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七殺碑 婆婆思親人鄉下看女 公公戀故土茶館遇孫1

《血色七殺碑》第一卷《重陽碑》

第十九章婆婆思親人鄉下看女公公戀故土茶館遇孫

第九十七迴婆婆思親人鄉下看女公公戀故土茶館遇孫（1）

甄賢婆婆病了，病得有些蹊蹺。

說是生病，卻又不像是染上了什麽風寒或是感染了什麽病菌。她額頭不燙，舌頭不白，脈象也不亂——月生伯伯請了鎮上衛生院的李醫生來看過。李醫生戴著聽診器在她胸口聽了半天，又翻了翻她的眼皮，最後摘下聽診器，說了句讓滿屋子人都摸不著頭腦的話。

“老太太身體好得很，心跳比我還穩。她這是心病，吃藥沒用。”

心病。月生伯伯端著藥碗站在床邊，碗裏的中藥湯子冒著熱氣，可甄賢婆婆連看都不看一眼。她躺在床上，雙眼望著天花板，不說話，也不吃飯，就是偶爾歎一口氣。

那口氣歎得很長，像是從骨頭縫裏擠出來的，把滿屋子的人都歎得心裏頭發慌。

老花貓跳上床，在她枕頭邊蜷成一團，用腦袋蹭她的手背，她也沒有像往常那樣伸手去摸它。

人啊，最容易得病的法子，莫過於生氣了。民間早有流傳，“人活一口氣，樹活一張皮”，這氣，乃是人之根本。氣順了，便是渾身舒暢，吃嘛嘛香，身體倍兒棒；氣不順，那可就渾身是病，無一處舒坦。

甄賢婆婆便是如此——她本是個硬朗的老太太，每天早上拄著柺棍從巷子口走到街口大榕樹下，坐在那塊固定的石頭上，風雨無阻。看山看水看風景，聽風聽雨聽故事。茶館裏的白鬍子老頭們都說，甄賢婆婆那塊石頭是重陽鎮最養人的地方，誰坐誰開心，誰坐誰健康，誰坐誰長壽。

可自從聽聞了抗戰紀念碑要被拆除的訊息，整個人就彷彿被抽走了精氣神一般，整天唉聲歎氣，鬱鬱寡歡，連那塊石頭都不去坐了。

月生伯伯每天早上起來，看見老孃的房門關著，喊她吃飯也不應，心裏頭跟針紮似的。他把飯菜端到床前，她搖搖頭；他把茶水送到嘴邊，她偏過頭去；他搬了把竹椅坐在床邊陪她說話，她隻是望著天花板，一言不發。那眼神空空洞洞的，像是在看什麽東西，又像是什麽都沒看。

說起來，重陽鎮政府計劃在重陽街外搞個新開發小區，修建新街道，這本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這些年鎮上的人口越來越多，外來做生意的、打工掙錢迴來買房子的、開鋪子的，把老街擠得滿滿當當，古驛道上連錯個車都得小心翼翼。逢場天，挑擔子的和騎摩托的擠成一團，賣菜的籮筐和停著的拖拉機堵在一起。修新街，拓新區，這是大勢所趨，誰也攔不住。

可偏生這規劃圖紙上的紅線，就畫到了街口那兩塊碑的位置上。規劃局的人帶著皮尺和圖紙，在街口蹲了整整一個上午，量了七殺碑又量無字碑，在本子上記了一大串數字。七殺碑是文物，動不得——縣文化館早就掛了牌，說這是明末農民起義的曆史見證，屬於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可無字碑不是文物，它隻是甄賢公公當年出征前立的一塊石頭，上麵一個字都沒有，在官方檔案裏連個名目都沒有。規劃局的人來勘測的時候，拿皮尺量了量，在本子上記了一筆——“無主石碑一座，需遷移”。那“無主”兩個字，像兩根刺，紮在甄賢婆婆心裏。

訊息傳到甄賢婆婆耳朵裏的時候，她正在院子裏給老栗子樹澆水。水瓢從她手裏滑下來，啪嗒一聲掉在地上，水灑了一地，把她的布鞋都濺濕了。她扶著樹幹站了很久，久到月生伯伯以為她中了暑，跑過來扶她，她擺擺手，說了句：“他們要拆你爹立的碑。”那天傍晚，她沒有去街口站著——這是五十多年來頭一迴。她坐在院子裏的藤椅上，對著那棵老栗子樹發呆，從夕陽西下一直坐到月上東山。

自從上次統戰和台辦的人來過之後，甄賢公公便如同人間蒸發一般，再也沒有了新的訊息。那封蓋著紅章的公函上明明寫著“正在辦理相關手續”，可這“相關手續”一辦就是一年多，從秋天辦到冬天，從冬天辦到開春，現在又到秋天了，至今也沒有下文。

茶館門口的老榕樹黃了又綠，綠了又黃，白果樹的葉子落了又長，長了又落，月生伯伯去鎮政府問過幾迴，大舅也是一臉無奈，說縣裏報到了省裏，省裏報到了北京，牽涉到****，審批程式複雜得很，誰也說不準要多久。

