烹……這就是朱元璋的真實嘴臉，僅“洪武四大案”[1]就殺了至少十萬人，其他零敲碎打弄死的人更是不計其數。哪怕是戰功赫赫、忠心不二的徐達也冇能躲過老朱的屠刀。

事情真的是這樣嗎？

先辟個謠，徐達的死和蒸鵝無關，而且朱元璋壓根兒冇給徐達送過蒸鵝。

用現代醫學的觀點來說，徐達所患的背瘡可能是因為金黃色葡萄球菌侵入毛囊而引起的急性化膿性感染，鵝肉並不會造成病情的惡化。

從史料實證的專業上講，“賜蒸鵝”這個故事最後本來有一句“本故事純屬虛構”，明明是古人用來辟謠的聲明，冇想到傳著傳著竟成了謠言本身。

有人可能會說，朱元璋就算冇有殺徐達，但也冇少殺其他的功臣啊。

冇錯，如果不算事後追封的爵位，明朝建立後，能活著拿到公侯封爵的功臣共五十九人，其中有二十六人被朱元璋殺了，剩下的不是死得早就是被廢掉，保全到最後的僅有長興侯耿炳文和武定侯郭英而已。可以理解為朱元璋在自己走之前，把跟著自己打江山的老兄弟們幾乎全給送走了。以至於後來連參與修《明史》的徐乾學都實名吐槽，說在朱元璋手下乾到三品官的大佬有三百多人，但能留下詳細記載的卻隻有十分之一，不是其他人冇功勞可記，而是他們都被老朱宰了，導致史官們無從下筆，隻能語焉不詳或一筆帶過了。

中國古代有很多君主自毀長城、屠戮功臣的案例。但論sharen數量之多，持續時間之長，清洗程度之徹底，明太祖朱元璋絕對是笑傲全場。清代史學家趙翼說朱元璋的殘忍程度在曆史上都是獨一份的存在，本質上就是個變態sharen狂。

但我們細看史書就會發現，其實朱元璋最開始完全冇有殺功臣的打算，甚至是打算和這幫老兄弟“朋友一生一起走”的。

早在朱元璋剛起兵時，他的首席智囊李善長就建議他學習“老鄉”劉邦的成功經驗。[2]所以朱元璋處處以劉邦為榜樣，效仿這位老鄉兼前輩的知人善任、仁義愛民。但朱元璋對劉邦的成功經驗並不盲從，他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既有繼承，也有發揚。

公元1366年，這時候老朱還冇當上皇帝，有一天，他問了大臣們一個問題：“漢高祖、唐太宗誰更優秀？”

有大臣表示漢高祖更優秀，但老朱顯然不認可這個觀點，他表示劉邦哪哪都好，但是太愛猜忌，殺了不少功臣，這樣做太不講究了。唐太宗不殺功臣，讓老兄弟們都能善終，顯然更優秀啊。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稱帝，年號洪武，立十四歲的長子朱標為太子，然後第一時間公佈了一份非常長的東宮僚屬名單，包括太子少師李善長，少傅徐達，少保常遇春，諭德資善大夫鄧愈、湯和，讚善大夫劉基，等等。

這份名單囊括了大明開國時的頂級文臣、超級戰神，還有天下第一的聰明人，基本上是把朝堂上的中堅力量都派到太子東宮當兼職了。這其實並不是皇帝培養接班人的主流方式，正常的做法是皇帝和朝廷大臣主持一線工作，太子帶著預備乾部在旁邊觀摩學習。

朱元璋卻希望太子接班後還能接著任用這幫老兄弟，所以才從一開始就讓功臣們直接兼任太子的屬下，一套班子兩塊牌子，以後發生權力交接時也能無縫對接。

朱元璋還特彆注意培養功臣的下一代。尤其是那些大老粗的武將，朱元璋不但希望他們能多讀書，還要求他們必須把孩子送到國子學裡接受教育。這幫年輕人畢業後，朱元璋還負責分配工作，授予他們相應的官職，把功臣的孩子當作人才第二梯隊來培養，讓他們逐漸參與到國家管理中來。

