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徑長明 第15章

田壩鄉的工作比石槽溝更雜。

黨政辦一共三個人——主任老梁、楊秀瓊和他。老梁負責“把關”——也就是坐在那裡看檔案、喝茶、偶然接一下縣裡打來的電話，“嗯嗯”幾句就掛了。楊秀瓊負責打字、接電話和收發傳真。陸沉負責剩下的所有——寫材料、報數據、接訪群眾、下村走訪、替領導寫會議發言稿、給縣裡各部門報各種報表和數據、幫其他站所起草報告和總結。

老梁使喚他的方式很講究——從來不用命令句，隻用陳述句。“小陸，明天縣裡要那個表，你弄一下。”“小陸，書記說這份材料要重寫，你辛苦一下。”“小陸，紅石溝有個上訪的老百姓，你接待一下。”語氣永遠是平的，像在陳述一個客觀事實——水往低處流，太陽從東邊出來，活兒都是陸沉的。

陸沉不抱怨。在部隊習慣了——新兵蛋子多乾活，天經地義。當文書的時候，連隊的材料都是他一個人包攬——訓練計劃、總結報告、思想彙報、黑板報。現在無非是把槍換成了筆，把靶場換成了田壩鄉的辦公室。

而且他也需要通過這些工作摸清田壩鄉的底細。材料是死的，但數據是活的。一份年終總結裡有多少水分、一份報表裡有多少造假的痕跡——他在石槽溝已經練出了一套“材料辨偽”的本事。寫材料的同時也是在讀材料，讀材料的同時也是在摸底。

到田壩的第二個週末，老梁把一遝往年的材料扔到他桌上。那些材料用一個牛皮紙檔案袋裝著，袋口冇封，幾張紙從裡麵滑出來掉在桌上。“小陸——年終總結要報縣裡了，你參照往年的寫。鄉裡幾個重點項目——沙場、養殖合作社、去年修的那條路——數據都在往年的材料裡，你參考著用。”

陸沉翻看那些材料。田壩鄉有一個沙場在西北邊的紅石溝——材料上說這個沙場是二零一五年由鄉政府“招商引資”引進的，“每年為鄉裡貢獻稅收費若乾萬元、解決二十餘人就業”。寫得漂亮極了——“因地製宜，盤活資源，實現村集體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完全是一篇官樣文章的範文。

但他來田壩快兩週了，從冇聽任何人主動提起過這個沙場。冇人說“沙場給鄉裡捐了錢”，也冇人說“沙場解決了好多人就業”。好像它既存在又不存在——存在於往年的材料裡，不存在於田壩人的日常對話中。

他找了個時機問楊秀瓊。

“楊姐——鄉裡那個紅石溝沙場，你知道多少？”

楊秀瓊正在電腦前打一份通知，手指在鍵盤上劈裡啪啦地敲。聽到他的問題，手指停了一下。她抬起頭看了看門口——確認走廊裡冇人——然後轉過身來壓低了聲音。

“沙場？你說的是趙大彪那個吧？”

“趙大彪是誰？”

“沙場的老闆。大家都叫他彪哥。”她的表情忽然變得不太自然，眼神往旁邊飄了一下——無意識地掃了一眼牆壁，好像在確認牆不會說話，“小陸，我跟你說——這個事你最好彆多問。我剛來的時候也問過一次，被梁主任說了一句小楊你不要多事。我後來就再也冇問過。”

“為什麼不能問？”

“因為我也不知道什麼。”她又往門口瞟了一眼，“我來田壩兩年了，冇見過沙場的一本賬。每年的材料都是趙大彪那邊直接把數據報過來——有時候是一個電話，有時候是一條微信——梁主任根據他報的數直接填表。鄉裡不稽覈。”

“鄉裡不稽覈？”

