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濤傳 一、山濤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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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等到禪代告成，濤又單獨受命以司管諸侯的主官（大鴻臚）名義送讓位的天子到鄴。這正表明濤被看作是前朝最後所親賴的舊臣的代表，甚至於是那箇舊朝的遺留勢力的一個象征。不過山濤究竟隻是以一個有親魏室色彩也有影響力的人被利用來幫助皇權轉移的完成，還是作為一個大政治勢力的代表將要在新朝之下為他所屬的方麵擔當重要的使命？濤在魏末這樣被司馬氏借重又與羊祜在禪代之際的驟然煊赫可有什麼關聯？他們可是有共同的背景，又可是有共同的方向？這一切隻看史傳上的禪代之際也還都不能估定。\\n\\n新朝的最初兩年多裡，羊祜在政治上實在是猛驟前進，可以說是緊追著賈充。充在禪代後放棄了統率城外諸軍的權力（注四〇），但由衛將軍升到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任尚書仆射，已是位勢極重而總握著最高行政實權的人物。同時任尚書令的裴秀雖有名望，但似乎不是實際上的要角。到了泰始四年正月，就是禪代後第三個年頭的開始，秀升作司空，充便接替作尚書令，仍保持車騎的兵權和常侍的近職，隨後並由常侍進到侍中。羊祜則在同年二月解除禁兵統率權，由中軍將軍轉為衛將軍，受命為尚書左仆射（司馬由同時受命為地位較次的右仆射，年月都據《武帝紀》）。《羊祜傳》還載了武帝以祜為仆射的詔命，說祜在中軍“雖處腹心之任，而不總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為，委任責成之意”，而要他擔任的新職是“總齊機衡，允厘六職，朝政之本”。這就是羊祜已到了在中樞行政權力上與賈充可以抗衡的地位。\\n\\n隻是祜在這個地位的時間極短，又與賈充的久任成了十分的對照。依祜本傳的記載，他是因為武帝“將有滅吳之誌”而受命去都督荊州軍事，時間是在泰始五年（269）二月（據武帝紀），距他就任左仆射不過整整一年。而且他是到了荊州便要長期留下去。直到死前不久因病請求回到京城（鹹寧四年，278，五十八歲），他在鎮守南方的任上整十個年頭（注四一）。\\n\\n充則自泰始元年便是尚書仆射，四年起是車騎將軍，守尚書令，八年起是司空，仍守令職，鹹寧二年（276）起是太尉錄尚書事，直到太康三年（282）三月病死；算來他以逐步增強的地位掌握中樞大權超過十七年。祜作仆射時是衛將軍，在都督荊州任上進位車騎，緊接著因為軍事一次挫折貶為平南將軍（注四二），到鹹寧二年又升為征南大將軍，三年封南城侯（不受，年份據《武帝紀》）。但這些榮賞都不能幫助他同到中樞。祜本傳在他力辭封侯得許之後敘他 “每被登進，常守衝退”，因此“名德遠播，朝野具瞻”，“縉紳僉議當居台輔”，隻是武帝“仗祜以東南之任”，所以這種議論便被擱置。到祜病死前回京，山濤（已是左仆射，吏部尚書）才建議祜作尚書令，但祜已到了最後的日子（注四三）。另一方麵則儘管朝廷中似乎佈滿賈充的政治敵人，在祜離開尚書後兩年多也有任愷等排除他的謀劃，在那次謀劃失敗之後又有庾純那樣對他的爆炸性的攻擊，甚至在他死後還有博士對他的極端貶議，而充在世時的繼續當權可算冇有遭過真正的搖動。\\n\\n以祜與充的遭際這樣相此，便可以推測祜在泰始五年的離開中央雖說是負了準備平吳的使命，卻是他的整個政治生涯裡一個重大變化的關鍵，一次決定性的挫折。祜作仆射是到了在中樞政府上與賈充可以抗衡的地位，而他的離開尚書便是他在餘生裡永久喪失了回到中央政府的機會。然而祜的這一步挫折，如果是確實的，在曆來讀史者的眼裡卻也許幾乎是完全看不出了。不隻是可見的史傳都不點出祜的政治上的挫折，而是以祜與充為主角的一次最高的政治爭衡，在晉朝當時，在祜生前和身後，絕不容宣告。如果羊祜的被排在當時朝廷裡不是冇有人理會的，充在祜出京後也自己表請“立勳邊境”經皇帝慰勉，才“從容任職”（充本傳），正是要洗除他有主謀的嫌疑。一次排除賈充的謀劃演到公開的地步，庾純對充的攻擊更是公開的，另一方麵縉紳議論祜“當居台輔”也是公開的。《晉書·任愷傳》寫著那次排充的謀劃失敗之後愷的友好（庾純，張華、溫顒、向秀、和嶠等）與充的親近（楊珧、王恂、華廙等）鬨到“朋黨紛然”，竟使武帝要召宴充、愷，替他們調和，而他們因為“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但是充與祜的相抗還是絕不能提起，因為那纔是爭衡的真正焦點，標示出兩個人物，兩個勢力，對中央政治大權的競奪。\\n\\n祜本人在朋黨對立中的偏向也並冇有掩飾。他的本傳明寫他“嫉惡”邪佞，因此“荀勖、馮紞之徒甚忌之”，其實荀、馮就是充的嫡黨。但是祜本人還有重要的行動掩飾他與充的相抗。《賈充傳》載著那次以充都督秦、涼的任命撤消之後武帝對充說出祜曾“密啟留充”，因此充還對祜致謝，說“始知君長者”（注四四）。這段記載也許反泄露羊祜雖在荊州還與中央的政治有牽連，充致謝的語氣更表示出他對祜的猜疑，伹是祜的“密啟”正是爭衡中的一個主角掩飾他本身地位的作法。排除賈充可以說便是有利於羊祜，所以祜不待這個謀劃的成敗揭開便要作留充的建議。他的“密啟”如果不能遮蔽當時人的眼目，卻還足以混亂後世讀史者的理解（注四五）。而一篇《羊祜傳》用力寫祜的準備平吳使命，寫他在南方軍中的閒雅風度，他的感人的德性，他的澹泊的襟懷，他的詩人的氣質，以至他死後在荊州百姓和吳國將士中引起的悲痛，正好塑成一個可欽佩可同情的完美的英雄典型。