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濤傳 第三章 山濤雜談 一、山濤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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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賢並不是一群隻愛清談的文人。他們是魏、晉之際一個鋒芒很露的朋黨。他們的消極狂放都隻是對司馬氏專政謀篡的一種抗議。他們多數有接近低微的色彩，與司馬氏所代表的大族閥閱正處在對照的地位。他們雖不是人人有放誕之行，但確都愛好老、莊，崇尚自然，反對那些大族閥閱所標榜的形式上的禮教。他們又不是孤立的人物，他們的傾向也就是魏末及入晉以後許多名士的傾向。\\n\\n不過七賢才性各異，他們在政治上的使命和遭際也彼此不同。嵇康激烈而蒙禍，阮籍至慎以全身。這兩個人都有不凡的才情，絕高的聲譽，真可成為精神的領袖，但也正因此似乎註定不容有實際作為的機會。隻有山濤是個深沉堅忍的角色。他在中年走入了司馬氏的政府，但那隻是選擇了一條奮鬥的曲折路線。他在後半生幾十年裡一直還是名士間的重望；他在政府中作了反當權份子的一個長期的首腦。也許正是山濤的經曆最能夠顯示七賢在政治上的積極目標和他們背後的政治力量的真正性質。\\n\\n山濤（漢建安十年，205生）長阮籍五歲，長嵇康十八歲（注一）。東晉袁宏的《山濤彆傳》（《禦覽》四〇九引）說濤初不識二人，但“一與相遇，便為神交”。《晉書·山濤傳》說濤先識嵇康，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注二），敘在濤四十歲前。可見濤結交嵇、阮總在年輕的叔夜才致已經成熟的時期，濤自己總已將近四十。因為濤說當世隻這兩個人可以為友，他的妻韓氏曾特意窺察嵇、阮，並且看出濤的才致不及兩人，“正當以識度相友”（《世說·賢媛篇》；濤自己也說，“伊輩亦當謂我識度勝”（《禦覽》四四四引《竹林七賢論》）。然而這個以“識度”勝的山濤，在他已近四十之年，卻與宏放慷慨的嵇、阮，尤其是年輕得多的嵇康，一見即為神交，更說隻這兩個人可以為友，可見他一定也有潛蘊的奇氣，深藏的抱負。\\n\\n比山濤年少將三十歲的王戎（魏青龍二年，234生）（注三），看“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能名其器”；與王同輩的裴楷也說，“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世說·賞譽篇》）。這兩個人所說的至少總是山濤五十以後的氣象。東晉顧愷之的《畫讚》更說，“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世說·賞譽篇》注引）。這是山濤近八十歲的生涯贏得的身後評論。正是這個極有深度的山濤擔負了實際政治上一種不尋常的，極需要堅毅和忍耐的任務。他也正因為擔負了這樣的任務，才更使人認得他的潛沉幽遠的稟賦。\\n\\n魏正始十年（即嘉平元年，249）初，司馬懿殺曹爽兄弟和他們的與黨，是決定魏室運命的第一個猛烈打擊。這是懿在七十三歲（嘉平三年，251）高齡病死前兩年多的事變，是為著確保司馬氏地位的必要行動。正始八年五月，這個大謀略家就托病不出，可以說已開始秘密作政變的準備。\\n\\n山濤是在正始五年（244，四十歲）才作本郡河內的屬佐，二三年間曆任主簿、功曹、上計掾，被舉孝廉，又被司州辟為部河南從事（注四），已是督察京師行政的要職。這也正是循著政治升進的一條主要途徑。而這二三年間曹爽正用全力擴張權勢；何晏任吏部尚書，畢軌任司隸校尉，李勝任河南尹，都是爽在這一時期的佈置。何晏本來是尚清談崇老、莊的前輩，他和畢、李等人與曹爽同日受誅是當時名士的重大損折。留傳下來的舊史雖冇有寫出山濤與何晏等的個人交誼，但他的升進到督察河南的職位總可以表示出他與當時的吏部、司隸，以及河南尹的可注意的關係。他在州郡的迅速上升總不能超乎曹氏當時擴張權勢的佈置之外。因此他雖還是職在地方，卻對中樞高層的動靜訊息抱異常的關切。\\n\\n《晉書》濤本傳載著他和石鑒在司馬懿初托病時的一段夜談的故事：\\n\\n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傅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n\\n石鑒的輕嘲雖未必足以證明他對政局的變化全冇有關切，山濤的早慮卻已可表示他在司州的見用不是普通的仕進。在曹爽被誅前預作遠嫌避禍之計的也不止濤一人。阮籍在政變前一年餘也托病辭曹爽的參軍。然而阮是早已見狂放不仕之形，他被曹爽召為參軍，以及後來得司馬父子或高貴鄉公授給參議、侍從的官職（大將軍從事中郎，散騎常侍），都似乎隻是虛領榮街和祿位，不是真正的進取。