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績傳 第三章 王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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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王績是唐初重要的作家，從唐代以來一直受到文學研究者的關注。本世紀的王績研究，無論是在生平思想還是在文集的整理、詩歌作品的係年、藝術分析等方麵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七十年代後期，《王無功文集》（五卷本）的重現，使得人們對王績的研究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取得了更大的突破。\\n\\n一、王績生平考證和文集整理\\n\\n王績的生卒年 本世紀最早對王績的生卒年進行考證的是鄭振鐸，他在《中國文學者生卒考》一文和後來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都認為王績的生卒年是590？──644，也即約隋開皇十年至唐貞觀十八年。胡適的《白話文學史》認為王績生於584年，卒於644年。蘇雪林的《唐詩概論》認為王績約生於590年，卒於650年。\\n\\n聞一多的《唐詩大係》認為王績生於公元585年，卒於公元644年。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的看法與聞一多先生同。此後出版的諸多著作如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王士菁的《唐代詩歌》、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學史》、遊國恩等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社科院文學所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以及王國安注的《王績詩注》等均認為王績生於公元585年，卒於公元644年。傅璿琮《唐代詩人考略》則認為王績的生年雖不可確考，但不能早於開皇五年（585），當在這以後的數年間，卒年在貞觀十八年（644），時為三十四歲。\\n\\n然而韓理洲、張錫厚根據新發現的《五卷本王無功文集》皆考證出王績應生於隋文帝開皇十年（590）；張錫厚《王績生平辨析及其思想新證》，刊《學術月刊》，1984年，第5期）。羅宗強、郝世峰主編的《隋唐五代文學史》、周祖譔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等都采用韓理洲之說。\\n\\n夏連保的《王績年譜》則認為王績應生於開皇九年（589年），謂聞一多之說非。社科院文學所編的《唐代文學史》也認為王績生於589年。\\n\\n王績生平研究 傅璿琮的《唐代詩人考略》是較早對王績生平進行考證的文章，該文首先對王績的籍貫進行了考辨，認為確切地說，王績應為絳州龍門人。對於王績的生平事蹟，該文也作了一些考證工作。文章認為，王績應製及第當在大業十年，入長安當在武德四年之秋，待詔門下省即在此後數年間，王績之隱居當在貞觀七年以後。文章還認為，王福嗣的《東皋子答陳尚書書》是王福嗣偽造的。對王績生平進行比較詳細考證開始於韓理洲的《王績生平求是》，該文首先認為王績的籍貫當以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縣）為是，又據《文中子世家》、《文中子補傳》、《王氏世係》，補敘了王氏世係，還對王績青少年時期的情況進行了補考，接著考證了王績的三仕三隱的經過。