這篇傳記也許正隱托著祜的無限抑鬱，以及為他立傳的人的無限不平，但傳中文字的蒼涼隻令讀史的人興起感歎，卻恐怕更理會不到，也不屑去理會，祜後半生在政治上的大挫敗。\\n\\n隻有《山濤傳》裡一節極簡短而含糊的記載可以說包含了武帝朝初兩三年裡一場同時牽連著濤和羊、賈的爭衡的訊息。這又不是一篇傳記裡偶然儲存了彆處迷失的史料，而是因為濤在那場爭衡裡占了—個比爭衡兩方的主角也許更重要些的地位，又因為那場爭衡具有高度重要而不容宣露的性質，所以最初為濤立傳的人大概有意在曲折隱蔽中留下一點線索，好讓後世的人憑著去追尋那場爭衡的真相和濤在爭衡中的任務。濤在禪代告成時送過魏天子到鄴之後隻有一個奉車都尉的榮銜。他的本傳在他任奉車都尉之下敘出他被排到冀州一節，應當就是泰始四年賈、羊分任尚書令、左仆射時的事：及羊祜執政，時人慾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為冀州刺史。這一節裡所說的“羊祜執政”自然是指祜任左仆射，可奇怪的是這一節文字完全冇有說出祜的“執政”與裴秀、山濤的事有什麼關係。昕謂 “時人”與“權臣”自然是指賈充（注四六），而這樣閃避與影射的筆法也更表明這一節敘事裡必有重大的隱秘。\\n\\n所謂裴秀的受危並冇有彆的記載可考，秀的本傳裡也冇有一點他受危的痕跡。秀在當時並冇有特彆顯著的鋒芒，而且他是由尚書令進為司空，讓出了總握樞要的位置，所以他本身也不應當成為賈充排擊的目標。秀與山濤誠然是很有交誼，濤被調出到冀州，也許在調出的詔命公佈時，秀還有書信慰問，說“方伯之任殊亦為高，但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書鈔》七二引王隱《晉書·山濤傳》，依孔廣陶校）。然而他的意態這樣輕鬆，似乎也可見得他不會是當時一次爭衡裡的主角，不會是引起山濤被排出中央的人。\\n\\n倒是尚書左仆射與尚書令的職位相聯，階秩極近，而羊祜又是在禪代之際突然顯現了重要的政治影響力，走上了聲勢可以抗衡賈充的地步，然後又迅速到了這個與尚書令一同總握樞要的位置——而他的背景和傾向與賈充又是有重大的不同——所以祜與充這兩個人在尚書的不能並立應該可以說正是必然的情勢。事實上羊祜任仆射僅一年就退出中樞，而且從此到他死前不能回來，雖然有籲請用他作台輔的呼聲也不能回來，因而在以後賈充繼續當權的十幾年裡，儘管朝廷中似乎滿布著他的政治敵人，但始終冇有一個聲勢地位可以與他正麵抗衡的對手。所以泰始五年羊祜的受命到荊州，儘管說是為了“滅吳”大計，卻可以推測是祜在政治上的決定性的挫折與充的最大勝利。這就是晉初的一個政治大變化。決定這個大變化的契機便一定在於祜到荊州的前一年，即泰始四年賈、羊並在尚書時環繞著他們兩人的一次極重要而極不可宣告的爭衡。\\n\\n從舊史傳的文字無法推斷裴秀與這一爭衡有怎樣的關係，秀在當時以元老的地位也許不能避免被這爭衡牽入。山濤既是得罪“權臣”而被排，秀還有慰問信說“論道之士不宜處外”，又可見他的意態雖是輕鬆，他也不是絕然不在局內。但是山濤得罪“權臣”這一節記載所涉及的主要背景還可以說應該是賈充對羊祜而不是對裴秀的排擊。“及羊祜執政”一語更應該是有意暗示這個背景，而不是僅僅昧然指明一個時間。所謂“時人慾危裴秀”和“濤正色保持之”這兩方麵的行動，儘管記載過分含糊而無法追察，卻可以說一定最後牽連到羊祜。\\n\\n山濤在當時的行動一定是要維護政爭中一方麵的真正主角，而且他這行動是有力量的，所以他本身才成為另一方麵為了達到一個目標而必須排除的障礙。濤本傳載明他的得罪“權臣”而被排出是跟著羊祜“執政”的事，就是泰始四年二月之後不久。祜受命出鎮荊州是在第二年三月。這就可見得山濤被排竟是羊祜外調的一個前提。泰始四年濤六十四歲，祜四十八歲，以年輩論濤也恰合是祜的支援者。如果祜可以說是一個有資格與賈充競爭掌握中樞大權的人，濤則可以說正是祜背後的一個有影響力的長老。在對麵的賈充，那年五十四歲，也可以算得出有他的有權威的前輩，那就是何曾，七十二歲。不過何曾早就是晉室最倚仗的重臣，泰始三年已進位太保（年份據《武帝紀》），他要支援賈充總握行政最高實權的地位，並且有力量支援，正是當然的，彷佛他在魏末當然要幫助司馬昭立炎為世子，並且有資格去力爭。曾本傳雖隻載出後來充由尚書令進位為司空（仍錄尚書事）時他“卑充而附之”，又載出充與庾純的衝突爆發時他“黨充而抑純”，但他對充的支援必不隻是後來的事，充初任尚書令時他已當然在充的背後。而山濤隻是在接近禪代時才被司馬氏借重，泰始以來他還隻有奉車都尉這樣稍有尊榮而可以參謀議的名位，卻能夠參與中樞政治上一次最高的爭衡，一次環繞著尚書令、仆，至少牽連著司空（裴秀），太保（何曾）的爭衡，而且成為爭衡中的一方麵為了一個目標而必須排除的障礙——這就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一件比他在魏末晉王立世子時受谘詢更應該說是不平常的事情。\\n\\n這件事情便表示山濤背後，也是羊祜背後，有一個非常大的力量。這就是魏末十幾年裡走向禪代的司馬氏不能不容忍的那個反對力量。濤在禪代前的兩年裡不止一次被借重，祜在禪代發動時一步走到顯赫的地位，兩個人各顯出了不尋常的影響力。他們的影響力的根源便都在於他們的共同背景裡的大力量。隻是山濤並不是純然被利用來幫助皇權轉移的完成，羊祜也不是純然順應著禪代的趨向而在兩個勢力的對抗中憑著居間的地位得勢。他們兩個人在接近禪代時被邀請的行動實際上成了後來的新的爭衡的起步，指示出他們背後的那個力量在求政治的妥協平衡中還要作新的進取。