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軍閥檔案 直係軍閥吳佩孚 秀纔將軍“大意失荊州”02

- 但吳佩孚忽略了曹錕的感受，在新成立的內閣裡，隻有曹錕的一個親信且在一個無關緊要的位子上，吳佩孚住在曹錕的公署裡，任何事情包括一些重大事件均不向曹錕彙報，直到有一天曹錕派手下人找上門來，他才意識到自己做得有些過分。

當時已是6月末，有天晚上吳佩孚已經入睡，曹錕忽然派人上門，要他即刻去曹府相見。下人不敢叫醒剛剛入睡的吳佩孚，一向對吳佩孚寬厚的曹錕終於忍無可忍，發了狠話：“不來也得來！”下人不敢再怠慢，趕緊叫醒吳佩孚，吳佩孚雖然很不耐煩，但還是起身趕往曹府。

一進門，吳佩孚發現曹錕臉色不對，趕緊問：“發生了什麼事，讓老帥這麼著急？”由於吳佩孚已稱“大帥”，曹錕不得已隻好改稱“老帥”。

“你現在是大帥了，哪裡還把老帥放在眼裡，能來理我就該感謝了！”

曹錕對待吳佩孚一向縱容，如此發怒還是第一次。吳佩孚正疑惑間，驀然發現桌上放著的報紙，“曹汝霖”三個字赫然醒目，吳佩孚立刻明白了曹錕發怒的原因。

原來曹汝霖在交通總長任期內經手的一筆數額高達2000萬元的款項冇有底賬，涉嫌貪汙。事發後，交通總長高恩洪與財政總長董康曾向吳佩孚請示處理意見，吳佩孚要他們上報總統黎元洪，然後對曹汝霖依法查辦。如此重大的一個案件，吳佩孚既冇有向曹錕請示處理意見，也冇有與曹錕通氣，如今曹錕從報上看到曹汝霖被捕的訊息，這才如夢方醒：自己已經大權旁落！

吳佩孚趕緊陪著笑臉說：“老帥不要生氣，要是我做錯了什麼，請老帥拿軍棍打我，不要氣壞了身子。”

曹錕本來耳朵根子發軟，何況又是對吳佩孚，加上“大權旁落”這種事說出來有失臉麵，隻好不再追究。吳佩孚也非常識趣，一邊給老帥道歉，一邊保證以後不再乾政，並表示將返回自己的公署。

7月1日，吳佩孚離開保定返回洛陽，從此他的直魯豫巡閱副使公署變得熙熙攘攘熱鬨非凡，不僅內閣成員往來頻繁，各省督軍、省長前往拜謁，一些外國使節也紛紛造訪，洛陽不僅成為直係的西部大本營，而且成了北洋zhengfu的重心。如此一來，在直係內部便形成了保定與洛陽兩箇中心，加之吳佩孚不僅冇有放棄乾政，而且更牢固地把執了內閣，使他與曹錕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在直係內部形成了擁曹的“保派”與擁吳的“洛派”。

由於顏惠慶內閣中幾個重要人物遲遲不肯就職，加上財政困難，顏惠慶不願再擔此重任，於8月1日辭職。對於新一任國務總理的人選，吳佩孚表示絕不乾涉，但當黎元洪宣佈由南方“名流”唐紹儀組閣時，吳佩孚連續致電北京，反對唐紹儀組閣，提出由顏惠慶繼續出任總理，如其不願就任，則由王寵惠代理總理。

吳佩孚的主張，立即得到直係各省軍閥附和，黎元洪在吳佩孚的威勢下，不得不於9月19日解散唐紹儀內閣，任命王寵惠署理國務總理。

吳佩孚之所以選中王寵惠，因為王寵惠與其內閣中的教育部長湯爾和、財政總長羅文乾都是“好人zhengfu”的鼓吹者，他們與外交部長顧維鈞都是冇有黨派的“好人”，也是英美派人物，因此這屆內閣又稱為“好人zhengfu”。吳佩孚組織“好人zhengfu”的目的不過是以此“好人”裝點門麵，為我所用，因為“好人zhengfu”的核心人物便是他的親信交通部長高恩洪、內務部長孫丹林。“好人zhengfu”實際上成為受吳佩孚操縱的“洛派zhengfu”。

“好人內閣”一開始運行，首要任務便是為洛陽方麵籌措軍費。由於財政困難，財政總長羅文乾與奧地利銀行團代表華義銀行經理羅索達·柯索利簽訂奧國借款展期合同，在使中國財政遭受巨大損失的同時，華義銀行支付財政部8萬英鎊補款，摺合華幣60萬元。財政部收到此款後，抽出10萬元用於支付中央經費，其餘50萬元全部撥到洛陽。

對於此項展期借款，羅文乾在協商簽訂合同時，已儘力將對國家的財政損失降到最低。但羅文乾辦理該事項時未提交國會通過，手續上有所欠缺。“保派”人物吳景濂、張伯烈因對王寵惠內閣的親洛傾向不滿，便以此為突破口，以華義銀行支付給財政部的8萬英鎊支票上和財政部公函上羅文乾的親筆簽名為受賄書證，以華義銀行買辦“保派”人物李品一為證人，指控羅文乾受賄，脅迫黎元洪下手諭，於11月18日晚將羅文乾等人逮捕。

羅案發生第二天，“洛派”閣員高恩洪與孫丹林立刻打電報向吳佩孚求救，吳佩孚對該項“展期借款”瞭如指掌，對黎元洪竟敢下令逮捕羅文乾非常氣憤，立刻給總統府發電報，以上司對下屬的口氣對黎元洪大加指責與訓斥。黎元洪在上屆總統任內雖然也是傀儡，但無論段祺瑞還是張勳，都不敢對他公開侮辱。儘管黎元洪氣得渾身發抖，但在吳佩孚的高壓下，也隻好做出讓步，將羅文乾接到總統府。

羅文乾由階下囚成為了總統的座上客，一時有恃無恐，一定要總統給個說法才肯回家。然而，羅文乾做夢也不會想到，時隔一天局勢突然逆轉，吳佩孚再也救不了他。原來，曹錕親自出馬了！

曹錕得知吳佩孚拿到50萬元而他分文未得，十分氣憤，覺得吳佩孚實在目無尊長，欺人太甚。由於此款是經交通部劃撥的，立刻派人到交通部查賬，竟查出半年時間內，吳佩孚操縱前後兩屆內閣為其公署撥付軍費509.9萬元，而僅僅撥付保定方麵242.4萬元。一怒之下，曹錕決定推倒“洛派”內閣。

11月23日，曹錕通電公佈了羅文乾犯下的五條誤國大罪，並建議組織特彆法庭，對其徹底追究。24日，直係諸將領及直係勢力控製下的各省軍閥，乃至皖係軍閥紛紛通電支援曹錕，一致痛斥羅文乾喪權賣國，請求北京zhengfu予以嚴懲。同時警告吳佩孚，若包庇羅文乾等罪犯，將以賣國罪群起討伐。“保派”乘機大叫：“秀纔不倒，大選不成。”大有將吳佩孚拉下馬，將曹錕扶上總統寶座之勢。

這種一邊倒的局勢，令吳佩孚嫡係部將蕭耀南、張福來等人也不敢替吳佩孚說話，紛紛表示支援“老帥”。孤立無援的吳佩孚第一次領教到曹錕的威力，一時間目瞪口呆，急忙對曹錕表示屈服，通電說：“對曹使始終服從，對元首始終擁護”，對於“羅案”“謹遵曹帥主旨，主張依法辦理”。

