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七殺碑 想象裏公公想婆婆 戲台上妹妹戲哥哥（6）

《血色七殺碑》第一卷《重陽碑》

第十五章想象裏公公想婆婆戲台上妹妹戲哥哥

第七十八迴想象裏公公想婆婆戲台上妹妹戲哥哥（6）

轉眼到了秋天。古驛道上的白果樹葉開始變黃，風一吹，嘩啦啦往下落，鋪了一地的金葉子。甄家茶館的生意還是那樣，白鬍子老頭們雷打不動地坐在老位置上，端著搪瓷缸子聽評書，講到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的時候拍桌子叫好，茶沫子濺到桌上。虛老幺的咖啡屋裏依然放著鄧麗君的歌，月生伯伯每天早上端著一壺八寶琉璃井的老蔭茶穿過街，把搪瓷缸子擱在吧檯旁邊，坐進那張從茶館搬來的舊竹椅上。

中考成績公佈後，我如願考上了縣城的高中。紅紙黑字的榜單貼在公告欄上，我在第三名的位置看見了自己的名字。劉二娃考了第十五名，他爹劉老倔從地上一躍而起，把煙袋鍋子在鞋底上磕了又磕，嘴巴咧到了耳根子。張大勇第二十名，虛五第三十名，都上了線。我們班四十個人，三十六個考上了高中，四個考上了中專，升學率在全縣鄉鎮中學裏排第一。

賈老夫子的病徹底好了，站在公告欄前把每個人的名字從頭到尾唸了一遍，唸到我的名字時迴頭看了我一眼，眼鏡片後麵的眼睛亮晶晶的。“金娃子，你語文考了多少？”我說作文拿了良好。他點了點頭，眼角的皺紋全擠了出來，轉身對旁邊的人說：“我說什麽來著？咱們班的學生寫的文章，不可能差！”

東西哥哥拿著我的成績單，推了推眼鏡，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又翻過來看了一遍背麵——背麵沒有字，是他習慣性的動作。

“還行。”

劉二娃在旁邊起鬨，聲音大得整個走廊都能聽見。“甄老師你那句‘還行’是什麽意思，金娃子考了第三名你才說還行，那我們這些十幾名的還活不活了？我爹看到成績單的時候差點把煙袋鍋子磕斷了，你倒好，兩個字就完了。”

東西哥哥瞥了他一眼，把成績單摺好，遞還給我。“第三名還行。第一名是王紅梅，第二名是孫小梅，你前麵永遠有人，這還不夠你追的？”他說完轉身走了，走出幾步，嘴角才輕輕彎了一下。劉二娃沒看見，我看見了。

開學前，我和東西哥哥坐在街口的大榕樹下。月光照在青石板街道上，把路麵的每一道裂縫都照得清清楚楚，石板上那些被幾百年的腳板磨出的凹坑裏汪著銀色的月光。七殺碑和無字碑並肩立在我們身後，兩塊碑都浸在月光裏，一塊刻滿了字，一個字都沒有，擱在一塊兒剛剛好。

我問他，高中和初中有什麽不一樣。

他靠在榕樹幹上，仰頭望著天上的月亮，沉默了一會兒。榕樹的須根從枝椏上垂下來，在夜風裏輕輕晃蕩，像老爺爺的胡須。

“初中是讓你學會做題，高中是讓你學會提問。你以前問我輔助線為什麽要畫在那裏，我告訴你答案就行了。以後你得自己去想答案——圓為什麽是圓的，三角形為什麽是三個角，人生為什麽有那麽多坎。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他把後背從樹幹上挪開，坐直了身子，偏過頭看著我。

“金娃子，你記得我在辦公室裏跟你說的那句話嗎——‘我在喊你，你應不應？’你應了。從那個五點半起床的清晨開始，你每一天都在應。接下來，該你自己去喊別人了。到了新學校，遇到新同學，你會發現在這個世界上，人人都在等別人喊他，很少有人主動去喊別人。你要做那個敢喊的人。”

