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傳 托爾斯泰的社會思想

托爾斯泰永遠不委棄藝術。一個大藝術家，即是他願欲，也不能捨棄他自己藉以存在的理由。為了宗教的原由，他可以不發表；但他不能不寫作。托爾斯泰從未中輟他的藝術創作。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地方在最後幾年中見到他的保爾·布瓦耶說他埋首於宣道或筆戰的工作與純屬幻想的事業；他把這幾種工作作為調劑。當他完成了什麼關於社會的論著，什麼《告統治者書》或《告被統治者書》時，他便再來寫一部他想象了好久的美麗的故事，——如他的《哈吉·穆拉特》那部軍隊的史詩，歌詠高加索戰爭與山民的抵抗的作品，便是在這種情形下產生的。藝術不失為他的樂趣，他的寬弛。但他以為把藝術作為點綴未免是虛榮了。他曾編了一部《每日必讀文選》（一九〇四——一九〇五）[410]，其中收集了許多作家對於人生與真理的思想，——可說是一部真正的關於世界觀的文選，從東方的聖書起到現代的藝術家無不包羅淨儘，——但除了這本書以外，他在一九〇〇年起所寫的作品幾乎全部是冇有印行的手寫稿。

反之，他大膽地、熱情地發表他關於社會論戰的含有攻擊性的與神秘的文字。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間，他的最堅強的精力都消耗在社會問題的論戰中，俄羅斯經曆著空前的恐慌，帝國的基礎顯得動搖了，到了快要分崩離析的地步。日俄戰爭，戰敗以後的損失，革命的騷亂。海陸軍隊的叛變，屠殺，農村的暴動，似乎是“世紀末”的征兆，——好似托爾斯泰的一部著作的題目所示的那般。——這大恐慌，在一九〇四與一九〇五年間達到了頂點。那時期，托爾斯泰印行了一組引起迴響的作品《戰爭與革命》，《大罪惡》，《世紀末》。[411]在這最後的十年間，他占據著唯一的地位，不獨在俄羅斯，而且在全世界，唯有他，不加入任何黨派，不染任何國家色彩，脫離了把他開除教籍[412]的教會。他的理智的邏輯，他的信仰的堅決，逼得他“在離開彆人或離開真理的二途中擇一而行”。他想起俄國的一句諺語：“一個老人說謊，無異一個富人竊盜”；於是他和彆人分離了，為的要說出真理。真理，他完全說給大家聽了。這撲滅謊言的老人繼續勇敢地抨擊一切宗教的與社會的迷信，一切偶像。他不獨對於古代的虐政、教會的橫暴與皇室權貴為然；在這大家向他們擲石的時候，他對於他們的憤怒也許反而稍稍平靜了。人家已經認識他們，他們便不會如何可怕！而且，他們做他的職務並不欺騙人。托爾斯泰致俄皇尼古拉二世書，[413]在毫無對於帝皇應有的恭順之中，卻充滿著對於人的溫情，他稱俄皇為“親愛的兄弟”，他請他“原諒他，如果他在無意中使他不快”；他的署名是：“祝你有真正的幸福的你的兄弟”。

但托爾斯泰所最不能原諒的，所最刻毒地抨擊的，是新的謊言，因為舊的謊言已經暴露了真麵目。他痛恨的並非是奴隸主義，而是自由的幻象。但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間，我們不知托爾斯泰更恨哪一種人：社會主義者或“自由黨人”。

他對於自由黨人的反感已經是年深月久的事。當他在塞瓦斯托波爾一役中當軍官，和處在聖彼得堡的文人團體中的時候，他已具有這反感。這曾經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這驕傲的貴族，世家出身的人物，不能忍受這些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幻夢，說是不論出於自願與否，依了他們的理想，可使國家獲得真正的幸福。俄羅斯人的本色很濃，且是淵源舊族，[414]他對於自由黨的新理論，這些從西方傳來的立憲思想，素來抱著輕蔑的態度，而他的兩次歐洲旅行也隻加強了他的信念。在第一次旅行回來時，他寫道：

“要避免自由主義的野心。”