隨著吳佩孚的認輸，“洛派”內閣隨之倒台，“保洛之爭”以“洛派”失敗而告終。而羅文乾成了兩派爭鬥的犧牲品。

禍起蕭牆，直奉大戰中慘敗

吳佩孚認輸後，曹錕考慮到以後對付張作霖與孫中山還要依靠吳佩孚，遂順水推舟表示“保洛是鐵一般的關係”，兩人很快恢複了“你即是我，我即是你”的關係。此後，一直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戰爆發，吳佩孚虎踞洛陽，度過了人生中的巔峰時期。此時吳佩孚擁兵數十萬，掌控直隸、陝西、河南、山東、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洛陽儼然成為北方的政治、軍事中心，被時人稱為“西宮”，設有全國18個省督理、督辦代表機構。按曹錕所言：“隻要洛陽打個噴嚏，北京天津都要下雨。”

1924年9月8日，吳佩孚以“中國最強者”成為美國《時代》雜誌封麵上的第一箇中國人，上海英文雜誌《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美國人約翰·鮑威爾甚至讚譽他：“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統一中國。”但也就是在吳佩孚的巔峰時期，直係內部爭鬥不斷，為直係的衰落以及吳佩孚的人生衰落埋下了伏筆。

“保洛之爭”結束後，曹錕開始賄選，於1923年10月10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宣佈就職總統。曹錕上台後，對直係將領按功封賞，吳佩孚被升為直魯豫巡閱使，王承斌任直隸軍務督理兼直魯豫巡閱副使，齊燮元任蘇皖贛巡閱使，蕭耀南任兩湖巡閱使，馮玉祥、王懷慶、王承斌、齊燮元、蕭耀南、閻錫山等均被提升為上將軍。可以說，大家各得其所，本應各司其職，和平相處，然而，由於吳佩孚大權獨攬，獨斷專行，致使一些將領對他心懷不滿，其中馮玉祥、王承斌、齊燮元因受到吳佩孚壓製或排擠，組成“反吳三角同盟”與之抗衡。

馮玉祥的實力在直係中僅次於吳佩孚，由於馮玉祥數次倒戈，投靠曹錕後又暗中與孫中山聯絡，因此吳佩孚對他百般防範與壓製，以剋扣軍餉等手段限製他擴軍。馮玉祥對此銜恨在心，一直伺機報複。

直奉戰爭後，馮玉祥出任河南督軍，吳佩孚派出馮玉祥的死對頭寶德全為河南軍務幫辦。馮玉祥與寶德全嫌隙甚深，兩人曾兵戎相見。吳佩孚以為如此安排可以達到監視、製約馮玉祥的目的，豈料馮玉祥一到開封，便命令手下將前來迎接他的寶德全拖到莊稼地裡槍殺了。吳佩孚聞訊後火冒三丈，發電質問馮玉祥，馮玉祥卻回電稱：“冇有見到此人前來赴任，可能途中被亂軍殺死了。”令吳佩孚既惱火又無可奈何。

由於兩人之間成見已深，馮玉祥每次到洛陽謁見吳佩孚，吳佩孚總是顧左右而言他。有一次馮玉祥談及河南最近發生旱情，應該設法防救。吳佩孚詭異地一笑說：“待我卜個卦，算算何時能下雨。”說完便拿出簽筒，從裡麵挑出六個製錢，嘴裡嘟嘟囔囔，一連卜了六七卦，然後說：“明日午後2時西北方會下雨。”

吳佩孚早年從家鄉蓬萊逃到北京後，曾以卜卦為生，後來作戰也經常以卜卦算勝負，據說十分靈驗。馮玉祥對此不以為然，想看看吳佩孚怎樣為自己圓場。第二天下午2時，馮玉祥準時來到吳佩孚的公署，對吳佩孚說：“這烈日當頭，好像冇有要下雨的跡象啊！”

吳佩孚慢悠悠地說：“煥章此言差矣，莫斯科此時正在下雨。”吳佩孚以此諷刺馮玉祥正在接受“赤化”。馮玉祥聞之臉色大變，憤然離去。

馮玉祥督豫期間，不僅收編了原河南督軍趙倜的舊部，還悄悄募兵擴軍。後來曹錕任命馮玉祥為陸軍檢閱使，在馮玉祥即將赴京上任時，吳佩孚下令隻準他帶走原部第十一師，督豫期間擴編的五個補充團則交由下任河南督理改編。吳佩孚知道馮玉祥不會乖乖就範，特派其參謀長以照料為名，到鄭州監視馮玉祥的部隊開拔。

馮玉祥自有辦法，他令補充團將士佩戴十一師番號，提前趁夜間登車北上，在吳佩孚的參謀長眼皮底下，將補充團全部送離河南，然後纔開始運送十一師將士與輜重。待吳佩孚的參謀長髮現時，已是鞭長莫及。

第二十三師師長王承斌，因直奉戰爭時有通奉嫌疑，也受到吳佩孚的防範和壓製。直奉戰爭後，王承斌任直隸省長，成為“保派”骨乾。“羅文乾受賄案”發生後，王承斌第一個跳出來指責吳佩孚。為了控製王承斌，吳佩孚令直隸軍務幫辦和駐防直隸地區的部隊長官，越過王承斌，直接聽命於曹錕與他本人；還暗中活動，想要將王承斌調任河南督理，以便就近監視。

至於江蘇督理齊燮元，則因為吳佩孚的“和皖”政策，禁止他“收回”受皖係殘餘勢力控製的上海，而對吳佩孚心懷不滿。

就在直係內部一些將領與吳佩孚產生嫌隙的時候，1924年初，吳佩孚又提出統一軍權於中央的建議，即各巡閱使和督軍等一律不得兼任師長，其師長職務由中央派人接任，各師由陸軍部直接管轄。此舉等於削了各省軍閥的兵權，自然招來一片反對聲。但北京zhengfu堅持采納吳佩孚的建議，強行解除了一些省份督軍所兼任的師長職務，不過也做出了一定讓步，即同意各師仍駐原省並受該省督軍節製。

但有三人不曾解除師長職務，其中便有馮玉祥、齊燮元。這兩人對中央的命令堅決不服從，吳佩孚拿他們毫無辦法，隻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與此同時，吳佩孚自己也依舊兼任第三師師長，使得各省軍閥對他愈加心懷不滿，吳佩孚因此給自己樹立了更多的敵人。

儘管直係內部爭鬥不止，但吳佩孚一時一刻都冇有停止練兵備戰。他料定張作霖戰敗之後不會善罷甘休，於1923年春天，在赤峰、朝陽、山海關等地佈下重兵設防。事實正如吳佩孚所料，張作霖戰敗退回關外後，埋頭整軍經武，決心洗雪一敗之恥。

1923年夏，張作霖觀看了上海大陸電影公司拍攝的吳佩孚洛陽練兵實況，不禁大為震驚。在吳佩孚“凍不拆屋，餓不擾民”的紀律規範下，直軍訓練有素，士氣高漲，其裝備也較此前大有提高。曹錕從外商那裡購買了大量軍火，質量和效能比此前直軍所用的國產軍火不可同日而語。這些都讓張作霖意識到，僅憑他一人之力，恐怕無法與直係抗衡。於是，他積極聯絡同樣敵視直係的皖係段祺瑞、南方孫中山，與他們再結“反直三角聯盟”。

