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臏 第三章：後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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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圍魏救趙，是體現孫臏戰略思想的典範。他準確地把握形勢，認為魏軍的精銳部隊在外精疲力儘，國內老弱殘兵疲憊不堪。他讓田忌率軍火速挺進大梁，占據要道，衝其方虛。果然迫使魏軍回師自救。這樣不僅解了趙國之圍，又坐收魏國自行挫敗的效果。**同誌在《遊擊戰爭的戰略防禦》一文中，就引用了“圍魏救趙”的打法。\\n\\n《孫臏兵法》中國古代著名兵書。古稱《齊孫子》。戰國中期孫臏及其弟子撰。\\n\\n《孫臏兵法》早有著錄， 《漢書·藝文誌》載：“《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其後失傳， 《隋書·經籍誌》即不見著錄。1972年4月，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一批孫臏論兵的竹簡,經過整理、註釋,編纂為《孫臏兵法》，由中國文物出版社於1975年2月與7月兩次公開出版。共364簡，11000餘字，分上、下兩編，各15篇。上編直接輯錄孫臏的有關事蹟和言論，下編是否完全屬於孫臏的論著，尚難確斷。1985年 《銀雀山漢墓竹簡·孫臏兵法》將下編移出，補入“五教法”一篇，共16篇、294簡，文字亦有較多修正。這批竹簡由於自然剝蝕和出土時發掘上的原因，殘斷散亂十分嚴重。雖經文物部門大力整理，已不能恢複原貌。但可以看出，其書應是孫臏及其弟子所著。\\n\\n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中，收入《孫臏兵法》凡16篇，係原上編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為：擒龐涓、見威王、威王問、陳忌問壘、篡卒、月戰、八陣、地葆、勢備、兵情、行篡、殺士、延氣、官一、五教法、強兵。[1]\\n\\n《孫臏兵法》\\n\\n桂陵之戰\\n\\n公元前354年，魏國以龐涓為將率軍伐趙，兵圍邯鄲。次年，邯鄲在久困之下已岌岌可危，而魏軍也因久攻不下，損失很大。齊國應趙國之請，以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率軍擊魏救趙。孫臏令一部輕兵乘虛直趨魏都大梁，而以主力埋伏於龐涓大軍歸途必經的桂陵之地。魏國因主力遠征，都城十分空虛。魏惠王見齊軍逼進，急令龐涓回師自救。剛剛攻下邯鄲的龐涓聞大梁告急，急率疲憊之師回救。至桂陵時，遭到齊軍迎頭痛擊，幾乎全軍覆滅龐涓僅以身免。這便是曆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戰”。\\n\\n12年後，魏國在國力恢複之後，再次發動戰爭，將矛頭指向了自己的另一鄰國——韓國。韓國難以抵擋強大的魏軍，遂派使向齊國求救。齊威王采納孫臏“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的建議，在魏韓兩國幾經激戰、韓危魏疲之際，再次以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出兵救韓。孫臏依然采用圍魏救趙的計策，率兵長驅魏境，兵鋒直逼大梁。魏國鑒於桂陵之戰的教訓，遂撤韓國之圍，調10萬大軍，以太子申為上將軍、龐涓為副，準備與齊軍進行一場戰略性決戰。孫臏為調動敵人，創造戰機，果斷引兵東撤。一路上，他用減灶計造成齊軍大量逃亡的假象，以誘敵深入。龐涓果然上當，便丟下步兵，率輕騎精銳，兼程窮追。至馬陵時，遭到齊軍主力伏擊，龐涓智窮力竭，憤愧自殺。齊軍遂全殲魏軍，俘太子申，取得了馬陵之戰的重大勝利。\\n\\n《孫臏兵法》繼承並豐富了《孫子兵法》的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首先它發展了孫武關於“道”的學說，把“道”主要看作戰爭的客觀規律，認為“道”是可知的，“知道”包括“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內得其民之心，外知敵之情，陣則知八陣之經”等，即懂得與戰爭有關的天道、地理、民心、敵情和各種陣法並掌握其規律。