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臏 第四章：軍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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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孫臏兵法》\\n\\n孫臏像馬陵之戰後，田忌遭宰相鄒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國。孫臏辭官歸隱，潛心軍事理論研究，終於寫成了流傳千古的軍事名著——《孫臏兵法》。該書繼承了《孫子兵法》等書的軍事思想，總結了戰國中期及其以前的戰爭經驗，在戰爭觀、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上都提出了若乾有價值的觀點和原則。它明確主張，“戰勝而強立，故天下服矣”（1975年7月文物出版社《孫臏兵法》，下同）,否則就會“削地而危社稷”。它用曆史經驗說明，奢談仁義禮樂不能“禁爭（奪）”，隻能“舉兵繩之”，用戰爭解決問題。這是符合當時七強並立，全國漸趨統一的客觀要求的。\\n\\n在軍隊建設上，它認為首要的問題是“富國”，隻有“富國”纔是“強兵之急者也”。關於強兵，它重視訓練、法製和將帥條件。提出“兵之勝在於篡（選）卒，其勇在於製”，即士兵要嚴格挑選，嚴格訓練，有良好的組織編製，做到賞罰嚴明，“素聽”、“素信”，令行禁止，纔有戰鬥力。將帥不但要具備德、信、忠、敬等品質，還要善於掌握“破強敵，取猛將”的用兵之道──“陣”（佈陣之法）、“勢”（有利態勢）、“變”（戰法變化）、“權”（爭取主動）。並重視人的作用，認為“間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n\\n在作戰指導上，強調要“知道（取勝之道）”，認為“安萬乘國，廣萬乘王，全萬乘之民命者，唯知道”。又說“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所謂“知道”,就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內得其民之心，外知敵之情,陣則知八陣之經。”強調創造有利的作戰態勢，即所謂“孫臏貴勢”( 《呂氏春秋·不二》)。諸如未戰之前要“事備而後動”，準備好了再打。既戰之後要靈活用兵:己強敵弱時要“讚師”──示弱以誘敵出戰；敵強己弱時要“讓威”──先退一步，後發製人；勢均力敵時要調動、分散敵人,然後集中兵力,“並卒而擊之”；擊窮寇時要“待生計”──引而殲之，等等。它還要求善於“料敵計險”,利用地形,做到“居生擊死”──自己居於有利的“生地”，逼敵處於不利的“死地”。並要求根據地形情況和車、騎、步特點,“易則多其車,險則多其騎,厄則多其弩”,因情用兵,掌握主動,強調實行“必攻不守”的進攻方略。認為“賞”、“罰”、“權”、“勢”、“謀”、“詐”，是益勝的重要條件，而較之於以上六者更為緊要的是“必攻不守”。\\n\\n孫臏兵法問世之後,雖曾失傳，但在《史記》、 《通典》等古籍中仍然儲存了少量佚文，在曆史上頗有影響。孫臏提出的“圍魏救趙”（見桂陵之戰），已成為軍事史上一個著名戰法，**在 《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給予了高度評價。竹簡《孫臏兵法》出版後，受到中外學術界的普遍重視。但是，該書因襲五行相生相剋之說，雜有一些迷信觀念，則屬糟粕。\\n\\n《孫臏兵法》\\n\\n一、道義戰爭觀\\n\\n孫臏的法律思想來自於他對戰爭的認識。與孫武一樣，他也堅持戰爭的正義性，認為隻有符合“道”、“義”的目的，符合民心，纔可以舉兵。他認為王者之將必須懂得“道”纔可以領兵。什麼是道呢?他說:“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內得其民之心，外知敵之請(情)，陣則知八陣之經”(八陣)；“恒不勝有五:不知道，不勝；……恒勝有五:……知道，勝……”(篡卒)；“兵之勝……其德在於道……”(篡卒)。他認為齊國君臣知兵而不知道，是很危險的。“威王問九，田忌問七，幾知兵矣，而未達於道也。吾聞素信者昌，立義用兵，無備者傷，窮兵者亡，齊三世其憂矣”(威王問)。