1924年9月3日，直係江蘇督軍齊燮元為收回上海，與皖係軍閥浙江督軍盧永祥兵戎相見。儘管江浙之戰隻是侷限於東南一隅的區域性戰爭，但卻給張作霖出兵製造了藉口，9月15日，張作霖以反對直係發動江浙戰爭為由，組織鎮威軍，自任總司令，率22萬大軍，向九門口、山海關、熱河撲來，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

由於奉軍已偵得直軍各部防守陣地以及各部力量強弱，所以先發製人，將主力集結至山海關、九門口一線，要在此線給直軍決定性打擊。

根據奉軍部署，7月18日晚10時，吳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召開討逆軍總司令部軍事會議，自任討逆軍總司令，任命王承斌為副總司令兼直隸籌備司令，分東、中、西三路迎擊奉軍。彭壽莘為第一軍司令，王懷慶為第二軍司令，馮玉祥為第三軍司令，張福來為援軍總司令，另有海、空軍各一部，總兵力20萬人，依托長城組織防禦。吳佩孚將其嫡係部隊三師約12萬人放在東路抵抗山海關、九門口一線的奉軍，他認為奉軍備戰時間久，已做好充分準備，加上有日本支援，若與之硬拚，恐怕隻會白白損失，決定先持守勢，以逸待勞，待奉軍疲憊、放鬆警惕時，突然衝出，殺他個措手不及，一舉打到奉天，到時日本想要援助奉軍，隻怕也來不及了。

四照堂點將後，吳佩孚為籌措軍餉，冇有立即前往前線，而是在北京遙控指揮前線作戰。戰爭首先在熱河地區爆發，奉軍看準這一路直軍力量薄弱，迅速而猛烈地進行攻擊，到10月初，奉軍已經逼近淩源、赤峰，而前來增援的王懷慶的13師還在行軍途中。很快，熱河全區被奉軍占領。接下來，奉軍轉向山海關一帶作戰。

直奉雙方都在山海關正麵戰場投入重兵，戰鬥極為慘烈，直軍藉助山洞等有利地勢，頑強抵抗奉軍猛烈的炮火和飛機轟炸，擊退了奉軍40多次的連續猛撲。奉軍見此路不通，尋找其他突破口，在日本提供的情報中，奉軍得知山海關左翼要塞——九門口防守薄弱，遂改變進攻點，全力攻打九門口。10月8日，直軍丟失九門口，戰局立即對直軍不利。奉軍占據九門口後，西可進攻石門寨，南則威脅山海關。在這種威脅下，吳佩孚調張福來的援軍開赴前線，並於10月10日從北京出發前往山海關督戰。途中他多次停車做軍事部署，12日早抵達山海關前線後，直軍士氣大增。

13日晨，直軍與奉軍在石門寨開戰，吳佩孚親臨前線指揮，命靳雲鶚、楊清臣兩師增援石門寨，待局勢稍定，根據戰局變化，調整兵力分佈。儘管吳佩孚在此投入了重兵，調入重炮團，交叉掩護，輪番作戰，但如果僅僅以陸軍作戰，直軍尚有優勢，而奉軍投入飛機轟炸，直軍的炮隊便不是對手了。此時，武器的差距決定了戰場局勢。17日，直軍棄守石門寨，向秦皇島敗退。

吳佩孚四照堂點將時，心中已形成一個通盤計劃：東線山海關由第一軍與海軍聯合進攻奉軍，西線由第二軍王懷慶防守熱河，而第三軍馮玉祥則出熱河呈迂迴態勢威脅奉軍後方戰略要地錦州，使奉軍腹背受敵，如此分散奉軍主力。如今王懷慶的第二軍及熱河守軍已經被打敗，隻能寄希望於馮玉祥。吳佩孚看了一下馮玉祥呈報的軍事行動報告，顯示馮玉祥於15日擊退奉軍，占領赤峰。對此，吳佩孚冇有懷疑，立即命總參謀長張方嚴發電給馮玉祥，命他火速推進，分散奉軍主力，以減緩第一軍正麵作戰壓力，電報中稱：“大局轉危為安在斯一舉。”

然而，電報發出後，遲遲得不到迴音，吳佩孚憂心忡忡，不知馮玉祥葫蘆裡賣的什麼藥。10月23日，電務處長田懷廣突然來報：“大帥，總統府電話無法接通，拍發無線電也無人接收。”吳佩孚聽後大驚，這時他想到馮玉祥遲遲冇有動靜，將它們聯絡到一起，心裡頓時生出一股不祥之感：“會不會是馮煥章在搗鬼……”

果然，不久後即傳來馮玉祥通電倒直的訊息，10月22日夜，馮玉祥乘京城空虛，率兵返回北京發動“北京政變”，囚禁總統曹錕。此訊息如晴天霹靂在直軍中炸開……

起死回生，又遇勁敵北伐軍

吳佩孚萬萬冇有想到，自己會從人生巔峰瞬間跌入穀底，而這一切，都源於馮玉祥的倒戈。馮玉祥對吳佩孚的怨恨，吳佩孚心知肚明，但他冇有料到馮玉祥會加入“反直三角聯盟”，收下張作霖的140萬元軍餉，聯合曹錕衛隊旅旅長孫嶽，以及直係將領胡景翼共同倒直。

戰前部屬時，吳佩孚將馮玉祥安排至西路，此路途經之地多為荒山僻壤，道路崎嶇不利於行軍，也不便就地籌措軍糧，但此路軍隊對戰局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為避免馮玉祥消極應付，吳佩孚特意令討逆軍副總司令、“保派”軍人王承斌做西路監軍，不料王承斌早與馮玉祥組成“反吳三角同盟”，雖然冇有加入策劃倒戈，但也冇有阻止馮玉祥倒戈，而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到“北京政變”成功之後，他便公開站到了馮玉祥一邊。

對於京城的拱衛人員，吳佩孚做了精心佈置，特意選中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孫嶽。孫嶽是同盟會會員，曾參加灤州起義，曹錕為了使其躲過袁世凱的殺害，認他做了養子。直皖大戰中，孫嶽表現出色，被任命為曹錕衛隊旅旅長。直奉大戰中，孫嶽在初戰中失利，吳佩孚氣急敗壞，當著眾人的麵斥責孫嶽“冇能力”，孫嶽心中惱火，憋著一口氣，在接下來的戰鬥中，親赴戰場指揮作戰，很快轉敗為勝，立下戰功。戰後，各師旅的大小軍官都得到晉升，孫嶽卻冇有得到提升，因此對吳佩孚心懷不滿。加上他與馮玉祥是多年好友，一直過從甚密，在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時，與之裡應外合，打開城門，使得馮軍兵不血刃一夜間占領北京。

至於胡景翼，他本是陝西靖**第四路司令，同盟會會員，後來雖然倒向直係，但吳佩孚認為他是“土匪”出身，又與南方革命軍交好，對其並不重用，胡景翼在直係吃不開，遂與馮玉祥聯合倒直。

10月15日馮玉祥給吳佩孚呈報軍事行動報告，說已擊退奉軍占領赤峰，其實這是他與張作霖事先策劃，聯手搞的騙局，實際奉軍是主動撤離赤峰的，兩軍並未真的發生戰鬥。19日，馮玉祥收到吳佩孚“大局轉危為安在斯一舉”的急電，同時看到同盟社釋出的戰情報道，說直軍傷亡慘重，勢已不支，認為直軍已經必敗無疑，遂決定倒戈回京，發動政變，掌握北京政權。

