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四大秘書 第二章 初到毛澤東身邊

革命愛情質樸而又真誠

1937年7月，胡喬木抵達延安。

從在北平起，胡喬木就一直負責宣傳工作，抵達延安後，根據其特長，中組部分配胡喬木到安吳青訓班任職。

當時，全麵抗戰已經爆發，zhonggong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和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在陝甘寧邊區的南大門——陝西省涇陽縣蔣路鄉安吳村，創辦了一所服務抗戰、培訓青年乾部的重要基地，即安吳青訓班。

安吳青訓班以朱德為名譽主任，以zhonggong中央青年部部長馮文彬為主任。胡喬木從延安調到這裡後，任副主任，主要負責教學工作。

和在北平、上海的地下活動不同，來到延安之後，胡喬木不需要再擔心國民黨特務的盯梢了，他終於可以放開手腳工作了。在安吳青訓班，他既教授抗戰理論，又負責安排這個青訓班的教學工作，天天過得忙碌而又充實。

就在這時，一個姑娘從延安來到安吳青訓班。這個姑娘叫李桂英，她於1935年在北平加入共青團，1937年抵達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畢業之後，她被分配到安吳青訓班擔任女生隊指導員。

來到安吳村後，馮文彬主任向李桂英介紹了一下青訓班的情況之後，就帶著李桂英去找胡喬木，這是李桂英第一次見到胡喬木。

當時，李桂英聽大家都喊胡喬木為“胡主任”，她也就跟著喊“胡主任”。在一起工作的日子裡，胡喬木的才華逐漸打動了李桂英。

據李桂英後來回憶：“一天，青訓班派我帶宣傳隊到耀縣去，喬木來到女生連，跟我談如何搞宣傳、如何做統一戰線工作。他娓娓道來，有觀點，有實例，也有辦法，使我很受感染和教育。喬木的博學和才華，逐漸顯露出來，我內心對他很佩服。”

這時，李桂英對胡喬木的感覺更多的是“佩服”，而胡喬木對李桂英的態度則已經轉為愛情了。

有一次，胡喬木和李桂英在路上邊走邊談，忽然，胡喬木遞給李桂英一封信。

李桂英回到宿舍一看，信封上冇有收信人的名字，感到很納悶，就去問胡喬木：這信交給誰？

胡喬木反問李桂英：“信看過了？”

李桂英一下愣住了，不知道胡喬木什麼意思。

胡喬木連忙解釋說：“這是給你的。”

回到宿舍打開信後，李桂英的臉一下子發燙了，原來這是一封胡喬木向李桂英表示愛慕之情的信。

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裡，胡喬木和李桂英有過幾次傾心長談，他們彼此更加瞭解了，心更加貼近了。

7月的一天，胡喬木、李桂英把倆人的事向青訓班主任馮文彬說了一下，這也就算是結婚了。次年，回到延安，兩個人請了黃華等人吃了一包花生米和一碗麪條，這就算是他們正式的“婚禮”了。

婚後，胡喬木根據《詩經·小雅·伐木》篇中“出自幽穀，遷於喬木”一句，把李桂英的名字改為穀羽，和他的名字“喬木”同出一典，以表達他和穀羽永結同心的深情。

胡喬木和穀羽的這個婚禮無疑非常簡單、質樸，但他們之間的愛情卻真誠而又持久，胡喬木在80歲生日後不久，躺在病床上還為穀羽寫詩：

白頭翁唸白頭婆，

一日不見如三秋。

五十餘年共風雨，

小彆數日費消磨。

……

人言五十是金婚，

黃金縱貴難比倫。

夕陽更勝朝陽好，

傍君不覺已黃昏。

一篇文章引起**注意

和穀羽在一起後不久，胡喬木就被調到中央青委，並一度被派到大西南工作。不久之後，又回到延安，開始擔任中央青委宣傳部部長，兼《中國青年》雜誌社社長。

胡喬木和《中國青年》頗有淵源，早在上中學時期，他就讀過這份雜誌，並受雜誌的影響，一步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當然，十多年過去了，這份雜誌也經曆了很多曲折。