而且除了讀書和工作，朱元璋還操心這群“功二代”的婚姻大事。皇帝陛下大手一揮，直接給年輕人當場發對象。

朱元璋有十六個女兒，其中的八個嫁給了開國武將的子弟，而他的兒子也大多娶了功臣的女兒為妻。這種大規模的聯姻讓皇室和功臣們結成了緊密的關係，朱元璋在建國初的種種做法都表明，他是想讓開國功臣以家族為單位，一代一代接力地給老朱家打工。

為此他還專門設計了鐵券製度。

鐵券是君主賜予臣子世代保持特權及免罪免死的一種信物，也就是老百姓俗稱的“免死金牌”。這也是朱元璋對偶像劉邦的致敬，因為鐵券最早就起源於西漢。

隻不過這個事冇有形成固定的典章製度，一開始朱元璋也不知道該咋弄。後來有人說台州的錢氏家族收藏有當年唐朝賜予吳越王錢鏐的鐵券，朱元璋立刻派人去現場調研，參考實物，結合實際，在洪武三年（1370）設計出一套大明版的“鐵券”，並頒發給六位公爵、二十八位侯爵，基本涵蓋了明初開國功臣集團的第一梯隊。

不同爵位的功臣所領取的鐵券材質、等級、尺寸等細節各有不同。鐵券上刻有賜券日期、持有者的姓名、爵位、工資待遇、工作簡曆等資訊。鐵券持有者及子孫隻要不謀反，一般的違法行為都可以免死。這個鐵券還可以世襲繼承，讓這些功臣可以永荷祿位，長受寵榮，“永將延祚子孫”。

這些持有鐵券的功臣家族在政治、經濟等方麵享受各種優待，已經成了明朝統治階級最高層的核心部分。朱元璋的想法就是用特權與財富來換取功臣們的效忠，既保全了共同創業的兄弟之情，又延續了奔赴未來的君臣之義。

一石二鳥，一舉兩得，一箭雙鵰，一槍兩眼兒……

還是老朱我高明，既不傷兄弟間的和氣，又能給子孫後代提供源源不斷的好幫手，這可把我給厲害壞了啊。

在這一刻，朱元璋一定覺得自己英明神武得不行，恨不得叉會兒腰顯擺顯擺才過癮。

朱元璋自以為做得已經夠講究了，理應換來臣子們的遵紀守法和忠心報效。但他似乎忘了一個詞叫“慾壑難填”。

很多鐵券在手的功臣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加大力度為自己和家族攫取利益。畢竟隻要不謀反，法律就管不到我，這簡直就是無敵的存在啊。他們縱容家人巧取豪奪、殺戮無辜，嚴重地妨礙了法律的執行，甚至已經到了影響賦稅征收、激化社會矛盾的程度。

朱元璋一看這麼搞不行啊，所以他就緊急給自己開的口子打補丁。

公元1372年，朱元璋頒佈《鐵榜文》，規定仗勢欺人、侵奪財產、乾預行政等嚴重違法犯罪行為都屬於“死罪”。而一些小的犯罪行為也會被記錄在案並持續累積，集齊三個“小罪”就可以免費兌換“死罪”一次，免罪次數一旦用完，鐵券自動作廢，以後這家人再犯罪就該咋判咋判了。

通俗來說，就好比把一個殺不死的不死族，變成了一隻有九條命的小貓咪，或者相當於打遊戲時多給了幾張“複活卷軸”。鐵券依然是開國功臣們的特權，但不能“特”得太過分。

這個時候，朱元璋雖然對功臣們的違法亂紀感到不滿，但他又是苦口婆心，又是威脅暗示，針對的隻是做得太過分的個彆人，並冇有清洗整個功臣集團的意思。

但有些事並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朱元璋最後還是“不得不”對功臣舉起了屠刀。

如果說痛恨貪官汙吏是朱元璋早年成長經曆帶來的肌肉記憶，當了皇帝之後，朱元璋格局打開了，才發現這世界上原來還有一種比貪官更可恨的存在，那就是權臣。

準確地說，是功臣集團中的那些文官。

朱元璋是個權力慾和控製慾都極強的人，無法容忍任何人分享他的權力，但以丞相為首的文官卻註定要在一定程度上分享、製約甚至侵犯皇帝的權力。這是天然存在且不可消除的矛盾，自秦始皇開創皇帝製度以來，曆朝曆代都是這麼過來的啊。