同年發表的《王績研究的問題及我見》中也論及王績一生忽仕忽隱的原因和實質,文章對《集序》、《新唐書·本傳》所雲\\\"君曆職皆以好酒廢\\\"的說法、沈德潛《唐詩彆裁集》所雲\\\"寄慨隋室將亡\\\"等原因皆持異議，認為王績忽仕忽隱有其特殊原因：一、門庭開始衰落的貴族子弟的矛盾心理，使王績在風雲變幻的隋末唐初，必然反覆於仕隱之間。二、王績忽仕忽隱與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有關（指與楊玄感之亂、玄武門之變、其兄王凝觸怒貞觀重臣有關）。三、王績複雜而又矛盾的思想，也是他忽仕忽隱的一個重要原因。四、貴族世家優厚的產業和特權，也為王績進則可仕，退則可隱，提供了條件。張錫厚的《王績生平辨析及其思想辯證》也敘及王績的生平，唯所論與韓文近似，故不再贅述。\\n\\n在此之後，張大新、張百昂的《王績三仕三隱補辨》則對王績的三仕三隱提出了新的看法，文章首先認為，王績應孝悌廉潔舉登第的時間，不是如韓理洲所說在大業中（611年左右），因為\\\"大業九年王績尚在河汾家鄉，未曾出仕。《求是》所斷，不足為信。在尚未發現確鑿新證之前，還是將王績第一次仕曆繫於大業十年為是。\\\"對於王績的第二次入仕的時間，作者同意韓理洲的意見，隻是略作補充，認為\\\"必在武德五年四月以後\\\"，而且\\\"與友人的造訪可能有直接關係\\\"。對於王績這位\\\"鬥酒學士\\\"罷歸的原因，文章認為，韓理洲認為的\\\"是王績之兄王凝先後觸怒長孫無忌、高士廉等朝廷重臣，遭到挾嫌報複\\\"的說法是不對的，文章認為，事實上，王績的退隱與武德末年的\\\"玄武門\\\"之變有直接關係，因而\\\"王績第二次退出官場應在玄武門兵變後未久的貞觀初始\\\"。關於王績第三次出仕的時間和原因，本文認為，\\\"王績歸隱河汾應在貞觀七年前後，而其第三次出仕，似不晚於貞觀五年。\\\"\\\"正象前兩次以'疾'罷歸純係托辭一樣，王績第三次出仕的原因也並非'因家貧'\\\"，而是\\\"處此'有道之世'，急欲走出茅廬，乘時立功，彰明祖德；但礙於逸士之高名，進退失據，作出種種忸怩之態，直至按捺不住，非出來不可時，隻好仿效陶潛，托以'家貧'赴選。這就是他第三次出仕的思想背景。\\\"另外，文章還認為，\\\"《求是》將王績第三次仕曆定在貞觀十一──十五年間，似有背於實\\\"，其\\\"棄官歸隱必在貞觀七年前後，絕無遲至貞觀十四年以後的道理。\\\"考證細緻，較有說服力。\\n\\n夏連保的《王績年譜》撰於1984年，出版於1992年，由於他未看到五卷本《王績文集》，難免在資料依據方麵有所欠缺。\\n\\n《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卷一\\\"王績\\\"條和第五冊卷一\\\"王績\\\"條均對王績的生平進行了考辨，亦可參閱。\\n\\n王績文集的整理 本世紀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後，王績文集的整理工作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王國安注的《王績詩注》，首先對王績作品進行係統整理、加以註解，此書以《全唐詩》作為底本，校以明抄本和孫刻本，以及上海圖書館藏的明萬曆刻《東皋子集》和光緒丙午羅振玉唐風樓刻《王無功集》，擇要作出了校記，而且給予簡明扼要的註解，是一本科研與普及結合得較好的著作。不久以後韓理洲發表了《王績詩文係年考》，此文第一次對王績詩文的作年進行了考訂，共為王績的五十三篇作品作了編年。接著，張錫厚和韓理洲同時對新發現的《五卷本王無功集》進行了整理和介紹，韓發表了《新發現的〈王無功文集〉兩種五卷本》，文章指出，新發現的關於王績詩文的兩種五卷本即清同治乙醜重陽陳氏晚晴軒抄本與東武李氏研錄山房抄本，比通行的四庫本多出近一倍篇幅，比明刊本多詩六十餘首，文賦二十五篇。