胡喬木讀中學時，這份雜誌是共青團中央的機關刊物，由惲代英擔任主編。因為受到時局的影響，這份雜誌後來改了名，並轉為秘密出版。但到了1932年，還是停刊了。

1939年4月，在即將迎來五四運動20週年的時候，《中國青年》再次在延安複刊。胡喬木才華橫溢而又長期奮鬥在宣傳戰線上，因此，從大西南迴到延安後，他就成為了這份雜誌的掌舵者。

雖然胡喬木這時才27歲，但他辦報已經是行家裡手了，非常具有一個辦報人應有的時代敏銳性。

看到編輯經常組一些青年救國之類的稿子，胡喬木就對韋君宜等編輯說：“把眼睛放大一點，想想咱們跑到延安的青年，以至全國的青年，都想些什麼，想看些什麼。”

沿著這個思路，胡喬木給雜誌出了一個題目：“我怎麼到延安來的？”

韋君宜非常佩服胡喬木的這個思路，當時的中國，外有憂，內有患，各種打著“救國”旗號的思想氾濫於世，作為中央青委的機關刊物，《中國青年》有責任引導中國青年走上正確的革命道路。

怎麼引導呢？來延安的這些青年，尤其是其中的精英，他們來延安的目的和方式，就是引導其他青年走上革命正道的最好範例。

領會到胡喬木的這個意圖後，韋君宜開始對來延安的青年進行采訪。采訪取得了不錯的效果，當然也遇到一些非理想期望的情況。例如，一次韋君宜采訪名醫金茂嶽。

韋君宜問：“你是怎麼來延安的，思想是怎麼轉變的？”

金大夫道：“我冇有想過那些問題，我是紅十字醫療隊派來的。”

采訪金茂嶽雖然令韋君宜有些失望，但他並冇有放棄，沿著胡喬木指出的那個思路，他采訪了何其芳等著名人士。文章發出去以後，取得了很好的宣傳效果。

更為重要的是，經過胡喬木的這次點撥，入行不久的韋君宜等人，逐漸懂得了辦報的秘訣所在。用韋君宜的話說就是“我由此懂得了辦刊物組稿的竅門”。

胡喬木不僅是《中國青年》的領導者，他本人也經常在這份雜誌上發表一些文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5月，為紀念五四運動20週年，胡喬木在《中國青年》刊發了《青年運動中的思想問題》一文。

這篇文章不僅分析了中國青年趨向馬克思主義的深刻曆史原因和現實意義，還明確指出任何企圖“在青年中間封鎖和取締馬列主義，阻止青年思想的進展”的人，註定都要失敗。

這篇文章獨到的觀點、暢達的文筆，令很多讀者都拍案叫絕，其中也包括讀書無數的**。據說，當時**閱讀了這篇文章後，大為欣賞，脫口稱讚“喬木是個人才”。

由此，胡喬木引起了**的特彆注意，這也為他成為**秘書提前做了鋪墊。

主席點名讓胡喬木當秘書

在胡喬木積極為宣傳事業忙碌的時候，他曾經工作過的“安吳青訓班”的命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並進而影響到了胡喬木的命運。

從1939年下半年開始，國民黨**勢頭加劇，“安吳青訓班”被迫北撤，並於1940年4月遷到延安。這時，學校改名為“澤東青年乾部學校”，由陳雲任校長，馮文彬任副校長，而胡喬木則出任教務長。

1940年5月3日，“澤東青年乾部學校”在延安中央大禮堂舉行開學典禮，**、張聞天等中央領導親臨祝賀。就連王明也參加了這次典禮，並說：“對於青乾學生學習問題，我隻貢獻五個字：‘學習**！’”

典禮的**部分是站在台下的師生們，齊聲合唱《澤東青年乾部學校校歌》：

生在英雄的時代，

長在人民的旗下，

**的雙手，

撫育我們長大。

堅定意誌，艱苦傳統，

革命精神，民主作風，

我們學習虛懷若穀，

我們奮鬥浩氣如虹。

記住仇敵未平，

破碎河山未整；

同胞正在呻吟，

天下尚待澄清。

太陽照臨我們的肝膽，

大地傾聽我們的誓言。

願將熱血灌溉人間，

結成自由春花一片。

這首校歌由胡喬木作詞，冼星海譜曲，歌曲旋律昂揚向上，歌詞激情四射，在寬敞的大禮堂裡演唱出來，令大禮堂的所有人都耳目一新。

更為重要的是，這首校歌被認為是非常早的**頌歌。而此時，雖然**已經是中央實際上的領導人，但名義上的領導人還是張聞天。直到1943年3月，zhonggong中央政治局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纔在組織上確定**為最高領袖。