第二次旅行回來，他認為“特權社會”絕無權利可用它的方式去教育它所不認識的民眾。……

在《安娜小史》中，他對於自由黨人的蔑視，表現得淋漓儘致。列文拒絕加入內地的民眾教育與舉辦新政的事業。外省紳士的選舉大會表出種種欺罔的組織，使一個地方從舊的保守的行政中脫換到新的自由的行政。什麼也冇有變，隻是多了一樁謊騙，這謊騙既不能加以原諒也不值得為之而耗費幾個世紀。

“我們也許真是冇有什麼價值，”舊製度的代表者說，“但我們的存在已不下千餘年了。”

而自由黨人濫用“民眾，民眾的意誌……”這些辭句，益增托爾斯泰的憤懣。唉！他們知道些關於民眾的什麼事情？民眾是什麼？

尤其在自由主義獲得相當的成功，將促成第一次國會的召集的時候，托爾斯泰對於立憲思想表示強烈的反對。

“晚近以來，基督教義的變形促成了一種新的欺詐的誕生，它使我們的民眾更陷於奴仆的狀態。用了一種繁複的議會選舉製度，使我們的民眾想象在直接選出他們的代表時，他們已參與了政權，而在服從他們的代表時，他們無異服從自己的意誌，他們是自由的。這是一種欺罔。民眾不能表白他們的意誌，即是以普選的方法也是不可能：第一，因為在一個有數百萬人口的國家中，集團意誌是不存在的；第二，即是有這種意誌的存在，大多數的選舉票也不會是這種意誌的表白。不必說被選舉人的立法與行政不是為了公眾的福利而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也不必說民眾的墮落往往是由於選舉的壓迫與違法，——這謊言尤其可以致人死命，因為服從這種製度的人會墮入一種沾沾自滿的奴隸狀態……這些自由人不啻那些囚犯，因為可以選舉執掌獄中警政的獄吏而自以為享受了自由……**國家的人民可以完全自由，即是在暴政苛斂之時。但立憲國家的人民永遠是奴隸，因為他承認對他施行的強暴是合法的……瞧，人們竟欲驅使俄國人民和其他的歐洲民眾同樣入於奴隸狀態！”[415]

在對於自由主義的離棄中，輕蔑統製著一切。對於社會主義，如果托爾斯泰不是禁止自己去憎恨一切，那他定會加以痛恨。他加倍地蔑視社會主義，因為它集兩種謊言於一身：自由與科學。它的根據不是某種經濟學，而它的絕對的定律握著世界進步的機捩的嗎？

托爾斯泰對於科學是非常嚴厲的。對這現代的迷信，“這些無用的問題：種族起源論，七色研究，鐳錠原質的探討，數目的理論，化石動物，與其他一切無益的論辯，為今日的人們和中世紀人對於聖母懷胎與物體雙重性同樣重視的”，托爾斯泰寫著連篇累牘的文字，充滿著尖利的諷刺。——他嘲弄“這些科學的奴仆，和教會的奴仆一般，自信並令人信他們是人類的教主，相信他們的顛撲不破性，但他們中間永遠不能一致，分成許多小派，和教會一樣，這些派彆變成鄙俗不知道德的主因，且更使痛苦的人類不能早日解除痛苦，因為他們摒棄了唯一能團結人類的成分：宗教意識”。

當他看到這新的熱狂的危險的武器落在一般自命為促使人類再生的人手中時，他不安更甚，而憤怒之情亦更加劇了。他采用強暴手段時，他無異是一個革命的藝術家。然而革命的知識分子與理論家是他痛恨的：這是害人的迂儒，驕傲而枯索的靈魂，不愛人類而隻愛自己的思想的人。[416]

思想，且還是卑下的思想。

“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滿足人類最低級的需求：他的物質的舒適。而即是這目的，還不能以它所擬的方法達到。”

實際上，它是冇有愛的。它隻痛恨壓迫者，並“豔羨富人們的安定而甜蜜的生活，它們有如簇擁在穢物周圍的蒼蠅”。當社會主義獲得勝利時，世界的麵目將變得異樣的可怕。歐羅巴的遊民將以加倍的力量猛撲在弱小民眾身上，他們將他們變成奴隸，使歐羅巴以前的無產者能夠舒適地、悠閒地享樂，如羅馬帝國時代的人一樣。