一個原來是反對禪代的力量在新的皇權之下成了反當權份子的力量。羊祜到了尚書，到了與賈充可以抗衡的地位，便是這個反對力量迅急前進到了中樞政治大權爭奪的焦點，到了一個不可調解的衝突。這時山濤便正站在羊祜的背後。而濤與祜的先後緊接著迅速從中央被排出去，便是這個反對力量遭到了一個決定性的挫折。\\n\\n在曆史的回顧中可以把泰始五年羊祜被排出中央的決定性重要看得更清楚。因為以後十幾年裡迭起的政爭都隻是祜被排出前的那次政爭的延續，而正是那次政爭的結果也許幾乎決定了後來這些政爭的最終結果——不但決定了祜被排出中央之後便直到死前不能回來，也不但決定了賈充直到死前在中央再冇有像祜那樣一個可以與他抗衡的對手，甚至決定了武帝一朝裡在充死後的政局變動。\\n\\n隻是山濤還可以說是一個比羊祜更重要些，比泰始四、五年的政爭兩方的主角羊祜與賈充都更重要些的人物。如果祜是站在政府的中心可以與充抗衡的角色，濤則是一個不憑政府中的地位而能夠企圖左右政治大局的人。如果泰始五年祜的離去中樞幾乎決定了以後十幾年裡迭起的政爭的最終結果，則泰始四年濤的被排可以說便決定了祜的離去。\\n\\n山濤同時的人說看他“如渾金璞工，人能欽其寶，莫能名其器”，又說見他“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他身後得的評論是“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但這樣一個深沉幽遠的人物，在他也曾儘一份力量幫助建立的新皇權之下，在他自己六十四歲之年，卻以“正色”的表示乾與一次最高的政治爭衡，因而得罪“權臣”，招致被排出中央的結果——這就可見得他是以一個政治勢力的首腦份子的地位臨到了爭衡的一個有決定性的時機，所以不能不擔負一個有決定性的任務，更冇有深藏迴旋的餘地。\\n\\n這又令人想到深沉的山濤在魏時曾舉鋒芒顯露的嵇康代自己為吏部郎，可以推斷是以此表明他緊守自己的政治的立場，一個名士陣線的立場。那是禪代前大約七年（甘露三年，258），即泰始四年之前十年，濤五十四歲。十年後的山禱，雖然經過了皇權的轉移，可以說還是屬於那箇舊日的陣線，隻是已進到一個長老的地位——不隻是年輩居上，而且具有政治的權威。裴秀給濤的信說他是“論道之士”，“不宜處外”，也許絕不是僅僅表示私人的情誼，而正是宣達一個政治的方麵對一個有權威的長老的慰問（注四七）。\\n\\n這個長老在邊鎮不久便將被要求回到中樞來。如果羊祜有長期被排在外的理由，山濤卻有被要求長期在中樞的理由。在繼續發展的爭衡中，山濤將顯示得更明白是保持平衡不可少的人物，是爭衡的一方真正的首腦。\\n\\n羊祜在荊州的十個年頭裡洛陽迭起的政爭還是泰始初幾年環繞著祜與賈充的爭衡的延續。祜離開中樞之後兩年半，朝廷之內一個排除賈充的謀劃幾乎真正成功（泰始七年）。這個排充的謀劃失敗之後一年多，就有庾純公開問充“高貴鄉公何在”引起來的政治大風波（泰始八年或九年）。又過了三四年，就有兩個新的關係更重大的爭衡的線索顯露出來。一個線索關係著南方的軍事。因為平吳統一的遲早可以決定羊祜回到中樞來的機會，所以平吳大策成了政爭的一個關鍵。另一個線索關係著帝位的繼承。因為賈充的勢力堅強不倒，反賈的一方公然發起擁護武帝弟齊王攸（羊祜甥）（注四八）代替太子的運動，想藉帝位繼承的大變化來製勝。這兩個線索都伸展到羊祜死去之後。循著這兩個線索的爭衡都要引到強烈爆發性的結果。兩個線索合起來最後造成武帝一朝政治的一個重大的結局。\\n\\n羊祜在鹹寧二年（276）十月進為征南大將軍（年月據武帝紀），於是上疏請決定伐吳，祜本傳引的這篇疏中說到蜀平（264）以來十三年，算來這年是祜在荊州的第八年。疏裡已說晉的兵力十分足夠，吳的弓、弩、戟、楯和馬騎都不如“中國”，晉軍隻要過了長江，吳就可以平定。後來平吳的迅速成功證明祜的估計是正確的，據祜傳的記載武帝也深深同意祜的見解。但這個大計還不能真被采取，大概西麵境內有胡人叛亂的牽製成為反對派的一個理由，因此祜傳說，“會秦、涼屢敗”，祜有第二個表說“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結果是“議者多不同”。實際上秦、涼二州各有一個刺史（胡烈、牽弘）在討伐叛胡的戰鬥中敗死在泰始六、七年（據武帝紀），賈充的政敵正是利用了那個題目設計使充都督秦、涼軍事，而充的這個任命在頒佈之後半年還能夠取消，以後幾年裡也冇有西邊緊急的記載。到了鹹寧五年（279）正月纔有涼州被胡人（鮮卑樹機能）攻破的事件（年月據《武帝紀》），而且引出了募兵討虜的對策，但平吳的大計就是這年秋季裡決定的。西征募集的勇士隻有三千五百人（注四九），而南伐的大軍總數二十餘萬（據《武帝紀》）。伐吳行動在這年十一月開始，涼州對胡人的戰役在十二月得到勝利（年月據《武帝紀》）。這些都顯示兩方的軍事輕重不能相比，而征伐儘可以並行，因此西邊的情況不足以成為延緩平吳的真正理由。祜在第二次上表後因為“議者多不同”而歎息“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又說，“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這就是不承認西邊軍事牽製夠成為延緩平吳的一個真正理由。祜那樣的悲鬱便可以說顯示他感到深受了軍事理由以外的阻撓、壓抑。祜傳隻載平吳的主張“議者多不同”。《杜預傳》說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張華傳》也說武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不可，惟華讚成其計”。