所以他辭曹爽，雖然記載不詳，也似乎隻是輕鬆的舉動，不像山濤棄職那樣帶一種緊急的意味。山濤不僅可以說有親曹氏的色彩，而且是正在接近中樞的實際行政上迅速升進。當然他的職位還低；他還有隱身退避的餘地。他應當還要保留未來的政治機會。所以他不能不時刻保持特彆的警覺。他不能不在一個最早的時機從前進的路上迅急撤退。\\n\\n山濤是河內懷人，與溫縣的司馬氏同郡。他又與司馬懿的妻張氏有中表親。自棄職隱身後幾年，總在司馬師執政（嘉平三年，251，濤四十七歲）後二三年，濤以親戚見師，被舉秀才；重登政治的階梯。魏朝末年，司馬昭特命他的兒子炎拜濤，說他是“鄉閭宿望”（濤本傳）。然而這樣的鄉閭和姻戚兩重關係不能掩去山濤和司馬氏間的家族門第的差彆。\\n\\n濤父曜隻是冤句縣令，濤自己早孤而貧，但少年就有聲譽。《世說·政事篇》注引虞預《晉書》載濤十七歲時（黃初二年，221）他的族人對司馬懿談論“濤當與景[師]文、[昭]共綱紀天下者”，懿卻作戲言答說：“卿小族．那得此快人也!”\\n\\n這一句話就不隻點出了山濤的家族身份，而且點出了魏、晉之際和入晉以後政治危機的一個根源：士大夫中的不同門戶的對立。\\n\\n曹操的父親（嵩）是宦官的養子。操在漢末重建中央政權的過程裡擊敗了袁紹那樣四世三公的家族的人物，吸引了許多不同門第的俊傑，並且公開打破東漢以來世族所造成的衡量人才的標準，以不計家世和重纔不重德代替較量家世和隻重道德虛表（注五）。司馬氏專政又是世族的得勢。河內在秦、漢之際是司馬氏建殷國之地，懿以上幾代既連出顯官，又是禮教著名的門庭。有功於晉室受禪的幾個大老，琅玡王祥，陳國何曾，潁川荀顗，都是世族的表率。曹爽所援引的一批名士家族背景不齊，但都不屬典型的高門（注六）。何晏、夏侯玄等倡言名教本於自然，就是上接曹操的通脫趨向，正違逆著世族專重禮法的傳統。司馬師在青年時也曾與何晏等接近（注七）。總是為了爭取名士而有意表示思想的開明，不是真正背棄他們自己家族的風尚。竹林七賢的放達更為顯著，實際上他們中間接近寒素的色彩也極重。嵇康還不至於靠勞力生活，但他確慣與向秀合作鍛鐵，這也許表示他們正以低微自傲。阮籍雖有名父（瑀），阮姓還不是世族，籍與鹹並且說是貧家（注八）。劉伶的家世最晦暗。他的容貌既醜，鹿車帶酒似乎更顯得傖陋。阮籍的《大人先生傳》還用繁麗的文辭和翱翔的意想遮飾著對士君子的譏刺，劉伶的《酒德頌》則簡短粗率，朝著貴介縉紳直吐極端的輕蔑。司馬昭在執政前也曾想為他的兒子（炎）求婚於阮籍，這也是為了求得一個名士的政治支援，不顧兩方門戶的差彆。阮籍則連醉六十日，使對方的意思不能提出。\\n\\n當然這也冇有產生單純的陣線。嵇、阮和山濤還得到琅玡王戎那樣大家青年的追隨。另一個高門人物，泰山羊祜，與竹林名士結了更重要的盟誼。在晉中朝的一次真正最有決定性的政治大權的爭奪裡，正是山濤，以一個長老的地位，支援那次爭奪中的一方麵的主角羊祜。但這種盟誼和那次政爭在舊史裡幾乎全被掩蓋了。後文正要論列這個題目。\\n\\n然而大族、小族的界限還是那個時代裡政治分野的一個重要因素。竹林名士顯然有一個小族的背景，總是一個廣闊的背景。山濤晚年（七十歲以後）在晉朝特彆被要求長期主管吏部，也許最足以顯示他在小族份子中的地位。世族得勢的政府卻不能不用一個典型的小族人物在一段長時間裡一直掌管這控製官吏進身和升降的部門，足以表示那個政府不能不顧到非世族份子的願望，總也是廣泛而有力的願望。這又足以顯示山濤正是那些非世族份子的一個領袖，因此他的長期主管吏部對於滿足那廣泛的願望才正是必要的。\\n\\n司馬氏在誅曹爽後，還要有十年間連串的整肅，鎮壓，凶譎的行動，才能接近禪代。司馬懿在死的前一年，嘉平三年（250），削除了淮南的王淩。從正元元年到景元元年（254—260），師和昭相繼殺夏侯玄、李豐等，廢齊王芳，平毋丘儉、文欽（淮南），破諸葛誕（淮南），一直逼出了高貴鄉公（曹髦）進攻相府被刺死的事變（景元元年，260）。\\n\\n山濤在這些驚心的歲月裡，過了退隱的一段，隻有若乾年似乎不關輕重的經曆（郎中，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趙國相）。要到景元二年（261，濤五十七歲），即高貴鄉公事變後一年，他才就任吏部郎（年份據《魏誌·王粲傳》注引《山濤行狀》），這是吏部尚書之下實際掌管銓選的關鍵位置。濤在晚年自己主管晉朝的吏部，曾形容這吏部郎是與選用事務“日夜相接”的要員（《北堂書鈔》六十引山濤《啟事》）。但他自己在這個職位隻有很短的經驗，到景元四年（263）就被轉調作大將軍（司馬昭）的從事中郎（注九）。可見的舊史傳全冇有寫出什麼因素引出了那次吏部郎的任命：是司馬氏的勝利迫成了山濤的就範和升進，還是連串的鬥爭之後不同的政治力量還要尋求新的平衡？也冇有文字說明山濤在這個職位的時間的短暫：這隻關涉個人的浮沉，還是牽連著政局的大勢？在山濤就吏部郎前幾年裡吏部的主官和郎中的人選冇有可察的明白記載（注一〇），也許正足顯示當時冇有有重望的人物在職。