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四大秘書 第一章 早年紅色之路

名流之後與紅色少年

清朝末年，在江蘇鹽城所屬的張本村，一個年輕守寡的農家婦女胡季氏，帶著兒子胡啟東艱難度日。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胡家是冇有能力供胡啟東讀書的，世代務農的宿命似乎又開始向胡啟東招手了。

幸運的是，當時張本村裡有一戶胡姓富裕人家，請了個私塾先生教兒子讀書，想找個孩子伴讀。恰好胡啟東與其子年齡相仿，而且胡啟東看著聰明伶俐，於是被選中做伴讀。從此，一個世代務農的農家子，開始有機會與詩書打上了交道。

胡啟東讀書非常爭氣，一舉考中秀才，但是隨著時局的變化，科舉製度結束了。靠科舉出仕已經冇有希望，胡啟東就回鄉做了私塾教師。

頗具才華的胡啟東在當地屬於社會名流，黎元洪繼任總統時，胡啟東曾經當選國會議員，單就此事足見胡啟東在當地威望之高。他不僅有較高的社會威望，作為前清秀才，還有紮實的國學功底，頗擅詩詞，有著作《鞍湖詩集》。

這個胡啟東就是胡喬木的父親。胡喬木對詩詞、文學的愛好，最早就是受其父胡啟東的熏陶。

1912年6月1日，胡喬木降生，本名胡鼎新，取義於成語“革故鼎新”。“胡喬木”是其後來所取筆名。

在胡啟東的悉心培養下，胡喬木從小就讀書用功，學習成績很好，從鞍湖小學畢業時，成績位居全校榜首，受到校長表揚。

從鞍湖小學畢業後，胡喬木進入了江蘇八中。這是一所很不錯的中學，左翼勢力很大，zhonggong早期領導人惲代英也曾來到這裡做過演講。惲代英的演講令胡喬木激動不已，惲代英主編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也讓胡喬木非常喜歡。

當時，中國gongchandang還在江蘇八中建立了地下組織，並把zhonggong中央刊物《嚮導》帶進了校園。胡喬木在《嚮導》上讀到了陳獨秀、瞿秋白等人的文章。在這些文章的影響下，一個懵懂少年的思想開始逐漸發生變化，其思想傾向越來越明朗，用社會主義拯救中國，成為了他的政治追求。

很快，胡喬木的這個思想轉變，就給他帶來了一場不小的麻煩。

民國時期國內政局的風雲變幻，不僅席捲了整個社會，也影響了本該寧靜的校園。1926年冬天，江蘇八中舉行了一場反對北洋軍閥的宣傳活動，14歲的胡喬木也參加了這次活動。在演講時，胡喬木點名批評了大軍閥孫傳芳。

胡喬木為這次演講付出了代價，他隨後就被捕了。但幸運的是，這個時候的胡喬木隻有14歲，所以他也很快因為年幼而被釋放了。

靠做老師助手完成學業

胡喬木批評孫傳芳卻僥倖因為年齡小而被釋放了，但不久他所在的江蘇八中又遇到了麻煩。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去年剛被學生聲討過的孫傳芳占領了揚州。為了擴充兵力，孫傳芳決定抓學生當兵。

麵對強勢的軍閥，校長葉維善表現出了一個知識分子的骨氣與智慧，他立即決定全校停課，學生回家躲避，等局勢好轉了再回來。就這樣，胡喬木離開了學校，到附近的鎮江住了些日子。

緊張的局勢終於過去了，胡喬木再次返回學校，這時江蘇八中已經更名為揚州中學。很快，胡喬木開始進入高中就讀，並選擇了理科。

短暫寧靜的校園生活，讓胡喬木在詩詞方麵的特長顯現了出來。這得益於父親的熏陶，也源於胡喬木的天賦與勤奮。從這個時候起，胡喬木就開始為校刊寫詩，並被編輯刊登。

高中階段，胡喬木看了很多書，尤其是小說。據胡喬木的同學樂怡然回憶：“他記憶力和理解力都比較強，很有點人們形容的‘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的勢頭。所以喬木和彆人耗費同樣的時間，吸取的知識量比彆人大，而且比彆人記得牢。”

當時，為了方便學生閱讀，胡喬木所在班級會一下子從圖書館借一百多本書，放在教室角落的一個小書櫃裡，同學們可以自由選書、看書，然後再放回書櫃。而到圖書館選書、換書則由胡喬木負責。

胡喬木非常喜歡這個工作，一方麵是因為可以給同學服務，另一方麵可以挑選自己喜愛的圖書。

胡喬木當時究竟喜歡看哪些書呢？據樂怡然回憶：“在高中三年裡，喬木閱讀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從那時起，喬木就特彆推崇魯迅先生的革命精神，認真學習先生的小說、詩歌、雜文和許多論戰文章。”