這三篇傳都透露伐吳的建議遭到重大的阻撓，但冇有載出誰是反對的人。祜在鹹寧四年夏季帶病回到京城，對武帝麵陳伐吳之計，武帝命張華（中書令）在祜修養中問祜的籌劃，祜指出吳國已可“不伐而克”；華深表讚成，祜便說“成吾誌者子也”（祜本傳）。這年十一月祜在京中病死，死前他已薦杜預（度支尚書）接替自己都督荊州的軍事職務。這都是華、預為祜的伐吳建議的支援者的確切記載。然而反對方麵的人物則可見的舊史傳裡全冇有寫出。這又不是由於史料的殘缺或史家的疏漏，而是由於在羊祜作建議的當時那反對的方麵原是處在不公開的地位。依據舊史傳裡關於祜死後繼續發展的平吳爭議的記載可以推測出祜在時反對他的建議的不是彆人，正是後來公開阻撓南伐決策，甚至於在南伐軍事發動後還企圖破壞決策的賈充、荀勖、馮紞，也就是一個政治上反羊祜的力量（注五〇）。這個力量在當時的反對平吳也便可以推測不會是根據真正的軍事考慮，而是根據深秘的政治謀劃，是為了阻止羊祜得到成就了平吳大功而回到中樞的機會。正因為他們的反對平吳牽涉著這樣重大的政治關鍵，他們的活動在當時朝廷中便不能指出，在當時的史官也不能記錄（注五一）。羊祜等傳裡說“議者多不同”，“朝議多違”，“群臣多不可”，也便不是真說祜的建議引起普遍的反對，而正是借一種不實指的敘事寫出幾個特定的不可指名的人的反對活動。\\n\\n杜預到荊州後不久即對吳國西邊（西陵）的守軍作了一次襲擊，取得一個戰役的勝利，並且以送還戰俘揭破那方守將對吳主（孫皓）的隱瞞敗喪實情，使吳主更換了守將。這應該是鹹寧五年上半的事。隨後預作了必要的安排，便請求定伐吳的時期。因為武帝的回答是“待明年方欲大舉”，預又連上兩個表力陳不可延緩的理由，預本傳載了兩個表的緊要部份。第一個表中說到“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指示出這兩個表是這年秋間上的（注五二）。第一個表說“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便是指出一個阻撓力量的存在。第二個表追溯羊祜建議遭阻撓的往事，說“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大計，故益令多異”，便是點出羊祜當初與武帝的商議對朝廷是不公開的。這就可見得後來寫成的羊祜與張華的本傳載武帝“密有滅吳之計”，“潛與羊祜謀伐吳”，並不是泛寫晉朝的軍事策劃對國人或敵國保密，而是特寫武帝與祜的計議對朝廷不公開。杜預以邊防軍事負責的地位批評羊祜與武帝的密商，一定不是批評為了軍事理由的保密，而是批評為了非軍事理由的不公開。因為計議是這樣不公開的，所以群臣中反對的人也是站在不公開的，不能指名的地位。預表所說的“多不同”，“益令多異”，便不是真說祜的主張遭遇很多人的反對，而是借不實指的說法指出那個不公開，也不能指名的反對力量的存在。預表的文詞最可以說明《羊祜傳》、《張華傳》裡 “多不同”，“多違”，“多不可”這樣的寫法的由來和真正意義。\\n\\n《晉書》賈充傳、荀勖傳、馮紞傳和王濬傳寫出賈、荀、馮三個人，不涉及第四個人，協同竭力阻撓伐吳決策的故事。而這四篇傳所寫的可以看明白隻是羊祜死後的故事，是從反對王濬的催促決策開始的。濬是祜拔識的人物（注五三），在泰始八年從廣漢太守升到益州刺史（注五四），又經祜的推舉進到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注五五）。他在鹹寧三年曾派一員益州彆駕（何攀）到京遞呈伐吳的建議，並叫這人到襄陽與祜作仔細的討論（注五六）。但引起賈充等的強烈反應的不是濬那回的建議，而是祜死以後他又上的催促決策的表。濬上這個表大約是在鹹寧五年的夏季，隨後就有杜預連上的兩個表（注五七）。這兩個人的催促就促成了大計的訣定。《荀勖傳》載“濬表請伐吳，勖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王濬傳》則寫出更完整的故事，說濬這次上疏得到武帝的采納，“賈充、荀勖陳諫，以為不可，惟張華固勸，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動兵。《馮紞傳》冇有提到王濬，隻在平吳後補說“初帝謀伐吳，紞與賈充、荀勖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紞內懷慚懼，疾張華如仇”。這“同共苦諫”顯然也就是荀勖、王濬兩傳所寫的從反對濬開始的故事。《賈充傳》也是在平吳後用極簡單的文字補敘決策前的事，說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這補敘中的“固諫”還就是鹹寧五年有了王濬的催促決策以後，直到大計決定的最後關頭，賈、荀、馮三個人“同共苦諫”的故事。\\n\\n賈、荀、馮和王濬的傳都冇有透露羊祜在鹹寧二年和四年主張伐吳時朝廷中反對他的人是誰，賈充傳說的“本無南伐之謀”似乎明示充是一向不讚成伐吳的。但這六個字也可以說正是小心避免了說出祜在時充可能有的反對伐吳建議的活動。鹹寧五年秋季杜預的第二個表指責眼前反對的人隻是因為“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這是點明眼前反對的人就是當初反對羊祜的人。這個表又說“近來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異同”。這是說眼前反對的人是有特彆依恃的，應該就是指像賈充那樣有特彆依恃的權臣和他的黨友。但預這些話畢竟還是十分隱約，他說到羊祜當初遭遇的阻撓還隻用“多不同”，“益令多異”這樣似乎所指很廣泛的言詞代替實指一個特定的反對勢力。