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你我他 第二十五章 文學的種子

1989年的秋天快要過去的時候，周景熙在ZS採石場已經乾了整整四個月。

四個月，一百二十多天，他搬過的石頭可以堆成一座小山，打過的炮眼可以連成一條隧道。他的身體徹底變了樣——肩膀寬了，胳膊粗了，手上的老繭厚得像一層殼，指甲斷了好幾片，新長出來的歪歪扭扭的，像被踩過的貝殼。他的後背上有好幾道疤，是被飛濺的碎石擦傷的，最深的一道在左肩胛骨下麵，有巴掌那麼長，像一條蜈蚣趴在那裡。他的臉上也有了滄桑的痕跡，顴骨更高了，眼窩更深了，皮膚被海風吹得又黑又粗，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了十歲。但他不在乎這些。他在乎的是口袋裡攢下的錢。一千八百塊。這是他這輩子擁有的最大一筆財富。

十月底的一個晚上，海風突然大了起來，從海上刮過來，嗚嗚地叫著，像一頭餓狼在島周圍轉悠。氣溫驟降，工棚裡的被褥太薄了，他縮在被子裡還是冷得發抖。工友們早早地睡了，鼾聲此起彼伏，有人磨牙，有人說夢話，有人翻來覆去地折騰。周景熙睡不著，裹著被子坐在鋪上，從揹包裡摸出那個在島上小賣部買的新本子。本子很薄，紙很差，但他一直捨不得用，隻在最想家的時候才寫幾行。他翻開本子，第一頁上寫著幾行字，是來舟山那天寫的，字跡歪歪扭扭的，墨水洇開了，有些字已經模糊了。他看了幾行，又翻到新的一頁，拿起筆，想寫點什麼。

但筆尖停在紙上，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他已經很久冇有寫字了。在ZS市的工地上，他還會偶爾寫幾筆，記一記當天的工錢，算一算攢了多少錢，有時候也寫幾句想家的話。到了HZ磚廠，寫得就更少了，累得連筆都握不住，倒頭就睡。到了ZS採石場，他幾乎把寫字這件事給忘了。每天天不亮就起來，搬石頭、打炮眼、放炮，天黑透了才收工，回到工棚連衣服都懶得脫，直接倒在鋪上就睡著了。他的世界裡隻剩下石頭、灰塵、汗水和炸藥，那些曾經在他腦子裡閃閃發光的詞——文學、夢想、未來——像被灰塵蓋住的星星，黯淡了，模糊了，快要看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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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握著筆，坐在昏暗的工棚裡，聽著窗外的風聲和工友們的鼾聲，忽然覺得心裡空落落的，像被掏空了一樣。他想寫點什麼，但不知道該寫什麼。寫採石場的日子？那些日子有什麼好寫的？搬石頭、打炮眼、放炮，日復一日，像一台機器，連想都不用想。寫想家？想家有什麼用？想又不能當飯吃，又不能讓他少搬一塊石頭。寫夢想？夢想是什麼？他已經很久冇有想過這個問題了。作家？那是一個遙遠的、可笑的、不切實際的夢。一個在採石場搬石頭的工人，一個高中都冇考上、在廣州被人當小偷打過、在上海被人騙過、在杭州睡過西湖邊長椅的人，居然想當作家？這不是笑話是什麼？

他把筆放下，合上本子，塞回揹包裡。躺下來，把被子裹緊，閉上眼睛。但睡不著。腦子裡亂糟糟的，像有一群蜜蜂在嗡嗡地飛。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石橋村，想起父親母親，想起李覺，想起蔣琪、週日樂、周起瓊、蔣田園。他們都走上了自己的路，有的在讀書，有的在當兵，有的在當老師，有的在當護士。隻有他，在這個荒涼的小島上，在灰塵和石頭中間，不知道自己在乾什麼，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

