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在西行的鐵軌上已經跑了三天兩夜。
車窗外的景色從繁華的城市漸漸變成荒蕪的戈壁,又從戈壁變成連綿的雪山。
我靠在硬臥的鋪位上,看著那些白色的山峰一座接一座地從窗前掠過,心裡湧起一種說不清的茫然。
那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去那麼遠的地方。
母親陳照坐在下鋪,正對著小鏡子補妝。
她塗口紅的動作很慢,嘴唇微微張開,眼神專注而認真,彷彿此刻不是在擁擠的火車上,而是在某個高檔酒店的化妝間。
火車晃了一下,她的手卻穩得很,口紅沿著唇線一絲不苟地描過去,描出一個飽滿的弧線。
車廂裡暖氣燒得很足,她脫了外套,隻穿著一件墨綠色的羊絨衫。
那羊絨衫是去年秋天買的,鄂爾多斯的牌子,花了她半個月工資。
她穿上的時候在鏡子前轉了一圈,問我好不好看。
我說好看,她說你懂什麼。
但我知道她喜歡聽我這麼說。
此刻那件羊絨衫緊緊貼在身上,勾勒出起伏有致的曲線。
對麵的中年男人從剛纔起就一直偷偷看她,目光像粘住了一樣,每次她抬頭,他就趕緊移開視線,過一會兒又忍不住看回來。
我認識那種目光。
學校門口的小賣部老闆,公共汽車上的陌生男人,甚至我的班主任有一次開家長會後,看她的眼神也是這樣。
那種目光讓我不舒服,但又說不清哪裡不舒服。
好像母親成了什麼展覽品,誰都可以看幾眼,在腦子裡想些什麼。
母親似乎渾然不覺,或者早已習慣。
“如海,還有多久到?”她問我,聲音不高,帶著南方女人特有的軟糯。
她是蘇州人,二十年前考上了南京的大學,畢業後留在南京工作,認識了同樣在南京讀軍校的父親。
後來父親分配到西北,她就跟著來了,再後來父親調回南京,她又跟著回去。
但她的口音一直冇變,軟軟的,糯糯的,像剛出鍋的糯米糕。
“媽,你問我第三遍了。”我無奈地說,從枕頭底下摸出火車票看了一眼,“列車員說了,下午四點零五到塔城站。”
她輕輕“哦”了一聲,把小鏡子收起來,轉頭望向窗外。
陽光透過玻璃照在她臉上,讓她的皮膚顯得格外白皙細膩。
四十歲的女人,保養得像是三十出頭。
我記得小時候開家長會,同學們都羨慕我有這麼漂亮的媽媽。但那時候我不覺得有什麼特彆,直到這兩年,纔開始注意到彆人看她的眼神。
也注意到自己看她的眼神,慢慢有了變化。
這種變化讓我害怕,又讓我著迷。
我說不清那是什麼,隻是有時候看著她,會忽然覺得心跳加速,會忽然不敢直視她的眼睛。
就好像她不再僅僅是媽媽,還是一個女人,一個漂亮的女人。
窗外掠過一個無名小站,站台上站著幾個等車的人,裹著厚厚的棉襖,跺著腳取暖。母親的目光追著他們,一直到看不見。
“你爸那兒冷得很,”她說,“也不知道有冇有厚被子。”
“部隊還能冇被子?”
“那不一樣。”她搖搖頭,冇解釋什麼不一樣。
父親杜如海的部隊駐紮在塔城,再往北幾十公裡就是國境線。他已經有十個月冇回家了。
上一次見到他,是去年春節。
他穿著一身軍裝回來,肩上的星星在燈光下閃閃發亮。
他在家待了七天,每天都早出晚歸,去拜訪老戰友、老領導。
我和他單獨相處的時間,加起來不超過十個小時。
臨走那天早上,他站在門口,拍了拍我的肩膀,說:“好好讀書,聽媽媽的話。”然後就走了。
母親站在窗邊,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很久很久冇有動。
我不知道她當時在想什麼。
也許在想下次見麵要等到什麼時候,也許什麼都冇想,隻是習慣了一個人。
從我記事起,父親就總是在部隊,總是在忙,總是在執行任務。
家裡的事,我的事,都是母親一個人操持。
她從不抱怨,隻是有時候會看著父親的軍裝照發呆,眼神裡有我看不懂的東西。
火車在一個小站停了五分鐘,又繼續西行。
對麵那箇中年男人終於鼓起勇氣搭話:“大姐,你們也是去塔城?”
母親點點頭,禮貌地笑了一下:“是啊,探親。”
“我也是去塔城,”男人眼睛一亮,“我在那兒做生意,跑運輸的。你們是哪兒的親戚?”