鄭光才能迴來，是因為他在雲南有產業、有退休工資、有明確的身份。甄賢公公在台灣，情況完全不同：他是國民黨退役將領，從好的方麵說，他曾經為抗日做出過重要貢獻，是著名的抗日將領；從另外一個角度說，他的部隊也曾和解放軍有過對峙。他當年和幾位戰友密謀參加起義投誠，計劃還沒實施，老蔣一紙調令，讓部隊先去台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些複雜的背景，讓他的迴鄉之路比鄭光才難了十倍不止。

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否還活著，是否還健在人世。這個曾經為國家和民族付出過青春和熱血的抗戰老兵，如今卻成了一個謎團，一個讓人牽掛的謎團。而這座無字碑，便是甄賢婆婆對他唯一的記憶和寄托。

甄賢婆婆深知這座紀念碑的意義。它不僅僅是對甄賢公公個人的紀念——當年他立碑的時候說，等打完仗迴來，把碑上的字刻上——更是對那個時代所有抗戰將士的緬懷和致敬。

她每天傍晚站在街口望著驛道東邊的方向，腳前那幾塊青石板已經被她磨得光滑如鏡。那不是鋤頭磨的，不是車輪碾的，是一個女人用五十多年的等待，一寸一寸磨平的。她望著那條路，嘴唇輕輕翕動，像是在和遠方的某個人說著隻有他們兩個人能聽見的話。而無字碑就站在她身後，像一個沉默的見證者，見證了她的等待，見證了歲月的流逝，見證了一個女人從青絲等到白發。

當她得知當地政府要拆除這座紀念碑時，她的心中湧起了無盡的傷感和悲痛。她無法接受這個事實，無法眼睜睜地看著這座承載著無數迴憶和情感的紀念碑被拆除。她這輩子經曆了太多——戲班散了，她等了；土匪把她搶上山，她逃出來了；丈夫一去不返，她等了半個世紀。她沒有倒下，可這一次，有人要動她最後的那根支柱。她坐在藤椅上，望著那棵老栗子樹，嘴唇輕輕翕動：“老頭子，他們要把你的碑拆了。你還沒迴來，碑上的字還沒刻——他們就要拆了。”

鎮政府為了做通甄賢婆婆的工作，特意召開了一次協調會。新上任的郭鎮長親自登門，帶著兩個工作人員，拎著一兜水果——一兜橘子，一兜蘋果，用紅色w兜裝著。他客客氣氣地請她去鎮政府會議室“坐一坐，聊一聊”。

郭鎮長是剛從縣裏調下來的，三十出頭，戴著一副金絲眼鏡，說話慢條斯理，一看就是讀過書的人。他大學學的是城市規劃，畢業論文寫的是“城鎮化程序中的曆史文化保護”，知道什麽叫“開發與保護並重”。他不像前任那樣咋咋呼呼，也沒有虛秘書跟在身邊——他帶來的是一個戴眼鏡的年輕小夥子，姓馬，是鎮政府的文秘人員，手裏拿著一個黑皮筆記本。

月生伯伯陪著甄賢婆婆去了。會議室裏坐了一圈人，有規劃局的，有城建辦的，還有兩個不認識的。牆上掛著一張新區的規劃圖，上麵用紅藍鉛筆標著未來的街道、商場、住宅小區，花花綠綠的，看起來很氣派。郭鎮長親自給甄賢婆婆倒了一杯茶，用的是八寶琉璃井的水，泡的是老蔭茶——他顯然是做足了功課，知道老太太喝慣了這口。茶碗是青花瓷的，碗蓋上凝著水珠，茶香在會議室裏慢慢散開。

各位領導都以為，老人家年紀大了，隻要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她一定會從大局出發，全力支援鎮政府的決策。然而，他們卻低估了甄賢婆婆的決心和毅力。這個老太太平時笑眯眯的，給客人添茶的時候還會問一句“茶夠不夠味”，逢年過節還給大家唱《爬山豆》。可一旦觸及她的底線，她比任何人都固執。當年張獻忠要屠史家街，她敢站出來說“住手”；如今有人要拆她丈夫的碑，她當然也敢站出來說“不行”。

郭鎮長先是講了一通發展的大道理——新區建設是縣裏的重點工程，投資已經到位了，工期不能耽誤；規劃是經過專家論證的，有法律效力；重陽鎮要發展，不能守著幾塊石碑過日子。他說得很誠懇，語氣也溫和，不像是在下命令，倒像是在跟長輩商量。他說話的時候，手指在規劃圖上輕輕點著，點在那個畫了紅圈的位置上。

甄賢婆婆聽完，把手裏的茶杯放在桌上，杯底磕在玻璃板上，發出清脆的一聲響。會議室裏忽然安靜了下來，連那個戴眼鏡的小馬都停下了筆。她抬起頭，看著郭鎮長，目光平靜而堅定。

“郭鎮長，你說的這些道理，我一個老婆子聽不太懂。我隻知道一件事——那塊碑是我丈夫立的。他走的時候跟我說，等打完仗迴來，把碑上的字刻上。他還沒迴來，碑上的字還沒刻。你們現在要把它拆了，等他迴來的時候，他到哪裏去找那塊碑？他到哪裏去找迴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