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 第五章 學術影響及為人評價

一

學術影響

既追求個性自由，又維護社會體製，是士族的雙重文化性格，但兩者的矛盾所產生的心理逼迫，使魏晉士人的精神世界充滿了焦慮、迷茫與失落。向秀“逍遙”新義，使一代士人獲得了空前的解放感，“讀之者無不超然”。《莊子》隨之從山林來到了塵世，與《周易》、《老子》並列為魏晉清談經典“三玄”，“大暢玄風”。

向秀萬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論哲學經過郭象係統地發揮完善，其包容儒道思想的優越性為士大夫普遍認識、接受的結果是“儒、墨之跡見鄙，道家之言遂盛”(《晉書向秀傳》)。這並不是說儒家思想信念被棄置，而是強調道家思想經過向秀《莊子注》的改造獲得了強大生命力，能夠更加和諧地與儒家精神相容，從而促成以郭象為代表的元康玄學再度興盛。

《晉書》本傳說向秀注《莊子》能為之隱解，發明奇趣，從而“振起玄風”；《世說新語文學》以為是“妙析奇致，大暢玄風”，並注引《竹林七賢論》讚雲：“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複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眾說以為向秀《莊子注》之佳處其實不離“創新”二字，從中可以體會到不同於舊注的莊周“旨要”，這應該就包括我們前麵論述的向秀對正始玄學“以無為本”的超越，“不生不化”玄理新義抽空了“生化之本”的實質纔是真正吸引士大夫們“讀之超然”的關鍵。

向秀的逍遙新義及其《莊子注》，並冇有隨魏晉玄風一起消散，而是作為解釋《莊子》的權威之作影響至今，為曆代麵臨生存困境的士人提供精神超越的路徑，領了1700多年風騷。其中的奧秘，可能在於他們首先從“自由與必然”的關係這一視角探討了“逍遙”。至於其解釋是否符合莊子本意，並不重要。思想家逝世後，他們提出的哲學問題便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地平線，無論你如何前行，它離你同樣遙遠。

向秀名列“竹林七賢”，七賢中既有山濤、王戎這樣的現世功業卓著者；也有阮籍、嵇康這樣超凡脫俗，行為瀟灑的道家超越派；還有劉伶這樣的千古醉人。相對於“竹林七賢”裡的其他人，向秀似乎名氣不夠響亮，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裡記載也不很多，但是，向秀的逍遙新義及其《莊子注》裡所闡述的儒道精神相容的觀點，為曆代麵臨生存困境的士人提供精神超越的路徑，領了1700多年風騷，雖經千百年的歲月流逝卻無法抹去向秀的獨特光彩。

二

為人評價

向秀《思舊賦》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曆來並無疑義。但是對於向秀為人的評價，則褒貶不一。

《晉書·向秀傳》：“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誌，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

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26按向秀入洛與司馬昭合作，在中國傳統價值尺度衡量下自是失節行為，但《思舊賦》第一句“將命適於遠京兮”，表明自己被迫入洛的實情（如不合作，則可能如嵇康被害），則其失節似亦情有可原。向秀入洛後與司馬昭的對話，吹捧司馬昭為聖王堯，在傳統價值尺度衡量下自是喪失廉恥，但此亦是敷衍，並非真心話。向秀“自此役作《思舊賦》”，終能以微言揭露了黑暗現實，表達出自己不甘屈服的內心世界。向秀被迫與司馬氏合作而內心不甘屈服，此情形與阮籍相似27。向秀終能獲得人們的諒解，其故在此。

對向秀為人作肯定評價者，可以晉宋之際的顏延之為代表。顏延之《五君詠》詩第五首《向常侍》：“向秀甘淡薄，深心托毫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李善注：謂注《莊子》也。］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裡遊，惻愴山陽賦。”顏延之評論向秀，或不儘全麵，但所言皆切中肯綮。顏延之《五君詠》第二首《嵇中散》評價嵇康28，及《陶徵士誄並序》評價陶淵明（《文選》卷五十八），皆是極有見地的作品，足見延之有知人之明。

在現代學術史上，餘嘉錫先生對向秀的批評，則頗為嚴厲。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言語第二》“嵇中散既被誅”章箋疏：“莊生曳尾途中，終身不仕，故稱許由而毀堯、舜。郭象注《莊》，號為特會莊生之旨，乃於開卷便調停堯、許之間，不以山林獨往者為然，與漆園宗旨大相乖謬，殊為可異。……此篇之注出於向秀固無疑義。……要之，魏晉士大夫雖遺棄世事，高唱無為，而又貪戀祿位，不能決然捨去，遂至進退失據，無以自處。……向子期之舉郡計入洛，雖或怵於嵇中散之被誅，而其以巢、許為不足慕，則正與所注《逍遙遊》之意同。阮籍、王衍之徒所見大抵如此，不獨子期一人藉以遜詞免禍而已。”29餘季豫先生箋疏《世說新語》，考證史實，創穫甚多。批評魏晉之際士人出處得失，褒貶是非，砥礪士節，尤為痛切。但是季豫先生批評向子期為人、為學兩失其正，則似過苛。向秀是在嵇康、呂安被殺害之後，而被迫從仕的（此點甚至不同於阮籍）。可見向秀並非貪戀祿位者。竊疑季豫先生著此書之日，近似魏晉之際，季豫先生此言如未能持平，或意另有所寄托也。

陳寅恪《柳如是彆傳》論清初心存反清複明之士人，或不得不應清朝科舉考試之故，曾說：“蓋建州入關之初，凡世家子弟著聲庠序之人，若不應鄉舉，即為反清之一種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險。否則陸氏雖在明南都傾覆以後，其舊傳田產，猶未儘失，自可生活，不必汲汲乾進也。關於此點，足見清初士人處境之不易。後世未解當日情勢，往往作過酷之批評，殊非公允之論也。”30寅恪先生此言，亦適用於評價向子期。

《晉書·阮籍傳》雲：“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在恐怖統治時代，士人有為正義而死，體現崇高作人品節者，固應當為天下後世所景仰，曆千萬祀而不朽。亦有為保全身家性命，對統治者低頭，但是內心則不甘屈服者，則似可以批評其軟弱，原諒其苦衷，而肯定其不甘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