但用山濤為吏部郎的任命，以及濤的接受這任命，卻實在都不是簡單的事情。照有名的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看來，那次任命實在經過很長的醞釀。康在那信裡說出他寫信的時間是才聽到了山濤新任命的訊息，據信裡提到的康的男孩（紹）的年齡計算，是在景元元年（260）（注一一）。那信裡又明明提到康自己“前年從河東還”聽說濤曾提過以康“自代”。那個”前年”算來是甘露三年（258）。初有濤為吏部郎的擬議或者更要早些，至晚也在康“從河東還”的同年（注一二）。可見從初有以濤為吏部郎的擬議到任命的釋出至少有二三年的時間。山濤就這吏部郎職位又不在任命釋出的當時，而在景元二年（261），也就是嵇康聽了那任命的訊息並寫了那封絕交書的明年。因此從初有那任命的擬議到山濤的就任至少經過四個年頭（258—261）。這就更可見得那次吏部郎的選擇總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一件有重大理由而又很費周折的事。任命這樣遲遲決定和釋出的原因裡總有山濤的重大考慮和猶疑。\\n\\n山濤在初有那次任命的擬議時的一個行動，就是提出以嵇康“自代”，最可以表明濤自己在當時的嚴肅立場。康在當時本來正為了謝絕司馬氏一次征召的意思而托詞在河東避過一段時間（注一三），而在從那遠方回到京城或他的寓土山陽時（注一四）聽到了山濤的那個提議。一個“淳深淵默”的山濤，用嵇康絕交書的話來說是“傍通多可而少怪”的山濤，卻要提議讓一個鋒芒最露的嵇康，而且是素為神交，又是已經表明不受征召的嵇康，替自己接受這操縱銓選的關鍵位置，那就大概不會是要借一個美好的官缺酬答一個朋友，也不會是認為隻有這個朋友的才識恰好配這個職位。而大概是為了表明他自己在麵對著一個重要的邀請時冇有離開自己的一群，表明他自己還深信這個朋友是一個廣闊的方麵最有眾望的人物，表明他自己認為這吏部郎的任命如果意味著一種政治的讓步，則接受這任命的還應當是這個朋友。吏部郎的任命，加上山濤的提議以嵇康自代，大概可以推想是兩個政治力量之間的一種協商。山濤用行動使人明白，冇有個人的就範或交易。\\n\\n嵇康對山濤那次舉薦的表示並冇有立時的反應。那件著名的絕交書雖然有一個謝絕推引的題目，卻並不是在山濤有那次推薦表示時寫的，而是在濤有那次表示之後二三年，並且是在濤的任命已經公佈之後寫的（前麵已經提過）。嵇康在信裡還明白說到濤提議舉他自代的事已經過去了（注一五）。那信也絕不是兩個朋友為了什麼薦舉的事而分裂的憑證，而是嵇康假借了一個冇有實在意義的謝絕推引的題目（注一六）針對眼前時勢而發的一份反抗的宣言。信裡所說的種種很不中聽的不堪任官的理由，顯然隻是為了托出“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這一句最激烈的譏刺。康在濤提議以他自代之前為著謝絕司馬氏的一次征召不過是托詞遠避，他在絕交書裡的激烈表現則大大不同於往日托詞的意態。因為他這時所麵對的已不是一次征召，也不是一個朋友薦舉的提議，而是一個新的政治情勢，是司馬懿誅曹爽以後十年來終於出現的最嚴重的情勢。前麵提過，嵇康寫絕交書是在景元元年。高貴鄉公在司馬氏的相府前被刺死就在這年的五月。山濤就吏部郎任是在景元二年，康寫信給濤在聽說濤的任命之後，在濤就任之前，大可推測是在元年的後半，應當是緊接著高貴鄉公那次的事變。因此他那信裡所說的“每非湯、武”和“在人間不止此事”已不是泛泛譏刺司馬氏篡奪的長期趨向，而是直指著已迫近的禪代和新發生的魏主的死難。嵇康在那信裡又不止吐露了他自己一個人的聲音；他所表示的可以說是他的幾個親密的朋友和以外許多人當時不能表示的心情。司馬昭害嵇康（四十歲，景元三年， 262）（注一七）隻借了一種非政治的理由（注一八），而三千個大學生在康下獄後請求任命他為博士，有些豪傑還要追隨入獄，已構成一個明顯的政治抗議（注一九）。這雖然隻是一個一現的運動，也足以標出司馬氏專政之下直到這時還有廣大的潛存的反對力量。晉受魏禪是嵇康死後三年的事（鹹熙二年末，已是公元 266年初）。可見司馬氏在走向禪代的前夕之時不能不容忍著這樣的反對力量。\\n\\n山濤就任吏部郎正在高貴鄉公死難與嵇康受害這兩個禍變之間。史傳冇有寫出他是抱著怎樣的意態就這個職位，讀史的人也許可以想象他不得不忍耐著痛苦的情勢，正彷彿司馬氏政權不能不包容著反對的力量。但這絕不是達到了真正的妥協。濤的就職距離任命的最初擬議有四個年頭之久，而不出二年多他又離開吏部轉就大將軍從事中郎，那是景元四年（263），已經更接近了禪代。如果原來以濤為吏部郎的任命可以說是意味著求一個政治的平衡，他的早早離任也許正可以表示他的在這個銓選職位在當時急趨向於皇權大變動的局勢之下已冇有什麼實質的重要。\\n\\n這又絕不是山濤的重要的消逝，而正是他將要顯出更大得多的重要的轉機。因為入晉以後的曆史將要表明禪代並不是政爭的結束，魏末相對抗的兩個勢力在晉武帝一朝還要演出新的不斷的爭衡，而且正在臨近禪代的變動緊湊的兩年裡便要看得見那些新的爭衡的起步。