幸而，社會主義的最精華的力量，在煙霧中在演說中耗費了，——如饒勒斯那般：

“多麼可驚的雄辯家！在他的演辭中什麼都有，——而什麼也冇有……社會主義有些像俄國的正教：你儘管追究它，你以為抓住它了，而它突然轉過來和你說：‘然而不！我並非是如你所信的，我是彆一樣東西。’它把你玩於手掌之間……耐心啊！讓時間來磨鍊罷。社會主義的理論將如婦人的時裝一般，會很快地從客廳裡撤到下室中去的。”

然而托爾斯泰這樣地向自由黨人與社會主義者宣戰，究非為獨裁政治張目；相反，這是為在隊伍中消除了一切搗亂的與危險的分子之後，他的戰鬥方能在新舊兩世界間竭儘偉大的氣勢。因為他亦是相信革命的。但他的革命較之一般革命家的另有一種理解：這是如中世紀神秘的信徒一般的，企待聖靈來統治未來：

“我相信在這確定的時候，大革命開始了，它在基督教的世界內已經醞釀了二千年，——這革命將代替已經殘破的基督教義和從真正的基督教義衍出的統治製度，這革命將是人類的平等與真正的自由的基礎，——平等與自由原是一切賦有理智的生靈所希冀的。”

這預言家選擇哪一個時間來宣告幸福與愛的新時代呢？是俄羅斯最陰沉的時間，破滅與恥辱時間。啊！具有創造力的信心的美妙的機能啊！在它周圍，一切都是光明，——甚至黑夜也是。托爾斯泰在死滅中窺見再生的先機，——在滿洲戰禍中，在俄**隊的瓦解中，在可怕的無zhengfu狀態與流血的階級鬥爭中。他的美夢的邏輯使他在日本的勝利中獲得這奇特的結論，說是俄羅斯應當棄絕一切戰爭：因為非基督徒的民眾，在戰爭中往往較“曾經經曆奴仆階級的”基督徒民眾占優。——這是不是教他的民族退讓？——不，這是至高的驕傲。俄羅斯應當放棄一切戰爭，因為他應當完成“大革命”。

瞧，這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宣道者，反對暴力的老人，於不知不覺中預言著**革命了！[417]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將把人類從強暴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的革命，應當在俄國開始。——它開始了。”

為什麼俄羅斯要扮演這特選民族的角色？——因為新的革命首先要補救“大罪惡”，少數富人的獨占土地，數百萬人民的奴隸生活，最殘忍的奴隸生活。[418]且因為冇有一個民族對於這種褊枉的情況有俄羅斯民族所感的那般親切明白。[419]

但尤其是因為俄羅斯民族是一切民族中最感染真正的基督教義的民族，而那時爆發的革命應當以基督的名義，實現團結與博愛的律令。但這愛的律令決不能完成，如果它不是依據了無抵抗那條律令。[420]而無抵抗一向是俄羅斯民族的主要性格。

“俄羅斯民族對於當局，老是和歐洲彆的國家抱著不同的態度。他從來不和當局爭鬥；也從來不參與政柄，因此他亦不能為政治玷汙。他認為參政是應當避免的一樁罪惡。一個古代的傳說，相傳俄國人祈求瓦蘭人來統治他們。大多數的俄國人素來寧願忍受強暴的行為而不加報複。他們永遠是屈服的……”

自願的屈服與奴顏婢膝的服從是截然不同的。[421]

“真正的基督徒能夠屈服，而且他隻能無抵抗地屈服於強暴，但他不能夠服從，即不能承認強暴的合法。”

當托爾斯泰寫這幾行的時候，他正因為目睹著一個民族的無抵抗主義的最悲壯的榜樣而激動著，——這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聖彼得堡的流血的shiwei運動，一群手無寸鐵的民眾，由教士加蓬領導著，任人槍決，冇有一聲仇恨的呼喊，冇有一個自衛的姿勢。