什麼？不可消除？朕怎麼就不信呢？

公元1380年，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發。朱元璋不但殺了“結黨擅權”的丞相胡惟庸，他甚至還直接廢除了存在了上千年的宰相製度。

胡惟庸被殺後，明太祖廢除丞相，取消中書省，並嚴格規定後代子孫不得再立丞相。丞相廢除後，具體事務由六部分理，皇帝直接統管六部，實現了字麵意義上的“一言九鼎”。

在朱元璋看來，消滅相權的方式很簡單，直接把行使相權的人和職位乾掉不就完了？

此後胡惟庸的罪名也逐漸從“擅權”過渡為“謀反”，並且一“反”就是十年。

是的，胡惟庸雖然已經死了好多年，但他的“謀反大業”卻冇有停止。

公元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退休在家的李善長等人被指控與胡惟庸謀反案有關。正好當時天象有變，說有災星出現，需要獻祭一個大臣來消災，於是朱元璋就非常貼心地賜死了已經七十七歲高齡的李善長。可能是怕老人家一個人上路太孤單，就順便把老李家的妻女弟侄等七十多口人一起打包全送走了。

當時就有人給李善長喊冤，說他冇有理由也冇有道理參與一場十年前的謀反。向來暴脾氣的朱元璋卻罕見地拒絕迴應，顯然他也清楚自己在做什麼。所謂謀反案不過是個藉口，徹底把文官手中的相權打下去、實現皇權的唯我獨尊纔是他的目的。

在長達十年的胡惟庸案中，共牽連到一位公爵和二十一位侯爵，被殺者超過三萬人。本案中雖也有一些武將丟了命，但總體上來說朱元璋的重點打擊對象是文官。

這是因為在朱元璋的認知裡，武將就是要比文官更可靠。

這和他奪取天下的方式有關。如果是和平奪權的改朝換代，文官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就更大，在新政權中的話語權自然更高。而朱元璋是亂世起家，以武力統一天下，你看他老人家的年號就叫“洪武”，渾身上下都洋溢著“你瞅啥，瞅你咋地”的豪橫氣息。對於功臣團隊中的武將和文官，朱元璋不能說是雙重標準，也稱得上是厚此薄彼。

雖然大明開國功臣中排名第一的韓國公李善長是文官，但受封公侯伯爵的主體是武將，朱元璋更信任、更親近的是武將，他著力培養、打算留給兒子接著用的也是這些武將家族。

老朱是苦孩子出身，從小到大冇少被貪官汙吏欺壓，他雖然在建國稱帝的過程中重用了李善長、劉基和宋濂等讀書人，但從骨子裡對這幫知識分子是冇啥好感的。

比如，當時有個大臣叫茹太素，學問一流，滿腹經綸，給朱元璋寫奏摺，隨隨便便都是一萬字起步，而且各種引經據典，旁征博引，鋪墊半天也不說正事，看得朱元璋十分頭疼，於是朱元璋就讓人把茹太素抓來打了一頓。

冇錯，把大臣摁地上當眾打屁股的廷杖製度，也是在朱元璋手上發揚光大的。

後來有一次宮中舉辦宴會，朱元璋和茹太素喝酒時來了一句：“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

翻譯過來就是，工作做得好，美酒配佳釀；工作乾不好，砍你冇商量。

如此嚴苛的績效管理製度，再黑心的資本家看了都要流淚。

這就是朱元璋，對你好的時候絕對要好透，讓你死的時候也絕對得死透。高情商的**叫愛憎分明的真性情，低情商的說法就是左右橫跳的二極管，給這樣的老闆打工實在是再恐怖不過的事情了，據說當時很多官員上班都跟上刑場一樣，把每一次通勤之路都走出了黃泉之路的既視感。

朱元璋sharen雖多，但也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並不是單純地為了sharen而sharen。

隨著朱元璋改革中央官製的目標實現，隨著有威脅的文官大佬的凋零，“胡惟庸案”似乎也可以結案了，朱元璋也準備封刀了。畢竟事情已經辦得差不多啦，太子朱標也成長起來了，等朕一閉眼，這江山就交給太子咯。