“稽覈？”楊秀瓊笑了——是那種很無奈的笑，嘴角往下一撇，眼睛裡的光暗了一下，“梁主任自己說的——人家趙老闆跟縣裡關係硬，鄉裡管不了。有一回我跟梁主任說——沙場的數據要不要讓分管副鄉長簽個字？梁主任看著我，慢慢把老花鏡摘下來，說——小楊，田壩這地方能運轉下去靠的是默契，不是靠程式。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都來了兩年了還是不明白，但我也不敢再問了。”

陸沉冇有再追問楊秀瓊。他把過去三年的沙場材料攤在桌上——二零一五、二零一六、二零一七——一份一份地並排比對。每年數據都對得上：產量、產值、稅費、用工——每一項都工工整整地填在相應的格子裡，甚至連小數點後兩位都是一樣的。但問題恰恰就在這裡——太整齊了。真正的生產經營數據一定會隨著市場行情、天氣條件、設備狀況等因素出現自然波動，不可能連續三年每個數字的格式都一模一樣。

更蹊蹺的是一個錯彆字。

“挖掘機”——在連續三年的材料裡都寫成了“挖倔機”。同一個錯誤，出現在不同的檔案、不同的頁麵上。第一年寫錯了可以理解——打字的人可能用的是拚音輸入法，選了同音的錯字。但到了第二年的檔案裡依然是“挖倔機”——而且字體、字號、縮進格式跟第一年完全一樣。這說明什麼？說明第二年的檔案不是重新寫的——是把第一年的檔案打開，改改年份和數據，另存為，列印。

而這個人在複製粘貼的時候，連錯彆字都懶得改。

陸沉把三份材料疊好放進抽屜裡。冇有跟任何人說他的發現。但他的心裡那根弦繃得更緊了——田壩鄉也有“李金虎”。這個叫趙大彪的人，可能比李金虎更有勢力、更精明、更難對付。

週一上午，陸沉拿著沙場材料去找老梁。

老梁的辦公室在三樓最東頭。門虛掩著，裡麵傳出收音機的聲音——還是黔劇頻道，《秦香蓮》換成了《花木蘭》。陸沉敲了敲門，收音機立刻關了。

“進來。”

老梁坐在椅子上，麵前擺著一份紅頭檔案——縣裡剛下發的安全生產通知。但桌子邊上那箇舊手機螢幕還亮著，上麵是一個下了一半的象棋殘局。看到是陸沉，他把手機翻了個麵扣在桌上，臉上的表情從“專注”變成了“平淡”。

“梁主任，我想跟您瞭解一下紅石溝沙場的情況。我週末看了往年的數據材料——有幾個數據想覈對一下。”

“沙場的事你就不用管了。”老梁擺了擺手，語氣出奇地平淡——不是不耐煩，是真的平淡，像在說一件跟自己的本職工作毫無關係的事。“那是縣裡批的項目。趙大彪那邊的數據每年都按時報過來，報表我都覈對過——冇問題。”

“但是梁主任，我比對了一下過去三年的材料——每年的數據格式完全一樣，連錯彆字都一樣。挖倔機——三年都是挖倔機——同一個字同一個錯誤出現在三個不同年度的檔案裡。這說明——”

“小陸。”老梁摘下老花鏡放在桌上，揉了揉鼻梁。他沉默了一會兒——不是在想怎麼回答，像是在做一個決定——然後站起來走到門口，探頭看了看走廊，把門關上了。轉過身，摘下老花鏡，看著陸沉。

“你來田壩——快一個月了吧？”

“三週。”

“三週。”老梁點了點頭，走回椅子前坐下，把老花鏡重新戴上。鏡腿上的膠布已經磨得起了毛，白色膠布變成了灰黃色。“你覺得你適應嗎？”

“還行。”

“還行——”老梁重複了這兩個字。他拿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然後把它放回原處——放得很輕，搪瓷缸子碰到桌麵上墊的那塊舊檯曆紙，冇有發出任何聲音。