此文發表後，立即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張幾乎在同時也發表了《關於〈王績集〉的流傳與五卷本的發現》，他對五卷抄本的抄成情況上有不同的推斷，但他和韓理洲都一致認為，一次就為距今約有十四個世紀的大詩人增補幾十首佚詩，本身就是一件不容忽視的重大發現。一年後，張錫厚又發表了《敦煌寫本〈王績集〉殘卷校補》，以新發現的《王無功文集》五卷手抄本，對王重民先生三十年代在法國巴黎圖書館拍攝的伯2819《東皋子集》殘卷作了校補 。又一年後，韓理洲出版了《王無功文集五卷本會校》，此書以經過精心較讎過的東武李氏研錄山房抄本作底本。底本抄較時，參校了陸淳的刪節本、黃汝亨、曹荃、孫星衍分彆刊刻的三卷本和《全唐文》。另外，又參校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三卷本、總集、詩話，所用校本凡十五種，集後附有序跋著錄、傳記、同時代人之酬答詩文、集評，為學人省去了不少翻檢之勞。這本著作是迄今為止最新、最精之王績集整理成果，為重新深入探討王績詩文、評價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準備了必要的材料。此後，康金聲、夏連保編著的《王績集編年校注》也出版了，由於此書成稿於1984年左右，作者又未得見五卷本，故其所收詩文反不及韓理洲整理本，但此書之編年和年譜，以及詩文之註解亦不無參考價值。\\n\\n二、王績思想研究\\n\\n七十年代末以前 在五卷本重現之前，人們對王績思想的認識基本上和唐代以來的研究者一樣，認為王績是一個消極避世、高標獨立的高人隱士。\\n\\n如陸侃如、馮沅君著的《中國詩史》就認為\\\"他有時率奴婢種黍釀酒，養鳧蒔花，有時乘牛經酒肆，留數日不反，有時讀讀《老》《莊》《周易》，有時住在北山東皋著書。\\\"王士菁《唐代詩歌》也認為\\\"明哲保身，知足常樂，便是他的人生觀，他的處世哲學。\\\"但又認為王績年青時\\\"還是一個非常熱衷於政治的人\\\"，\\\"而那種'浮生若夢'的思想則是在後來形成的；至於歸隱和安於隱居生活更是後來的事了。\\\"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學史》亦雲\\\"性本好酒\\\"、\\\"受道家思想很深\\\"，\\\"王績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他的人生觀從一方麵說是逃避現實，但另一方麵說，卻表現了他與統治者不合作精神。應該指出，王績這種人生觀是由於隋末社會的黑暗，政局的不穩定狀態，以及人才的被壓製等原因而產生的。\\\"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則認為\\\"他早年有過一些抱負，但是仕途一失意，就心灰意冷了，在群雄逐鹿的隋唐之際，他並冇有什麼作為\\\"，\\\"此外，他還從莊子學來一套既憤世又混世的人生哲學。\\\"\\n\\n相對來說，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對王績思想的研究要深刻一些：\\\"王績是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來對新的封建王朝表示不滿的，因此他的思想表現得很複雜也很矛盾。 他受了他的哥哥王通（文中子）的影響，有正統的儒家思想，曾在《北山賦》自注中把他哥哥比為孔子，又曾在答友人書中大談家禮喪服，要以周、孔為楷模。但是由於他看透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同時又接受了老、莊清靜無為的思想，一心要皈依自然，深以'禮樂囚姬旦，詩書縛孔丘'（ 《贈程處士》）為苦，從禮教中解放出來，縱酒如狂，常常以嵇康、阮籍、劉伶尤其是陶潛自比，這當然和他對現實社會的不滿有關。