隻是冇想到，這接力棒還冇交，跑下一棒的人就提前退賽了。

公元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三十八歲的朱標去世，一下子打亂了朱元璋所有的安排。

朱元璋首先要思考一個問題——大明的新繼承人選兒子還是選孫子，如果選兒子要選誰，如果選孫子又要選誰？

明代的史料一直說朱元璋本來想立燕王朱棣，隻不過被小人攪黃了。這個說法雖然有往朱棣臉上貼金的嫌疑，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洪武二十五年的時候，朱棣的確是朱元璋剩下兒子裡最有能力、最有威望的一個，如果朱元璋想在兒子中選一個新太子，大概率是會選朱棣的。

不過朱元璋最終冇有選擇任何一個兒子。

因為朱元璋需要形成規矩，而嫡長子繼承製就是他這個開國之君必須給後人立下的榜樣。玄武門之變中奪權上位的唐太宗的確是個難得的好皇帝，但他也給唐朝樹立了一個非常糟糕的榜樣，唐代後來出現那麼多奪嫡爭位的爛劇情，光類似“玄武門之變”這樣的宮廷政變就有四次之多，這就是因為一開始的規矩冇立住。

朱標雖然早死，但他畢竟留下了後代，嫡長子的血脈並未斷絕。如果朱元璋在其他兒子中挑一個立為新太子，本質上也是廢長立幼，這既壞了規矩，也容易引起其他兒子的不滿，埋下內亂的隱患。所以他在大臣們的建議下決定還是立嫡長孫為繼承人。

好的，到這一步似乎問題已經明朗了。但其實並冇有，因為誰纔是嫡長孫，這也是一筆亂賬。

朱標的原配妻子常氏是開平王常遇春之女，次妃呂氏是太常寺卿呂本之女。

常氏在洪武七年（1374）生下了長子朱雄英，呂氏在洪武十年生下了次子朱允炆。

一年後，常氏在生產時遭遇難產，母死子存，朱標的第三個兒子朱允熥出生。四年後，嫡長子朱雄英夭折，按理說他弟弟朱允熥就應該是嫡長子。可問題在於常氏死後，次妃呂氏就成了正妻，所以朱允炆也算是嫡長子。

朱允炆和朱允熥這兩兄弟，到底誰纔算是朱標的嫡長子，這個問題讓朱元璋頭疼了許久。此時朱元璋已經六十多歲，冇有更多的時間留給他從容安排一切了，所以他最終立年紀更大的朱允炆為皇太孫，也就是下一任的皇帝。

看著孫子那冇被成年人世界毒打過的天真模樣，朱元璋隻覺得心好累。兒子朱標在他眼裡是個讀書讀得有點上頭的軟性子，但怎麼說也是年近四十的成年人，在老朱的鍛鍊下有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有威望，有團隊，能控製得住朝堂和軍隊，稱得上是一個合格的繼承人。

但眼前的這個少年郎那真是經驗、閱曆、威望一樣也冇有，完全就是看成敗人生豪邁，隻不過是從頭再來。

可惜，留給朱元璋的時間不多了啊。他隻能緊急調整原有的計劃安排，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為孫子的接班搞定一切隱患。

所以胡惟庸這個案子，還遠冇到徹底結案的那一天啊。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太子朱標去世。

八月，靖寧侯葉升因捲入胡惟庸案而被殺。

九月，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

這幾件事表麵上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但被牽連的靖寧侯葉升還有一個身份，那就是藍玉的親家。

而藍玉也有一個特殊的身份，他是開平王常遇春的小舅子。朱標娶了常遇春的女兒，所以從輩分上來說朱標也可以叫藍玉一聲舅舅。朱標和藍玉不但在輩分上親近，私人關係也比較好，朱標很信任藍玉，有什麼事情都願意和他商量。在開國第一代戰神徐達、常遇春相繼離世的情況下，藍玉已經是明軍中最有戰鬥力的名將，也是朱元璋留給太子朱標安定天下的大殺器。所以不管藍玉之前如何囂張跋扈、違法亂紀，朱元璋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冇看見。因為他知道朱標能治得住藍玉，也用得好藍玉。

但是朱標一死，這個事就變得尷尬起來了。

朱元璋立朱允炆為皇太孫後，還把朱允熥給軟禁了。從血緣上來說，藍玉恰恰是朱允熥的舅姥爺，對皇太孫朱允炆不咋親近。從君臣關係來說，囂張跋扈又有戰鬥力的藍玉就更不會服朱允炆這個小屁孩兒了。

所以此時的藍玉，已經從大明的未來守護者變成了不穩定因素，甚至原本朱元璋重點培養、打算留給太子的整個武將集團，都已經變成了不可控的危險因素。

用來防範敵人的利刃，突然變成了紮向手心的倒刺，唯一的解決辦法自然是全都拔掉!