山濤則正要在那些爭衡起步時，在新朝的爭衡裡，顯出一個有決定性影響力的先進者的地位，一個名士陣線的長老和組織者的地位。嵇康臨誅對他的兒子說，“巨源在，汝不孤矣”（濤本傳）。這句話應當不僅說的是遺孤的有托，還表示康對山濤的政治上的信賴。\\n\\n晉室受禪以後的朝廷不再有司馬氏父子那樣一手控製全域性的人物。但泰始（265—274）初幾年裡就有兩個對立的勢力要擁出各自的領袖。一方麵的人物是賈充，是司馬氏一個真正的心腹份子，是景元元年事變中下令刺死高貴鄉公的人。賈家本是儒學的舊族，充的標榜孝道正是追隨著王祥、何曾等禮教大家的門風。另一方麵的人物是羊祜，他的立場最值得精微的分析。舊史特寫出祜在禪代之際對晉室有“佐命之勳”（祜本傳），然而他在早年確與曹氏有一段不平常的關係。泰山羊氏本是九世二千石的名門，祜自己也是拘謹守禮，然而他所愛接近的卻是低微的份子，放達的名士。賈充與羊祜在泰始初幾年裡的競爭大權是晉中朝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政爭。以後十幾年裡迭起的政爭都隻是這次政爭的延續，而且，在回顧中看來，這次政爭的結果也許幾乎決定了後來那些政爭的最終結果。\\n\\n然而這樣一次有決定性重要的爭衡在舊史裡卻幾乎完全被掩蓋住了。這就使以後十幾年裡不斷的政爭的麵貌和真正性質也都模糊了。隻有《晉書·山濤傳》敘濤在泰始四年（268）因為得罪一個“權臣”而被排到冀州一節包含著這次爭衡的一點訊息，卻是真正重要的訊息，但也是被隱秘起來的，要有重重探測估量纔可以確實得到的訊息：山濤大概參與了泰始初兩、三年裡一次賈充與羊祜的爭衡，而且是一個比爭衡兩方的主角都還更重些的人物，是一個不憑政府中的地位而能夠企圖左右政治大局的人，是一個名士陣線的長老，是站在羊祜背後支援他競爭大權的人。\\n\\n羊祜比山濤晚生十六年（黃初二年，221）（注二〇）。這兩個人都不是單純的人格，而祜似乎更是一個包括一切的人格。論家世和稟賦，他與山濤有些相近的地方，卻也有很大的差彆；論政治的憑藉和趨向，他們有些不同的地方，卻又有基本的一致。祜的人格似乎包括了一切難於兼備，甚至於互相矛盾的因素，而這些因素似乎樣樣要歸結到一件事情，樣樣要歸結到他是一個一出來就顯得十分重要的人物，一個當然有資格在晉朝競爭政治大權的人物，也是一個當然要得名士陣線擁護的領袖人物。隻是山濤終可以說是一個比羊祜更重要些的人物，因為在祜成為那樣重要的角色的時候他正是祜的主要支援者。\\n\\n祜和濤都與司馬氏有姻戚的關係，不過祜更是近親。司馬懿的妻張氏是濤的從祖姑的女兒；祜則是司馬師妻的同母弟。兩個人自己的家族地位更有差彆。山家被司馬懿明白叫做“小族”，羊氏則到祜時是九世二千石的名門。山家的人在濤少年時說他將來應當與師和昭“共綱紀天下”，司馬懿雖是戲言卻直說以山家的地位怎能出這樣的“快人”。祜的本傳則記著他大概十二歲時就有一個神秘的父老預言他在六十歲前要“建大功於天下”。這儘管也許是後來的附會，史官卻似乎覺得正合他的生來的身份。祜在政治上進取的途徑也不是濤所能比。濤是四十歲以後才循著從州郡屬佐起上升的路開始前進，到了五十幾歲才得吏部郎的任命。他是在入晉以後，很經過波折，到了六十八歲，才得吏部尚書的任命，就任那年整七十歲（泰始十年，274）。祜則在青年時不受地方的征辟。他到了三十五歲，不憑經曆而被征作機要的宮中侍從（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到了禪代之際（鹹熙二年末，改元泰始，已入266），他才四十五歲，已經是禁兵統帥（中領軍——中軍將軍）。再過兩年多，才四十八歲，他已經是尚書左仆射（泰始四年，268）（注二一），到了他接近最高的行政權力的時候。\\n\\n祜和濤的稟賦很有相近的地方。濤的近八十歲的生涯贏得一個“淳深淵默”的題讚，祜的傳略也可以使人看出他的深沉。濤在晉朝主管吏部，據說每有官缺他總是先“密啟”幾人，然後公開奏舉（《書鈔》六十引王隱《晉書》）。祜半生參與晉朝樞要政事，據說他的建議“皆焚其草”，他的推薦人物也都不使人知，因此被稱為“慎密太過”（祜本傳）。但這兩個人的資性還是大有不同。濤隻被認為“識度過人”，似乎全冇有表麵上可見的才氣。祜則似乎具備了一切先天的優越，正配他清華的家世。他大概十二歲的相貌已引起人對他的大期望，夠作一個誇耀的題目。長成以後，他既博學能文，又有修偉的軀乾（七尺三寸，不及嵇康的七尺八寸）（注二二），美觀的鬚眉，而且善於談論。看後來的事業，他更是文武兼長。他能統率宿衛的重兵，能總領防吳的武力，能計劃並且預備親自指揮（隻是冇有如願）一個吞滅敵國的事業，而他又常是那樣雍容文雅，所以成了曆史上的儒將典型。他在襄陽營中“輕裘緩帶”“畋漁廢政”的傳說，他的功成“角巾歸故裡”的誌願，他在平吳計劃被擱置後登臨峴山在酒會中的詩人般的詠歎，他對敵國人民和將領所表示的德信，他死後襄陽人民為他悲泣，為他立碑的故事——這一切儘管也許經過文學的點染，總幫助表現出一個似乎全德的人才。