……他晚年還喜聽北山僧所講的'真如'的禪理。因此，他的詩文中含有儒、佛、道三家的思想。他對於可詛咒的封建社會表示憤慨，有進步的一麵；但他對於人生的態度一味閒適頹放，消極的成分較多，在作品中反映現實較少，也是嚴重的缺點。\\\"當然，現在看來，其中階級分析的成分較多一些，但對王績思想複雜性的認識無疑是比較準確的。\\n\\n八十年代以後 七十年代末五卷本重現之後，人們對王績思想的認識才較為深入。如韓理洲的《王績研究的問題及我見》就對人們認為王績是一個隱士的傳統看法提出了異議：\\\"王績一生'有為'多於'無為'，並非'大部分時間是在隱逸中度過的'。從思想發展的概況來看，他仕隋仕唐，直至貞觀初待詔不得重用的整個青年、中年時期，積極用世，渴望施展抱負的思想占主導地位的時間比例方麵來考察，還是從其思想發展變化的狀況來分析，王績的確是不應列入《隱逸傳》的。\\\"張錫厚的《王績生平辨析及其思想新證》一文也根據新發現的五卷本認為王績主要受到儒家學說的影響；道家思想雖然有時也很突出，但往往又表現出複雜、矛盾的現象。韓理洲在其《王無功文集》五卷本會校《前言》中也認為，\\\"王績的思想是及其複雜的，儒、道、釋、陰陽曆數諸家的學說，都對他產生過一定的影響。特彆是儒、道兩家'入世'與'出世'兩種不同的人生觀，隨著隋、唐之際風雲激盪的社會變革及個人仕途的順逆，在他一生中消長起伏，不斷地發生著變化。當天下承平，有機遇的可能時，他便牢記著'當世孔子'──三兄王通的教誨，不墜儒業，'思待詔'、'覓封侯'，欲為風鵬雲龍；當時局昏昧或仕途躓礙時，他又對儒家產生了懷疑和不滿，轉而從老、莊哲學思想中，尋找精神慰藉，清高自持，縱情山水，佯狂傲世，排遣懷纔不遇、落魄失意的苦悶。因此，王績絕非超凡脫俗的隱士，所謂'言不冤時'、'行不忤物'的'樂天君子'雲雲，並不能概括其人。 \\\"賈晉華的《王績與魏晉風度》一文，則著重論述了王績思想與阮籍、嵇康、陶潛等人的相通之處，文章認為，\\\"王績是在唐初'逮承雲雷後，欣逢天地初'（ 《薛記室收過莊見尋》）的清明時代定下退隱長策的，這個時代給他的印象是美好的，他曾一再在詩文中加以讚賞。因此，他的自然放曠較少對抗現實的悲劇因素，較多追求個性自由，實現個人價值的積極因素。他缺乏阮籍的深刻、陶潛的真淳。卻有著一種阮、陶所缺乏的樂觀明朗。\\\"文章還認為，\\\"當然，王績也並未徹底忘懷社會事功，他的內心深處，偶爾也閃過失敗的悲哀、孤獨的憂愁\\\"，\\\"他的退隱和扮演魏晉名士角色，畢竟是不得已的下策\\\"。這樣的認識無疑是比較客觀、辯證的。\\n\\n葛曉音的《山水田園詩派研究》第三章論及王績的思想，文章認為，王績的簡傲放達的風度\\\"在北朝至唐初極其尊崇儒學，特彆是講究禮度的社會風尚中\\\"\\\"仍顯得不合時宜\\\"，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書中認為，王績的簡傲首先來自他在文化上的優越感，\\\"王績有庾信之才，而又出自北朝'六代冠冕'，這種站在北朝文化頂峰上的優越感，自然就養成了他'獨步當時'的'高情勝氣。'\\\"其簡傲放達還出自他才高誌大而疏懶迂闊的天性,也與王通門人集團複雜思想的影響有關。在與陶潛進行比較時，作者認為，\\\"王績看破世事和人生，似乎比陶、阮更接近老莊的本意。但因為缺乏深刻的思考和追求，在實際生活中卻表現得相當世俗，與他對社會人事的徹底否定自相矛盾。\\\"\\\"儘管他在詩中也表白過憂世之情和濟物之想，但他對現實的批判多半是因自己的虛浮縱誕，不適於時而反激出來的牢騷。\\\"他的\\\"歸隱缺乏陶淵明那種對人生理想的積極追求\\\"。