公元1393年，大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九日清晨，涼國公藍玉在上班路上，被一群侍衛以“意圖謀反”的罪名當場逮捕。

藍玉的確囂張跋扈，經常在皇城裡都邁著六親不認的步伐。但“謀反”這個罪名實在太大，他聲嘶力竭地喊冤——我為朝廷立過功!我為大明流過血!你們不能這樣!我要見陛下!

但是那並冇有什麼用。

藍玉被捕入獄後，大規模的抓捕和審訊隨即開始。僅僅一天時間就完成了立案調查、口供蒐集、提起公訴、結案判決的全過程。最終藍玉被判“謀反罪”成立，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並附帶冇收個人全部財產、滅三族。所有捲入“謀反案”的相關人等全都得死，而且一死就是一戶口本，因株連而被殺者約一萬五千人。

朱元璋還特意把此案的結案報告編輯成《逆臣錄》，以此來警示天下，史稱“藍玉案”，即“洪武四大案”中最後一案。

但這份記載藍玉謀反罪證的《逆臣錄》中，卻有很多看起來非常滑稽的供詞。

比如藍玉謀反之前跟個小喇叭廣播站一樣到處發表謀反言論——“做一場”“有機會做一場”“要謀一件大勾當”……並且藍玉的謀反還非常接地氣，很注意發動群眾，什麼打魚的、賣貨的、種地的、打更的、當臨時工的……隻要是個喘氣的活人就全在他的招攬範圍之內，看起來屬實有點草率過度了。

如果單純從法律角度來看，“藍玉案”在程式正義方麵不能說是一塌糊塗，也稱得上是一地雞毛。

但朱元璋已經冇有那個時間和精力把這個案子辦成完美無瑕的鐵案了。太子朱標的早逝讓老皇帝不得不快刀斬亂麻。管案子辦得漂不漂亮呢，先辦了再說!

可以說如果朱標不死，曆史上隻會有“洪武三大案”，根本就不會有最後的“藍玉案”。但曆史不能假設，發生了就是發生了，而朱元璋這個人向來是要麼不做，要做就做絕的。

洪武二十七年（1394），潁國公傅友德被賜死。

洪武二十八年（1395），宋國公馮勝遭到無罪賜死。

史料中並未記載這兩位功勳卓著的公爵犯了什麼罪過，此時的朱元璋已經到了sharen都懶得編理由的地步了，隻要是他認為的潛在威脅，管他什麼罪名不罪名的，先弄死再說。

唯一合理的解釋，可能就是因為傅友德和馮勝都有個藩王女婿，有可能會威脅到皇太孫的皇位吧？

不管怎樣，此時的朱元璋就是一路殺殺殺。延續十幾年的所謂“胡藍之獄”最終牽連了近五萬人，無數高官顯貴、軍中故舊，全都在朱元璋的屠刀下身首異處，整個明朝開國的功臣集團幾乎團滅。

從某種意義來說，朱元璋也算守住了自己“朋友一生一起走”的初心——反正我要走了，走之前先送你們“走”!

曾經的朱元璋，看不起劉邦屠殺功臣的不講究行為。但打臉來得就是那麼快，最後的最後朱元璋才發現，劉邦殺的功臣連自己的一個零頭都不到。這可能就是俗話說的“笑話人不如人”吧。

朱元璋冇有想到，他竟然最終活成了自己最討厭的樣子。

[1] 洪武四大案，又稱明初四大案，即“空印舞弊案”“郭桓貪腐案”“胡惟庸謀反案”“藍玉謀反案”。後兩個案子也常合稱為“胡藍案”或“胡藍之獄”。

[2] 劉邦是沛郡豐邑人，朱元璋祖上是沛郡人，生在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