開學典禮的喧嘩很快過去了，作為教務長的胡喬木開始為學校的教學而忙碌起來，時間很快就到了1941年。

1941年初，胡喬木家真可謂喜事連連。1月下旬，胡喬木與妻子穀羽喜獲愛女，取名“勝利”，即後來的胡木英。

2月初的一個清晨，王若飛再次登門送“喜”。這時的王若飛是zhonggong中央秘書長，他的清晨登門本身，無疑會預示著將有大事發生。

果然，到胡喬木家後，王若飛還冇坐下，就鄭重地通知胡喬木：**那裡缺人手，點名要你去做秘書工作，同時兼任中央政治局秘書。

突然聽說要去給**做秘書，胡喬木一下子愣住了，自己參加革命以來，多奮鬥在宣傳戰線上，要去給**當秘書，他可是做夢也冇有想到。他立即向王若飛表達了自己的擔心：“給**當秘書，我怕當不好。我冇有當過秘書，冇有經驗呀！”

為了打消胡喬木的疑慮，王若飛說出了**“點將”的原委：“1939年你在《中國青年》上發表的那篇《青年運動中的思想問題》，寫得很好。**看後很欣賞。也就是說，主席在兩年前就開始注意你了。這次因為周小舟秘書被派到冀中區委任宣傳部長去了，主席身邊人手不夠，就決定調你去接替他。而且是主席自己親自點名要調你呢！”

聽到主席親自“點將”，而且又是因為自己的一篇文章，胡喬木非常感動，但給主席當秘書的工作無疑充滿了考驗。就這樣，胡喬木帶著感激而又如履薄冰的心情，開始擔任起了**的秘書，而這一乾就是20多年。

從校對《六大以來》開始

胡喬木從事革命工作已經有十多年了，而且長期從事文字宣傳工作，但擔任秘書，尤其是給**做秘書，這對胡喬木來說還是有些陌生的。作為**的秘書，自己該乾啥呢？該從何做起呢？

顯然，胡喬木在為如何進入自己的秘書角色而有些迷茫。但好在就要見到主席了，一切等見了麵之後再定吧！

終於見到心儀已久的偉人，胡喬木心裡有些激動，但48歲的**無疑太忙了，他隻是簡單和胡喬木寒暄幾句，就去忙其他事情了。所以，第一次見到**之後，胡喬木依然不知道自己這個秘書到底該乾些什麼。

第二天，胡喬木鼓起勇氣敲開**的門，看見**正在看一份文稿的清樣。胡喬木便主動請纓：“主席，我來看這個吧？”

**停下手中的筆，站起來伸了個懶腰說：“你這算找對任務了。”

接著，**又道：“校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細心。古人所謂校讎，就是要像對待仇人那樣，把文章中的錯誤校對出來。”

隨後，**指了指剩下的那堆校樣，算是把這個校對工作交給了胡喬木。

胡喬木的文字功底非常紮實，此前又做過編輯工作，所以他的校對工作做得很好，贏得了**的高度認同。

胡喬木校對的這份文稿是《六大以來》，它是**主持編輯的一部中國gongchandang檔案集。這部書分上下兩冊，收錄了從1928年6月中國gongchandang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直到1941年期間，zhonggong中央和主要領導人公開發表的五百餘篇檔案。

《六大以來》的編寫是有時代背景的。zhonggong六大召開於1928年，之後十餘年間冇有召開過全國代表大會，其間經曆了遵義會議、長征、西安事變、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等重大曆史事件。

在這種情況下，收集和選編zhonggong六大以來黨的檔案和領導人著作，肅清長期以來“左”傾錯誤在黨內的影響，強調**的正確理論，從而統一全黨的思想。

對於這部書，胡喬木的評價是：“編輯《六大以來》就是為瞭解決政治路線問題，《六大以來》成了黨整風的基本武器。”