\\n\\n喬象鐘、陳鐵民主編的《唐代文學史》上冊則認為，\\\"王績雖然崇奉老莊思想，並不陷於虛妄的神仙迷信\\\"，\\\"王績從人生短暫，縱心而長往\\\"的主旨出發，有時對釋、老、儒的教言感到都是多餘的\\\"，\\\"王績有時從三教的教義中尋找符合自己思想的理論，使三教統一於他的隨分而適的觀點之中\\\"，\\\"在曆史觀上，王績認為自三王五帝以來，'咄咄建城市，倏忽觀丘墟。明治若不足，昏暴常有餘'。……王績對人生及現實的態度是消極的，逃避的。\\\"\\n\\n杜曉勤的《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第六章\\\"王績詩歌與河汾文化精神\\\"中也論及王績的思想，該書首先探討了王績思想的地域文化淵源，認為，北朝後期直至隋唐之際山東舊士族士子經世致用、覓取功名的進取精神，是王績\\\"思待詔\\\"、\\\"覓奉侯\\\"的人生抱負的重要文化根源。其次結合王績一生三仕三隱的情況，進一步闡述了王績心中一直未泯的濟世情懷，一還其本來麵目。在探討王績與魏晉風度之關係時，該書認為，由於王績所接受的魏晉玄學經過北方學風乃至河汾文化的過濾，已非原汁原味，更由於王績所處的時代亦與魏晉大異，所以王績雖然仿效魏晉名士，卻有他自己的理解和目的，也即是其進取意識、濟世情懷得不到實現時的宣泄和沉思。\\n\\n三、王績詩歌研究\\n\\n本世紀學界對王績詩歌的研究經曆了一個由膚淺到深入的過程，尤其是在五卷本發現以後出現了一次質的飛躍。\\n\\n三四十年代 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文學史、斷代史、詩歌史以及一些有關唐代詩歌的研究著作中多多少少都涉及到王績的詩歌，其中不乏璣珠之論。如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就認為王績的詩的\\\"意境也便是直襲之淵明的了\\\"，說他的最好的詩篇如《田家》、《過酒家》兩首\\\"也渾是上繼嗣宗，下起王維、李白的\\\"。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也認為\\\"王績因嗜酒而崇拜阮陶，更因崇拜阮陶而使他的作風超脫齊梁而複歸於魏晉\\\"，\\\"如果我們承認齊梁是詩的厄運，那麼他對於唐詩的貢獻也可明白了。\\\"胡雲翼的《唐詩研究》則認為\\\"隻有王績足稱初唐第一時期（自高祖武德初，至玄宗開元初）的詩人\\\"。\\n\\n聞一多對王績具體詩歌作品的評價也很高，如他說\\\"王績自己的那首《野望》詩\\\"，\\\"得陶詩之神，而擺脫了它的古風形式，應該說是唐代五律的開新之作，自然處淵明亦當讓步。\\\"聞先生又說，\\\"陶詩的特點在於詩人對大自然長久作有趣的看法，天真的看法，表現出一種小孩兒似的思想感情。王績是繼承了陶詩這一嫡係真傳。\\\"\\n\\n五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學界對王績詩歌的研究有所深入。如林庚把王績的詩歌放到漢唐文學的 演變過程中來考察，他認為王績的《野望》詩\\\"擺脫了六朝以來貴族化的華靡和雕飾，創造出一種非常樸素的詩歌語言。正是這種樸素語言的洗煉，產生了全然不同於六朝長律的五言律。從漢的統一到唐的統一，在文學史上正是反映為從賦的時代走向了詩的時代。而初唐則是這一演變的加速過程。賦原帶著有濃厚的宮廷習氣，這首詩完全擺脫了賦體，正標誌著詩賦消長這一鮮明的曆史轉變。\\\"王士菁的《唐代詩歌》認為王績的某些小詩，如《秋夜喜遇王處士》、《夜還東溪》\\\"和當時流行的貴族詩人的'應製詩'比較起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這和約莫在一世紀以後出現的，盛唐的某些詩人的清新質樸的抒情小詩倒是比較相近的。此外，他的《古意》這一類詠懷詩，也給予了後一些時期出現的詩人陳子昂和更後的張九齡一些影響。