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李世民剛剛做了皇帝,在處理國家政務之餘,召見了一位冇有任何家族背景的地方官員——景城都督府錄事參軍張玄素。張玄素在隋朝擔任景城縣戶曹,深得百姓愛戴,隋末義軍領袖竇建德在攻占景城後本打算將他處死,在幾千名百姓的請求下才釋放了他。這使他贏得了極高的名望,毫無治國經驗的李世民,就想向他請教如何才能讓百姓安居樂業,讓國家長治久安。
張玄素直言不諱,他用隋朝滅亡的例子來分析,認為皇帝不宜對具體的行政事務乾預過多,因為以一人的心智不能做到每件事都處理公允。治國就應該“廣任賢良,高居深視”,讓官員們依法行政,發動百官們的聰明才智,自己去思考一些如何讓社會安定、百姓幸福的原則問題。這一觀點被李世民視為座右銘,不僅奉為圭皋,而且還經常講給其他大臣。正因為提出了這項治國原則,張玄素先被任命為侍禦史,而後又升遷為給事中,成為朝廷的中高級官員。
在此後的十幾年間,張玄素不時校正李世民的政治方向。貞觀四年,社會經濟與對外局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鬆了一口氣的李世民打算修建洛陽的宮殿,準備在日後巡遊使用。張玄素極力反對,他提出了五條反對的理由,核心觀點就是修建宮殿勞民傷財,很容易將幾年來凝聚起的民心和簡樸的作風葬送。這次,他同樣是以隋朝滅亡的教訓提出警示,讓李世民大為震驚,並采納了他的建議。就連一向以犯言直諫而著稱的魏徵都讚歎:“張公論事,遂有迴天之力。”
他的清醒,他的堅持原則,讓李世民對他十分器重。於是先後任命他做太子少詹事、太子左庶子,負責幫助太子處理府中的事務。他在任期間,多次對太子李承乾的行為進行勸諫,可惜李承乾不聽告誡,反而對他采取激烈的手段報複。最後李承乾被廢,張玄素以其剛正不阿的立場冇有被牽連,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可以說,張玄素靠著他的才乾與耿直,贏得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信任與青睞。唐太宗對他事蹟的留意、對他意見的采納、對他的破格提拔,給了他施展自己抱負的空間,而他也用自己的表現,回報了唐太宗的知遇之恩。
張九齡的一生雖然以政治失意而收場,但他對唐代的未來所提出的規劃,卻在日後被逐漸實施,而他作為科舉入仕而拜相的楷模,也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科舉士子們。而且,唐玄宗罷免他的宰相,是出於政治考慮而非才能的估量,就在張九齡被罷免後,隻要是有人向他推薦宰相和高級官員的人選,他都要問一句:“此人風采能夠比得上張九齡嗎?”可見,無論政治上的功過如何,張九齡的文才與人格魅力,在唐玄宗的心中是永遠無人能夠取代的。
科舉考試給了無數和張九齡同樣出身、同樣經曆的平民以機會,讓他們能夠成功通過選拔成為國家的建設者,並將自己的政治訴求表達出來。所以,雖然表麵上看是各階層的人被官僚機構所“降伏”,實際上則是他們進入官僚機構後,逐漸改變著這個機構的整體風貌。到了宋代,範仲淹、歐陽修等一大批朝氣蓬勃的政治家,正是通過這樣的形式步入政壇,發揮出自己的實力的。因此,王亞南先生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認為,官僚政治在中國古代之所以如此發達,就因為科舉製和兩稅法這兩大槓桿的存在。所以,儘管此時的張九齡政壇失意,但日後的科舉士子們會一次次將與張九齡類似的社會訴求與政治主張再次提出,於是有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士人情懷,有了一代代推進古代中國向前進步與改革的動力。
其實,張九齡也好,張玄素也罷,通過科舉考試做官也好,被皇帝重視而提拔也罷,這些具體的個例和成功的形式背後,都體現著一種原則,那就是一個社會對待人才的態度。
實際上,唐代曆史上還有一些出身於官員子弟而在政治上大有作為的人才,隻不過顯得冇有張玄素和張九齡這般傳奇,所以才容易被人所忽視。應該說,唐代對官員子弟、平民這種一視同仁的公平態度,以及不以出身作為評判標準的原則,纔是張玄素和張九齡們能夠脫穎而出的根本原因。隻有將才能作為第一標準,才能讓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享有機會,在他們獲得事業成功的同時,社會也會隨之充滿活力、充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