通過編輯和校對這部書，胡喬木瞭解了zhonggong六大之後，zhonggong中央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經曆的諸多曲折過程，瞭解到**、周恩來、**等zhonggong領導人的思想狀態與處事風格，這為他以後做好**秘書這個特殊而又敏感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因此，後人認為協助**編校《六大以來》是胡喬木從事**秘書工作的開始，也是從事這個工作的“第一課”。

此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胡喬木日常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麵就是替**校對文章、掌管文書。

為《解放日報》寫社論

剛剛成為**秘書不久，胡喬木又有了一個新任務，那就是為《解放日報》寫文章。這份在後來影響非常大的報紙是在胡喬木成為**秘書以後才創刊的。

《解放日報》的創刊起因與gongchandang對宣傳的重視有關。早在1936年末，**就說：“過去我們都是乾武的，現在我們不但要武的，我們也要文的了，我們要文武雙全。”1939年，陝甘寧邊區的《新中華報》被改為黨中央的機關報，**親自題詞“把《新中華報》改造成抗戰的一支生力軍”。

隨著形勢的發展，**認為“必須有專門的黨報”，但《新中華報》隻是一個三日刊的報紙，明顯不能滿足宣傳的需要。就在這時，國民黨頑固派在皖南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但國民黨方麵又不允許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刊發相關文章，以揭露事變真相。

為了改變這種情況，華南局常委博古向中央提出，創辦黨中央的機關報日報，黨中央表示同意，並任命博古為社長，調中宣部秘書長楊鬆為總編輯。

**在為zhonggong中央書記處起草的通知中指出：“五月十六日起，將延安《新中華報》、《今日新聞》合併，出版《解放日報》，新華通訊社事業亦加改進，統歸一個委員會管理。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全國宣達。”

同時，通知還提到：“《解放日報》的社論，將由中央同誌及重要乾部執筆。”按照這個要求，博古經常找一些中央負責同誌約稿，筆桿子出身的胡喬木，自然也成為了約稿對象。

胡喬木長期從事青年工作，又曾經秘密到過西南大後方，所以他對大後方的青年非常熟悉。於是，他為《解放日報》所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救救大後方的青年》。胡喬木在文章中呼籲：“有誌的青年絕不能懶洋洋地縮起頭來睡覺，靜候痛飲凱旋之酒。為了加速最後勝利的到來，每一青年都應振作精神，在環境允許的條件下，進行各種有益於抗戰的工作”。

就在《解放日報》創刊不久，德國出兵蘇聯，本來和美國一樣坐山觀虎鬥的蘇聯也被捲進了戰爭。此時，zhonggong高層立即意識到了一些潛在的危機：珍珠港事件之前，美英實際上是親日的，所以它們很可能和日本達成“東方慕尼黑”陰謀，以共同反對蘇聯；為避免兩線作戰，蘇聯方麵會要求zhonggong出兵東北，拖住日本；國民黨方麵一直在親英美和親德日方麵搖擺不定，一旦日蘇開戰，國民黨可能會藉機再次奉行“剿共”政策。

問題的癥結一下子彙集到蘇聯的命運上，為了鼓舞士氣，**決定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一篇《蘇必勝，德必敗》的社論。於是，**叫來胡喬木，向他交代了自己的想法，並告訴胡喬木可以從德國出師無名、德國國內資源短缺、德國四麵出擊分散兵力和德國國內不穩這些方麵著力論述。

雖然此前胡喬木已經寫過無數篇文章了，但這次是他第一次領受**下達的寫作任務。**本人文筆很好，他對文章的要求又非常高，而且這個文章的話題涉及大的國際形勢，所以完成任務難度很大。

更重要的是，**就在那裡等著呢，平時慢慢構思、認真查資料、謹慎下筆和反覆潤色都不可能了，關鍵時候就要看真功夫了！胡喬木果然不愧為“快槍手”，他僅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就把這篇社論趕了出來。

**認真讀了一遍，冇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見，就轉交給《解放日報》發表了。雖然冇有得到**的任何表揚，但胡喬木明白，**是不會輕易表揚秘書的，不批評、冇提出修改意見，就是對自己的最好表揚。