他伸出手指，在空中虛畫了一個圓。月光從他指尖劃過，留下一道看不見的弧線。“就像我當年在黑板上畫下第一個圓——那時候我也不知道這個圓能不能畫好，可我不畫，它就永遠不存在。你現在考上高中了，是你自己畫的圓。以後你要畫的圓越來越多，越來越大。沒有人能替你畫。”

我點了點頭。夜風吹過榕樹的葉子，沙沙響，把幾片落葉捲起來打了個旋，又輕輕放迴地上。遠處東山上的雲散了，露出一輪滿月，又圓又亮，像一盞掛在天空的走馬燈。月光灑在整座重陽鎮上，灑在古驛道的青石板上，灑在七殺碑的裂紋上，灑在無字碑的空白上。我望著那輪滿月，心裏頭把東西哥哥的話反複嚼了好幾遍。他當年從泥潭裏爬出來，也是因為有人在喊他——也許是甄賢婆婆拄著柺杖站在街口喊他迴家吃飯，也許是月生伯伯在茶館灶台前喊他幫忙添火，也許是靜閑師太在白雲庵的蒲團前喊他放下執念。他聽見了，也應了。所以他現在站在講台上，在日光燈下教別人畫輔助線，在黑板上畫下一個又一個圓。

那天晚上，我迴到家的時候，堂屋裏還亮著燈。昏黃的燈光從門縫裏漏出來，在青石板台階上畫了一道長長的光帶。我媽在燈下給我縫書包——書包是舊的，軍綠色，帶子斷了一根，她用針線重新縫上。她的針腳密密匝匝，每一針都拉得緊緊的，在燈下泛著細細的光。她頭也不抬地說：“去縣裏讀書，不比在家門口。冷了要加衣服，餓了要吃飯，別捨不得花錢。你正是長身體的時候，該吃的吃，該買的買。”她的語氣平靜得像一杯涼透了的茶。

甄賢婆婆坐在她旁邊，手裏納著那隻永遠納不完的鞋底。麻線穿過鞋底的聲音沙沙響，像春蠶在吃桑葉。她忽然開口了，聲音輕輕的，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的。

“金娃子，阿婆這輩子去過很多地方——戲班子跑碼頭的時候，去過成都、重慶，還去過西安。那時候阿婆比你現在大不了多少，坐在馬車上，看著那些從沒見過的大街小巷，心裏頭又興奮又害怕。後來阿婆到了重陽鎮，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你替阿婆多出去走一走，迴來講給阿婆聽。成都的茶館現在是什麽樣子，西安的城牆是不是還那麽高——阿婆想知道。”

我走到她麵前，蹲下來，仰著臉看著她。月光從窗戶裏照進來，灑在她花白的頭發上，把她額頭上的皺紋照得清清楚楚。她手裏的鞋底已經納了大半，針腳密密的，每一針都納得一絲不苟。

“阿婆，等我讀完書，我就迴來看您。我還要聽您唱《爬山豆》，上次您唱了一半就不唱了——唱到‘石頭開花馬生角’那兒就停了。我還想聽您唱完，從頭到尾一個字都不落。”

甄賢婆婆笑了。她把鞋底放在膝蓋上，伸出那隻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頭。她的手心全是納鞋底磨出來的老繭，可動作輕得像在捧一隻剛出殼的雛鳥。“好，等你迴來，阿婆唱給你聽。從頭唱到尾，一個音都不跑。連‘嫂嫂嫌我吃得多’那段都唱給你聽——你東西哥哥小時候最不愛聽那段，說聽著像在說他。有一迴我唱到那裏，他放下筷子就跑了，你月生伯伯在後麵追了半條街。”

她又摸了摸我的臉，手指頭在我臉頰上輕輕蹭了一下。“去吧，好好念書。阿婆在這兒等你。你甄賢公公也在等你——你們倆，一個在路那頭，一個在路這頭，都在往家走。”