他想起了陳老師。那個在村裡小學教語文的陳老師，白白淨淨的，戴一副眼鏡，說話慢條斯理的。他想起陳老師把《吶喊》遞給他時的樣子，想起陳老師說「你有文學天賦」時的表情，想起陳老師說的「作家的責任是幫別人把說不出來的話說出來」。這些話像一顆種子，埋在他心裡很多年了，被生活壓著，被苦難埋著，但它冇有死。它還在那裡，等著陽光，等著水，等著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他突然坐了起來，從揹包裡再次掏出那個本子，翻到新的一頁，拿起筆，開始寫。這一次，他冇有猶豫，筆尖在紙上沙沙地響，像是秋風吹過樹葉的聲音。他寫採石場——寫那些灰白的石頭，寫碎石機的轟鳴聲，寫炸藥爆炸時的震動，寫工友們被石粉染白的頭髮和眉毛。他寫沈工頭——寫他那張被海風吹得像樹皮一樣的臉，寫他罵人時凶狠、關心時笨拙的樣子。他寫那個四川來的工友——寫他教自己搬石頭時說的「用腿不用腰」，寫他每次放炮前都要檢查三遍引信的習慣。他寫張老頭——寫他在HZ磚廠時給他的那碗綠豆湯，寫他說的「你還年輕，別在這裡待太久」。

他寫得很快，很急，像是怕這些字會跑掉一樣。他寫工棚裡的鼾聲和磨牙聲，寫海風颳過屋頂時的嗚咽，寫月光照在石堆上的影子。他寫自己的手——那雙曾經握筆的手，現在滿是繭子和傷疤，指甲斷了好幾片，指縫裡嵌著洗不掉的石粉。他寫自己的背——那道被碎石劃出的長長的疤，像一條蜈蚣趴在那裡，提醒他離死亡隻差幾寸。

他寫了很久，寫了好幾頁，寫到手指發酸，寫到眼睛發花，寫到窗外的風聲漸漸小了，寫到工友們的鼾聲變得均勻而綿長。然後他停下來，把筆放下，看著自己寫下的那些字。字寫得很醜，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墨水洇成了一團，看不太清楚。但他不在乎。他寫出來了。他把那些壓在心裡很久的東西寫出來了。石頭、灰塵、汗水、炸藥、危險、孤獨、想家、不甘心——全都寫出來了。

他合上本子，把它抱在懷裡，像抱著一個剛出生的嬰兒。這個本子很薄，紙很差，裡麵的字寫得很醜，但它是他的。是他用自己的手，在採石場的工棚裡，在昏暗的燈光下，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它不值錢，冇有人會出版它，冇有人會讀它，但它是他的。是他活過的證據，是他冇有忘記自己是誰的證據。

那天晚上，他抱著那個本子，睡了很好的一覺。冇有做夢，冇有驚醒，一覺睡到了天亮。第二天醒來的時候，他覺得心裡有什麼東西變了。說不清是什麼，像是一扇關了很久的窗戶被推開了，風吹進來了，光照進來了。他還是那個在採石場搬石頭的工人，還是那雙滿是繭子的手，還是那道趴在背上的疤。但他不一樣了。他又開始寫東西了。他又想起自己是誰了。

他開始在每天收工之後寫一點。不多，有時候幾行，有時候一頁，有時候寫了又劃掉，劃掉又重寫。他寫採石場的人和事，寫那些跟他一樣從農村出來打工的工友們，寫他們的辛苦、他們的沉默、他們的善良、他們的無奈。他寫四川來的老李，家裡有三個娃，老婆身體不好，每個月把大部分工資寄回家，自己隻留幾十塊錢，抽菸隻抽最便宜的，吃飯隻吃最便宜的。他寫安徽來的小王，才十九歲，比他還小，在採石場乾了半年，攢錢準備回家蓋房子娶媳婦。他寫本地的小沈，是沈工頭的侄子，高中畢業冇考上大學，來採石場幫忙，每天帶著一本書，休息的時候就看，說要自考大學。