\\n\\n如果隻看山濤與羊祜在政治上升進的緩速，則濤對司馬氏的關係顯然比祜疏遠，而祜應當是晉室更可靠的親信。但實際上祜和濤在司馬氏與曹氏的對抗過程裡卻竟有幾乎完全相同的立場，甚至於祜的偏向曹氏比濤還要更明顯些。祜在青年時因為天資才學受本郡守將夏侯威的激賞而娶威兄霸的女兒，霸是淵的長子。曹操的父親嵩本是出於夏侯氏；淵是操的族兄，並且是曹氏的功臣。祜在青年時不受地方的征辟，已可見他的身份不輕，他的出處很持重。祜本傳載他與王沈同時被曹爽征召，沈勸他就征，他答說，“委質事人，複何容易？”後來曹爽敗滅，沈以爽的故吏被免職，還佩服祜的遠見。祜與沈在被爽征召時的商議正彷佛山濤與石鑒在司馬懿初托病時的夜談。王沈與石鑒同樣對時局似乎不經意，倒可見他們在當前兩姓的爭鬥中大概與任一邊都冇有重要的牽連。王沈後來在高貴鄉公攻擊相府前竟是向司馬氏預報訊息的人（注二三）。羊祜不受曹爽的征召，則又彷佛山濤在司馬懿托病時的急退。祜也像濤一樣在政局中必不是冇有偏向，因此要格外警覺。但是祜又有濤所冇有的刺人眼目的行動。曹爽被誅時夏侯霸正在征西軍中，於是投蜀，受了鄭重的接納。這是魏、蜀關係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魏朝內政上的一件大事。霸在國內的姻戚都與他的家族斷絕，隻有祜還維持並且加厚對他們的親情。祜本傳說他在夏侯霸事件剛過後連遭母、兄喪事，乃至“毀慕寢頓十餘年”，並且形容他在這段時間裡“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這也彷佛山濤在曹爽敗滅後的“隱身不交世務”，隻是祜的行動更觸目得多。祜的待善夏侯氏應當不隻表示他對嶽家的人情或道德的風格，還表示他在時局中的獨立。喪製和哀思，無論在當時或在為他立傳的人的筆下，可以說都正好掩飾他在政治上的挫折退避。\\n\\n祜的“寢頓”實際上不到十年。司馬昭在正元元年（255，高貴鄉公在位第二年）二月為大將軍，開始執政。祜本傳說“文帝為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征拜中書侍郎。”祜的就征若在昭執政的第一年，距夏侯霸事件（嘉平元年，249）不過七年。伹這約七年的時間正當祜二十九歲到三十五歲，是人生最盛的時期。以祜的門第，以他與司馬氏密切的姻戚關係，以他本人出眾的才品，他卻要把一段最好的年華在退息隱避中消度。這也許正足表示他在當時的局勢裡不是一個冇有份量的人物。他在兩姓對抗中總不是冇有明白的偏向；他對於那些年裡正在強化的司馬氏的地位總是持了不輕易承認的態度。\\n\\n祜的親曹傾向是使他在政治上有一段長期退避的因素，然而也是使他在禪代之際和入晉後成為一個重要人物的因素。禪代雖然終於不能避免，而一個親曹氏的政治力量，無論在禪代的前夕，在晉朝的初年，甚至在入晉後將十年，都還顯然存在著。晉武帝一朝的兩個對立勢力的一方正是這個親曹的力量。他們雖然冇有恢複舊朝的企圖，卻在司馬氏皇權之下有不懈的競奪政治大權的意誌。羊祜就在這樣的兩個力量的對立中興起。但他絕不是憑著任何居間的地位得勢；他所靠的竟是那些在晉朝還不忘魏室的份子的支援。\\n\\n晉朝政府裡的親曹力量並不完全掩飾他們的麵貌。武帝一朝的不斷的政爭中聽得見對於司馬氏謀篡的陳跡的公開追訴。《晉書·裴楷傳》載著武帝問，“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當時在宿衛（屯騎校尉、右軍將軍）（注二四），答說，陛下“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這大約在武帝受禪後六年，即泰始七年（271）（注二四），楷的對答是這年裡一次排賈充到中央之外的活動的一部分。楷雖然冇有說出什麼是他所指的充的罪惡，但充正是篡奪過程裡最凶險的一步行動的顯著象征，楷的所指總也不在彆的事實。這樣的言論在晉的朝廷裡不但被容納，而且收了效果。賈充在當時是車騎將軍、侍中，守尚書令。武帝聽了任愷（侍中）、庾純（中書今、河南尹）的建議，任命充為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保持著車騎和侍中的榮銜而奪去了在中央的政治實權。這是泰始七年七月的事（年月據《武帝紀》）。不但是任命已下，而且百官的餞彆已經舉行。隻是到了十一月將臨出發的時候，因為荀勖、馮紞設計使充的女兒結婚太子，充才得被留在原職，一次排除他的計劃才被打破。\\n\\n然而不久還要發生一次強烈的反對情緒的爆炸。賈充在泰始八年七月又得了司空的尊號（年月據武帝紀）。大概就在這以後不久（注二五），在他的一次邀宴朝士的集會上，庾純拒絕他的勸酒引起互相譏諷，竟變成彼此不留餘地的衝突。充也許冇有料到後果而責備純“父老不歸供養”；純則顯然不惜決裂，乘機揭開裴楷冇有明白說出的政治題目。他直呼賈充的名字說，“天下凶凶，由爾一人！”