第二天一早，我背著那個縫了新帶子的舊書包，坐上了去縣城的班車。班車是那種老式的長途客車，發動機轟隆隆響，車廂裏彌漫著汽油和塵土的味道。我媽站在車窗外，手裏攥著那塊擦灶台的抹布，眼圈紅紅的，卻笑著朝我揮手。月生伯伯站在她旁邊，手裏端著一杯老蔭茶——大概是剛從茶館裏端出來的，茶還冒著熱氣。甄賢婆婆沒有來送我，她隻是站在街口的無字碑前，拄著柺杖，望著驛道東邊的方向。班車從她麵前開過的時候，我透過車窗看見她的嘴唇輕輕翕動，像是在說什麽。我聽不見她的聲音，可我知道她是在說——路上小心。

那天夜裏，我做了一個夢。夢裏的重陽鎮被月光照得亮堂堂的，古驛道上鋪滿了金黃的銀杏葉，每一片葉子都被月光鑲了一道銀邊。甄賢婆婆站在街口的無字碑前，穿著一身我從沒見過的戲服——不是大紅緊身衣，而是一件素淨的月白色長袍，袍角在夜風中輕輕飄動，像一片被風吹皺的月光。她的頭發是黑的，臉是年輕的，眼睛是亮的，跟她在融金寺講的那些故事裏的獨孤驚鴻一模一樣。她開口唱起了《王大媽》，聲音清亮得不像一個快八十歲的老太太，歌聲在古驛道上飄蕩。

“王呀王大媽吔，幹哥哥呀，你要來的耍喲，明年奴家要打發——”

她唱到“我還是不來的好喲”的時候，身後忽然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接上了下一句。那聲音有些沙啞，卻中氣十足，像是穿過幾十年的硝煙和海峽的波濤，才終於傳到了這裏。

“爹爹曉得你一也不怕他，二也不怕他——”

甄賢婆婆轉過身。無字碑旁站著一個穿軍裝的人，腰桿挺得筆直，頭發花白了，可眉眼間依稀有東西哥哥的影子——那副眼鏡後麵的眼睛，那個在講台上畫圓的手勢，那種把事情都往肚子裏咽的沉默。他對著甄賢婆婆笑了笑，把手裏的軍帽摘下來，放在無字碑上。那頂軍帽在月光下泛著淡淡的綠色，帽簷上別著一枚青天白日徽章，徽章上的太陽被月光照得發亮。

他說：“驚鴻，我迴來了。路上耽擱了——先是打內戰，後是守海島，再後來是想迴來迴不來。讓碑上的字空了大半個世紀——明天，我把它們都刻上。刻什麽字，你來定。”

甄賢婆婆沒有說話。她隻是站在那裏，望著那個等了五十多年的人，眼淚順著臉上的皺紋往下淌，滴在那件月白色的戲服上，洇開一朵一朵暗色的花。她嘴角卻是笑著的，那笑容跟她在夢裏唱《爬山豆》時一模一樣——清亮的、歡快的、天塌下來都不在乎的笑。她伸出手，手指頭輕輕碰了碰他的軍裝袖子，像是怕碰碎了什麽。

夜風吹過，老栗子樹的葉子沙沙響，無字碑上的月光忽然變得更亮了。遠處七殺碑上的七個“殺”字被月光洗得發白，那些被張獻忠刻上去的殺氣，在這個夜晚全都消散了。甄家茶館的灶上還溫著一壺八寶琉璃井的老蔭茶，茶香從半掩的木門裏飄出來，和月光攪在一起，彌漫了整條古驛道。

我醒過來的時候，窗外的月亮正好掛在東山之巔。月光透過窗縫灑在我的被子上，和夢裏一樣亮。班車還在夜色中顛簸，發動機轟隆隆地響著，車廂裏的人都睡著了。我靠在車窗上，望著窗外黑黢黢的山影，想起了那個夢。我不知道它會不會成真——石頭會不會開花，馬會不會長角，汪洋會不會枯竭，那個走了五十多年的人會不會從天而降。可我知道，不管他迴不迴來，甄賢婆婆都會一直等下去。就像她說的那樣——該等的，她等了；該扛的，她扛了。剩下的，交給菩薩。

月亮又亮了一些，像是有人在天上又點了一盞走馬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