根據賈、荀、馮，王傳和杜預表文推測羊祜在時反對伐吳建議的人就是後來“同共苦諫”的賈充一黨，並不是彆人，也不是廣泛的朝臣，應該是不錯的。但這樣的推測還是不可簡單到消除了舊史傳裡冇有寫出羊祜在時反對伐吳建議的人是誰這一事實。\\n\\n《杜預傳》載預的第二個表遞到宮廷正值武帝與張華圍棋，華就在棋秤旁催促武帝當時作了決斷。《馮紞傳》所寫的紞與賈充、荀勖“同共苦諫”一定不隻是決策之前的事，而是在武帝采納了張華的緊急建議之後更要作的事。《資治通鑒》在武帝采納了華的建議並任命華作度支尚書籌劃征南的漕運之下敘賈、荀、馮三人“固爭之，帝大怒，充免冠謝罪”。這段敘事雖在今日可見的舊史裡查不到來源，但應當是可靠的材料。充的謝罪正是伐吳決策前的阻撓活動一直進行到最後的結果。馮恨華，不過充的勢力並不因為政策決定中的挫折而搖動。鹹寧五年（279）十一月伐吳的部署公佈，堅持反對的賈充卻受命為南征的統帥（大都督）。這就是一個彌縫政治大裂隙的方法，也是大裂隙存在與賈充一方勢力強大的明證。第二年，太康元年（280）正月已有入吳軍隊的捷報，二月王濬的舟師已攻下武昌（年月據《武帝紀》）。而就在這樣軍事迅速勝利的中途，賈充還從統帥的駐地（已自襄陽移到項）上表說“吳未可悉定”，主張召回諸軍，並且說“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在中樞的荀勖則呼應說“宜如充表”（充本傳），隻是武帝不聽。這雖夠使充等在平吳之後大感覺慚懼（但仍受優禮），也正足顯示他們的勢力始終不倒，而完成羊祜遺誌的有力份子張華已被他們看成了一個主要的敵人。\\n\\n華的政治運命又與一個要直接決定皇太子地位的重大爭執有不可分的關係。賈充曾靠納女為太子妃挽回他幾乎喪失的權勢，反賈的一方則終於有了擁立齊王攸以代太子的運動。這並不是隻為了疾視充一個人的外戚身份，因為他有兩女分嫁給齊王和太子（注五八）。反對擁立齊王也不隻是充一人或一係的勢力。在充死前幾年裡已有一個將接替充的權勢的人起來，就是弘農楊駿。楊家既是顯著的閥閱，駿又是武帝先後兩皇後的父親。駿與弟珧、濟三個人迅速成為顯貴。賈、楊兩家雖終於將有利害大沖突，但他們在反對擁齊王的勢力的鬥爭中正是聯合的力量。鹹寧二年（277）初武帝有一次重病，當時已有“朝廷屬意於攸”的征象（《賈充傳》）。因此第二年（鹹寧三年，278）便有楊珧（衛將軍）領銜建議一向留在京城的諸王公一律就國（年月據《武帝紀》），這就是為了驅除齊王攸謀立法準備。攸在鹹寧二年八月由侍中、太傅接賈充任司室（充轉太尉），並保持原有的兩職，他的政治地位正到一個高峰。鹹寧三年八月有詔命使幾個重要的王兼任都督，把他們的王國改到近都督任的所在，要他們就國；冇有官守的王公也都要就國。這一次的詔命並不包括對齊王地位和國土的改變，但使諸王公就國的立法就是以後對齊王的重大行動的根據。接著諸王公的受詔就國便是在朝廷政治危機暴露中決策並完成平吳統一這個大關頭。而一過了這個關頭，正當統一盛業完成之初，武帝也冇有疾病不安的訊息（他死在平吳後十年，即太康十年，289，五十五歲），太子的存廢的決定竟似乎已不容等待。泰始七、八年間顯露出來的反賈充的朋黨一份子和嶠在平吳後作侍中，他的本傳載著他因侍坐對武帝直陳太子“恐不了陛下家事”。隨後嶠與荀勖在侍坐時同時奉命觀察太子的進境，勖回報說太子“明識弘雅”，嶠則說“聖質如初”（嶠本傳）（注五九）。這就是不但爭端已經揭開，而且對抗的兩方各冇有一點退讓。齊王攸傳則寫出荀勖、馮紞都是攸所疾視的人，他們看到 “朝望”在攸，對武帝說恐怕“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武帝問“何故”，勖說“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同傳又寫出馮紞建議遣王公就國應從齊王開始。擁齊王的關鍵人物則是平吳後名聲大盛的張華。華的本傳寫他以中書令的機要地位促成伐吳決策，隨後以度支尚書掌管軍事供應，而且在大軍前進時維持既定的決策不變，因此已得眾人的欽服；他又能承擔文官製度與儀禮的改革，以及皇帝詔命的草定，所以“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隻是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早等待機會排他到京外，恰好武帝問他“誰可寄托後事者”，他答說“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而這個回答 “微為忤旨”，勖便有了離間成功的條件。於是華受命都督幽州。這是太康三年（282）正月（據武帝紀），距元年三月滅吳還不滿兩年。勖的離間當然出自他的一方排除政敵的決心，華的率直也正表示他臨到了一個不能迴避的選擇。\\n\\n華的選擇及緊跟著的結果自然不是僅關乎他一個人的升沉際遇。華受命到幽州在那年正月（據《武帝紀》），才兩個多月後，即四月，賈充便病死（六十六歲，年月據本傳）。到當年十二月，便是齊王受命都督青州；明年（太康四年，283）正月、二月又先後下詔增加對齊王的“崇錫”之物和齊國的封土，都是催促齊王就國的手段。但齊王病發，冇有奉詔，請求留京守先後陵又不得準，到四月即病死（三十六歲）。這就是擁齊王的運動走到了破滅。而張華的被排又可以看出是齊王受逼迫的一個前提，彷佛羊祜受命離開中樞之前有山濤被排到冀州。華被排後兩個多月便有賈充的病死，這也就是充在死前看到驅除了一個有關鍵重要性的敵人，一個雖不具有羊祜那樣圓滿的條件，但可以憑擁護齊王而為一個方麵和他本身開展無限前途的敵人。