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磯,比弗利山莊特納莊園書房
加密電話的鈴聲在深夜顯得格外刺耳。特納·史密斯拿起聽筒,聽著對方簡短的彙報,他那張慣常冷峻的臉上,緩緩浮現出一絲複雜的、混合著疲憊與勝利感的笑容。他放下電話,深吸一口氣,立刻要通了霍華德·修斯和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電話。
“霍華德,威廉,”特納的聲音帶著一種如釋重負卻又異常清醒的平靜,“剛收到華盛頓的訊息。羅斯福…他撐不住了。他通過中間人遞話,邀請我們進行‘磋商’。”
電話那頭先是短暫的沉默,隨即爆發出修斯難以抑製的興奮聲音:“太好了!特納!我們贏了!他終於低頭了!這下稅率肯定能降下來了!”
赫斯特的聲音也透著揚眉吐氣的快意:“哈哈!這個瘸子到底還是扛不住壓力了!我的報紙得好好準備一下,怎麼報道這場‘勝利’…”
“勝利?”特納冷冷地打斷了他們的興奮,像一盆冰水澆在燃燒的炭火上,“霍華德,威廉,醒醒。我們離‘勝利’還差得遠。羅斯福這不是‘低頭’,這是‘策略性換擋’。”
他的聲音變得極其冷靜和現實:“你們以為羅斯福會放棄他的高稅率原則嗎?絕對不會。這頭‘獅子’隻是暫時收起了爪子,不是因為害怕我們,而是因為他耗不起了。他的身體、歐洲的戰局、還有最高法院那幫老狐狸的拖延戰術,都在逼他必須儘快解決國內的政治僵局。他需要把錢搞到手,需要穩住後方,然後才能全力應對歐洲的大風暴。”
特納走到酒櫃前,給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語氣帶著看透一切的淡然:“這次‘磋商’,我們能爭取到什麼?不是稅率的降低,彆做夢了。我們能爭取到的,是時間。是讓那個94%的恐怖稅率晚幾年落地;是爭取一個更合理的階梯式過渡方案,讓我們的企業有個緩衝期;也許還能在稅基計算、抵扣專案上爭取一些更寬鬆的條款。但高稅率的大方向,不會改變。一旦美國全麵捲入戰爭,彆說94%,就是100%的‘暴利稅’,國會也會眼睛不眨地通過。到那時候,誰還敢反對?那就是‘不愛國’!”
修斯在電話那頭沉默了,興奮感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無力感:“所以…我們折騰了這麼久,付出了這麼多,最後隻是…推遲了那一天的到來?”
“沒錯。”特納抿了一口酒,語氣斬釘截鐵,“就是推遲。但這‘推遲’本身,就是巨大的價值。這幾年時間,足夠我們調整資產結構,將部分資本轉移到更安全的地方,或者投資於受戰爭推動的、稅率可能更優惠的領域(如軍工、基礎物資)。我們是在用政治博弈,為我們的資本爭取戰略轉移的時間視窗。這纔是我們真正的、也是唯一可能實現的‘勝利’。”
同一時間,紐約,摩根圖書館
j.p.
摩根也幾乎在同一時間收到了類似的資訊。他沒有像西部那樣立刻召開電話會議,而是獨自坐在他那間藏書豐富的書房裡,壁爐的火光映照著他布滿皺紋卻依然銳利的臉龐。
他拿起桌上一個精緻的銀質相框,裡麵是一張泛黃的、他與年輕時代的老約翰·d·洛克菲勒等人的合影。他喃喃自語,聲音低沉而帶著一絲看儘風雲的滄桑:
“看來…就算是富蘭克林·羅斯福這樣的強人,終究也鬥不過時間啊。”
他的目光彷彿穿透了牆壁,看到了華盛頓那個在輪椅上運籌帷幄的對手。“他擁有無與倫比的政治天賦,能夠煽動並引領民意,甚至一度讓我們這些老家夥束手無策。他試圖用國家的力量重新塑造這個社會的財富分配規則…但最終,身體的衰敗和迫近的戰爭陰影,還是迫使他不得不坐下來,和他想馴服的‘巨獸’們談判。時間…纔是世界上最公平,也最無情的對手。”
摩根放下相框,臉上露出一絲複雜的、近乎憐憫的表情:“他贏得了戰役,但可能輸掉了時間來實現他最終的戰爭。而我們…我們隻需要等待,並且活下去。資本,總是比任何政治家都更長壽。”
東西兩岸的財閥巨頭,在看似贏得談判機會的時刻,卻都異常清醒地認識到,這並非一場勝利,而隻是一場漫長戰爭中的一次短暫休整,是與時間賽跑中的一次喘息之機。羅斯福的妥協,並非源於力量的失敗,而是源於時間的無情。而他們自己,也將在時間的長河中,繼續與政策、戰爭和週期進行著永無休止的博弈。
華盛頓,聯邦最高法院內部餐廳
幾位年邁的**官難得地聚在一起用午餐,氣氛卻不像往日那般嚴肅,反而帶著一種任務完成後虛脫般的鬆弛和壓抑不住的抱怨。厚重的橡木門緊閉,隔絕了外界。
“上帝啊…終於…他們總算要坐下來談了…”一位資曆最淺、但也被迫參與“表演”的**官揉著布滿血絲的眼睛,聲音沙啞地低語,“你們知道我上週在聽證會上,為了把那個該死的稅收法案案件再拖一個月,我不得不假裝聽不清律師的提問,還反複問一些幾十年前就已經有定論的基本程式問題嗎?我感覺我把自己一輩子的職業聲譽都搭進去演了一場‘老年癡呆’!就為了給那群政客和財閥爭取吵架的時間!”