工友們發現他在寫東西，有的好奇，有的不解，有的嘲笑。「寫什麼呢？」老李湊過來看。「隨便寫寫。」周景熙把本子合上。「寫小說？」老李的眼睛瞪得很大，「你還想當作家？」周景熙笑了笑，冇有說話。「作家好啊，」老李說，「作家不用搬石頭，坐在家裡寫寫字就能掙錢。你好好寫，將來當了作家，別忘了我們。」周景熙點了點頭，冇有說話。他知道老李是開玩笑的，但他把這個玩笑記在了心裡。

也有人嘲笑他。「寫那些有什麼用？能當飯吃？」一個工友說，「有那功夫不如多睡一會兒，明天還要乾活呢。」周景熙冇有反駁，他知道工友說得對——寫這些東西確實不能當飯吃，不能幫他多搬一塊石頭，不能讓他少流一滴汗。但他就是停不下來。一旦開始寫了，就像打開了水龍頭，關不上了。那些字從筆尖流出來，流到紙上，變成石頭、灰塵、汗水、炸藥、危險、孤獨、想家、不甘心。這些東西壓在他心裡太久了，他需要把它們倒出來，倒在這個本子上，倒在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裡。

他開始在島上小賣部買報紙。不是看新聞，是看副刊。小賣部的報紙不多，有時候是《舟山日報》，有時候是《浙江日報》，有時候是過期的，有時候是嶄新的。他把副刊上的文章一篇一篇地看，看人家怎麼寫，怎麼開頭，怎麼結尾，怎麼描寫，怎麼抒情。有些文章他看得懂，覺得「這我也能寫」；有些文章他看不太懂，覺得「人家寫得真好，我寫不出來」。但他不氣餒，他告訴自己：人家是專業的，我是業餘的；人家讀了大學，我隻讀了高中；人家寫了多少年了，我纔剛開始。慢慢來，不急。

他開始模仿報紙上的文章寫。人家寫海，他也寫海；人家寫船，他也寫船；人家寫漁民，他也寫漁民。但他寫出來的東西總是差那麼一點，像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他寫海，寫的是「海水是黃的，很鹹」，人家寫海，寫的是「大海像一杯濃茶，苦澀而深沉」。他寫船，寫的是「船在海上搖，搖得人頭暈」，人家寫船，寫的是「船是漁民的鞋，踩在浪花的脊背上」。他覺得自己寫得太直白了，像白開水，冇有味道。但他不知道怎麼才能寫得有味道，冇有人教他，也冇有書可以學。他隻能自己琢磨，一遍一遍地寫，一遍一遍地改。

有一天，他在《浙江日報》的副刊上讀到一篇散文，寫的是一個在採石場打工的年輕人。文章很短，不到一千字，但每一個字都像釘子一樣釘在他心裡。作者寫那個年輕人的手——滿是繭子和傷疤，指甲斷了好幾片，指縫裡嵌著洗不掉的石粉。作者寫那個年輕人的背——被碎石劃出的長長的疤，像一條蜈蚣趴在身上。作者寫那個年輕人的眼睛——冇有光，像兩口枯井。周景熙讀完這篇文章，手在發抖。他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滿是繭子和傷疤，指甲斷了好幾片，指縫裡嵌著洗不掉的石粉。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背——那道被碎石劃出的長長的疤，像一條蜈蚣趴在那裡。他跑到小賣部的鏡子前看了看自己的眼睛——冇有光，像兩口枯井。

這篇文章寫的就是他。不是他這個人，是和他一樣的千千萬萬個在採石場、在磚廠、在工地上賣力氣的年輕人。他們的手是一樣的，背是一樣的，眼睛是一樣的，命也是一樣的。有人把他們寫出來了，有人替他們把說不出來的話說出來了。這就是陳老師說的「作家的責任」。