在這裡，道的含義和內容很廣，大致包括得民心、講信義、有儲備、不好戰以及懂天文、地理、敵情、陣法等內容。\\n\\n基於此，孫臏主張慎戰，即不得已時才發動戰爭。他說:“ ……兵者不可不察。然夫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兵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事備而後動。……故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將欲責仁義，式禮樂，垂衣裳，以禁爭奪，此堯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舉兵繩之”(見威王)；“間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央，是以必付與而囗戰，不得已而後戰”(月戰)。因此，他堅決反對窮兵、利勝、樂兵，反對不顧民力、民心而發動戰爭。\\n\\n二、軍中執法思想\\n\\n孫臏認為將受命領軍，將令就要有權威。他說:“恒勝有五:得主**，勝……，恒不勝有五:禦將，不勝”(篡卒)；“……而不禦，君令不入軍門，將軍之恒也。入軍……將不兩生，軍不兩存，將軍……”(將德)。因為將軍“令不行則軍不專，軍不專則無名”(將觀)。\\n\\n他對軍令的論述不多，但切中要害。首先，他認為“其(指兵)勇在於製”(指教令)，因而必須重視軍令。軍令的重要作用是統一部隊，“令不行，眾不一，可敗也”(將失)；即要求軍令必行，全軍行動一致。其次，他認為軍令必須穩定，“令數變，眾偷，可敗也”(將失)；令變化太快，部隊就會鬆散懈怠，導致失敗。\\n\\n孫臏於此最為重視，論述最多。在他看來信是最重要的，“將軍不可以不信，不信則令不行，令不行則軍不專，軍不專則無名”(將觀)，即將領無信用軍令就無法貫徹，部隊就要散亂。因此他特彆強調信，“素信者昌”；“兵之勝在於篡卒，其勇在於製，其巧在於勢，其利在於信，其德在於道……”(篡卒)；“將敗……十曰寡信……”(將敗)；這說明信在專軍權、行軍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n\\n信的內容是嚴格管理並示之以利。孫臏講的信與賞相聯絡，“信者，兵囗之明賞也”(篡卒)。有一段話最能說明這個意思:“威王問:令民素聽，奈何?孫子曰:素信。……田忌曰:行陣已定，動而令焉必聽，奈何?孫子曰:嚴而視(示)之利”(威王問)。此處嚴而視(示)之以利是對信的解釋。為什麼要示之以利?因為求利是民之本性。違背這個本性，賞罰不會起作用。他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使民唯(雖)不利，進死而不旋踵，孟賁之所難也，而責之民，是使水逆留(流)也。……故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用其生(性)則令行如留(流)”(奇正)。\\n\\n在其他的地方，信也是和賞相聯的。“勝在儘囗(忠)，明賞，撰卒，乘敵之囗，是胃(謂)泰武之葆”(篡卒)。“囗囗令，一曰信，二曰忠，三曰敢。安忠，忠王；安信，信賞；安敢，敢去不善。不忠於王，不敢用其兵，不信於賞，百生(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生(姓)弗畏”(篡卒)。\\n\\n關於賞罰的作用。孫臏認為賞罰對貫徹軍令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說:“夫賞者，所以喜人，令士忘死也；罰者，所以正亂，令民畏上也；……”(威王問)。他又說:“不信於賞，百生(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生(姓)弗畏”(篡卒)。因此他很重視賞罰。但他並不認為賞罰是最重要的事情。田忌曾問他:“賞罰者，兵之急者邪?”他回答說:“非。……可以益勝，非其急者也”(威王問)。(他還認為權、勢、謀、詐於兵也很重要，但也不是最重要的。什麼是最重要的，由於簡文缺損，無法見到直接的答案。在同篇的簡文裡隻有“……孫子曰:……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通觀孫臏全文，可知道、義、信、委(蓄積)、不窮兵等纔是兵事裡最重要的。)