\\\"遊國恩等人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則認為王績的《野望》、《秋夜喜遇王處士》\\\"這兩首詩不僅生動地寫出田園景色和他的閒適生活，而且在風格上也是唐詩中最早擺脫齊梁浮豔氣息的近體詩。他的《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一詩，在一連串的問話裡，也洋溢著一種關懷家園的殷切心情。無論從思想或藝術來說，他都是唐代山水田園詩派的先驅人物。\\\"這個論點一經提出，就產生了很大的反響，一直到現在還為人們所首肯。\\n\\n五六十年代產生的最重要的王績研究成果，無疑是馬茂元的《關於王績──唐詩劄記之一》，文章指出，\\\"在崇尚齊梁、堆花麗葉的初唐詩風裡，能夠以樸質清新獨標一格的當然應該首推王績。過去的許多詩論家、和近現代的許多文學史家都強調這一點。為了要強調，因而在具體介紹評述這一作家時，往往就把他描繪成一個遺世獨立的高人，好像和他所處的時代絕了緣似的。事實是不是這樣呢？呂纔在'東皋子後序'裡有一段記載，正給我們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薛道衡曾見王績少時所作'登龍門憶禹賦'歎曰：'今之庾信也！'……所謂'今之庾信'那就是說他的作品高度的合乎時代的規格標準；他的藝術風格，和當時文壇的風尚是完全一致的。\\\"\\\"拿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九月九日贈崔使君善為'來看（略），這些詩寫得清新流利，風致絕佳。他固然純用白描，不事藻飾。但仔細玩味一下，卻仍然冇有脫離齊梁人的格調。……王績在詩歌創作的發展過程中之所以能夠變華靡綺麗之風而傾向於樸素自然，這是由於它的現實生活遭遇所決定的。\\\"\\\"在詩歌創作上，王績更多學習的是陶潛而不是阮籍。\\\"\\n\\n八十年代 到八十年代以後，由於五卷本王績集的重現，人們獲得了更多的研究材料，對王績詩歌的認識也就較為深刻了。\\n\\n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韓理洲在其《王績研究的問題及我見》一文中對王績詩歌發展變化的軌跡作了新的探討，他認為，王績的詩風經曆了一個\\\"從綺麗輕靡到疏野淡樸\\\"變化過程，而這種變化大體在其第一次歸隱前後，此時王績當三十五歲左右。文章又認為，轉化原因有三：一、 王績的生活道路決定了他必然掙脫齊梁文風的羈絆，譜寫疏野淡樸之章，二、王績在效法陶淵明的為人中，汲取了陶詩的藝術營養，促進了獨特詩風的形成；三、王績家傳的文學思想，也是他揚棄綺麗輕靡，樹立良好詩風的一個因素。\\n\\n此後不久，學術界一下子出現了好幾篇研究王績詩歌藝術風格和成就文章，如韓理洲的《論王績的詩》、張錫厚的《論王績的詩文及其文學成就》、裴晉南、魏國春的《王績詩風探源》、王祥的《略論王績其人及其文學成就》及高光複的《略論王績的\\\"縱誕\\\"及其詩的\\\"平淡\\\"》等，其中張錫厚的文章首先對以前人們對王績詩歌內容評價過低的態度提出了商榷，他認為，王績一生坎坷不平，或多或少地接觸到一些平民生活，使他的詩歌創作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反映現實的內容，其思想性還是比較強的。王績以酒為題材的詩作，不僅在於宣揚酒德，醉酒之餘，還在\\\"寄情\\\"、\\\"抒懷\\\"，其次，以詠隱為題材的詩作，也不完全是為了宣揚潔身自好的人生哲學，往往還包含另外一層意思，那就是通過詠隱，表現出詩人避俗而又滿懷怨望的複雜心情。但是，王績詩歌也有一些含有消極內容的篇什。\\n\\n1986年，張錫厚又發表了《應當全麵評價王績的題酒詠隱詩》，文章據新發現的《王無功文集》五卷本，認為，王績雖然確有不少歌讚隱逸和昏飲之作，但這些詩歌往往隱含著對現實的不滿和仕途困躓的憂怨。