荀勖、馮紞的成就都正是賈充的成就。華本傳又詳載著他到幽州後聲譽還增長，朝廷中有征召他回來執政的議論，仍是馮紞進言，說華在方鎮掌兵的危險性，使武帝反將華召回而授給一個太常的閒職，且跟著以太廟棟折為理由免除他這個職位。齊王的受逼迫果然在朝廷中引起激烈的反抗，正如荀勖所預言的。有平吳的大軍功，己任尚書左仆射的王渾為反對遣齊王就國上書（見渾本傳）。渾的兒子濟（侍中）的妻是公主，他叫他的妻與甄德（侍中）的妻，也是公主，進宮去哭諫，引得武帝動怒。羊祜的從弟琇（中護軍）與成粲（北軍中侯）合謀見楊珧，預備動刀，因為珧“合謀構出齊王”（琇本傳），隻是珧躲避不出，使凶謀不成實現。當初庾純與賈充公開衝突時正是羊琇與王濟救護了純，使他免於被充的左右扣留。武帝詔命研討增加對齊王的“崇錫”之物，幾個博士上表不答所問而指說命齊王就國不當。這表的起草人是庾純的兒子旉；連署者有秦秀，曾主張諡何曾為“繆醜”，諡賈充為“荒”。幾個博士都被交廷尉論罪，定了死刑，最俊得免死。庾純曾看過旉的草稿，冇有攔阻，後來因自首才得無罪。這一切人情激動的表現是武帝一朝長久的政治危機走到一個破裂的**——也是終局——的標誌。一方麵羊祜已早死，張華已受了決定性打擊，寄在齊王身上的希望已悲慘地破滅，再冇有可以代替他們任何一個的人了；另一方麵則像賈充那樣有身份，有經驗，有力量的領袖也巳消逝，繼他起來的楊氏兄弟終將證明不能比他。\\n\\n山濤在泰始四年離開中樞到冀州刺史任，在六年轉任北中郎將鎮鄴（注六〇），第二年（泰始七年，271，六十七歲）便被召回京城，作侍中（注六一）。他又先後被任為尚書，太常卿，都不就，因母喪回到鄉裡。他在泰始八年便被請求作吏部尚書（注六二），仍以喪病堅決辭謝。直到十年（274）七月武帝楊元皇後死（年月據《武帝紀》），他回到洛陽參加殯禮，纔在迫促下就吏部職，已是整七十歲。從此他便要主管吏部九個年頭。他在鹹寧元年（275）受命為太子少傅，又作尚書右仆射，加侍中，領吏部（注六三），四年（278）進為左仆射（注六四），侍中與領吏部不變，直到太康三年（282）末進位司徒，才離開這兩個職位。活到七十九歲，死在太康四年（283）正月，在齊王攸死前不足兩個月（注六五），已是攸受就國逼迫病發的時候。\\n\\n從泰始七年到太康三年，從一次排除賈充的謀劃幾乎成功到齊王攸受出京的逼迫，是洛陽的政治危機一步步暴露而走向一個淒烈的終局的十二個年頭。如果依《山濤傳》的記載，則濤在這十二個年頭裡似乎是一個沉默保守，站在那些重大的爭衡之外的人物。他總是辭讓授給他的官職，屢次以老疾求退。本傳甚至可以給他加上“中立於朝”的標記，隻是在晚年的最後看到後黨楊氏的專權才作過些終證明無益的“諷諫”。但他實在默默中擔負著一個重大的政治任務，一個反當權份子的任務。他的長期主管吏部便是他背後一向存在的那個政治大力量繼續存在的象征。他的銓選人物的記錄顯出他為保護與鼓勵一個方麵的代表們儘到了工夫，不顧重重的打擊。他雖然似乎遠離著政治大權的爭衡，軍事大計的決定，帝位繼承的困惱，卻正是那些風波中屬於—個大陣線的人的朋友和實際的首腦。他又不是完全站在後麵，到了一個關頭上他也要與敵對方麵真正的主腦人物——賈充——作了正麵的對抗，儘管在舊史傳裡這也是被儘力遮蓋的，卻已夠點明他在一個長期的政治陣線裡的究極地位。\\n\\n濤在泰始八年以“喪病”的理由堅決不受吏部尚書的任命，到十年再受逼迫才肯就職。朝廷對他這樣的要求和等待，他自己這樣的推避和遲疑，便表示這吏部的任命和他的最後接受這個任命都必有不尋常的重大意義。自武帝受禪到初有以濤為吏部的任命，這六七年裡可以查出有武陔、李胤兩個人先後作吏部的主管，都是無煊赫的門第而有清高的品節的人物（注六六）。但他們在吏部主管的職位似乎隻是過渡的角色，他們的本傳都隻載了吏部尚書的經曆，不僅冇有在職的清楚年份，也冇有在職的長短，更冇有在職的事蹟。一個政治鋒芒銳利的任愷也曾被放在這個重要的位置上，但愷本傳明寫出那一任命是愷和他的朋黨排賈充到外鎮的謀劃失敗以後充的一個報複手段，為的是使愷離開他的親近皇帝的侍中職位（注六七）。那次排充謀劃失敗在泰始七年末，愷傳接著寫的朋黨紛然，充、愷怨深，以至充有調愷的設計，應該是泰始八年的事，以愷為吏部也許正在那年山濤拒絕了吏部的任命之後。愷傳還有“在尚書選舉公平，儘心所職”的記錄，但充和荀勖、馮紞已乘他“侍覲轉希”的機會進行毀謗，說他“豪侈，用禦食器”，並且指使尚書右仆射高陽王珪彈奏，直接達到罷免。珪自泰始七年三月任右仆射，十年正月死在任上（年月據《武帝紀》），他被指使奏愷總不能遲過泰始九年。愷在吏部便隻是泰始八、九年間一段匆促不幸的經曆。在泰始十年濤就職以前還有盧欽曾以仆射領吏部，這也是一個樸素的人物。\\n\\n濤本傳說他在主管吏部的長時間裡題選謹慎，“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這是有根據的。今日可見的山濤《啟事》的片斷中還有這樣“啟擬數人”的例子。但這樣謹慎的山濤並不迴避推薦那些尖端的人物。他曾薦和嶠自黃門侍郎作吏部郎，認為他“最有才”（《通典》二一山濤《啟事》），但冇有成功。嶠是反賈充的朋黨一份子，並且是一個趨向鮮明的人。他在少年便慕舅父夏侯玄的風度，玄是魏時為司馬師所殺的名士。嶠作到中書令，因為鄙視同時任中書監的荀勖，不與勖同車，打破了“監、令同車”出入朝的慣例。後來他與荀勖奉命同去看太子的進境，回來對武帝作了正相反的報告。任愷是與庾純共同用計促成以賈充鎮秦、涼的詔命的，後來在吏部尚書任上被奉免官，而濤到了吏部便舉他作河南尹，因為深知他“通敏有智局”（愷本傳）。隻是愷的河南尹又因盜發不獲被奏免。裴楷曾對武帝說陛下“尚未比德於堯、舜”，隻因為“賈充之徒尚在朝”。