在此之後，胡喬木就接連為《解放日報》寫出《國際的團結與國內的團結》《國民黨缺少什麼》《打碎舊的一套》等多篇文章。

《解放日報》不同於一般的報紙，它具有輿論導向功能，胡喬木為該報寫的這些文章，有的是在**的要求下寫的，有的是根據**在一些重要會議上的講話精神寫的，有些還要經過**審定、修改後才能發表。因此，胡喬木的文章明顯具有闡述中央政策，引領輿論導向的功能。

加之，胡喬木具有深厚的文學功底，他的文章文采斐然，邏輯嚴密，論述有力，故而隨著這一篇篇重量級文章的發表，胡喬木在延安乃至全國聲名鵲起。

整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作為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領袖，**深知文學藝術是整個革命戰線不可缺少的一個方麵，所以在國民黨對gongchandang軍隊的進攻被打退之後，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來抓文藝工作。

文藝工作不同於政治、軍事工作，要抓好這個工作，必須要有一定的文學造詣才行。這當然難不倒**，因為他就是一位文學造詣很深的大家，他的詩詞和散文都具有很強的文學魅力。

從1936年開始，**陸續發表文章，提出對文藝的看法，即文藝工作者應該深入群眾，深入生活，讓文藝作品為人民大眾服務，為現實的革命鬥爭服務。

要抓文藝工作，首先要瞭解延安文藝發展現狀。當時，延安文藝界確實取得了不少成績，但問題也不少。主要是因為，當時湧進延安的大多數文藝工作者，來自祖國各地，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對文藝具有不同的理解，總的來說，“他們尚冇有真正完成從小資產階級到無產階級的轉化”。

1942年3月，《解放日報》發表了王實味的一組《野百合花》雜文，文章宣揚絕對平均主義，對革命同誌進行了冷嘲熱諷，不利於團結。**即對胡喬木說：“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

接著，《解放日報》副刊編輯陳企霞約請丁玲寫一篇紀念“三八”婦女節的文章，丁玲慨然允諾，一氣嗬成，很快寫出了雜文《三八節有感》。文章暢述了陝甘寧邊區一些女同誌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難，也批評了某些男性領導不能公正對待女性的現象。

文章發表後，立即引起了一些剛結婚的老將軍的極大不滿。一時間，丁玲同那個寫了《野百合花》的王實味在延安成了被批判的對象。

在一個重要會議上，賀龍對丁玲說：丁玲，你還是我的老鄉啊，你怎麼能寫出這樣的文章？跳舞能有什麼妨礙，值得你這樣挖苦。

與會的胡喬木感到賀龍的話有些重，擔心丁玲有點下不了台，就對**說：文藝的問題是不是另找機會討論。

**冇有作表態，事情也就這樣過去了。但第二天，**卻批評胡喬木：你昨天的講話不對，賀龍、王震他們是政治家，他們一眼就看出了問題，你就看不出來！

**提出的問題究竟有哪些呢？後來，胡喬木進行了總結，這些問題主要包括：所謂“暴露黑暗”問題、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傾向問題、學習馬列主義與文藝創作的關係問題、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問題和文藝工作者的團結問題。

儘管這些問題並冇有構成延安文藝界的主流，但它們的存在，對抗戰和革命事業是不利的，也阻礙著文藝本身的發展。為瞭解決這些問題，並係統地製定黨的文藝工作的方針政策，黨中央決定召開文藝座談會。

在開座談會之前，**先約丁玲、艾青、蕭軍、舒群、劉白羽等人談話，讓他們幫自己蒐集材料，提供有關文藝工作的意見。

1942年5月2日下午，文藝座談會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樓下會議室舉行，在第一次會議上發言，**即提出：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這種風趣的說法，不但形象生動，而且表明瞭他對中國文化革命主將魯迅的一種崇高的評價。

隨後的5月16日、23日，又召開了兩次座談會；接著，5月28日和30日，**又在其他場合發表了對文藝工作的看法。

**在文藝座談會上講話，事前備有一份提綱。提綱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負責人和胡喬木等身邊工作人員商量後親自擬定的。講話時由速記員作記錄。

講話之後，由胡喬木等人對講話進行了整理。這個整理其實很簡單，主要是調整一下文字順序，使之更有條理。

胡喬木等人把講話整理好後，卻冇有立即發表。這一是因為**要對稿子進行反覆推敲、修改，而他當時能夠抽出的時間實在太少了；二是要等發表的機會。

終於，到了1943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七週年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正式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關於這個講話的重要意義，胡喬木認為：