又認為兵多、國富、武器精良未必取勝，“以決勝敗安危者，道也”。它還發展了“我專而敵分”、“示形”、“任勢”、“奇正相生”等學說，強調主觀能動性在戰爭中的作用，主張用種種方法造成敵人迷惑、驕傲、激怒、饑餓、疲勞和兵力分散，然後“我並卒而擊之”。它認為事物的普遍規律是“至則反，盈則敗”，“代興代廢”，“有勝有不勝”，“有能有不能”，因此戰爭中不能“以一形之勝勝萬形”，不能靠一成不變的方法和態勢取勝，而必須“以萬物之勝勝萬形”，即因敵情的千變萬化而創造無數種方法和態勢取勝。任何一種方法或態勢都隻具有相對的意義，例如兵力集中一般地說勝於兵力分散，“積勝疏”；但戰爭中有時必須集中，有時又必須分散，二者更迭為用，叫做“積疏相為變”。處理盈與虛、徑（走捷徑）與行（走大路）、疾與徐、眾與寡、佚與勞的關係也應如此。它也強調出奇製勝，認為“同不足以相勝也，故以異為奇”。\\n\\n《孫臏兵法》個彆之處具有神秘色彩，如《月戰》篇講戰爭勝負與日、月、星的關係。有些地方還誇大了“聖人”、“明主”、“知道之將”的曆史作用。 [2]\\n\\n《孫臏兵法》在繼承孫、吳軍事思想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n\\n首先，孫臏在《威王問》中闡述了戰爭是政治鬥爭工具的戰爭觀。他明確地說，戰爭不是什麼彆的，而是先王傳佈“道”，即政治的工具。先王不是不想要“責仁義，式禮樂，垂衣裳，以禁爭奪”，為社會創造和平的生活環境，但是，依靠空口說教辦不到，所以才“舉兵繩之”，用戰爭的手段禁止爭奪。然而，戰爭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並不是可以經常使用的。戰勝固然可以“存亡國，繼絕世”，而一旦戰敗，則會“削地而危社稷”。所以，對待戰爭“不可不察”，要慎之又慎。喜好戰爭的國家一定滅亡，貪圖勝利的人一定受辱。孫臏的這種戰爭觀顯然比《司馬法》所說的“以戰止戰”的思想更加深刻。\\n\\n戰爭作為布“道”的手段，進行戰爭一定要合於“義”，“戰而無義，天下無能固且強者”。經濟是戰爭的基礎，隻要有充足的物質準備，小城照樣能鞏固堅守。在《強兵》篇，孫臏又進一步提出，要想強兵，當務之急在於“富國”，明確揭示了戰爭對於經濟的依賴關係，在理論上發展了孫武所提出的“因糧於敵，取用於國”的論題。\\n\\n其次，發展了孫武“任勢”的軍事理論，明確提出了“因勢而利導之”的作戰原則。《呂氏春秋·不二篇》說：“孫臏貴勢”，這指明瞭孫臏兵法的特點。勢是戰爭態勢，是敵我雙方軍事實力（包括兵力、武器裝備、軍事物資等）的佈局。孫武早在十三篇中就提出了“任勢”，即駕馭戰爭態勢的思想。孫臏則在“任勢”的基礎上，提出創造和爭取有利作戰態勢的各種原則。他在《威王問》中說：“勢者，所以令士必鬥也”，而士的鬥都應當在創造優勢的條件下進行。如齊威王問：敵我兩軍實力相當，兩軍將領相望，陣勢都很堅固，誰也不敢先動，應該怎麼辦？孫臏回答：先派少量部隊，由賤而勇敢的將吏率領去試探攻擊，接戰後隻許敗，不許勝，把主力部隊隱蔽地布好陣勢，待敵軍分兵追擊我小部隊時，我軍從側翼攻擊敵軍主力，就可獲得大勝。在應付“敵眾我寡，敵強我弱”的戰爭態勢時，孫臏提出要“讓威”。即避開敵人鋒芒，隱蔽好後續部隊，以便使我軍能隨時轉移。主力部隊將持長兵器的戰士排在前麵，持短兵器的戰士排在後麵，選派弩機手援救危急。等待敵人攻擊能力下降，再行反擊。這也是充分利用敵我雙方的條件，造成有利於我的態勢，以扭轉敵眾我寡的不利形勢。\\n\\n戰爭是瞬息萬變的，所以要及時抓住有利戰機。孫臏把弓弩比喻為“勢”，也正在於說明戰爭就是要爭取發射弩矢的那一最有利的瞬間。孫臏還注意利用各種地形創造有利的態勢。他在《官一》篇說：在山險中作戰，要放開穀口，把敵人引出山穀來交戰。在雜草叢生的地方作戰，要虛設旌旗，誘敵深入，進行消滅。“易（地形平坦）則多其車，險（地勢險阻）則多其騎，厄（山陵狹穀地帶）則多其弩。”自己要搶占有利地勢，攻擊處於不利地勢上的敵人，這叫做“居生擊死” 。總之，孫臏主張把握有利戰機，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創造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態勢，以爭取戰爭的勝利。