賞罰隻能使士兵忘死畏上而勇於作戰，但並不是取得勝利的最重要的因素。\\n\\n關於賞罰的原則。主要有以下幾點:\\n\\n信用。這是最重要的，如前麵已經提到的“信者，兵囗(之)明賞也”；“不信於賞，百生(姓)弗德”；“不信則令不從”。又如:“明爵祿而……殺士則士必……知士可信，勿令人離之”(殺士)。\\n\\n公正。孫臏把公正看作治軍之道。他說:“用兵移民之道，權衡也。權衡，所以篡賢良也。……正衡再囗暨忠(即中)是胃(謂)不窮”(行篡)。另外，前文提到的“信”裡也含有公正的意思。\\n\\n快速。孫臏強調:“賞不逾日，罰不還麵……”(將德)，此即軍中賞罰務速，讓民速見利害的意思。\\n\\n罰惡不避權貴。他認為軍中賞罰應“不維其人，不何(阿)外辰(臣)，此將軍之德也”(將德)；要敢“去不善”，否則士兵就會不敬畏將軍(篡卒)。\\n\\n賞罰隻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起作用\\n\\n孫臏之所以不把賞罰看成最重要的因素，是因為他看到賞罰隻有在一定條件下才能起作用，因此不是特彆強調賞罰，尤其是罰。\\n\\n首先，他認為軍令要順民心，民要願意自覺地執行。“賞未行，罰未用，而民聽令者，其令民之所能行也。賞高罰下，而民不聽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使民唯(雖)不利，進死而不旋踵，孟賁之所難也，而責之民，是使水逆留(流)也。”民不願執行的令硬要其執行，等於是“使水逆流”，自然不可行。“故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用其生(性)，則令行如留(流)”(奇正)。這與《管子 牧民》:“下令於(如)流水之原(源)者，令順民心也”的思想是一致的。\\n\\n其次，他認為士兵的勇怯來自於自己的處境，將領要努力創造有利的態勢，而不應該責備士兵不勇敢。他說，“退敢物(刎)頸，進不敢距敵，其故何也?勢不便地不利也。勢便地利，則民自……。所胃(謂)善戰者，便勢利地者也”(客主人分)。\\n\\n隻有在兵民願意執行，也有可能執行的情況下，軍令才能順利地執行。正由於此，他不主張重罰，而重視“得眾”，“得民心”。他認為將領在軍中“得眾勝；左右和勝”；要對“勝者益之，敗者代之，勞者息之，饑者食之”；這樣就能“令行如留(流)”，士兵們“進死而不旋踵”。這種認識是難能可貴的，比起那種隻靠重刑威懾使人服的見解高明多了。\\n\\n竹簡孫臏兵法所表現的思想，明顯地與孫武的思想有繼承關係，同時又有自己的一些特點。首先，二孫子在許多問題上有一致的見解。二人都把“道”看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因素之一。孫武認為“道”是兵者“五事”之一，要求做到“眾相得”和“令民與上同意”；孫臏認為知“道”是恒勝的保障之一，“道”包括了“天道、地理、民心”，因而也強調“得眾”、“用其生(性)，令行如流”。二孫子都重視將領的重要性和軍權的相對獨立性。孫武講將為“五事”之一，要具備“智信仁勇嚴”，在軍中，可以“君命有所不受”；孫臏認為王者之將要具備“義仁德信專”，也主張“得主**”，“君命不入軍門”。在治軍方法上，二孫子都主張依法而治，也都重視信賞必罰，但都不主張重罰。孫武主張“令素行、人相得”，“視卒如愛子”，“厚而能使，亂而能治”，強調教育在先，使兵心服；孫臏主張軍令統一、穩定，對士兵“愛之若狡(嬌)童，敬之若嚴師……”(將德)，既嚴格管理而又示之以利，充分考慮士兵在勝敗勞饑時的需要，使士兵自覺自願地拚命作戰，服從命令。二孫子都強調任勢、“便勢利地”而不責於士兵的膽怯。在上述幾個問題上，二孫子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構成了古代兵家在依法治軍問題上基本思想。\\n\\n其次，孫臏也發展了孫武的思想而形成自己鮮明的特色，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地方:\\n\\n第一，孫臏更重視戰爭的政治性質和目的，更強調“仁”和“義”，並將其納入到“道”的範疇裡。他說:“夫陷齒戴角，前蚤後踞，喜而合，怒而鬥，天之道也，不可止也。故無天兵者自備，聖人之事也”，因此纔有了黃帝作劍、羿作弓弩，禹作舟車、湯武作長兵的事。