長久以來，俄國的老信徒，為人們稱作“皈依者”的，不顧一切壓迫，頑強地對於國家堅持著他們的和平抵抗，並不承認zhengfu威權為合法。[422]在日俄戰爭這場禍變以後，這種思想更迅速地傳佈到鄉間的民眾中去。拒絕軍役的事情一天一天地增多；他們愈是受到殘忍的壓迫，反抗的心情愈是增強。——此外，各行省，各民族，並不認識托爾斯泰的，也對於國家實行絕對的和平抵抗：一**八年開始的高加索的杜霍博爾人，一九〇五年左右的古裡的格魯吉亞人，托爾斯泰對於這些運動的影響遠冇有這些運動對於他的影響重大；而他的作品的意義，正和革命黨的作家（如高爾基）所說的相反，確是俄羅斯舊民族的呼聲。[423]

他對於冒著生命的危險去實行他所宣傳的主張的那般人，抱著很謙虛很嚴肅的態度。[424]對於杜霍博爾人、格魯吉亞人，與對於逃避軍役的人一樣，他全冇有教訓的神氣。

“凡不能忍受任何試煉的人什麼也不能教導忍受試煉的人。”

他向“一切為他的言論與文字所能導向痛苦的人”請求寬恕。他從來不鼓勵一個人拒絕軍役。這是由各人自己決定的。如果他和一個正在猶豫的人有何交涉時，“他老是勸他接受軍役，不要反抗，隻要在道德上於他不是不可能的話”。因為，如果一個人猶豫，這是因為他還未成熟；“多一個軍人究竟比多一個偽善者或變節者要好一些，這偽善與變節是做力不勝任的事的人們所容易陷入的境界”。他懷疑那逃避軍役的貢恰連科的決心。他怕這青年受了自尊心與虛榮心的驅使，而不是“為了愛慕上帝之故”。對於杜霍博爾人他寫信給他們，教他們不要為了驕傲為了人類的自尊心而堅持他們的抵抗，但是要“如果可能的話，把他們的孱弱的妻兒從痛苦中拯救出來。冇有人會因此而責備他們”。他們隻“應當在基督的精神降臨在他們心中的時候堅持，因為這樣，他們纔會因了痛苦而感到幸福”。在普通情形中，他總請求一切受著虐待的人，“無論如何不要斷絕了他們和虐待他們的人中間的感情”。即是對於最殘忍的古代的希律王，也要愛他，好似他在致一個友人書中所寫的那般：

“你說：‘人們不能愛希律王。’——我不懂，但我感到，你也感到，我們應當愛希律王。我知道你也知道，如果我不愛他，我會受苦，我將冇有生命。”[425]

神明的純潔，愛的熱烈，終於連福音書上的“愛你的鄰人如你自己一般”那句名言也不能使他滿足了，因為這還是自私的變相！[426]

有些人認為這愛情是太廣泛了，把人類自私的情緒擺脫得那麼乾淨之後，愛不將變成空洞麼？——可是，還有誰比托爾斯泰更厭惡“抽象的愛”？

“今日最大的罪過，是人類的抽象的愛，對於一個離得很遠的人的愛……愛我們所不認識的所永遠遇不到的人，是多麼容易的事！我們用不到犧牲什麼。而同時我們已很自滿！良心已經受到揶揄。——不。應當要愛你的近鄰，——愛和你一起生活而障礙你的人。”

大部分研究托爾斯泰的著作都說他的哲學與他的信仰並非是獨創的：這是對的，這些思想的美是太永久了，決不能顯得如一時代流行的風氣那般……也有人說他的哲學與信仰是烏托邦式的。這亦不錯：它們是烏托邦式的，如福音書一般。一個預言家是一個理想者；他的永恒的生活，在塵世即已開始。既然他在我們前麵出現了，既然我們看到這預言家中的最後一個，在藝術家中唯一的額上戴有金光的人，——我覺得這個事實比世界上多一個宗教多一派哲學更為特殊更為重要。要是有人看不見這偉大的心魂的奇蹟，看不見這瘡痍滿目的世界中的無邊的博愛，真可說是盲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