充反問“何罪？”至於如此，純竟叫出“高貴鄉公何在？”（純本傳）。宴會立時被驚散，純靠兩個同情者羊琇、王濟的救護才免於被充左右扣留（注二六）。\\n\\n庾純的一叫引出一場公開的政潮，更顯出兩個對立勢力的相持。賈充以司空、車騎，尚書令的崇高權勢不得不用解職作抗議；庾純則自己繳出印綬，於是以醉酒犯上的罪名被免去河南尹與關內侯。接著在詔令之下還有一場許多人用奏議參加的辯論，但迴避著政治的忌諱，隻檢討純的父老不歸和醉酒失常。一個完全替純辯護而反對免官的意見雖然不能被采納，總結辯論的詔書卻承認純在孝道和禮節這兩方麵都不算有過，免官隻是為“將來之戒”，還說“疑[當時]賈公亦醉” （純本傳）。有純那樣公開的犯忌，還有這樣迂遠的辯論和這樣寬容的詔書，可見在司馬氏皇權之下偏向舊朝的勢力還有何等份量。又過了幾年，已經是武帝在位第十年，即鹹寧三年（277），純又被任為國子祭酒（注二七），更可見他還得博士及大學生的眾望。這件事令讀史的人想到魏末嵇康入獄時大學生三千人的請願。\\n\\n作為司馬氏篡奪行動的代罪者而被仇疾的人也不隻一個賈充。比充勳望更高的何曾在晉室是第一功臣；誅曹爽前他隨著司馬懿托病，廢齊王芳有他預謀，司馬炎襲晉王他作晉國的丞相，禪代之際他領銜勸進，入晉朝後他位至上公（太保、太傅）。曾死在鹹寧四年（八十歲，278，武帝在位第十四年），博士秦秀議應當諡為“繆醜”；策命諡為“孝”（曾本傳）。而賈充身後也有完全相同的遭遇。充死在太康三年（六十六歲，282，武帝在位第十八年），又是秦秀議應當諡為 “荒”：後來另一個博士順承帝旨議諡為“武”（充本傳）。秀論這兩個人雖然隻說他們的私行（注二八），但何、賈的事業與晉室的興起有那樣不可分的關係，他們在晉朝有那樣的權勢、地位，秀為他們前後擬的惡諡就不能不說足以表示一種總不隻是一個人的對禪代的不滿與憾恨。秀能夠兩次強烈發泄這樣強烈的情緒，他的背後必有一個很大的力量。\\n\\n在司馬氏皇權之下這樣明白的偏袒魏朝的傾向又牽連著受壓抑的家族和放達的風尚。如果羊祜親曹氏的傾向是他在晉朝得到一個廣大方麵的支援的一個因素，他的接近低微和放達份子也是他後半生在政治上顯得十分重要的一個因素。祜雖然是名教中的賢人，有幼年喪父“孝思過禮”的美德（本傳），卻也留下解釋老子的著作（注二九），可見得他還是有崇尚自然的思想。他本人儘管是深沉縝密，他所愛好提攜的人物卻有顯明特異的色彩。《晉書·郭奕傳》載著奕作野王縣令時祜到界會邀見，奕因為送祜出界幾百裡而被免官，大概是祜盛年時代的事（注三十）。這個郭奕恰好也得山濤賞識，被濤稱作“高簡有雅量”（《禦覽》二二九引山濤《啟事》）。郭家是“累世舊族”（《世說·賞譽篇》引晉諸公讚），但奕在晉朝雍州刺史任上因為拔用一個“門寒”受排斥的亭長李含而被認為“知人”（奕本傳）。奕自己或者不能算狂放，然而“少所稱先”，卻獨為阮籍“心醉”（《晉書·阮籍傳》附鹹傳），鹹正是追隨著叔父籍的“任達不拘”而遭禮法之士譏嘲的著名份子（鹹傳；《世說·賞譽篇》引《名士傳》）。山濤在晉朝主管吏部，為了引用鹹任吏部郎而與賈充有一場堅持的衝突，隻是終於冇有成功。（這是下文的一個題目。）從郭奕對羊祜的親密忘形到他對阮籍的“心醉”。足夠透露祜與奕和阮籍、山濤一輩的愛好的相同。\\n\\n祜在晚年策劃平吳，最靠兩個人幫助。一個是在中樞參與謀議的張華，這就是憑一篇《鷦鷯賦》被阮籍歎為“王佐之才”而有了聲名的人（華本傳）。他那篇文字本是借一個“育翩翩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的微寓比喻他自己樸素的身世，傾吐他不凡的意氣。他所歌詠的“飛不飄揚，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 儘管是淡泊靜守的哲學，但他所禮讚的“匪陋荊棘，匪榮苣蘭”，“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還是表達著堅強不屈的情誌。這又當然不隻寄托著一個人的懷抱，而正發抒了一個廣大方麵的心聲，所以一篇短賦便得到阮籍重大的賞識。華的父親（平）是漁陽郡守，但華少年孤貧，曾過牧羊的生活，所以他後來最能鼓勵窮賤的人才。他雖是修謹有禮，伹當然是阮籍那樣放達的名士的朋友和追隨者。另一個幫助羊祜的人是與張華同時讚助滅吳計劃，在祜死前被薦舉接替南方軍事的杜預。這又是一個有受壓抑的身世的俊傑。預的父親恕因為得罪司馬懿而被免作“庶人”（《魏誌·杜畿傳》附恕傳）。預自己少年微賤，所以豪放不受拘束；在送他出發到荊州去的集會上，稱為“名氏雄俊”的楊濟竟覺得“不堪”而離席（《世說·方正篇》）。讀史的人便不難推測祜和華、預的關係絕不隻是二三個人間的投合，而代表著祜與一群自由色彩的名士們的盟誼。\\n\\n羊祜、山濤這兩個人的家世和稟賦的重要差彆，加上他們政治憑藉和趨向的基本一致，便使祜顯得是一個比濤更複雜些的人格，一個似乎是包括一切的人格。祜不隻是比濤對司馬氏姻戚更近，他的清華的門第更不是濤的“小族”可此。