濤舉楷作侍中，說他“通理有才義”（《禦覽》二一九《山公啟事》）。庾純是因為與賈充公開衝突而自河南尹、侍中被罷免的，在鹹寧三年又被任命為國子祭酒（注六八），這應該也由於濤的推薦。濤一次為侍中出缺舉了三個可選用的人，一個是雍州刺史郭奕，是羊祜賞識的人；一個是右衛將軍王濟，曾與羊琇同救護庾純；再一個便是國子祭酒庾純（注六九）。濟與純都作到了侍中。羊祜是更大的人物，在他最後的日子裡也曾經濤極力舉作尚書令，說是可以“整肅朝廷，譏刺時政”（《書鈔》五九引山濤《啟事》）；又舉作太博，說是可為太子“儀刑”，又可 “與聞國議”（《書鈔》六五引山濤《啟事》）。隻是這都不能實現，因為祜已經被病壓倒。濤在吏部自然不是一個單純的個人。《世說·政事篇》載有人在尚書的閣柱上寫了韻語諷刺山濤所受的包圍：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秋，王濟剔嬲不得休。（注七〇）。\\n\\n“大牛”的此喻也許恰好形容濤老年更加顯著的沉默的態度和他的堅強的地位。“鞅秋剔嬲”則說的是幾個氣盛的後生對選舉事務的無限熱心的乾涉。和、裴、王正是反賈充的朋黨裡最露鋒芒的份子，嶠與濟在擁齊王的運動中有尖端的記錄。史傳寫出山濤在主管吏部的長時間裡前後所選的“周遍內外百官”（《書鈔》六十引王隱《晉書》；《世說·政事篇》），他在這樣廣泛的選舉事務中自然受那些包圍左右的人糾纏挑剔的影響。但和嶠輩終日與濤談論不休的一定不會限於單純的評選人物；他們論人的見解不能不牽連著他們對朝廷中的政治爭衡的觀點。濤是選官部門的首長，對政爭應該要守“中立”，但和嶠輩在重大爭衡中的言論和行動一定可以代表他們與濤互相影響而形成的立場。\\n\\n濤在鹹寧元年進位右仆射，四年更進位左仆射，領吏部不變。但他的本傳裡這兩次升進的紀錄都已成了錯誤。元年的進位隻說在“鹹寧初”，跟著寫濤“固辭以老疾”，直寫到他“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再被詔書慰勉“乃起視事”。四年的進位則寫入“太康初”，應該是平吳以後，濤入了七十六歲（太康元年， 280）以後。濤在鹹寧元年儘可以有固辭仆射的事，但彆的史料夠說明濤“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應該是在鹹寧四年他再進位到左仆射以後的一個舉動。這又不是為了辭謝一個新的任命，而是為了接受新任命之後不久便遭遇到一次構成重大壓迫的敵人的進攻。這個進攻直接來自賈充；進攻的目標就是吏部裡的關鍵位置—— 吏部郎的空缺；進攻的用意就是占取吏部這個關鍵位置，同時剝奪吏部主管對這關鍵位置人選的主張權力，給山濤在任官用人事務上已建立的支配聲勢以打擊。濤在鹹寧四年七十四歲，正當他泰始四年被排那件事之後十年，重入政府就吏部尚書之後的第五年，已從右仆射遷任左仆射，到了一個接近政治高峰地位的時候。而且濤遷左仆射在這年三月，羊祜還冇有報病人京（祜入京在夏季），平吳正在準備，祜建立了大功自南方回來在當時還正是一個大希望。濤這時在吏部的聲勢，加上左仆射的聲勢，從抱著這樣的大希望的一個政治的方麵看來也應當是格外重要的。所以賈充這一年（六十二歲，太尉，錄尚書事）對吏部的進攻，對濤的壓迫，也就是一個重大的謀略，是一次襲擊，也是一次政治威力的表示。濤本傳所寫的“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實在就是濤對這襲擊與威力表示的堅決抵抗裡的一個節目。本傳敘濤這個舉動雖然錯排了時間，更完全冇有寫出濤發喪離職的背景，但用力寫了濤的求去，錄了一個左丞白褒（注七一）的彈奏及武帝反覆慰勉的詔書，正足配合本傳外的史料說明這一場重要的戰鬥的整個經過。\\n\\n濤自己在魏時曾得吏部郎的任命，又曾提議以嵇康“自代”，可稱為禪代前的政治爭衡中一個有重大意味的事件。濤在主管晉朝的吏部任裡為一次舉吏部郎的人選的“啟事”曾論這個位置的緊要，說是“與辟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己而已，乃當能正人”（《書鈔》六十引）。這次他舉的人是杜默、崔涼、陳淮。又一件 “啟事”則舉的是崔諒、史曜、陳準（《淳化閣》帖三），這個史曜得了任命。鹹寧四年濤與賈充為吏部郎人選的衝突便起於曜出缺這個機會。賈充薦舉一個陸亮，是根據一個進攻的謀略；濤也提出了人選，阮鹹，則正好表明濤的與充正相反對的立場，一個名士陣線的立場。\\n\\n《晉書·阮鹹傳》隻說濤舉鹹掌選，武帝認為鹹“酖酒虛浮”，不用，冇有寫出薦舉的時間和情勢。乾寶《晉紀》的殘文（《書鈔》六十引）也隻說濤舉鹹為吏部郎，“三上帝弗能用”。《世說·賞譽篇》注引山濤《啟事》註明“詔用陸亮”，便點出濤舉鹹是與充舉亮同時的事。舉鹹的啟事說吏部郎人選的條件和鹹的優點：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史曜出處缺，散騎常侍阮鹹真素寡慾，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n\\n像叔父籍—樣為當世禮法者所譏的阮鹹，照武帝說來是“酖酒虛浮”的阮鹹，在濤看來卻是“真素寡慾，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的典型，是“妙絕於時”的“整風俗理人倫”的人選，也就是不但“正己”還要“正人”的人選。這就顯出了兩個絕然相背的論人觀點。老年的山濤在這個時機表明瞭完全冇有改變他三十幾年前與嵇康、阮籍結交時的懷抱。他自己雖然是從來守禮，他所愛重的卻還是自然放達的傾向。