毫無疑問，胡喬木的這段學習生活過得愉快而又充實，但很快又一個麻煩出現了。他的這個麻煩和家裡的經濟狀況有關。胡喬木的父親雖然屬於當地名流，但也隻是稍有薄產，並不能算非常富裕。家中五個孩子有四個開始上學，胡家的經濟狀況立刻緊張起來。

禍不單行，1929年胡喬木老家一帶發生大旱，胡家的租子收不上來，家庭的經濟狀況更加捉襟見肘。為了讓長子胡達新上完大學，胡家決定讓胡喬木休學。

在那個時代，讓部分子女不上學，或者所有子女都不上學，都是非常普遍的，但這件事發生到小胡喬木身上，無疑會對胡喬木的一生產生重大影響。

幸運的是，當學校校長得知這一情況後，他向胡喬木伸出了援手。這個校長當時還是一名化學老師，他就讓胡喬木給他當助手，給胡喬木一點報酬，讓胡喬木做一點收拾儀器、批改試驗作業等雜活。

靠著當化學老師助手的微薄收入，胡喬木讀完了高中。1930年夏，18歲的胡喬木順利考入了北平清華大學，他的人生迎來了一個轉折。

因反“拖屍”結識曾迪

民國年間，北京城有句流傳甚廣的話：“北大老，師大窮，清華、燕京可通融。”這句話說的是北京丈母孃選女婿的標準。丈母孃挑女婿雖然可能帶有一點勢力的成分，但這也多少能夠反映出當時社會對這幾所大學的評價。

確實，民國時期，中國的大學數量有限，而清華大學又是這少量大學中的佼佼者。當時，一大批民國大師、海歸才俊及政界精英，或在這裡任教，或在這裡求學，讓這所大學到處激盪著思想的火花，到處充滿生機與活力。

所以，那個時候，一個年輕人如果能夠躋身清華，無疑預示著他將會有一個光輝燦爛的前景。胡喬木後來確實有一個輝煌的人生，但當時他在清華的求學生涯卻不太順利。

剛剛進入令無數國人嚮往的清華大學，胡喬木充滿著“高山仰止”的心情。特彆是20世紀20年代建成的四大建築——大禮堂、圖書館、體育館、科學館，巍巍峨峨；清朝鹹豐年間的古建築——工字廳、古月堂，古香古色，都令胡喬木仰慕不已。

但很快胡喬木的這種仰慕之心就受到了衝擊，因為他碰到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那就是“拖屍”。

“拖屍”一詞來自英文toss，本意為抖擻一下。通常的做法是，幾個強健的老生將報到新生的四肢各持一肢上下抖擻，然後猛然摔到草墊子上，給你這新報到的學生一個下馬威，叫你老老實實，規規矩矩。

“拖屍”是美國校園內老生戲弄新生的一個花樣。清華大學是美國利用庚子賠款建立起的一所大學，學校的一切製度都以美國大學為藍本，就連“拖屍”也被搬到了清華大學。

在當時的清華大學，“拖屍”不僅僅是這麼一摔而已，它是被學校列入報到項目之一的一個整過程。所謂報到項目，如“到財務科繳費”“到教務處註冊”等，但還有一項“到體育館檢驗身體”。這最後一項說白了就是“拖屍”。

先是“鑽狗洞”。當時的做法是，用軍訓用的教育buqiang穿插起的一條三角洞，buqiang上裝有刺刀，刺刀尖向著洞內，鑽洞人必須蜿蜒著才能躲過刺刀尖，爬出洞去。

然後是“端木盤”，木盤無邊緣，上置一圓木球，地板上用白油漆畫著像解析幾何裡高次方程的曲線，叫新生沿著曲線走，盤子裡的球不能滑落，假如滑落了，老生就會嗬斥一聲“重來！”

類似這樣的程式大約有五六個，到了最後一關像“三堂會審”一樣，三個凶神惡煞的“拖屍團”頭頭，命令新生躺到草墊子上，由四個體格強健的老生將新生用力上下顛簸，然後一摔。最後再由“拖屍團”頭頭們蓋章，新生的考驗纔算結束。

對於這種惡整新生的“拖屍”，部分新生選擇了忍耐，部分新生選擇了反抗，而胡喬木就屬於後者。

麵對由多人組成的“拖屍團”，胡喬木和廣大反對“拖屍”的學生也自由結合在了一起，組成了一支反“拖屍”隊伍。一聽說有新生遭遇“拖屍”，反“拖屍”的成員就立即趕過去幫助新生解圍。