也就在這一天，張福來的援軍抵達前線，直軍立即扭轉戰局，重新奪回九門口，倘若馮玉祥能在第一時間得到直軍重奪九門口的訊息，知道直軍還有戰勝的可能，那麼，他或許不會做出倒戈回京的決定。畢竟奉係戰勝直係之後，定然會直接控製北京政權，而他自己則會失去直係的庇護。

吳佩孚得知馮玉祥倒戈併發動北京政變的訊息後，10月23日上午8時在秦皇島車站的總司令部召開緊急軍事會議，亮明自己的觀點：此時前線處於膠著狀態，不會發生大的變故，而馮玉祥軍隊不堪一擊，應當先救出總統奪回政權。

對此，吳佩孚的部下提出反對意見：“此時情勢危急，大帥萬萬不可離開前線，應當先集中兵力擊潰奉軍，再揮師南下，解決北京問題。”

吳佩孚卻固執己見，對前線將領們表示：“你們將各自陣地守好，我回去殺掉馮玉祥。等我回來再直搗黃龍。”於是將山海關戰場的軍事指揮權交給張福來、彭壽莘兩人，當晚率領第三師和第二十六師各一部七八千人趕赴天津，由於此時江浙戰爭已經結束，為了讓江浙兩省援軍能夠順利增援前線，吳佩孚部署對馮作戰的同時，還要保證津浦路線暢通。

然而，吳佩孚冇有想到，先回救北京的這一決定，竟成為他此生中最大也是影響他一生命運的失誤。這個失誤，源於他的求勝心切一時草率操之過急，也源於他獨斷專行聽不進他人意見，更源於他對馮玉祥的過於輕視。實際上，他率領的七八千人，因剛從前線調下而疲憊不堪，與準備充分、以逸待勞的馮玉祥軍隊根本無法抗衡。而馮玉祥政變原本已造成軍心浮動，他作為主帥在此關鍵時刻率兵離去，分散兵力暫且不說，對軍心士氣的影響可想而知。

結果正是如此，就在吳佩孚與馮玉祥軍隊作戰連連潰退時，直軍前線也因主帥離去而軍心渙散，發生內亂。奉軍卻乘機加強攻勢，不出一週，直軍全線崩潰，前線將領紛紛潰逃天津。

這一切發生之迅速，令吳佩孚目瞪口呆、無所適從。正所謂牆倒眾人推，11月1日，山東鄭士琦宣佈武裝“中立”，毀壞津浦鐵路，阻止援軍北上及吳佩孚南下，山西閻錫山也於同日宣佈“中立”，並出兵石家莊，截斷京漢鐵路。而馮玉祥和奉軍也從三麪包圍了吳佩孚司令部所在的天津。

11月3日，吳佩孚率殘兵2000餘人，乘車到達塘沽，後乘“華甲”號輪船南下，打算在青島登岸，轉膠濟路、津浦路、隴海路回洛陽重整旗鼓。然而對於吳佩孚這個敗軍之將，各省督軍均避之唯恐不及。“華甲”號駛至青島時，山東鄭士琦不僅拒絕假道，並且拒絕給“華甲”號供應淡水與食物。吳佩孚隻好改變計劃，乘船南下，經上海入長江，過武漢抵洛陽。然而此時吳佩孚僅有第三師殘部2000人外加新招募的士兵1萬人，曾對吳佩孚百般討好的陝西督軍劉鎮華見有機可趁，便出兵洛陽。吳佩孚無力抵抗，打算避難武漢蕭耀南處，卻遭到蕭耀南拒絕。

此時，北京政權已落入張作霖與段祺瑞手中，段祺瑞出任了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接連發出“逮捕吳佩孚解京治罪”的通令，馮玉祥也改所部為中華民國國民軍，揮師南下，吳佩孚無處可躲，隻好於1925年1月5日乘艦南下，暫泊黃州。

就在段祺瑞打算武力劫持吳佩孚的軍艦時，吳佩孚突然收到湖南軍閥趙恒惕的電報，邀請他進入湖南。在遭遇了“眾叛親離”後，吳佩孚本不指望會有昔日好友“收留”自己，卻不曾想並非“舊友”的趙恒惕會主動相邀，一時感慨萬千。就這樣，吳佩孚回到最初的“發跡地”嶽陽，總算找到一處棲身之地。由於湖南是“自治”省，吳佩孚可以毫無顧忌地在此進行政治活動，於是他聯絡舊部，伺機再起。

機會很快來了。奉係控製北京政權後，以西北邊防督辦的任命將馮玉祥排擠出北京，同時瘋狂擴張，使各省軍閥人人自危。浙江督軍孫傳芳生怕自己的督軍之位不保，趕緊與馮玉祥聯合抗奉。由於吳佩孚在直係各省中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和號召力，1925年10月，孫傳芳通電擁護吳佩孚出山，領導各省軍閥討奉，立即得到湖北蕭耀南、福建周蔭人以及原江蘇督軍齊燮元所部師長、旅長等人的通電支援，特彆是蕭耀南，見吳佩孚又有再起之勢，連忙示好，表示願意繼續追隨。

吳佩孚自然不會錯過這個東山再起的機會，10月21日，在蕭耀南的恭迎下，吳佩孚抵達武漢，宣佈接受14省區將領的聯名公推，出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

“討賊聯軍”征討的是奉係張作霖，但吳佩孚卻對討奉不怎麼熱心，他在武漢發表的“討賊”言論，全部針對段祺瑞與馮玉祥。此時，吳佩孚接到孫傳芳的電報，請他到南京主持攻打徐州的戰事，吳佩孚聞訊後大喜，孫傳芳此舉正好為他攻占河南製造了藉口。吳佩孚立即任命靳雲鶚為豫東“討賊”軍第一路總司令，打著協助孫傳芳攻打徐州的旗號，向河南督理嶽維峻提出借道河南。嶽維峻不是傻瓜，自然清楚吳佩孚葫蘆裡賣的什麼藥，立即予以回絕。吳佩孚又借協助攻打山東之名，借道河南，再次遭到拒絕。

其實，此時吳佩孚已經與山東督辦、奉係張宗昌秘密聯手。張宗昌曾派親信到武漢，對吳佩孚說：“國民軍攻直隸，直隸最終必歸國民軍，若再把山東攻下，那麼國民軍將掌控直、魯、豫、陝、甘，以及察、熱、綏三特區，這些地區聯成一氣，勢不可當！這對奉係自然冇有好處，但對直係又有什麼好處呢？直係又會遭遇什麼下場呢？”張宗昌所言正是吳佩孚所擔心的，相對於張作霖，吳佩孚更害怕馮玉祥發展壯大，於是與張宗昌“化敵為友”，走出直奉聯合的第一步。

1925年12月，張作霖和吳佩孚的代表會晤大連，基本達成諒解，1926年1月5日，吳佩孚收到張作霖的電報，張作霖正式提出直奉聯合。吳佩孚知道張作霖並非真心與之聯合，隻不過想要利用他遏製馮玉祥的壯大，目的達成後，便會卸磨殺驢。但吳佩孚又何嘗不是如此？他更害怕張作霖與馮玉祥再度聯手，那樣他東山再起的希望將徹底破滅。他的首要敵人自然是馮玉祥，他的如意算盤是：與張作霖聯手打敗馮玉祥後，再與張作霖算舊賬。

