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傳 社會的煩慮我們應當做什麼我信仰的寄托

他想已經到了彼岸，獲得了一個為他煩惱的心魂所能安息的蔭庇。

其實，他隻是處於一種新的活動的始端。

在莫斯科過了一冬（他對於家庭的義務迫使他隨著他的家族）[374]，一八八二年正月他參加調查人口的工作，使他得有真切地看到大都市的慘狀的機會。他所得的印象真是非常淒慘。第一次接觸到這文明隱藏著的瘡痍的那天晚上，他向一個朋友講述他的所見時，“他叫喊，號哭，揮動著拳頭”。

“人們不能這樣地過活！”他嚎啕著說，“這決不能存在！這決不能存在！……”幾個月之久，他又墮入悲痛的絕望中。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伯爵夫人寫信給他說：

“從前你說：‘因為缺少信心，我願自縊。’現在，你有了信心，為何你仍苦惱？”

因為他不能有偽君子般的信心，那種自得自滿的信心。因為他冇有神秘思想家的自利主義，隻顧自己的超升而不顧彆人，[375]因為他懷有博愛，因為他此刻再不能忘記他所看到的慘狀，而在他熱烈的心的仁慈中他們的痛苦與墮落似乎是應由他負責的，他們是這個文明的犧牲品，而他便參與著這個犧牲了千萬生靈以造成的優秀階級，享有這個魔鬼階級的特權。接受這種以罪惡換來的福利，無異是共謀犯。在冇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

《我們應當做什麼？》（一八八四——一八八六）便是這第二次錯亂病的表白，這次的病比第一次的更為悲劇化，故它的後果亦更重大。在人類的苦海中，實在的，並非一般有閒的人在煩惱中造作出來的苦海中，托爾斯泰個人的宗教苦悶究竟算得什麼呢？要不看見這種慘狀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後而不設法以任何代價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麼？

一幅奇妙的肖像，我見了不能不感動的，說出托爾斯泰在這時代所感的痛苦。他是正麵坐著，交叉著手臂，穿著農夫的衣服；他的神氣頗為頹喪。他的頭髮還是黑的，他的鬍髭已經花白。他的長鬚與鬢毛已經全白了。雙重的皺痕在美麗寬廣的額角上畫成和諧的線條。這巨大的犬鼻，這副直望著你的又坦白又犀利又悲哀的眼睛，多少溫和善良啊！它們看得你那麼透徹。它們不啻在為你怨歎，為你可惜。眼眶下劃著深刻的線條的麵孔，留著痛苦的痕跡。他曾哭泣過。但他很強，準備戰鬥。

他有他英雄式的邏輯：

“我時常聽到下麵這種議論，覺得非常錯異：‘是的，在理論上的確不錯；但在實際上又將如何？’彷彿理論隻是會話上必需的美麗的辭句，可絕不是要把它適合實際的！……至於我，隻要我懂得了我所思索的事情，我再不能不依了我所瞭解的情形而做。”

他開始以照相一般準確的手法，把莫斯科的慘狀照他在參觀窮人區域與夜間棲留所裡所見的情形描寫下來。[376]他確信，這不複是如他最初所信的那樣，可以用金錢來拯救這些不幸者的，因為他們多少受著都市的毒害。於是，他勇敢地尋求災禍的由來。一層進一層，漸漸地發現了連鎖似的負責者。最初是富人，與富人們該詛咒的奢侈的享受，使人眩惑，以至墮落。[377]繼之是普遍的不勞而獲的生活欲。——其次是國家，為強項的人剝削其他部分的人類所造成的殘忍的總體。——教會更從旁助紂為虐。科學與藝術又是共謀犯……這一切罪惡的武器，怎樣能把它們打倒呢？第一要使自己不再成為造成罪惡的共犯。不參加剝削人類的工作。放棄金錢與田產，不為國家服務。[378]

但這還不夠，更應當“不說謊”，不懼怕真理。應當“懺悔”，排斥與教育同時種根的驕傲。末了，應當“用自己的手勞作”。“以你額上流著的汗來換取你的麪包”這是第一條最主要的誡條。[379]托爾斯泰為預先答覆特殊階級的嘲笑起見，說**的勞作決不會摧殘靈智的力量，反而助它發展，適應本性的正常的需要。健康隻會因之更加增進，藝術也因之進步。而且，它更能促進人類的團結。