“小陸——你這人乾活實在。不偷懶，不耍滑，寫的材料也還行——至少比我寫的強多了。不像有些人來了就混、混了就走、走了再換一個繼續混。所以——我跟你說句實話。不是作為主任對下屬說的。就是一個在田壩待了這麼多年的人對另一個人說的。”

他的聲音還是那麼淡，但語氣變了。不像是訓話，也不像是教育——更像是兩個守在同一個陣地上的人在交換情報。

“田壩這地方——窮。是真窮。你也看到了——街上就那幾家店，趕個場都冇幾個人。鄉級財政收入一年就那麼幾百萬，連發工資都是按月等上麵轉移支付。你在石槽溝待過，你大概知道這些情況。但田壩跟石槽溝還不一樣——石槽溝好歹有箇中草藥項目、有個茶場、有過幾個駐村的年輕人往裡麵帶資源。雖然都不算成功，但至少有人投錢、有人關注。田壩有啥？啥都冇有。除了這些山——這些石頭——就隻剩下石頭了。”

“你知道在這種地方，鄉政府靠什麼活著嗎？”

陸沉搖了搖頭。

“靠像趙大彪這樣的人。”老梁的聲音很輕，但每個字都像一塊石頭砸進了陸沉的耳朵裡，“沙場——鄉裡冇投過一分錢。是趙大彪自己買設備、自己找銷路、自己搞定縣裡的審批。鄉裡就出了一個招商引資的政策檔案——其實就是一個紅頭檔案蓋了個章——他就憑那個檔案搞了這麼多年。每年給鄉裡交點管理費——十幾二十萬吧，不算多。但你要知道——有這二十萬，鄉裡年底才能給幾個老乾部發年終獎、給食堂結清一年的菜錢、給那幾個臨時工交社保。冇了這二十萬——今年過年鄉政府的大門開著，灶台冷著。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陸沉冇有說話。他看著老梁——看著這個花白頭髮、鏡腿纏膠布的老主任。老梁不是在給趙大彪辯護。老梁的語氣裡冇有辯護的成分——他隻是在陳述一個他無力改變的現實。一個田壩鄉運轉所依賴的、灰色的、誰都不想挑明的現實。

“但是這個沙場——它的采礦許可證是臨時手續。那個手續早過期了。它現在是——”

“合法？”老梁冇有讓陸沉把那個詞說完。他笑了一下——那種笑不是嘲諷，不是無奈，是更深的東西，是深深的疲憊。他把搪瓷缸子端起來喝了一大口水，“小陸你現在跟我談合法性——在這山溝溝裡，誰在乎合法性？石頭是國家的——冇錯，國有資源，法律規定得清清楚楚。但你要知道——國家的石頭爛在山裡一百年也冇人要，趙大彪把它挖出來，石頭變成了現金。現金——一部分進了他的腰包，一部分流到鄉裡賬戶。你說這叫啥？不叫合法——叫分贓。但如果不分——連這點贓都冇有。”

“可是老百姓怎麼辦？那些被沙場毀了林子、堵了河道的老百姓——”

老梁摘下眼鏡丟在桌上。他這個動作陸沉還是第一次看到——平時他放眼鏡是很輕的。

“我給你說幾個數字。田壩鄉戶籍人口九千三百多人，常住的不到四千。年輕人都出去了——去廣東、浙江、福建、貴陽。留下的全是老人和小孩。你問他們沙場合不合法——他們不關心。或者說——他們冇精力關心。他們關心的是冬天有冇有煤燒，過年有冇有錢買肉，去衛生院那條路有冇有人修。”

“沙場給他們什麼？二十多個本地勞動力——鏟砂石的、開挖掘機的、搞運輸的。這些人一個月能掙三四千塊。在田壩——三四千塊就是好日子。比種玉米強十倍。你如果把沙場關了，這二十多個人明天就冇飯吃。他們的孩子怎麼辦？他們的老人怎麼辦？這些事情——你來給他們解決嗎？”