1926年1月20日，吳佩孚通電討馮，仍然打著“討賊聯軍”的旗號，隻是將“賊”冠於馮玉祥的頭上。吳佩孚第一個目標自然是河南。他計劃兵分三路進攻河南，東路進攻河南東部，以靳雲鶚為總司令；西路進攻河南西部，以劉鎮華、張治公為總司令；南路進攻信陽，以寇英傑為總司令。1月底，河南戰爭爆發。東路靳雲鶚很快便攻克歸德、蘭封，到2月27日已經占領開封，兵逼鄭州。但進攻信陽的寇英傑卻是敗績連連，損失慘重，最後竟敗退至鄂北廣水一帶。

原來，駐守信陽的是國民軍第二軍第十一師，師長蔣士傑是國民軍首屈一指的驍將，其手下田生春、楊瑞軒兩支勁旅均驍勇善戰。在寇英傑攻打信陽屢屢受挫的情況下，吳佩孚決定采用他最拿手的迂迴戰術，出襄樊、走南陽，繞道左翼進攻信陽側背。襄樊、南陽鎮守使非國民軍嫡係，答應給吳佩孚借道。於是，吳佩孚佯裝正麵攻擊信陽，主力部隊卻繞道北進，2月下旬北進部隊突然出現在信陽側背，連克確山、駐馬店、偃城、漯河、許昌等京漢線要地，令蔣士傑腹背受敵。3月13日，蔣士傑終於被迫放下武器。吳佩孚不禁感慨道：“若我有一個蔣士傑，上次戰爭也不致失敗。”當即對蔣士傑、田生春、楊瑞軒三人優禮有加，並委任為總司令部參議。信陽失守後，河南境內國民軍很快全軍覆冇，國民軍第二軍軍長兼河南督理嶽維峻也成了俘虜。

3月初，靳雲鶚、寇英傑會師鄭州後，兵分兩路，一路西進攻克洛陽，再克陝州、潼關，另一路朝保定進攻，直指京津。吳佩孚則重返洛陽，再次成為全國矚目的風雲人物。

河南戰爭爆發後，奉係張宗昌和李景林的直魯聯軍也開始進攻直隸，3月23日占領天津，28日進占豐台，同時不斷髮電，請吳佩孚北上主持北京大計。

馮玉祥連遭挫敗，自知不是直奉聯軍的對手，為保住國民軍實力，以退為進，宣佈下野，將軍政大權交予張之江、鹿鐘麟。鹿鐘麟時任北京警備司令，在馮玉祥的授意下，於4月10日發動了第二次“北京政變”，將段祺瑞趕下台，釋放曹錕，迎接吳佩孚入京主政，以此討好吳佩孚並表達歸順之意。但吳佩孚不為所動，4月11日發表通電，稱國民軍全部退出北京後方有議和可能，同時發電報給張宗昌等奉係將領，稱“國民軍無和平誠意，請按照原計劃從速進兵掃蕩赤巢”。15日，吳佩孚軍隊抵達西苑，張作霖軍隊占據通州，國民軍被迫退至南口。

段祺瑞下台後，北京zhengfu總統之位空缺，恢複自由的曹錕再次萌生出任總統之想法，於是，曹錕派心腹王坦前來征求吳佩孚的意見。吳佩孚考慮到政局尚未穩定，曹錕因賄選總統一事早已聲名狼藉，如今再令他複位總統，隻怕張作霖會繼續借“賄選”大做文章，就對王坦說：“三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這一點你我都清楚，何況現在局勢未穩時機不成熟，還是等我把大局搞定再說吧。”

果然，在吳佩孚提出恢複憲法，恢複顏惠慶內閣，由顏內閣攝行總統職權後，張作霖就拿出“賄選”一事做文章，主張恢複約法、召開新國會，甚至列出了新內閣人選名單，兩人為此爭執不下。然而，此時的局勢已不容二人繼續爭執，南方國民革命軍已在調兵遣將，準備誓師北伐；北方國民軍雖退至南口，但實力猶存。馮玉祥雖然下野，卻從未停止擴軍備戰，並接受蘇聯的軍事援助，實力不可小覷。於是，吳佩孚與張作霖達成“軍事為先，政治緩議”的共識，商定先聯合攻下南口，再由吳佩孚南下攻打廣東革命根據地，將北伐軍消滅在出征之前。張作霖則北上攻打國民軍，之後共分天下。

然而，這一切都隻是一個美麗的夢想，吳佩孚再次犯了過於輕敵的錯誤，使他的東山再起成為了曇花一現。

就在吳佩孚進攻南口之時，1926年7月，廣東國民革命軍以推翻北洋軍閥為目標的北伐戰爭拉開了序幕，但吳佩孚根本冇把北伐軍放在心上，隻管進攻南口，任憑曹錕、孫傳芳發電勸他迅速南下，他均不為所動。直到北伐軍進軍湖南，攻克長沙，直逼武漢，吳佩孚才意識到形勢嚴峻，這才於匆忙中揮師南下。

令吳佩孚冇有想到的是，北伐軍銳不可當，汀泗橋戰役、賀勝橋戰役，吳佩孚一敗塗地，武昌血戰後，吳佩孚兵敗兩湖，其主力軍全部被北伐軍消滅。10月6日，吳佩孚逃往鄭州。此時吳佩孚已走投無路，隻好給四川軍閥楊森打電報，稱：“我已無路可走，不論你允許與否，我都隻有入川一途了。”

楊森此前曾受恩於吳佩孚，念及此情，隨即迎接吳佩孚入川，並予以庇護。從此，吳佩孚在四川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的逃亡生活。此間他曾多次試圖東山再起，皆以失敗而告終。1931年春，蔣介石在其政權得以鞏固的情況下，終於允許吳佩孚離開四川。

此後，吳佩孚曾前往甘肅，試圖在甘肅尋找機會，同樣被蔣介石所製止。1931年末，吳佩孚來到北平，張學良以“子侄”身份，安排他住進東四什錦花園衚衕的大宅院，每月贈送其4000元生活費。至此，吳佩孚結束了五年之久的流寓生活。

拒做漢奸，命喪日本人之手

吳佩孚攜妻妾寓居北平之時，正是日本加緊侵華步伐，想方設法收買漢奸為其服務之際。吳佩孚作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度左右政局的人物，雖然大勢已去，但政治野心不死，同時在華北及兩湖地區仍有一定號召力，加上他反蔣**，自然成為日本收買的最佳人選之一。

早在被困四川時，日本海軍第一遣外艦隊特務長荒城二郎少將就曾代表日本拜謁吳佩孚，表示願意奉送“buqiang10萬支、機槍2000挺、大炮500門、子彈若乾、助款百萬”，吳佩孚在當時迫切需要武器裝備的情況下，尚且堅拒不受。如今到了北平，更不會屈從。

但國民zhengfu對吳佩孚懷有戒心，怕他會與日本人勾結，於1932年4月聘其為“國難會”議員，吳佩孚對此置之不理。1933年1月，蔣介石迎段祺瑞南下時，曾兩次邀請吳佩孚南下居住，吳佩孚不想受其監視，拒絕前往。

其實吳佩孚在北平東四什錦花園衚衕內的巨宅寓所，以及每月4000元生活費，都是張學良奉蔣介石之命安排與奉送的。吳佩孚初到北平時，正值“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情緒高漲，原想憑藉“世侄”張學良的武力東山再起，不料張學良對這位老世伯雖以“子侄”身份執禮甚恭，但絕口不提國家大事。

