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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血脈的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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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後，楊絳與錢鐘書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但阿瑗自小體弱多病，楊絳便留阿瑗一直在身邊，自己在家教授功課。1947年冬，疾病再一次不幸地降臨到了阿瑗身上，她右手食指指節腫大，後經過檢查是骨結核，當時骨結核是無法治癒的。所幸當時抗戰已經勝利，家裡生活好轉，阿瑗臥床休息並補充補充維生素A、維生素D，吃營養品。楊絳遵從醫囑，讓阿瑗隻在床上玩，不下床，阿瑗的功課由她進行輔導。十個月後，阿瑗的病好了，痊癒的阿瑗立刻到民立中學去參加入學考試，居然考上了。
1948年7月，錢鐘書祖父百歲冥誕，錢家老小都回到無錫老家，錢鐘書攜妻帶女回到無錫老家，同家人歡聚。
世界上最難的關係恐怕就是婆媳關係了，楊絳的妯娌們都曾說過，錢家的兒媳不好當。楊絳是小姐出身，錢家人都以為她會嬌氣，難以相處，可是經過抗戰的朝夕共處，楊絳與婆婆的關係並不緊張，反而彼此理解，十分融洽，互相尊重與理解。婆婆許久未見楊絳，瞧見楊絳又瘦了，囑咐道，有什麼好吃的，多買點。這對於楊絳的婆婆實屬難得，婆婆性格嚴肅，從不說這些關心人的話。能對楊絳說，可見楊絳在她心目中的位置。
1949年，解放戰爭後期，生活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知識分子比起普通老百姓多了幾分選擇，因而更加難以揣測自己的命運。人們曆經抗戰，明白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日子是什麼滋味，物質生活的匱乏他們還能忍受，但是統治階級高壓下的思想桎梏卻是知識分子所不能忍受的，他們渴望思想上的自由。當時大家對於**不瞭解，街頭巷尾的傳聞又偏差得離譜。譬如，說年齡超過四十五歲的知識分子要處死，又說**天天開會，開會時就是大家一起互相謾罵。
楊絳與錢鐘書都覺得那不過是以訛傳訛傳出的故事罷了，真相必定不如此。他們在上海的鄰居早早就搬走了，因此解放軍解放上海時住在鄰居家。楊絳看見那些戰士樸實可愛，年紀不大，寧願自己啃乾糧也不看櫥窗裡鮮美的蛋糕一眼，三兩個人買一根冰棍同吃。他們人情味重，富有正義感，完全不同於書上所寫的。那段時間很多知識分子都收到了國民黨拋過來的橄欖枝，楊絳與錢鐘書也不例外，不過兩人都拒絕了。對他們來說離開故土是殘忍的，離開這片需要他們建設的土地是不忍的。
錢鐘書與楊絳曾有很多次離開大陸的機會，台灣大學欲聘請錢鐘書做教授，他拒絕了；香港中文大學也欲聘請錢鐘書做教授，他也拒絕了……當時很多人不理解他為何拒絕這些條件優厚的職位，而堅持留在這片貧瘠、被摧殘過的土地上。他們之所以堅持留下，理由正如他們在1938年義無反顧地從歐洲趕回正在戰火中的祖國，錢鐘書在回國前給牛津同窗的信裡寫道：“人的遭遇，終究是和祖國人民連接在一起的。”這是他們對土地的熱愛，也是對自己血脈的執念。
錢鐘書對祖國的愛，他愛形容說，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這個“伊”也就是祖國。
楊絳在《乾校六記》裡寫過這樣的話：“我們的國家當時是弱國，受儘強國的欺淩。你們這一代是不知道，當時我們一年就有多少個國恥日。讓我們去外國做二等公民當然不願意。**來了我們冇有恐懼感，因為我們隻是普通老百姓。我們也冇有奢望，隻想坐坐冷板凳。當時我們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們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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