祜與濤同樣有深沉的性格，而祜的似乎全德的天資又不是濤的僅以“識度”過人所能及。在曹氏與司馬氏的對抗中，祜與濤都有親曹的傾向，隻是祜更有十分觸目的表示；他們在入晉以後當然同樣有那些不忘魏室的份子的支援。祜的門第雖高，他卻正是濤所代表的非世族份子的盟友。他自己以“孝思過禮”，“恂恂若儒者”知名，卻和拘謹的山濤一樣又愛好目然放達的傾向。因此他可以說是一個包括了種種難得兼備的，甚至於似乎互相矛盾的因素的人格。而這一切便似乎樣樣要引到一件事情，引到羊祜在政治上一出來就顯得十分重要而成為在晉朝有資格競爭政府大權的人物——但他絕不是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間憑著任何居間地位得勢。在司馬氏皇權之下，他是那個偏袒舊朝，反對閥閱，標榜自然的名士陣線所要擁護的領袖。\\n\\n隻是山濤終可以說是一個比祜更重要的人物。因為在祜成為那樣重要的角色時正是濤站在他的背後，而且，到了爭衡的一個有決定性的時機，正是濤站在一個有決定性影響的地位，雖然是落在挫敗的一方。但這點訊息還要經重重探測才能估定。\\n\\n司馬昭在鹹熙元年（264）正月西征在蜀叛變的鄧艾，隻到了長安。因為艾和接著他叛變的鐘會失敗得迅速，昭當月內便回到洛陽，隨著在三月便以相國晉公進爵為晉王。第二年五月炎立為晉王太子（二十歲），八月昭病死（五十五歲）。炎的受禪就在這年十二月（改元泰始，入266）。\\n\\n《晉書·羊祜傳》敘鐘會在蜀被誅之後祜拜相國從事中郎，應當是鹹熙元年正月司馬昭回洛以後的事。這篇傳接著寫祜“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隨後就是武帝受禪，祜“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軍”。這段記錄已可表示羊祜在禪代之際似乎一步成為一個顯明的重要角色，但其中還有幾個疑點要追究清楚，才能更多估量祜這一步前進的意義。《晉書·文帝紀》載司馬昭在鹹熙元年五月奉魏帝命建天子旌旗之後，晉國已置禦史大夫至中領軍等官。羊祜自相國從事中郎升任的是晉國的還是魏朝的中領軍？祜遷任這中領軍在鹹熙元、二年裡哪一段時間？是什麼情勢使祜自相國的謀議之職一步進到“悉統宿衛”， “執兵之要”的地位？中軍將軍更是禪代告成後特設的新職（注三一），一個崇高的統宿衛的名號。祜又為什麼得這崇號？\\n\\n讀史的人雖然容易誤認羊祜自相國從事中郎遷任的是魏朝的中領軍（注三二），《晉書·司馬望傳》（孚傳附）卻清楚地載著望（懿侄）自魏末到晉初多年是兼中領軍不動，可見祜在禪代之前遷任的絕不是魏朝的，而是晉國的宿衛統頒。祜本傳冇有記明他“遷中領軍”的確切時間，但王隱《晉書》的殘文在祜“遷中領軍……事兼內外”下還有“祜以大事既定，辭不複入”二句（《書鈔》六十四引），已可使人推測晉國的中領軍的任命是十分臨近著禪代發動之時的一步安排，是應付那個禪代”大事”的一個必要手段。\\n\\n《晉書·武帝紀》載著鹹熙二年九月（司馬昭死後一個月，禪代前三個月）晉國才任命了丞相（何曾）、禦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充），而冇有提到中領軍；又載著十一月（禪代前一個月）“初置中護軍以統城外諸軍”（注三三），也冇有載出這中護軍的任命。這都不是當日史官或後世修晉書的人的遺漏，而正足以指示晉國的中領、中護這兩個關鍵武職的任命都還要等待到一個最後的時機。魏末統率禁兵的是先以衛將軍，後以驃騎將軍、司徒兼中領軍的司馬望；統率京都 “城外諸軍”的是中護軍賈充，在禪代前三個月還加了晉國衛將軍的頭銜。因此晉國的中領軍、中護軍的實際任命就將是宣佈接管隻在名義上還屬於魏朝的京城內外全部武裝力量，那也就應該是到了禪代已經發動的時候。舊史雖冇有寫明，賈充統率城外諸軍的權力在禪代之際總是保持不動（注三四）。他以晉國衛將軍兼魏朝中護軍在禪代發動時如果變成兼晉國中護軍，那隻是名義的轉移。羊祜的遷任晉的中領軍則是一件更重大的事。因為晉國當然早有自己的宿衛（注三五），晉的中領軍便要統率晉的宿衛，更去接管魏的宿衛。《羊祜傳》寫祜“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便不是寫一個魏朝中領軍的份內職掌，而是寫祜在禪代發動時自受命為晉國中領軍起的一整串重大而迅速的行動：就了中領軍職，一手統率晉國與魏朝的宿衛，走入宮廷去執行職務，掌握了京城內全部兵力的指揮權力，控製著宮廷內外兩邊的局勢。王隱《晉書》的“大事既畢，辭不複入”兩句寫的便是祜的一整序列動在禪代大功告成之後的一個收束，雖然他並不能真得到退休。\\n\\n禪代的告成又必然引出羊祜的軍銜的進級。這不單是對祜的“佐命”功勳的酬報，也是宿衛統屬的新情勢的要求。司馬望在魏末和晉初（拜太尉）一直保持著兼中領軍的地位，可見魏朝的宿衛在禪代之際冇有脫出晉室這位近屬的掌握。羊祜以晉的中領軍“悉統宿衛”，在禪代大事進行中便暫時成瞭望的主將。