到1936年春，吳佩孚與蔣介石逐漸有所往來。蔣介石在攜夫人宋美齡北巡中，曾在外交大樓設宴邀請吳佩孚會晤，吳佩孚欣然前往。

1938年12月，吳佩孚在東四什錦花園衚衕的大宅裡接待了一位看似尋常的客人——其舊部政務處長劉泗英，劉泗英秘密帶來重慶國民zhengfu行政院長孔祥熙的親筆信，令吳佩孚看後精神為之一振。同時，孔祥熙奉蔣介石之命，贈送吳佩孚生活費10萬元，為吳佩孚解除了生活上的後顧之憂。劉泗英返回重慶時，吳佩孚覆信一封，又作詩一首，請劉泗英轉呈蔣介石：

颯颯西風裡，秋聲動地哀。

斯民何所恃，端仗大英才。

但日本人對吳佩孚的策反一刻也冇有放鬆，“七七”事變後，日本人在北平設立“南山莊大迫機關”，並派出大迫通貞、川本芳太郎等高級特務遊說吳佩孚“出山”，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甚至親自出馬，“三顧茅廬”。吳佩孚與日本人大打太極拳，最後竟“順從”地開出“出山”的條件：必須建立一支由自己指揮的軍隊和一個屬於自己的zhengfu。吳佩孚要做的是與日本天皇平起平坐的大總統，這顯然是土肥原賢二不能接受的。

屢次碰壁之後，土肥原使出流氓手段，唆使一些漢奸搞所謂“通電擁吳”，散佈謠言宣稱吳佩孚已答應出任漢奸組織“和平救國委員會”“綏靖委員會委員長”的偽職，並邀請130名中外記者為吳佩孚組織記者招待會，越俎代庖為吳佩孚準備好“講話稿”。

對此，吳佩孚一笑置之，他心中自有主張。1939年1月30日，按土肥原的策劃，中外記者招待會在吳佩孚的宅邸舉行。吳佩孚將土肥原為他準備的“講話稿”放在一邊，自己從容不迫，對日本一陣炮轟，徑自提出中日和平的三個條件：

第一，日本無條件地全麵撤兵；

第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完整；

第三，日本應以在重慶的國民zhengfu為全麵議和的交涉對象。

吳佩孚話音未落，中外記者一片嘩然，土肥原之前在媒體散播的吳佩孚答應出任“綏靖委員會委員長”的謊言被揭穿，頓時老羞成怒，竟動用軍警扣發英美等國記者的電稿，迫使新聞界不得刊登吳佩孚發言的真實內容，而讓通訊社搶先刊發了土肥原準備的“講話稿”。但海外及非淪陷區的新聞媒體仍然刊登了此次記者招待會的真相。

儘管如此，土肥原仍不死心，又派川本芳太郎大佐前往吳府遊說。川本芳太郎不惜對吳佩孚行三跪九叩大禮，以弟子自稱，吳佩孚仍以大打太極拳的方式與之周旋。大漢奸汪精衛也多次到北平，約吳佩孚會晤，但均未能如願。

吳佩孚雖頂住了日本人的威逼利誘，卻冇有躲過日本人的暗中報複。1939年11月24日，吳佩孚吃晚飯時，一粒小石子卡到牙齒裡，疼痛不已。家人立即打電話到醫院，請牙醫前來醫治，不料來了一個名叫伊東的日本牙醫，而吳家人並不知道伊東是受日本派遣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的派遣而來。伊東檢視吳佩孚的口腔情況後，在冇有用麻藥的情況下，將吳佩孚的一顆槽牙連肉帶血拔了下來，吳佩孚大叫一聲昏死過去。

待吳佩孚從昏迷中醒來，牙床已腫得老高，劇痛不止，這纔想起追問：“是誰請的那個混賬醫生，他究竟是什麼人？”

第二天，吳佩孚家人又請來中醫郭眉臣，郭眉臣為吳佩孚開了藥方，但服用幾日後不見好轉。此時，吳佩孚的病情已發展到左臉腫大，喉嚨發炎，莫說進食，連咽一口唾液都是巨大的折磨，並引發全身忽冷忽熱，整日睏乏不堪。如今隻有開刀取膿一途，但為了免遭日偽毒手，吳佩孚堅決拒絕開刀。他忍受著劇痛，病情一拖再拖。

12月4日午飯過後，吳佩孚的秘書幫辦張伯倫來到他的臥房，吳佩孚睜眼看到他，努力想擠出一點笑容，卻因觸動神經疼痛得麵容扭曲。張伯倫看到他如此痛苦，想說什麼卻又怕一開口會帶了哭腔。吳佩孚的頭不能動，隻能斜著眼望著張伯倫，嘴裡蠕動好半天，終於艱難地說出幾個字：“死，死了好，死了好……”

吳佩孚說完這句話，疲憊地閉上眼睛。張伯倫難過得止不住流出眼淚，趕緊扭過頭去悄悄擦掉，然後湊到吳佩孚跟前，他知道吳佩孚還有話要說。果然，過了一會兒，吳佩孚閉著眼，斷斷續續地說：“將——來——日美——必有——一戰，中國——定可——雪恥——報仇。”

張伯倫的眼角再次濕潤，他猛然想到年初日本派飛機轟炸重慶時，吳佩孚曾說：“你們看好了，不出三年，美國飛機一定會轟炸東京！”當時，張伯倫隻把這話當作吳佩孚對大家的安慰，如今吳佩孚重申此觀點，他才恍然，這是吳佩孚對中日戰爭的預示，透露著他對中國必將戰勝日本的信心。

張伯倫定睛看著吳佩孚，一直到吳佩孚呼吸均勻後，才輕手輕腳地離開。他冇有想到，“將來日美必有一戰，中國定可雪恥報仇”，竟成為吳佩孚一生中最後一句話。

這天下午3點，曾極力策反吳佩孚而屢遭失敗的川本芳太郎，攜日本軍醫石田、漢奸齊燮元等人及衛隊，來到吳府，不顧吳佩孚家人阻攔，強行為吳佩孚開刀排膿。

吳佩孚躺在床上，被川本芳太郎帶來的人按住手腳，原本在床邊服侍的吳夫人，被來人擠到床尾，不停地呼喊：“你們要做什麼？你們要做什麼？大帥不開刀！他不開刀！”

吳佩孚的副官、衛士被擋在門外，齊燮元等人對吳夫人和門口的人好言相勸：“大帥不開刀是好不了的，川本是大帥的學生，特地帶來醫生，完全是一片好意，大家放心，過後一定還你們一個健康的大帥。”

這時，石田舉起手術刀，準備動手。吳佩孚瞪著眼睛，既憤怒又蔑視地看著他，石田下意識地回頭看了看川本，被川本狠狠瞪了一眼。然而，石田的手術刀剛進入吳佩孚嘴中，突然有人大喊：“怎麼不用麻藥？你們怎麼不用麻藥？”

這是1939年12月4日下午3時45分，吳佩孚不治而亡，卒年65歲。

吳佩孚死後，他的真正死因被日本人以高壓政策強力封鎖，瞭解內幕的人全部受到日本人警告，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均對吳佩孚死因緘口不言。但世上冇有不透風的牆，12月12日，重慶國民zhengfu在《中央日報》上稱：“吳佩孚將軍之死，據各方調查，得悉並非因病致死，確係敵威脅利誘，迫其發表擁護‘新政權’宣言，被吳拒絕，乘吳牙疾就醫致死。”

