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道安傳 第四章 釋道安著作及後人對他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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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釋道安（公元314—385年），佛教高僧，俗姓衛，晉常山扶柳（今河北冀縣）人。家世英儒。自幼喪父母，由外兄孔氏撫養長大。\\n\\n從晉哀帝興寧三年（公元365年，即他約53歲時）至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釋道安在襄陽15年，是他弘揚佛教的輝煌時期。\\n\\n道安南下，選定襄陽作為他弘揚佛教的基地，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襄陽位置適中，地理條件優越，交通方便，東漢末年以來既是軍事重鎮、學術中心，又是荊州地區佛教傳播最早的地方。這便於他在此吸收佛教各派教義，創立自己的學派，以弘揚佛教。二是他與襄陽的宗族富盛、世為鄉豪、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的習鑿齒友善。他是應習鑿齒的邀請來到襄陽的。到襄陽後，習鑿齒前去拜訪他。稱言：“四海習鑿齒”，道安曰：“彌天釋道安”。世稱名對。習鑿齒曾致書謝安，稱道安為“非常道士”。道安在襄陽初住白馬寺，因徒眾數百，白馬寺地方狹小，乃建檀溪寺，“建塔五層，起房四百”。道安在襄陽15年中雖有短暫時間住在江陵，但在江陵無重大活動。他主要在襄陽講經傳道。歸納起來，他在襄陽的活動主要有五項：\\n\\n一、講授《般若經》。\\n\\n《高僧傳》卷五《道安傳》載：“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講《放光般若》，未嘗廢闕。”這記載說明，他在襄陽主要是講《般若經》，致力於《般若經》的研究。他宣傳的般若學是對《般若經》的根本原理——“空”的含義的闡發。當時我國的佛教學者基本上是用魏晉玄學的觀點去理解、註釋和說明般若學的。道安也是用“玄”解“佛”，用玄學唯心主義哲學家王弼、何宴的“貴無說”去宣傳般若學，他也主張“無在元化之前，空為眾形之始，故謂本無”。這個“無”、“空”就是事物的本體，宇宙最後的本源。他把般若學思想解釋為玄學家“以無為本”的思想，又吸收禪學的精髓，並把兩者結合在一起，從而創立了新的佛教學派——“本無宗”。\\n\\n二、撰寫《安錄》。\\n\\n道安之前，“譯經之人，名字弗說”，時間久了，就很難知道哪部經是何人何時何地譯出來的，這不利於譯經史的瞭解和研究。道安創撰《綜理眾經目錄》，為以後研究中國佛教的譯經史著，提供了第一部可信、可據的譯經史料書，即所謂《安錄》，起自東漢靈帝光和年間（公元178—184年），止於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公元374年），“近二百載”的譯經記錄。開創了譯經史著目錄的先例，為後代撰寫《經錄》提供了範例。\\n\\n三、註釋經文。\\n\\n道安之前，對佛經的翻譯、註釋錯誤甚多，不利於佛教的傳播。道安在經過“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後，對佛經進行註釋，“析疑甄解”，“序致淵富，妙儘深旨”，使佛經“條貫既序”，講經者依之講經“文理會通，經義克明”。這既有利於佛教的廣泛傳播，又為以後佛經的註釋作出了範例，為深入研究佛經創造了條件。有人認為注經之作，“自安始”。\\n\\n四、統一僧人姓氏。\\n\\n《高僧傳》卷五《道安傳》載：“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一。”就是說，起初，其師來自天竺者，師姓“竺”，弟子亦姓“竺”，道安初從師竺法汰，故名“竺道安”。其師來自月支者，師姓“支”，弟子亦姓“支”；其師來自安息者，師姓“安”，弟子亦姓“安”。“姓各不一”。道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於是將“竺道安”改為“釋道安”。此後，出家僧尼便一律姓“釋”。至今中國漢族僧尼中，仍未變。在後出的經典中，載有“出家僧眾，皆為釋子”的佛語，由此可窺道安先見之明。\\n\\n五、確立戒規。\\n\\n道安在襄陽，有僧眾數百，他認為必須製定戒律，加以節度。他製訂的三條戒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曰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作為“僧尼軌範”、“佛法憲章”，在當時產生很大影響，“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n\\n道安在襄陽，西至涼州，北至長安，東達建康，各地僧侶都與之保持廣泛的聯絡。而襄陽也儼然成了佛教傳播的中心。\\n\\n正由於道安在襄陽從事佛經的宣傳和教育取得了豐碩成果，從而使他的聲譽更加顯赫。不僅“四方學士，競往師之”，襄陽地方“大富長者，並加讚助”，而且，外地豪族、官僚，乃至東晉和前秦皇帝都表示支助和敬仰。東晉皇帝一方麵“遣使通問”，一方麵釋出詔書，表彰道安弘揚佛教之功，並賜道安同“王公”一樣的“俸給”，這在中國佛教史上是罕見的。前秦軍攻占襄陽俘獲道安、習鑿齒後，苻堅高興地說：“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仆射權翼問：“誰耶？”堅說：“（道）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n\\n從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至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85年）釋道安一直住在長安五重寺講經譯註，“僧眾數千，大弘法化”。他先後主持譯經10部180卷，100多萬字。還註釋佛典和注經作序，僅作序就有60多種。道安圓寂後，孫綽在《名德沙門論》一文中，對其頌揚備至。\\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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