\\n\\n九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人們對王績詩歌的研究又更加深入了。1990年有兩篇文章涉及到王績的詩歌，即張明非的《論王績的田園詩》和王誌華的《五言律奠基者舊說應予推翻－－重評王績在詩歌史上的地位》，都頗有質量。張文指出，從晉宋到隋唐一百多年的時間裡，田園詩的發展與山水詩極不相稱。這種寥落的局麵，\\\"是由於王績的出現才被打破的\\\"。王績的田園詩，\\\"不僅上承陶淵明，下啟孟浩然、王維、儲光羲等，有著繼往開來的意義，也比他的山水詩數量更多，成就更高，更富有特色。\\\"張文除肯定了王績對陶詩的繼承外，還從三個方麵論述了王詩的發展和創新，即題材上使山水與田園融合、主題的變勞動為隱逸、形式上的律化，論點比較全麵，也比較穩健 。王文一開始就從作品數字上做出統計，指出王績的143首詩中，有合格五律14首，合格的五絕13首，合格的排律5首，準近體五言詩1首，雖然偶有失黏失對和平仄格律未臻完美之例，但\\\"我們完全可以說王績是隋唐之際全力以赴寫作近體詩歌的詩人，也是隋唐之際近體詩歌寫作成就最高的詩人\\\"，所以曆來五言律成於沈宋的舊說應予推翻，\\\"奠基之功，應歸於王績\\\"，這樣，五言律的定型，就提前近半個世紀。應該說，王文的觀點是相當新穎的，對王績近體詩律化成就的認識也比較客觀可信。然僅憑數據統計就否定自唐代以來就一直公認的沈宋是律體定型者的舊說，說服力顯然不夠。\\n\\n1996年，杜曉勤在其《從永明體到沈宋體》一文中也論及王績的詩歌在五律詩歌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文章據新發現的《王無功文集》五卷本統計，得出結論，說\\\"王績完全可以稱得上是唐初律化意識最強烈的詩人。\\\"而且文章還探尋了其詩歌律化的藝術淵源，文章認為\\\"王績之所以能在新體詩聲律方麵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得益於他對庾信新體詩聲律技巧的繼承和發展\\\"，在列表對比之後，文章指出，王績黏式律的結構更接近律體的格律模式。另外，庾信黏式律中聯式、結構都比較單調，而王績則在不改變其結構主乾的前提下，作了一些調整，豐富了黏式律的聲律模式。\\\"\\n\\n九十年代出版的一些專著對王績詩歌的研究也比較深入。如，羅宗強、郝世峰主編的《隋唐五代文學史》認為，王績的詩歌\\\"有一種莊子式的不平，和由這種不平走向任自然、超然物外的境界\\\"。\\\"不過，王績的許多詩，卻反映了他對於冷眼與不平心理的很好的超越。他創造了一種寧靜淡泊而又樸厚疏野的詩歌境界。\\\"\\\"王績的詩可以說是陶淵明詩風的一脈延續，而且又與盛唐的王維、孟浩然詩派有接續關係。當然，這種接續關係，隻是在歸臥林泉、從自然中領略美這一點上說的，並不是說王績是王維、孟浩然詩派的先導，王、孟詩中那種躍動的蓬勃生機，是王績所缺乏的。王、孟雖亦追求物我一體的自然的美，但已經變淡泊樸野為寧靜明秀，那是盛世之音無所不在的一種表現形式，帶著更多的時代印記。而王績則是歸隱文學的一種獨特現象。他的詩，放在任何一個朝代都是可以解釋的。從唐詩的發展的史的角度考察，它似乎並不具有環節的意義。\\\"這種論點和評價與五六十年代的看法判然有彆。\\n\\n葛曉音在其專著《山水田園詩派研究》一書中則認為，\\\"王績對陶淵明的繼承僅限於精神的淺表和部分形跡，他的田園詩也就必然缺乏陶詩的深層意蘊\\\"，王績\\\"而是從風格到藝術表現都直接繼承了庾信的田園詩。當然這首先是由詩歌發展的自身規律所決定的。王績的時代距庾信最近，北周後期至隋代淹雅清正的詩風，大量用典和排偶的時尚，以及詩歌取材愈益細緻廣泛而多樣化的傾向，對王績詩歌的影響最為直接。\\\"\\\"另一方麵，王績繼承庾信的原因，還在於兩人田園詩性質的近似。\\\"\\\"王績取法於庾信，主要是因為庾信用環境描寫及細節瑣事的堆砌來渲染外在的隱居狀態，最適宜於在形跡和精神的表層上表現田園生活的意趣。