日本當局則表示：吳佩孚是重慶方麵雇傭天津某要人毒殺而死，因為重慶方麵害怕吳佩孚“出山”。參與“吳佩孚工作”的日本高級特務曾宣稱，吳佩孚是患牙病併發敗血癥而亡。

吳佩孚去世後，其家人到萬益祥木廠購買棺材，看中一口金絲楠木壽材，但一問價錢，1.1萬元，由於囊中羞澀，隻好厚著臉皮說：“掌櫃的，實不相瞞，這棺材是給吳佩孚吳大帥買的，能不能讓讓？”

掌櫃的一聽是吳大帥用的，當即表示：“吳大帥的清廉誰人不知，這口棺材的木料花費7500元，工料等等的就不算了，就賣7500元。”但即便是7500元，對吳家人來說也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而不久前，他們斷然拒絕了日偽政權送來的2萬元治喪費。

買下棺材後，吳家人於12月5日傍晚5時為吳佩孚舉行大殮，吳佩孚身著藍緞道袍，頭戴寬沿道帽，入棺後，又蓋上紅色經被，上繡“西方道引”四字。按照吳佩孚的生前遺言，其殉葬品僅有他一生所獲勳章和道教會的入會紀念章一枚。

由於時處抗戰非常時期，不便歸葬蓬萊祖塋，吳家人在家守靈49天後，將吳佩孚的靈柩暫停於北平鼓樓西拈花寺東跨院“武聖祠”。1940年1月24日是移靈日子，送殯的隊伍延綿數裡，許多老百姓自發地參加葬禮，沿途街道兩旁更是人潮如海，北平民眾以此來表達他們的愛國情感和對日寇的憤慨。

當日，陪都重慶也召開追悼大會，國民zhengfu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稱：“吳將軍是一個愛國者，無論環境怎樣惡劣，他始終奮鬥，不改初衷。”國民黨元老吳稚暉也說：“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論你的政見怎樣，是該表欽佩的，尤其是他有大節。”國民黨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公祭祭文的最後幾句為：“不昊天，盍先朝露，良圖永息，道路所悲，惟茲正氣，百世可師，侵地待複，魂魄焉依！”

中國gongchandang對其一生反對外來侵略並保持晚節作出了高度評價，董必武當時這樣評價：

吳佩孚雖然也是一個軍閥，他有兩點卻和其他的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國曆史上偉大的人物關、嶽，他在失敗時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吳氏做官數十年，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大兵，他冇有私蓄，有清廉名，比較他同時的那些軍閥腰纏千百萬，總算難能可貴。

抗戰勝利後，1946年12月16日，國民zhengfu在北平西郊玉泉山西麓吳家購買的吳佩孚將軍墓塋地，為吳佩孚舉行公葬，明令全國下半旗致哀。為表彰吳佩孚保持晚節，追贈他為陸軍一級上將。

一生戎馬，晚年夫妻守清貧

吳佩孚曾立下誓言：“不住租界、不積私財、不納妾。”前兩個“不”，吳佩孚果然做到，然而，他一生卻擁有過二妻二妾，或者說是三妻一妾。而事實上，吳佩孚並非見異思遷，有意違背自己的誓言，其納妾均有箇中苦衷。

吳佩孚14歲時父親病逝，母親為了給家裡增添一個乾活的幫手，在吳佩孚15歲時給他娶了18歲的王氏為妻。王氏乾活勤快，與吳佩孚感情甚好，但王氏嫁到吳家僅三年，便暴病而亡。王氏死後，吳佩孚痛心不已，曾一度決定終身不娶。無奈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在吳母的催促下，吳佩孚在31歲時回到老家蓬萊，迎娶了24歲的李氏。李氏是典型的北方佳人，身材豐腴，長相極美，又是富家千金，獨生子女，從小嬌生慣養，比起王氏，李氏脾氣差了一些，也少了些許溫柔，所以吳佩孚對她並冇有太多的喜愛。

婚後，李氏與吳母在蓬萊生活，直到1907年吳佩孚駐紮關外升任管帶後，纔將婆媳二人及弟弟吳文孚接到長春生活。終於能與丈夫長相廝守了，李氏十分高興，但她冇有想到，正是他們的到來，為她招來一個情敵，致使她在孤獨苦悶中度過了淒涼的後半生。

原來，聽說吳佩孚準備將家眷接到長春，其手下便開始為吳佩孚家人張羅房子，最後看中長春商人趙尊賢的一幢深宅大院。趙尊賢平時外出經商，隻有趙太太一人在家，其妹張佩蘭便搬來與姐姐做伴。姐妹倆聽說軍中管帶要租房子，十分歡喜，開出每月1元大洋的低價。

張佩蘭當時18歲，第一次見到吳佩孚時，吳佩孚身穿軍裝，騎著高頭大馬，英姿勃發，看得張佩蘭不由得羞紅了臉。可吳佩孚並冇有特彆注意張佩蘭，事實上，吳佩孚對女人從來冇有過多的注意。

張佩蘭出身於殷實的商人家庭，其兄張百齡是長春有名的商人，其姐夫趙尊賢是長春總商會會長。由於家中有錢無勢，家人都希望張佩蘭能嫁個官宦人家。聽說吳佩孚是管帶，家人都十分中意，紛紛為張佩蘭出主意，讓她從吳母身上下手。於是，張佩蘭每天早晚都要到吳母的房間裡請安，為吳母捶背按腿，非常討吳母歡心。

不久，吳母便認張佩蘭做了乾女兒，於是吳佩孚便成了張佩蘭的乾哥哥。每天吳佩孚從營地趕回家，張佩蘭都要迎上去，一口一個“哥哥”，叫得十分親熱。

就在張佩蘭與吳家關係越來越親密時，李氏與吳母的關係卻越來越緊張。早在蓬萊時，李氏就因吳家生活清貧、勞累，拋下婆婆搬回孃家居住，讓吳母非常生氣。如今到了長春，身邊突然多了個勤快體貼的張佩蘭，吳母更加討厭李氏的冷漠與嬌氣，加上李氏結婚幾年一直未孕，吳母對她意見更大。

而李氏因為張佩蘭的出現，對吳母也冇好氣，一天李氏做菜放多了鹽，吳母說了幾句，李氏立刻拉下臉來，不冷不熱地說：“既然這樣，還是找你乾女兒給你做飯吃好了。”吳母聽了非常生氣，當即反駁一句，婆媳倆便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來。吳母一氣之下責備道：“我養隻母雞還會下蛋呢，娶你進門三四年連屁都放不出一個來，你看你還有什麼用!”

這句話刺痛了李氏的心，她哭哭啼啼跑回房間收拾行李，準備回山東孃家。吳佩孚回家後，好言相勸，但李氏主意已定，吳佩孚無奈，隻好於次日送李氏到車站，並派屬下送回山東蓬萊李氏孃家。

李氏這一走，張佩蘭樂了，更是每日陪伴吳母左右，侍奉茶飯，與吳母如母女。吳母高興地慨歎：“乾女兒真好，要是有這麼個兒媳就好了。”張佩蘭紅著臉冇說話。第二天張佩蘭的姐姐就找到吳母，替張佩蘭說親。張佩蘭畢竟出身富裕人家，肯屈尊做小，吳母自然高興，當即答應了這門親事。

但冇想到，吳佩孚卻堅決不同意納妾，當老太太將這門親事告訴他的時候，吳佩孚一口回絕。老太太耐心相勸，又搬出與吳佩孚最要好的同鄉紳士，以同鄉會會長的名義出麵勸說。常言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吳佩孚是出了名的孝子，他擔不起不孝的罪名，最終同意了母親的安排，在李氏回孃家不久便與張佩蘭舉行了婚禮。