因此晉武帝的新的朝廷便要設置“中軍將軍”這一個新的職官，一個高過中領軍的禁兵統帥。這才能夠一麵使望保持以兼中領軍控製魏朝舊宿衛的權力，一麵使祜有總統宿衛的崇高地位。\\n\\n從祜的遷任晉國中領軍到他就新朝的中軍將軍，可以斷定是從禪代發動到告成之初的短暫時間裡包含著許多重大行動的一段發展。這段發展足以顯示羊祜在禪代之際一步成為一個顯明的重要人物。他雖然不必是能實際操縱晉國與魏朝兩部分宿衛武裝，但他與統率城外諸軍的賈充已可算有對等的聲勢。中軍將軍的崇號更隻是為他而設，所以在僅僅兩年略過之後，到泰始四年（268）二月，他從中軍進到政治中樞（尚書左仆射），這個總統宿衛的軍職就已撤消（注三六）。這也更加托出羊祜在禪代過程裡的特彆地位。他在遷任晉國中領軍之前的約兩年裡隻是相國從事中郎，他的本傳說他在那個職位是“與荀勖共掌機密”。但他在禪代之際一步成為這樣顯明的重要人物，便可見他本身在政治上具有不是僅僅那個“掌機密”的職位所能表示的份量。讀史的人可以想象他在當時洛陽的一般人心裡，在宮廷內外的軍心裡，一定有他的不平常的影響力，被認為必須借重來幫助皇權轉移的完成，他才被要求在那重大的關頭擔當一個非常的任務。\\n\\n然而，僅看史傳上羊祜在禪代之際的地位和行動，以及他在禪代後的升進，還不能估定他那樣的影響力的根源和他的政治方向：他的影響力是單單他個人的，還是正顯出他是魏末相對抗的政治勢力的一方的代表人物？他是純然順應著皇權轉移的大勢，還是幫助兩個對抗的勢力尋求妥協平衡？他是在政治的對抗中憑著居間的地位得勢，還是代表著一個方麵在求妥協平衡中更作新的進取？山濤在禪代之際冇有羊祜那樣顯然煊赫的聲勢，但是他在接近禪代的約兩年裡，在禪代告成之初，也曾擔當不止一件非常的任務，反覆顯出他具有在皇權轉移中必須借重的政治影響力。如果他的政治方向也是僅看禪代之際還不能估定，他在當時的被借重卻巳特彆透露了他與將要消逝的魏皇室的不平常的關係。\\n\\n司馬昭西征叛變的鄧艾，帶著魏天子同去，山濤以大將軍從事中郎受委任暫作軍司馬，領五百親兵鎮鄴，因為那是曹氏王公所在。《晉書·文帝紀》和《山濤傳》都記載著濤鎮鄴這件事，濤傳還寫著昭在出發前對他的叮囑，“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然而曹氏王公早在魏朝盛時已受了壓抑宗枝政策的折磨（注三七），自司馬懿死前被一律安置在鄴城以來更是像囚人一樣冇有力量（注三八），所以司馬昭這時雖然要作小心的佈置，山濤的五百親兵並不像有嚴重的軍事鎮壓的態勢。濤的被借重應該不足表示他的威棱，反倒似乎可以顯示他與魏室的親睦。司馬昭帶魏天子西行，當然不是怕這軟弱的君主留在京中會自己發難（像高貴鄉公那樣），而應該是怕洛陽的反對勢力若有可乘的危機時刻要利用皇室行動。他委任山濤鎮鄴，也不會是怕在鄴的那些冇有力量的人起事，而應該是怕洛陽有人果然企圖不利司馬氏，又當魏天子不在，便要從鄴城皇裔中找一個可以擁戴的角色。因此他對山濤的特彆委任便不是要靠那五百親兵的武裝力量，而大概是靠濤在洛陽和鄴兩麵的政治影響力，靠他對魏室的親睦，阻斷那些曹氏王公被洛陽利用的機會，消除洛陽可能有的野心形成的一個必需條件。司馬昭離洛陽時總放下可靠的留守武力（注三九），但是他還要有了山濤鎮鄴這一步安排纔算有萬全的部署。所以他對濤說的“後事深以委卿”便有切當的用意，彷佛說整個後方的安危正繫於濤赴鄴的使命。\\n\\n司馬昭從順利迅速的行役回來，隨著由晉公進爵為王。當年十月，炎立為世子。第二年五月，世子進為太子。《山濤傳》載著昭曾“以濤為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又敘出一個理由是昭為了立長子炎或立次子攸（繼伯父師）曾有所猶疑，在問過裴秀的意見之後又問了山濤才確定“太子位”。隻是《武帝紀》所載的繼承決定的事更準確：昭的猶疑是在定世子位時，即是鹹熙元年的事，而立炎的確定是靠何曾等的“力爭”。濤本傳所載的濤受了谘詢，而且他的讚成立長也有幫助決定的作用，還應該是可信，但是他與何曾站的地位不同也可以看得分明。何曾與司馬氏有不可分的運命，曾在魏末又是重臣（司徒），他幫助司馬昭立自己的直係繼承者既是當然，他的“力爭”與他的地位也相稱。山濤雖與晉室有親，但是他得司馬氏的任用很遲。為了晉世子的事在濤之前受谘詢的裴秀是尚書仆射，而濤不過是相國長史（由從事中郎遷）。然而這就格外顯出濤是一個具有不尋常的政治影響力的人物。司馬昭命炎拜濤，說他是“鄉閭宿望”，也就令人想到是含了更深的用意。昭一定不僅是看重那一層鄉閭的關係，也不僅是要表示感謝濤幫助了繼承的決定，而是看重並且要表示感謝濤，作為一個有大影響力的人物，對晉國地位的尊重與對將要到來的禪代的承認。\\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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