\\n\\n其三，孫臏指出了人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月戰》篇中說：“間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這是人文思想的重要表現。中國的人文思想導源於春秋，戰國時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思潮，在人不被當作人看待的**時代，孫臏能指出人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無疑是進步的。從人文主義的論題出發，孫臏與孟子一樣，也提出決定戰爭勝負的三要素是天時、地利、人和。他說：“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所謂“人和”，就是得眾、得人心。“得眾者，勝”，“不得眾者，不勝”。孫臏的這種以人為貴的軍事思想，顯然也是由繼承《司馬法》的“仁本”思想而來的，但提法又超越了《司馬法》，是戰國時代人文思想在軍事學理論方麵的重要表現。\\n\\n其四，孫臏在軍事學上的另一重要貢獻，是豐富和發展了春秋以來的陣法。春秋時，由於盛行以車兵為主的方陣作戰，陣法大多以“三陣”、“五陣”為主。戰國時，由於形成以步兵為主，車、騎兵為羽翼的多兵種協同作戰，又出現了大規模的野戰和圍城戰，所以軍陣的陣法更加複雜化了。孫臏在《官一》篇中，指出了十幾種陣法，如：索陣，用來進剿敵人；囚逆陣，用來疲憊敵人；危□陣，嚴兵以臨敵；雲陣，以弓弩與敵對射；羸陣，圍困敵人；闔燧陣，用來消滅敵軍前鋒；皮傅陣，用來強攻救援；錯行陣，聲張軍威；刲陣，攻擊高陵之敵；雁行陣，適合擺在蜿蜒曲折而多荊棘的路上；錐行之陣，適於火燒敵人的輜重糧草及接應的戰車，等。這就大大豐富和發展了春秋以來的軍陣陣法。\\n\\n孫臏還概括出一套使用八陣作戰的理論，“用陣三分，每陣有鋒，每鋒有後，皆待令而動。鬥一守二，以一侵敵，以二收”。這就是說，用八陣作戰，可以把兵力分為主力、先鋒、後續部隊三支。作戰時隻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接敵，而以其它三分之二作為機動兵力蓄勁待敵。如果敵人弱而亂，就用精銳的部隊擊潰它；如果敵人強而嚴整，就用老弱士卒去引誘它，待它兵力分散以後，再行進攻。孫臏對於運用八陣作戰的說明，是經典式的說明，這可以使我們從中瞭解古代軍陣作戰的奧秘。這是他多年統兵作戰的實踐經驗的總結。\\n\\n其五，孫臏在一係列戰略戰術上也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指導原則。如：他提倡堅持積極進攻的戰略原則，在《威王問》中說：“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主張打擊敵人冇有設防或防守薄弱的要害之處。這個說法顯然繼承了孫武“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的思想。但孫臏並冇有簡單地吸收，而是把它從一般策略原則昇華為戰略原則，使它變成整軍經武的急務。\\n\\n孫臏還發揮了孫武“攻其所必救”的軍事原則，把這一原則與“批亢搗虛”、“示之疑”、“示之不知事”等巧妙結合起來，取得了桂陵之戰的勝利。\\n\\n對於孫武“我專而敵分”、以寡敵眾的戰術原則，孫臏也有創造性的發展。他提出對強敵要避開鋒芒，而引誘迷惑敵人，使敵人分散兵力，然後“我卒並而擊之”。\\n\\n孫臏在軍隊建設上提出選拔將帥的原則是“知道者”，即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在國內得民之心，在國外知敵之情，上陣知八陣之經；見勝利敢於戰爭，不見勝利敢於進諫。他還提出了一套軍事教育法則，即五教法：處國之教，行行之教，處軍之教，處陣之教，利戰之教。並主張在軍中選拔一批勇武的戰士做選卒，以他們為衝鋒陷陣的主力。他認為，具有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國家纔會“戰勝而強兵，故天下服矣”。（《見威王》） [3]\\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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