陸沉沉默了。

“我不是說沙場就冇錯。”老梁重新戴上眼鏡，揉了揉被眼鏡壓紅的鼻梁，“它超範圍開采、破壞植被、汙染河道——這些我都知道。我這抽屜裡有不下十封投訴信，每一封都有編號、都有存檔。我從來冇有把這些信扔掉——我留著它們。但我也從來冇有把它們真正遞出去。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遞出去了也冇用。”老梁靠在椅背上，“六年前——二零一二年——也有一個年輕人，跟你同一批考上的公務員。下派到田壩。第二年就發現了沙場的問題——跟你一樣的反應。他調查了三個月，拍了照片、量了麵積、算了損失、找了證人，寫了厚厚一本材料，送到了縣國土資源局和環保局。結果是——一個月後兩個局聯合回了一個函：經現場覈實，暫未發現非法開采行為。暫未發現——四個字，把三個月的調查結果全部抹掉。”

“那個年輕人後來呢？”

“一氣之下辭了職。考回了市裡。現在在市信訪局當個副科長——再也不碰基層的事了。”老梁端起搪瓷缸子，“他兩個月前給我打過一個電話。跟我說——他現在在市信訪局每天接待上訪群眾，聽到的問題跟田壩一模一樣。隻不過位置變了——從鄉裡到了市裡，從處理問題變成了接待上訪。他說他有時候晚上失眠，想起六年前在田壩寫的那些材料，想起那些被埋在沙場泥漿裡的獼猴桃樹。但他什麼都做不了。他隻是一個副科長。”

辦公室裡安靜了好一陣子。窗外有幾聲狗叫。然後是一陣風颳過，把院子裡那棵歪脖樹的枯葉吹得嘩嘩響。有幾片葉子打在窗戶玻璃上，發出輕脆的啪啪聲。

“小陸——我跟你說這些不是為了讓你泄氣。是讓你明白——有些事能辦，有些事暫時辦不了。你分清楚這兩者的區彆，就能在這個體製裡活下去。分不清楚——”他指了指牆上那些圓珠筆寫的字，“——你就成了第六個辭職的。”

“第六個？”

“前麵走了五個。”老梁埋在檔案裡的頭冇有抬起來，“五年內——走了五個年輕人。你是第六個。我希望你跟他們不一樣。”

陸沉站起來，走到門口。手已經放在門把手上了，老梁又叫了他一聲。

“小陸。”

“嗯？”

“你比他們——”老梁指了指牆上那些深淺不一的圓珠筆字，“——多了一種東西。你當過兵。當兵的人跟直接從學校出來的人不一樣——你們知道什麼是陣地。守住了就是守住了，冇守住就是冇守住。但是在這裡——陣地不是一次能守住的。得一次次地守。可能守十年——二十年——還是守不住。你受得了嗎？”

陸沉冇有回答。但他拉開門的手停了一下。然後說：

“梁主任——你抽屜裡那些投訴信還在吧？那些編號——你都留著吧？”

老梁猛地抬起頭：“你怎麼知道的？”

“因為你不像一個會把東西扔掉的人。你剛纔說了——你留著它們。”

老梁冇有回答。但陸沉看到他的手指——握著筆的那隻手——微微收緊了。那隻手的骨節很大，皮膚乾燥，指甲剪得很短——是一個在機關裡坐了十幾年的人的手。但這雙手從來冇有真正去推動過一個投訴的解決。它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把投訴編號、存檔、放進抽屜。然後在每一個需要寫年終總結的時候，在那張表格裡填上“全年接待信訪XX件，已按規定程式處理”。

走廊還是那麼長那麼暗，那根壞了的燈管還在閃。陸沉走過的時候在心裡想：老梁不是壞人。他櫃子裡有投訴信，每封都按流程處理了，都有編號、都有存檔、都“在規定時限內辦結”。他從來冇有銷燬證據——但他也冇有推動解決。他把那些投訴信“管理”得滴水不漏——就像牆上搪瓷缸子上那兩個字。

“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