**在文藝座談會的講話，把延安文藝家們的思想引入一個新的境界。文藝界的整風雖然在座談會之前就已開始，但真正開展起來，則是在座談會之後。從這時起，文藝界出現了一種從來冇有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評的風氣。

同時，這篇講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進步文化界也發生很大影響。郭沫若、茅盾、夏衍等都發表文章或談話，暢敘體會，表示共鳴。

此外，這篇講話也在世界各國受到眾多進步作家、評論家的熱情肯定和高度評價。1945年12月有了朝鮮文文字，這是最早的外國文譯本，幾十年來已有五大洲幾十個國家把它譯成本國文字出版。

參與起草《關於若乾曆史問題的決議》

1944年5月21日，zhonggong六屆七中全會在楊家嶺召開。這次會議有一個最突出的特點，那就是長，一直到1945年4月20日結束，開了11個月。

zhonggong六屆七中全會之所以開這麼長，和另外兩個“長”有關係：一是距離1938年召開的zhonggong六屆六中全會有6年之久。二是距1928年召開的zhonggong六大已經有16年之久。zhonggong六屆七中全會召開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為1945年召開的zhonggong七大做準備。

但zhonggong六屆七中全會如此之長的直接原因，並不是上麵的兩個“長”，而是因為此次會議要起草一個重要曆史檔案，那就是《關於若乾曆史問題的決議》（簡稱《曆史決議》）。

起草一個《曆史決議》有必要花費這麼長時間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這是因為中國gongchandang是一個有信仰、紀律嚴明的組織。黨的這些特征決定了黨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戰鬥力，但當黨在某些方向上走了一些彎路時，造成的後果也比較嚴重。

在此之前，黨在探索的道路上出現過一“右”三“左”：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瞿秋白的“左”傾盲動，李立三的“左”傾冒險和王明等人的“左”傾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後來，還發生過張國燾的分裂主義。

針對黨在曆史上走過的這些彎路，**說，如果不把黨的曆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曆史上所走過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好。根據**的這一思想，中央開始把起草《曆史決議》提上議事日程。

zhonggong六屆七中會議選舉出**、朱德、**、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這五人主席團也就成為了後來的“五大書記”。在五人分工中，任弼時被指定主持《曆史決議》起草工作。

到了5月底，《曆史決議》初稿出來了。**看完以後，對初稿不太滿意，就指定胡喬木以任弼時這個稿子為基礎，重新起草一個稿子。

按照**的要求，胡喬木在任弼時這一稿上進行了三次修改，從標題到文字都有了不少改動，另外還加入了一些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進一步概括。

胡喬木的修改稿拿出來之後，大家對稿子還是不夠滿意。於是，中央指定張聞天參與檔案的起草。張聞天長期處在zhonggong中央高層，對黨史上的許多重大曆史事件都非常熟悉。

有了任弼時、胡喬木此前打下的基礎，張聞天加入後，很快《曆史決議》第三稿完成了。此時，《曆史決議》的大思路和基本格局算是確定了，但距離最後定稿還有一段距離。

隨後，**又對這個稿子前前後後進行七次修改。在修改的過程中，胡喬木也起到重要作用。據楊尚昆回憶：“在弼時同誌起草的決議稿的基礎上，喬木改過一個稿子；最後**在聞天同誌改過的稿子上親自修改，喬木又從旁幫忙，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當的文辭表達出來。”

1945年8月，zhonggong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曆史決議》。以《曆史決議》的方式來決議曆史，是中國gongchandang的一大創舉。它既弄清了曆史問題，又團結了同誌；它分析批判了黨在曆史上所犯的一“右”三“左”錯誤，肯定了遵義會議的曆史意義，肯定了**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關於胡喬木在起草這份檔案中的作用，**後來曾經評價道：“彆人幾個月冇有搞清頭緒，是胡喬木理清的。”

也正是因為這個檔案，胡喬木得到了廣大與會同誌的認可。據楊尚昆回憶：“曆史決議正式通過，在中央委員會裡，就都知道我們黨內有喬木這樣一個人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