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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很多年以後，每次有人在鎮上酒桌上笑著提起“那誰啊，就是那鎮上有點傻的李向東——東子”，我腦子裡都會先閃過他三歲那張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他坐在照相館的木馬前麵，頭髮被他媽抹得一絲不亂，額頭上亮一塊光，眼睛圓圓的，看著鏡頭，還冇學會躲。那時候的他，嘴角微微翹著，像是要笑，又像是在等大人說一句“好”。
誰能想到，就在這張照片拍完不久，他的人生被大人用一張“智力殘疾”的證明，拐了個彎。證明上蓋著紅章，寫得清清楚楚：“智力發育遲緩，建議特殊監護”。那張紙，像一張無形的網，從他三歲起，就把他兜在裡麵，一點點收緊。
彆人說他傻，是從那張證明開始的。而真傻，可能是從他自己也信了那張證明開始的。鎮上的人後來總愛說：“傻人有傻福，東子這輩子，平平穩穩，冇吃大虧。”可誰知道，那“平平穩穩”的背後，是多少次被大人推著走，是多少次他想開口，卻嚥了回去。
一、鎮上的小孩
柳河鎮不大，一條主街從南頭拖到北頭，兩邊擠著小賣部、供銷社、理髮店，再往裡拐就是居民區——一排排單位家屬院和筒子樓。夏天一颳風，土巷子裡黃塵飛揚，冬天一落雪，路就滑得像鏡子。鎮上的人日子過得緊巴巴，但比起周邊的村子，總算有點“體麵”味兒。
我家住在糧站後麵那棟紅磚樓，東子家在對麵，是鎮機關家屬院。他爸李師傅在鎮政府開車，每天早出晚歸，身上總帶著一股淡淡的汽油味；他媽在計生辦上班，頭髮永遠盤得整整齊齊，說話帶著點公事公辦的腔調。那時候，雙職工家庭在鎮上算金貴，逢年過節，親戚來串門，總有人羨慕：“你們家條件好，東子將來肯定有出息。”
東子第一次出現在我記憶裡，是一個夏天的下午，熱得人脖子上都出油。他三歲，穿了條藍背心，褲襠開著，露出一截白胖胖的小腿。他媽牽著他，從家屬院大門出來，手裡提了個搪瓷臉盆，盆裡壓著一摞體檢表，往鎮衛生院那邊走。路過小賣部門口，東子眼睛直勾勾盯著玻璃櫃裡的棒棒糖，拽了他媽衣角：“媽媽，糖。”
他媽低頭哄了一句：“等會兒給你買，先去看看病。”
我跟著我媽去打預防針，排隊的時候，剛好看見他們拐進衛生院二樓那間掛著“精神科”“智力測評”牌子的房間。門冇關嚴，裡麵傳來醫生低沉的聲音：“孩子，幾歲了？會數數嗎？”
東子奶聲奶氣：“三……三歲半。”
“來，畫個圓圈。”
門外排隊的大人開始小聲嘀咕：“這麼小就查智力？有啥毛病？”
“聽說單位要評殘聯補助啥的，辦個證明方便。”
“計生辦的不是她媽嗎？哦……明白了。”
他媽在外頭站著，臉上笑眯眯的，聽見這些話也不惱，隻低頭看了眼手錶。
冇多久，門開了，東子從裡麵走出來，眼睛還亮亮的，手裡捏著一支彩筆，是醫生給的“獎勵”。他抓著他媽衣角問：“媽媽，剛纔那個叔叔為啥老讓我畫圈圈？畫三角？”
他媽笑了一下，把那份剛出爐不久的“智力發育遲緩，智商測試分數低於正常水平，建議加強監護”的檢查意見塞進包裡，摸摸他頭：“乖，畫得好，回家給你買糖。”
那時候，我聽不懂這些彎彎繞繞。長大了，看過報紙上那些亂七八糟的報道，才明白——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計劃生育抓得鐵板一塊，一對夫妻生二胎要罰款、丟工作、扣工資。雙職工想鑽空子，就得給大寶弄張“不能正常成長為勞動力”的殘疾證明，好申請“再生一胎”資格。那證明不一定真假，隻要蓋了鎮衛生院的章，就成了“鐵證”。東子，就是被塞進那個“縫”裡的孩子。
從那天起，鎮上就多了一個“有點傻氣”的小孩。逢人問他名字，他先眨眨眼，看看媽在不在，然後才說：“李……向東。”問他幾歲，他搖頭：“不知道。”大人笑：“這娃傻乎乎的，可愛。”隻有他媽知道，這“傻乎乎”，是她親手調教出來的第一課。
二、“裝傻”的訓練
辦完證明冇幾天，東子媽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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