他從冇有被那些世家大族的禮法者動搖過。他舉阮鹹的啟事又比什麼理論的分析更足以解釋愛好自然放達之士的思想裡的積極因素。他們所尊崇的是真正能夠剋製自己而不受外物引誘的人格，他們的目標正是人倫與風俗的整理。\\n\\n《書鈔》六十引王隱《晉書》說到陸亮是“詔旨所用”，濤“爭之不得”。《世說·政事篇》注引晉諸公讚點明瞭賈充舉陸亮是在濤初遷任左仆射的時候（那就是鹹寧四年），詳細寫出了充這一薦舉是出於對濤在吏部的權力進攻的謀略，也寫出了濤的反應：亮性高明而率至，為賈充所親。待山濤為左仆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為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谘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郎]（注七二），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效所懷。充以為然，乃啟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啟亮可為左丞（注七三），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n\\n這一節記事就是濤本傳聽寫的濤“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的故事的真正麵貌。本傳雖把固辭，被彈奏，得慰免，“輒還外舍”以至最後“乃起視事”這一串節目寫在濤“除尚書仆射，加侍中，領吏部”之下，但隻說濤“久不攝職，為左丞白褒（注七四）所奏”，這並不涉及濤是否接受仆射的新任命。左丞也當然不能為濤不接受一個新任命而彈奏。詔書隻說“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又一個詔書則說“白褒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便當攝職，令斷章表”；在濤“還外舍”以後的詔書則說“山仆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若體力故未平庸者，便以與聯輿還寺舍”。這三次詔書也都隻安慰濤的告病，隻是說一個在仆射職的老臣不視事也無妨，說他應當視事以斷絕言官不該有的議論，最後纔要以尊重的方式要他回到官舍，而全不是說到他辭謝一個任命，要他接受這個任命。因此不論這一串節目，發生在什麼年份，若直接寫在一個遷仆射的任命之下，含糊造成一個山濤“固辭”這仆射的任命的故事，便是一個明白的錯誤。但這個錯誤產生的原因便不僅是冇有把故事的時間敘清楚，而是完全冇有寫出故事的背景。如本傳所寫的這樣一串山濤固辭，被彈奏、得慰勉，離開官舍以至重視事的故事一定有重大情勢作背景；這就應該是像賈充蓄謀對濤的權力進行壓迫這樣的情勢。\\n\\n濤與賈充誰先一步提出補吏部郎的人選雖然無從考定，但他們兩方麵的薦舉有同等的積極性而又在同一段時間裡儘力進行應該容易判斷。晉諸公讚已寫出充的薦舉陸亮是因為他早已感到對選用的事“每不得其所欲”，纔有人勸他把一個“心腹人”放到吏部裡可以抵製尚書的位置上，在要抵製山濤時代替他自己出麵乾涉。充的薦舉應當是在吏部郎出缺後很快就提出。濤則以領吏部的地位在吏部郎出缺時自然有提出補缺人選的職責和權利，這也不會擔擱多久才作。他提出阮鹹這樣的人物更是一步真正的進取。這時是鹹寧四年，已是濤主管吏部的第五年，從晉諸公讚所記賈充方麵的感受也夠看出濤已在選舉事務上表現了不可輕視的力量。濤自己又從尚書右仆射進到了更有權勢的左仆射，已是一個總持行政的地位。而羊祜的成就大功還正是一個大希望。如果這時再得一個色彩顯著而在名士中有聲望的阮鹹補吏部郎，那就不隻是濤在選舉部門得到更強的控製，而且意味著一個陣線在整個政治局勢中得到一步重要的伸展，足以使一個廣大的方麵受很大的鼓勵。十七年前（景元二年，261），濤自己（五十七歲）在一個痛苦的局勢中就一個吏部郎的職位，不出二年多便離去。阮鹹若在這時補吏部郎，他自然會有大不同於濤在魏末勉強就這個職位時的境遇；他將抱著振奮的心情望著個人與一個陣線的前途。但這樣圓滿的結果是那個敵對的方麵不能容許出現的。賈充既蓄意打擊山濤在選舉上的權力，自然更不能容忍濤以阮鹹補吏部郎這樣的企圖。這便要引到一場決鬥式的衝突。濤薦阮鹹做到“三上帝弗能用”才止。充薦的陸亮則被濤幾次奏說“可為左丞，非選官才”。這就是七十四歲的尚書左仆射與六十二歲的太尉錄尚書事的一場決鬥。決鬥的結果不隻將決定一個吏部郎的任命，而且將顯出兩方政治大力量的強弱，甚至預示終極的勝負。詔旨用的陸亮雖然在吏部不多時就坐事免官（注七五），但他當時的得到任命已是賈充對濤在吏部的權力和濤所屬的一個方麵的重要攻擊獲得了預期的結果。\\n\\n這個結果就使山濤不能不作出強烈的抗議，不能不堅決辭職——辭尚書左仆射和領吏部的職。這纔是濤本傳的一段大概錯排了時間的“章表數十上”以至托詞“輒還外舍”的故事的真正背景。武帝不能不拒絕阮鹹而用陸亮，但也不能不竭力安撫山濤，不聽左丞的彈奏，說“不得有所問”，指責這彈奏“甚妄”，說隻是為了“不喜凶赫”纔不加追究，最後隻承認濤“以微苦暫出”，還用輿車把他請回。這就顯示兩個對抗的勢力的相持使皇帝不能不竭力維持平衡。\\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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