坐在他對麵的一位更年長的**官,苦笑著拍了拍他的肩膀,臉上寫滿了疲憊和厭倦:“我理解,我完全理解。我這把老骨頭也快散架了。沒日沒夜地研究那些故意寫得模棱兩可的憲法條款,就為了找出能用來拖延的藉口…這根本不是司法,這是政治雜耍!我受夠了!等這個案子一了結,不管結果如何,我立刻向總統提交辭呈!我算是看明白了,在這個瘋子一樣的時代,以前那種關起門來安心研究案卷、做出判決的安穩日子,一去不複返了!我可不想像某些人一樣,累死在這張法官椅上。我得留著這條老命,安度晚年。”
這時,另一位一直沉默寡言、以精明務實著稱的**官放下咖啡杯,冷冷地插話,語氣帶著一絲嘲諷的現實主義:
“安度晚年?說得輕巧。羅伯特,你辭職以後打算乾什麼?回老家農場種玉米?還是靠著那點微薄的退休金,每天在公園裡喂鴿子?彆忘了,我們除了會解釋法律條文,在社會上幾乎毫無用處。沒有哪個律所或者企業會雇傭我們這種七老八十、還帶著‘前朝遺老’標簽的老古董。”
那位想退休的法官被問住了,張了張嘴,沒說出話。
修斯法官環視一圈,壓低聲音,帶著一種近乎冷酷的直率:“要我說,你們也彆擺出一副清高的樣子了。想退休後過得體麵點,為什麼不學學克萊倫斯?去紐約或者芝加哥,隨便哪家大銀行、大公司,掛個‘特彆法律顧問’的頭銜。不需要你每天上班,隻需要在關鍵時候,運用你在司法界幾十年積累的人脈和影響力,幫他們…嗯…‘分析’一下法律環境的‘風向’,或者在關鍵時刻遞句話。一年的顧問費,比你當十年**官的薪水都高。”
“荒謬!無恥!”另一位以道德潔癖著稱的保守派**官立刻厲聲反駁,臉漲得通紅,“修斯!你怎麼能說出這種話!這是對司法神聖性的褻瀆!我們身為憲法的守護者,怎麼能卸下法袍就去給資本家當門客、當說客?!我絕不與克萊倫斯那種人為伍!這是墮落!”
“褻瀆?墮落?”修斯法官發出一聲不屑的嗤笑,他身體前傾,目光銳利地掃過在場每一位同僚,聲音壓得更低,卻像刀子一樣鋒利:“我親愛的同事,彆再自欺欺人了!你以為法律的神聖殿堂還一塵不染嗎?早在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首席**官那個時代(注:塔夫脫於1921-1930年任首席**官,此前是總統),法律就已經被權力和資本玩弄於股掌之間了!塔夫脫本人利用其影響力,在反壟斷案中偏袒大企業,操縱判決,幫助形成壟斷,這難道不是公開的秘密?現在的法律界,塔夫脫的門生故舊依然掌握著半壁江山!法律從來就不是在真空中執行的!我們剛才所做的一切——拖延、裝傻、權衡政治利弊——本身就已經是在‘褻瀆’你所謂純粹的司法了!”
他的話像一記重錘,敲在每個人心上。餐廳裡陷入死一般的寂靜。幾位**官都低下頭,無法反駁。他們心知肚明,最高法院早已不是隔絕政治的象牙塔,而是權力博弈的另一個戰場。他們剛才的“拖延戰術”,本身就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選擇。
良久,那位最初想退休的法官頹然歎了口氣,喃喃道:“也許…修斯說得對。離開了這個位置,我們什麼都不是…或許,找個安靜的地方,寫寫回憶錄,纔是最好的歸宿吧。”
這場最高法院內部的小範圍談話,**裸地揭示了高高在上的**官們光鮮背後的掙紮與無奈。他們既是憲法的終極解釋者,也是被政治風暴裹挾的個體,同樣要麵對衰老、生計和理想與現實的殘酷衝突。司法獨立的光環之下,是同樣無法擺脫的人性弱點和對未來的迷茫。而修斯法官那番關於法律界與資本界早已糾纏不清的尖銳言論,更是撕開了美國法治神話的華麗外袍,露出了其下權力與利益交織的複雜核心。在這個“多事之秋”,沒有人能真正超然物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