他把那篇文章剪下來，夾在本子裡，每天收工之後都要看一遍。他告訴自己：總有一天，我也要寫這樣的文章。我要寫石橋村，寫父親母親，寫李覺，寫那些在田裡彎腰、在山上割鬆脂、在工地上扛水泥、在磚廠裡拉板車、在採石場裡搬石頭的人。我要把他們寫出來，讓所有人都知道，這個世界上有一群人，是這樣活著的。

他開始更加認真地寫。每天收工之後，不管多累，都要寫一點。有時候寫到半夜，手凍得握不住筆，就搓一搓，繼續寫。有時候寫不出來，就坐在鋪上發呆，想石橋村的事，想小時候的事，想那些讀過的書、背過的詩。他把能想到的都寫下來，不管好不好，先寫下來再說。他知道自己寫得不好，但他也知道，不寫就更不好。寫得多了，總會好的。

工友們對他的「寫作」已經見怪不怪了。老李有時候會湊過來看兩眼，說一句「寫得好」，雖然他根本不認識幾個字。小王有時候會讓他幫忙寫信回家，說「你讀過書，寫得好，幫我寫一封」。他幫小王寫了好幾封信，每一封的開頭都是「爸、媽，我在ZS很好，你們不用擔心」，結尾都是「兒在外，一切安好，勿念」。這些信和他寫給家裡的信一模一樣，連字跡都差不多。他寫著寫著，忽然覺得，這些信也是文學。它們不是發表在報紙上的文章，但它們是一個在異鄉打工的兒子寫給父母的家書，每一封都有思念，都有牽掛，都有說不出口的苦和不想讓家人擔心的謊。這些東西，比那些花團錦簇的文章更真實，更動人。

他開始想寫一個長一點的東西，不是日記，不是隨筆，而是一個故事。一個關於採石場的故事，關於這些工友們的故事，關於他自己和其他千千萬萬個從農村出來打工的年輕人的故事。他不知道怎麼寫，不知道從哪裡開始，不知道用什麼角度，不知道用什麼語言。但他想試一試。哪怕寫得不好，哪怕冇有人看，他也要試一試。

十一月的ZS已經很冷了。海風像刀子一樣割臉，工棚裡結了霜，被子太薄了，他每天晚上都被凍醒好幾次。但他冇有停，每天晚上還是縮在被子裡，借著手電筒的微光寫。手凍僵了，就放在嘴邊哈幾口熱氣，搓一搓，繼續寫。字寫得越來越醜，但他不在乎。他隻想把那些字寫出來，寫在紙上，留在本子裡。

有一天晚上，他正在寫一個工友的故事，寫到一半，忽然停電了。手電筒的電池也用完了，整個工棚陷入一片黑暗。他坐在鋪上，手裡握著筆，麵前攤著本子，什麼都看不見。窗外的風聲嗚嗚地叫著，像有人在哭。他閉上眼睛，在心裡繼續寫——不是寫在紙上，是寫在腦子裡。他想那個工友的臉，想他說過的話，想他乾活時的樣子，想他坐在碼頭上看著大海發呆的背影。他把這些畫麵一個一個地記在心裡，等明天有了光，再寫出來。

那天晚上，他冇有睡。他坐在黑暗中，睜著眼睛，在心裡寫了一個通宵。天亮的時候，他拿起筆，借著清晨的第一縷光，把腦子裡那些字一個一個地寫在紙上。他寫得很慢，很認真，每一筆都端端正正的，像是在描紅。他要對得起這些字，對得起這些人和事，對得起自己心裡的那顆種子。

那顆種子，在他最苦最難的時候，在採石場的灰塵和石頭中間，在他滿是繭子和傷疤的手掌裡，悄悄地發芽了。它還很嫩，很弱，風一吹就會倒，但它活了。它從泥土裡鑽出來了，伸出兩片嫩綠的葉子，向著那一點點的光，拚命地長。

他不知道它能長多大，能長多高，能不能開出花、結出果。但他知道，它活著。隻要它活著，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