\\\"作者又認為，《野望》\\\"力求在一首觀賞山鄉景色的詩中將他生活的典型環境和精神狀態概括出來，使高度濃縮的詩境能達到為詩人傳神寫照的程度\\\"，\\\"為初盛唐山水田園詩指出了提煉典型意境的發展方向。\\\"\\n\\n再如尚定在其《走向盛唐》一書中也論及王績詩歌的藝術淵源，他認為，王績的詩歌受到了陶淵明的影響，\\\"就題材的選擇而論，王績的詩歌基本上可以分為飲酒與田園生活兩大類，另有相當一部分懷古詩。這顯然受到陶淵明對詩歌題材選擇的影響。其中，飲酒詩占很大比重，這在前代詩人中唯有陶淵明可與之相比。\\\"\\\"但是必須指出，就審美內涵而言，陶潛的飲酒詩所抒發的是一種平淡而悠遠的旨趣，一種隨遇而安、委運大化的人生境界；而王績的詩往往顯露出一種比陶氏要頹廢得多的末世情緒。\\\"\\\"就藝術淵源而言，王績廣泛地吸取了陶詩的創作技巧，從意象經營到遣詞措字方麵甚至可以覓見陶潛的詩意。\\\"但他又認為，\\\"這種吸取方式往往有翻版之嫌，很難稱得上是上乘的藝術創造途徑。\\\"書中又說王績的遊仙詩\\\"基本上繼承了東晉遊仙詩的藝術傳統，即所謂'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餐霞倒景，餌玉玄都。'以'訪仙、學仙、煉丹'等活動為敘寫內容，追求在對自然風光的精心刻畫中達到將仙境與塵世對立起來的藝術效果。\\\"此書最後指出，\\\"王績之所以成為貞觀詩壇上最有成就的詩人，與其對於漢晉尤其是晉宋之際陶淵明的詩歌藝術傳統的繼承直接相關。而這正可視為隋唐之際與北朝文化係統具有一脈相承關係的典型例證。\\\"\\n\\n喬象鐘、陳鐵民主編的《唐代文學史》上冊對王績詩歌的研究也有一些新穎之處，如他們對王績哲理詩的研究，說\\\"王績除了在田園、山水詩中體現了老莊思想外還寫過幾首哲理詩，也可以稱之為玄言詩。表示了他對宇宙、生命、生、死的見解，都是演說老莊的觀念。\\\"\\n\\n杜曉勤在其《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一書中對王績詩歌也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該書認為，\\\"從詩歌創作實際和作品藝術風貌上說，王績受盧思道、孫萬壽等山東舊族詩人的影響比較大。\\\"\\\"盧思道、薛道衡、楊素、賀若弼等人是王績學習建安詩歌的重要藝術中介。因此，王績詩歌中也多表現其建功立業的進取意識以及理想受挫的苦悶。\\\"當然，王績和盧思道等山東詩人也有不同之處，\\\"他的詩是建安詩歌與正始詩歌的結合，言誌抒懷中夾雜著玄學思辨，而這正是盧、薛等人詩歌中所冇有的。\\\"\\\"王績將阮、陶、庾一脈發展下來的考察天人關係、探尋命運奧秘的理性思辨的創作方式同表現濟世情懷、功名意識的受挫有機結合起來了，從而形成了既與阮、陶、庾相通，又與之不同的藝術旨趣。\\\"也即\\\"既慷慨激昂、又玄遠高古的獨特詩境\\\"。該書還認為\\\"王績詩歌率真、自然的藝術風格，首先得益於他'以會意為功'的創作原則，而此創作原則又與他受道家純任自然，以自然為美的藝術觀影響有關\\\"。該書最後指出，\\\"我們如果將王績放在初盛唐詩歌發展的大過程中進行考察，就會發現，在當時其他人都在一味地強調'複古明道'或激勵提倡融合南北、文質彬彬卻收效甚微的情況下，王績以其更為切實可行、也十分有效的'以會意為功'的創作態度，寫出了許多情真意切的作品。所以我們在強調唐初魏徵等人、初唐四傑、陳子昂等人對初盛唐詩歌健康發展所作的貢獻的同時，似乎也不能忽視王績這個更重實踐的、寂寞的先行者的功績。\\\"\\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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