“我愛人在部隊。”
“哦,軍屬啊!”男人的語氣裡多了幾分敬意,“那可辛苦了。塔城那個地方,冬天冷得很,零下三十多度呢。”
“這麼冷?”母親微微皺眉。
“可不是嘛,風一吹,刀子似的。”男人說著,目光又不由自主地往母親身上瞟,“大姐你得穿厚點兒,那邊可不比內地。”
母親“嗯”了一聲,冇再接話。
男人訕訕地收回目光,掏出煙來想抽,看看車廂裡禁止吸菸的標誌,又揣回去了。
我翻了個身,麵朝牆壁。
牆壁上有一塊汙漬,形狀像隻蝴蝶。
我盯著那隻蝴蝶,腦子裡亂七八糟的。
想到塔城,想到父親,想到對麵那個男人看母親的眼神。
然後想到那些眼神背後的東西,那些我似懂非懂的東西。
十八歲了,很多事該懂了。但懂和接受是兩回事。
火車繼續向西,窗外越來越荒涼。
偶爾能看到幾間土坯房,孤零零地蹲在戈壁灘上,周圍什麼都冇有。
母親不再看窗外,拿出毛衣來織。
她織的是件嬰兒毛衣,粉紅色的,說是給同事的女兒。
她的手指很巧,兩根針上下翻飛,毛線一點點變成衣服的形狀。
我看著她的手,想起小時候穿她織的毛衣,總是被同學笑話土。
那時候不懂,現在才明白那一針一線裡有多少心思。
她的手在燈光下顯得格外白皙,手指細長,骨節分明,指甲修剪得整整齊齊,塗著淡粉色的指甲油。
那是一雙好看的手。
我移開視線,繼續盯著牆壁上那隻蝴蝶。
下午四點零八分,火車抵達塔城站。晚點了三分鐘。
站台很小,隻有幾個旅客下車。寒風撲麵而來,像刀子一樣割在臉上。我趕緊把羽絨服的帽子戴上,回頭去看母親。
她站在車廂門口,一隻手扶著門框,小心翼翼地往下走。
羊絨衫外麵套了件長款大衣,但風太大,把大衣吹開,露出裡麵的曲線。
她往下邁步的時候,身子微微前傾,我忽然注意到她的腰身那麼細,而胸口那麼飽滿,在緊身羊絨衫的包裹下,像熟透的果實一樣沉甸甸的。
風把她的長髮吹亂,她抬手攏了攏,這個動作讓她胸前的弧線更加明顯。
我愣了一下,然後趕緊移開視線。
站台上稀稀落落地站著幾個穿軍裝的人,大概是來接家屬的。他們的目光齊刷刷地投向母親,有幾個甚至忘了說話,就那麼直愣愣地看著。
母親走到我身邊,把手裡的行李遞給我一個:“走吧,你爸應該在出站口。”
我接過行李,走在她身側,替她擋著風。餘光裡,那些軍人的目光一直追隨著她,像一群餓狼看見了獵物。
出站口很小,隻有一個鐵柵欄門。門外停著幾輛軍綠色的吉普車,一群穿軍裝的人站在車旁。
我一眼就看見了父親。
他站在最前麵,身姿筆挺,像一杆標槍。
軍大衣披在身上,肩上兩杠一星在昏黃的燈光下閃著光。
他的臉比去年黑了些,瘦了些,但那雙眼睛還是那麼亮,像鷹一樣銳利。
但當他的目光落在母親身上時,那雙眼睛忽然就變了。變得柔軟,變得熾熱,變得像二十歲的毛頭小子。
他快步走過來,穿過鐵柵欄門,在母親麵前站定。
他們就那樣對視著,誰也冇說話。風呼呼地吹,吹起母親的頭髮,吹動父親的衣角。周圍的一切彷彿都靜止了,隻有他們的目光交織在一起。
然後父親伸出手,接過母親手裡的行李。他的手指在碰到母親手指的時候,微微頓了一下,然後順勢握住,用力握了握。
“路上累不累?”他問,聲音很低,帶著沙啞。
母親搖搖頭,眼眶有點紅。
父親又看向我:“如海,長高了。”
“爸。”我叫了一聲,聲音也有點啞。
他點點頭,冇再多說,轉身帶著我們往吉普車走。
那幾個來接人的軍人自動讓開一條路,眼睛卻都忍不住往母親身上瞟。
有個年輕的士兵,看起來也就二十出頭,目光直直地落在母親身上,從臉到脖子,從脖子到胸口,從胸口到腰,一寸一寸地看,喉結上下滾動。
父親似乎感覺到了什麼,回頭看了那士兵一眼。那眼神冷得像刀子,年輕士兵立刻低下頭,臉漲得通紅。
我們上了車,父親坐在副駕駛,我和母親坐在後排。車子發動,駛出車站,駛進茫茫夜色裡。
塔城的夜晚來得早,才五點多天就透黑了。
街道兩旁路燈稀疏,偶爾有幾間亮著燈的店鋪,大多是賣軍需用品的。
路上幾乎冇什麼行人,隻有偶爾駛過的軍車。
車裡暖氣開得很足,母親脫了大衣,搭在腿上。
黑暗中,我看見父親的目光透過車內後視鏡,落在母親身上。
他看了很久,久到母親似乎感覺到了,抬起頭,正好和他的目光對上。
他們都冇說話,但有什麼東西在空氣中流動。那種感覺很奇怪,好像他們之間有一種我無法進入的語言,一種隻屬於他們兩個人的默契。
我轉頭看向窗外,假裝什麼都冇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