張佩蘭長得白白胖胖，雖然不是很漂亮，但也稱得上端莊。尤其她的豐腴大臉，在吳母看來很有宜男之相，張家人丁興旺，吳母期望她能給吳家帶來子孫滿堂。加上張佩蘭勤快孝順，婚後婆媳和睦，夫妻恩愛。但吳佩孚總覺得對不起李氏，不久便返回蓬萊將李氏接到長春。

李氏的迴歸，使這個家庭在經過短暫的風平浪靜之後，重新陷入了吵鬨之中。同一個屋簷下的妻妾二人開始尚能和睦相處，時間長了便開始了醋海爭鋒，而吳母也總是站在張佩蘭的一邊。李氏性格內向而固執，對待事物不容易看開，久而久之積鬱成疾，神經也變得不太正常，於是，吳佩孚便夜夜守在她身邊。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北洋第三鎮奉命開拔，此時吳母已於上年病逝，吳佩孚將一妻一妾留在長春，自己隨部出征。1914年吳佩孚升任第三師師部副官長，駐防湖南嶽州，李氏卻怎麼也不讓吳佩孚再度離開長春。當時吳佩孚已成為曹錕的親信，曹錕夫人出麵調解，將保定光園裡一棟漂亮彆墅送給李氏居住養病，並將曹府傭人撥數名侍奉李氏，吳佩孚又將每月薪俸的大部分即300塊大洋拿出給李氏做生活費。當時李氏已染上毒癮，300塊大洋往往不夠，還要由曹錕夫人接濟。

但無論吳佩孚還是李氏，都冇有想到這是夫妻二人分居的開始。李氏整日裡一榻橫陳，吞雲吐霧，吳佩孚即使到了保定，也冇有再踏進李氏臥室一步。後來李氏身體越來越差，於1921年9月9日去世，終年41歲。

吳佩孚安頓了李氏，將張佩蘭仍然留在長春，自己輕裝上陣南下嶽州。但張佩蘭性格開朗明事理，全不像李氏那樣刻板固執，消極被動，在吳佩孚南下嶽州不久，便攜帶大批酒肉罐頭等食品南下勞軍。此舉給吳佩孚掙足了麵子，不僅博得“吳夫人犒勞將士”的美名，而且從此與吳佩孚不離左右，成了名副其實的隨軍夫人。隻是吳佩孚對李氏深懷愧疚，直到李氏去世後仍不肯將張佩蘭扶正。

由於吳佩孚身居高位，正房虛位以待，便有開放女性公開追求吳佩孚，其中還有一位德國人露娜。露娜在德國駐北京大使館任職，長相漂亮，氣質不凡。她對吳佩孚在直皖戰爭與第一次直奉戰爭中運籌帷幄極為崇拜，借公事之名前往洛陽拜會吳佩孚，見麵後更是被吳佩孚的風度所折服。此後露娜對吳佩孚頻頻相邀，愛慕之情溢於言表，但吳佩孚根本冇有在意，讓露娜十分失望。

露娜回京後仍不死心，不斷給吳佩孚寫信，吳佩孚看後隻是隨手一扔。露娜久等不見迴音，於是用德文給吳佩孚寫了一封信，這封信隻有一行字。收發將信交給譯員，譯員看信後大吃一驚，不敢將信交給吳佩孚，便向吳佩孚的秘書長即吳佩孚的拜把兄弟郭梁丞請教，郭梁丞看後佯裝生氣地說：“你有幾顆腦袋，敢扣留大帥的情書！”待譯員離開後卻哈哈大笑，等著看吳佩孚的好戲。

譯員被郭梁丞的話嚇壞了，立即將信交給吳佩孚，吳佩孚打開一看，隻見上麵寫著：“吳大帥，我愛你，你愛我嗎？”吳佩孚哭笑不得，提筆寫下“老妻尚在”四個字，令譯員覆信。

回到吳府，吳佩孚將此事當做笑話告訴張佩蘭，張佩蘭見吳佩孚高興，乘機說：“都是因為你遲遲不將我扶正，所以纔會惹出這些笑話來。”吳佩孚覺得有道理，當即決定將張佩蘭扶為正室，並於1923年4月21日晚在公館大擺筵席，邀好友、同僚、部屬赴宴慶賀。

然而，吳佩孚還麵臨一個問題，就是他一直冇有子嗣，他聽說“帶子”能帶來自己生子，就將弟弟吳文孚的兒子吳道時過繼為嗣，但直到1929年，張佩蘭仍未懷孕生子。此時張佩蘭已40多歲，自知已無力為吳家傳承子嗣，便做主將自己的丫鬟小桃給吳佩孚納為側室，卻仍冇有為吳佩孚生下一男半女。

吳佩孚被日寇殺害後，張佩蘭與嗣子吳道時夫婦相依為命。吳道時謹遵“不當漢奸”的遺訓，因疾病纏身，自此賦閒在家。1949年10月15日張佩蘭病逝，與吳佩孚合葬於玉泉山墓地。

曆史評說

1924年9月8日，吳佩孚以“中國最強者”成為美國《時代》雜誌封麵上的第一箇中國人。上海英文雜誌《密勒氏評論報》主編、美國人約翰·鮑威爾曾斷言：“吳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統一中國。”

作為直係軍閥的後起之秀，從對南作戰迅速占領湖南，到直皖戰爭中以偷襲俘虜皖軍第二路總司令，取得戰爭決定性勝利，到直奉戰爭出奇製勝、以少勝多，吳佩孚的卓越軍事才能展露無遺。可以說，在民國時期，論帶兵作戰無出其右者。

吳佩孚一生作戰有兩次重大失誤：1.“北京政變”後匆忙返迴天津平息馮玉祥政變，使得前線軍心大亂，造成第二次直奉戰爭迅速潰敗，失去對北京政權的掌控；2.執著於南口攻打國民軍，而忽視了兩湖北伐軍的進攻，致使最終其主力部隊被北伐軍全部消滅。這兩次失誤對吳佩孚一生產生決定性影響，使其最終無緣於統一中國之大業。

吳佩孚的練兵在當時也是首屈一指。蘇聯特使越飛曾在拍發給蘇聯的“絕密”級電報中說，洛陽有著最完美的軍事秩序：秩序和紀律極其嚴整，操練和訓練比讚許的還要好……陳公博在《苦笑錄》中寫道，吳佩孚的軍隊是真正不吸鴉片的軍隊，吳佩孚因少年時吸鴉片而惹禍，以至於離鄉避禍，淪落在北京擺攤算卦，因此痛恨鴉片，故不允許部下抽鴉片，唯獨對兩個人例外，一個是他的恩人、伯樂郭緒棟，一個是苦守信陽的蔣士傑（號稱雙槍將——shouqiang和煙槍）。

吳佩孚的愛國情操也應予以肯定，吳佩孚軍隊的軍歌就是他親自作詞的《滿江紅》，中心思想為“北上抗日”。至於吳佩孚壯誌未酬，是因為他在1926年便大勢已去。晚年吳佩孚堅決不落水做漢奸，值得稱頌。

董必武在《日本企圖搬新傀儡》一書中對吳佩孚的人品作出了中肯評價：作為軍閥，吳佩孚“有兩點卻和其他的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國曆史上偉大的人物關（羽）、嶽（飛），他在失敗時，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吳氏做官數十年，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的大兵，他冇有私蓄，也冇置田產，有清廉名，比較他同時的那些軍閥腰纏千百萬，總算難能可貴”。國民黨元老吳稚暉曾讚譽他：“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論你政見怎樣，都是應該表示欽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