在他以後的作品中，托爾斯泰又把這些保持精神健康的方法加以補充。他殫精竭慮地籌思如何救治心魂，如何培養元氣，同時又須排除麻醉意識的畸形的享樂和滅絕良知的殘酷的享樂。他以身作則。一八八四年，他犧牲了他最根深蒂固的嗜好：行獵[380]。他實行持齋以鍛鍊意誌；宛如一個運動家自己定下嚴厲的規條，迫使自己奮鬥與戰勝。

《我們應當做什麼？》這是托爾斯泰離開了宗教默想的相當的平和，而捲入社會漩渦後所取的艱難的途徑的第一程。這時候便開始了這二十載的苦鬥，孤獨的亞斯納亞老人在一切黨派之外，（並指責他們）與文明的罪惡與謊言對抗著。

在他周圍，托爾斯泰的精神革命並冇博得多少同情；它使他的家庭非常難堪。

好久以來，托爾斯泰伯爵夫人不安地觀察著她無法克服的病症的進展。自一八七四年起，她已因為她的丈夫為了學校白費了多少精神與時間，覺得十分懊惱。

“這啟蒙讀本，這初級算術，這文法，我對之極端輕視，我不能假裝對之發生興趣。”

但當教育學研究之後繼以宗教研究的時候，情形便不同了。伯爵夫人對於托爾斯泰篤信宗教後的初期的訴述覺得非常可厭，以至托爾斯泰在提及上帝這名辭時不得不請求寬恕：

“當我說出上帝這名辭時，你不要生氣，如你有時會因之生氣那樣；我不能避免，因為他是我思想的基礎。”

無疑的，伯爵夫人是被感動了；她努力想隱藏她的煩躁的心情；但她不瞭解；她隻是不安地注意著她的丈夫：

“他的眼睛非常奇特，老是固定著。他幾乎不開口了。他似乎不是這個世界上的人。”

她想他是病了：

“據列夫自己說他永遠在工作。可憐！他隻寫著若乾庸俗不足道的宗教論辯。他閱覽書籍，他冥想不已，以至使自己頭痛，而這一切不過是為要表明教會與福音書主義的不一致。這個問題在全俄羅斯至多不過有十餘人會對之發生興趣而已。但這是無法可想的。我隻希望一點：這一切快快地過去，如一場疾病一般。”

疾病並不減輕。夫婦間的局勢愈來愈變得難堪了。他們相愛，他們有相互的敬意；但他們不能互相瞭解。他們勉力，作相互的讓步，但這相互的讓步慣會變成相互的痛苦。托爾斯泰勉強跟隨著他的家族到莫斯科。他在《日記》中寫道：

“生平最困苦的一月。僑居於莫斯科。大家都安置好了。可是他們什麼時候開始生活呢？這一切，並非為生活，而是因為彆人都是這樣做！可憐的人！……”

同時，伯爵夫人寫道：

“莫斯科。我們來此，到明日已屆一月了。最初兩星期，我每天哭泣，因為列夫不獨是憂鬱，而且十分頹喪。他睡不熟，飲食不進，有時甚至哭泣，我曾想我將發瘋。”

他們不得不分離若乾時。他們為了互相感染的痛苦而互相道歉。他們是永遠相愛著！……他寫信給她道：

“你說：‘我愛你，你卻不需要我愛你。’不，這是我唯一的需要啊……你的愛情比世界上一切都更使我幸福。”

但當他們一朝相遇的時候，齟齬又更進一層。伯爵夫人不能讚成托爾斯泰這種宗教熱，以至使他和一個猶太教士學習希伯萊文。

“更無彆的東西使他發生興趣。他為了這些蠢事而浪費他的精力。我不能隱藏我的不快。”

她寫信給他道：

“看到以這樣的靈智的力量去用在鋸木、煮湯、縫靴的工作上，我隻感到憂鬱。”

而她更以好似一個母親看著她的半瘋癲的孩子玩耍般的動情與嘲弄的微笑，加上這幾句話：

“可是我想到俄國的這句成語而安靜了：儘管孩子怎樣玩罷，隻要他不哭。”

但這封信並冇寄出，因為她預想到她的丈夫讀到這幾行的時候，他的善良而天真的眼睛會因了這嘲弄的語氣而發愁；她重新拆開她的信，在愛的狂熱中寫道：

“突然，你在我麵前顯現了，顯現得那麼明晰，以至我對你懷著多少溫情！你具有那麼乖，那麼善，那麼天真，那麼有恒的性格，而這一切更被那廣博的同情的光彩與那副直透入人類心魂的目光燭照著……這一切是你所獨具的。”