他認為聖賢們用“責仁義，式禮樂，垂衣裳”的方法無法禁止爭奪，不得已才“舉兵繩之”，因而戰爭的正義性質和目的很明確，義戰才合乎“道”。他講到將要具備五種基本素質:義、仁、德、信、專。其中“義者，將之首也”(將觀)，是五種素質中最重要的。正義之師並有物質儲備才能打勝仗，“夫城小而守固者，有委(儲備)也；卒寡而兵強者，有義也。夫守而無委，戰而無義，天下無能以固且強者”(見威王)。\\n\\n第二，孫臏更重人。他認為:“間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月戰)；決定戰爭勝負的三要素是“天時、地利、人和”，因而強調“得眾”、“信賞”、“任勢”，這樣明確地提出人在戰爭中的作用在當時是極為可貴的。\\n\\n第三，孫臏更重信。他對信在治軍中的重要性，信與令、信與賞罰的關係作了較多的闡述，發展了孫武關於“智信仁勇嚴”為將之五德的思想。\\n\\n第四，孫臏更重勢。他從物理學和軍事學的角度對勢的本義及其作用作了較多的闡述，明確 提出了“因勢而利導之”(本傳)的作戰原則。在先秦兵家中，孫臏以“貴勢”而著稱(《呂氏春秋?不二篇》)。他以弓弩和激水來說明勢，“囗(羿)作弓弩，以勢象之。……何以知弓奴(弩)之為勢也?發於肩應(膺)之間，殺人百步之外，不識其所道至，故曰弓奴(弩)勢也”(勢備)。在他看來，勢是一種由高速運動產生的衝擊力，使靜止的物體形成一種不可陰擋的力量。在這點上，他與孫武的“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和“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的比喻的意思是一致的。他還對勢的作用和怎樣造成勢的方法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他認為“其(指兵)巧在於勢”(篡卒)；“勢者，所以令士必鬥也”( )；“欲知兵之請(情)，弩矢其法也。矢，卒也；弩，將也；發者，主也。矢，金在前，羽在後，故犀而善走”(兵情)；“勢便地利，則民自囗……。所胃(謂)善戰者，便勢利地者也”(客主人分)。因此將領要努力造成戰場上有利的態勢。尤其重要的是，這種勢不僅包括軍隊在戰場上有利的態勢，也包括士兵心理上的有利態勢，即“戰勢，勝者益之，敗者代之，勞者息之，饑者食之”，使士兵心中感奮，“道白刃而不旋踵”，如“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n\\n第五，孫臏對戰爭對於經濟的依賴關係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不隻從戰役攻守角度出發講到“守必有委”，“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而且還從戰略的角度出發得出強兵必須富國的認識:“(兵)其富在於急歸，其強在於休民，其傷在於數戰”(見威王)；在強兵篇裡，他回答威王的問題時認為“正教”、“散糧”、“靜”、“行之教”等均非強兵之急者，隻有“富國”纔是強兵之急者，這就發展了孫武的“因糧於敵，取用於國”的思想。\\n\\n綜上所述，可見孫臏不僅是一位出色的軍事家，更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從全域性的角度看問題，把作戰勝利與富國強兵、複興禮義聯在一起，在軍事和政治的關係問題上發展了孫武的思想。他既重仁義忠信、德行民心，又主張信賞必罰，以戰止爭，靠綜合國力“戰勝而強立”；其思想俱剛柔、兼儒法，對治國治軍者製定政策有著明顯的指導性價值。[4]\\n\\n孫臏\\n\\n孫臏，齊國阿(今山東陽穀東北)人，孫武的後代，大致與商鞅、孟軻同時，為戰國時兵法家。他曾與龐涓同學兵法，當龐涓作魏惠王將軍時，忌其才能，把他騙到魏國，處以臏刑(即去膝蓋骨)，故稱孫臏。後經齊國使者秘密載回，被齊威王任命為軍師，協助齊將田忌，設計大敗魏軍於桂陵、馬陵。他繼承和發展了孫武的軍事理論，把“道”看作戰爭客觀規律，提出了以寡勝眾、以弱勝強的戰法，主張以進攻為主的戰略，根據不同地形，創造有利的進攻形勢，重視對城邑的進攻和對陣法的運用。著有《孫臏兵法》一書。\\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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