這樣，兩個人互相愛憐，互相磨難，以後又為了不能自禁地互相給與的痛苦而懊喪煩惱。無法解決的局麵，延宕了三十年之久，直到後來，這垂死的李爾王在精神迷亂的當兒突然逃往西伯利亞的時候纔算終了。

人們尚未十分注意到《我們應當做什麼？》的末了有一段對於婦女的熱烈的宣言。——托爾斯泰對於現代的女權主義毫無好感。[381]但對於他所稱為“良母的女子”，對於一般認識人生真意義的女子，他卻表示虔誠的崇拜；他稱頌她們的痛苦與歡樂，懷孕與母性，可怕的苦痛，毫無休息的歲月，和不期待任何人報酬的無形的勞苦的工作，他亦稱頌，在痛苦完了，儘了自然律的使命的時候，她們心魂上所洋溢著的完滿的幸福。他描繪出一個勇敢的妻子的肖像，是對於丈夫成為一個助手而非阻礙的女子。她知道，“唯有冇有酬報的為彆人的幽密的犧牲纔是人類的天職”。

“這樣的一個女子不獨不鼓勵她的丈夫去做虛偽欺妄的工作，享受彆人的工作成績；而且她以深惡痛絕的態度排斥這種活動，以防止她的兒女們受到誘惑。她將督促她的伴侶去擔負真正的工作，需要精力不畏危險的工作……她知道孩子們，未來的一代，將令人類看到最聖潔的範型，而她的生命亦隻是整個地奉獻給這神聖的事業的。她將在她的孩子與丈夫的心靈中開發他們的犧牲精神……統製著男子，為他們的安慰者的當是此等女子。……啊，良母的女子！人類的運命係在你們手掌之間！”

這是一個在乞援在希冀的聲音的呼喚……難道冇有人聽見麼？……

幾年之後，希望的最後一道微光也熄滅了：

“你也許不信；但你不能想象我是多麼孤獨，真正的我是被我周圍的一切人士蔑視到如何程度。”

最愛他的人，既如此不認識他精神改革的偉大性，我們自亦不能期待彆人對他有何瞭解與尊敬了。屠格涅夫，是托爾斯泰為了基督徒式的謙卑精神——並非為了他對他的情操有何改變——而欲與之重歸舊好的[382]，曾幽默地說：“我為托爾斯泰可惜，但法國人說得好，各人各有撲滅虱蚤的方式。”

幾年之後，在垂死的時候，屠格涅夫寫給托爾斯泰那封有名的信，在其中他請求他的“朋友，俄羅斯的大作家”，“重新回到文學方麵去”。

全歐洲的藝術家都與垂死的屠格涅夫表示同樣的關切，讚同他的請求。特·沃居埃在一八八六年所寫的《托爾斯泰研究》一書末了，他藉著托爾斯泰穿農人衣服的肖像，向他作婉轉的諷勸：

“傑作的巨匠，你的工具不在這裡！……我們的工具是筆；我們的園地是人類的心魂，它是亦應該受人照拂與撫育的。譬如莫斯科的第一個印刷工人，當被迫著去犁田的時候，他必將喊道：‘我與散播麥種的事是無乾的，我的職務隻是在世界上散播靈智的種子。’”

這彷彿是認為托爾斯泰曾想放棄他散播精神食糧的使命！……在《我的信仰的寄托》的終了，他寫道：

“我相信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明，隻是為燭照人類而秉有的。我相信我對於真理的認識，是用以達到這目標的才能，這才能是一種火，但它隻有在燃燒的時候纔是火。我相信我的生命的唯一的意義是生活在我內心的光明中，把它在人類麵前擎得高高的使他們能夠看到。”

但這光明，這“隻有在燃燒的時候纔是火”的火，使大半的藝術家為之不安。其中最聰明的也預料到他們的藝術將有被這火焰最先焚燬的危險。他們為了相信全部藝術受到威脅而惶亂，而托爾斯泰，如普洛斯帕羅[383]一樣，把他創造幻象的魔棒永遠折毀了。

但這些都是錯誤的見解；我將表明托爾斯泰非特冇有毀滅藝術，反而把藝術中一向靜止的力量激動起來，而他的宗教信仰也非特冇有滅絕他的藝術天才，反而把它革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