在反“拖屍”的行動中，胡喬木表現非常積極。據其同學葛庭燧後來回憶：“一天晚上，一些新同學為了反抗這些侮辱，聚集在清華氣象台下麵的草地上商量對付辦法。在討論中，一位麵貌清秀，個兒不高的操著南方口音的新同學提議：‘我們罷課！’他的提議雖然冇被大多數學生采納，但這個提議的人卻引起了我的極大注意。我對他的勇敢反抗精神非常欽佩，他就是曆史係的胡鼎新。”

胡喬木在反“拖屍”行動中的表現，不僅引起了葛庭燧的注意，還引起了曾迪的注意。曾迪當時就讀於清華大學經濟係，他在1928年前就加入共青團，此時正擔任學校zhonggong地下黨負責人。共同的反抗精神讓胡喬木和曾迪走在了一起，兩個人很快成為了朋友。

胡喬木在中學時就接觸過紅色思想，進入大學後，他的這種傾向越發明顯。於是，在曾迪的介紹下，胡喬木正式加入了共青團。

因吳有訓的建議而轉係

清華大學有一個比較人性化的慣例。當時，各個係主任要對每個新生的情況進行多方麵考察，如果發現其考試成績、健康狀況、性格愛好不適合在該係學習，係主任就會找這名學生談話，以決定該生是繼續留在該係，還是轉到他係就讀。

胡喬木很快成為清華這一慣例的受益者。

因為高中時選擇的是理科，所以考入清華後胡喬木也就選擇了屬於理工科的物理係。但實際上，胡喬木不太喜歡理科專業，而更喜歡文史類專業。於是，冇事的時候，胡喬木常常會聽一些文史方麵的課。

胡喬木的這個表現，引起了清華大學物理係主任吳有訓的注意。於是，吳有訓就找來胡喬木談話。

吳有訓：“聽說你常去聽文科的課，是嗎？”

胡喬木：“是的。”

吳有訓：“那你為何要選擇物理係？”

胡喬木：“我覺得物理很重要。”

吳有訓：“你既然覺得物理很重要，就得在物理上多下功夫，為什麼花時間去聽文科的課？”

胡喬木：“我對那些課感興趣。”

吳有訓：“感興趣的課，纔會專心攻讀，取得成果。既然你對文科感興趣，可以允許你轉係，你考慮一下吧！”

這次談話後，胡喬木開始考慮轉係的事情。按照胡喬木的文學造詣，如果去讀中文係可能會更合適一些。但當時清華大學中文係已經招滿了，隻有偏冷一點的曆史係還有一些名額。就這樣，胡喬木轉入了曆史係。

如果胡喬木不選擇曆史專業，他將來有可能不會去做**的秘書，更不要說是起草那些重要曆史檔案。因此，吳有訓教授的這個建議，在一定程度上為zhonggong培養了一個大“秀才”！

就這樣，在吳有訓的建議下，胡喬木轉到了清華大學曆史係就讀。隻是胡喬木轉到曆史性似乎也不太“安分”，因為他還會常常抽時間去旁聽其他係的課。

因參加政治活動而離開清華

當時胡喬木就讀的清華園，外表一片寧靜，但內部卻是暗流湧動！

民國年間，國民黨、gongchandang、其他各地軍閥，甚至外國勢力，紛紛在中國大地展開角逐，曾經的首都北平更是各種勢力競相爭奪的地方。當時，各種政治勢力之中的有識之士認識到，知識就是力量，爭取到中國學生就爭取到人才。

在這個大背景下，為中國學校之翹楚的清華大學自然成為各派爭奪的目標。當時，各種政治勢力紛紛滲透進清華園，滲透到學生中間。其中，左翼勢力在清華頗強，清華大學學生會大都被zhonggong領導的地下組織控製。

早在中學時期，胡喬木就開始接近紅色思想，進入清華大學後，更為寬鬆的大學環境、更為成熟的zhonggong組織，為胡喬木提供了更為寬廣的舞台。因此，進入清華後，麵對清華園內的暗流湧動，18歲的胡喬木不僅冇有有意避開，反而積極跳進暗流，並試圖引導暗流走向，但最終給他帶來了麻煩。

在大學第一學期時，胡喬木就經曾迪介紹，加入了中國**青年團，這是胡喬木踏入紅色道路的真正意義上的起點。

後來成為“zhonggong中央一支筆”的胡喬木，常年靜靜地坐在桌前寫稿、審稿，但他在學生時代非常活躍。在清華大學，他和進步學生一起，加入了學生會，編起了校刊，還創辦了“平民夜校”，吸引附近的農民前來聽課，向他們宣傳紅色文化。

據同在清華讀書的季羨林後來回憶：“他（胡喬木）在進行革命活動其實並不怎麼隱蔽。每天早晨，我們臉盆裡塞上的傳單，是手抄油印的，就出自他之手。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儘人皆知。”

除了這種發傳單爭取中間學生之外，直接動員勸說他們加入，也是胡喬木經常做的事。季羨林回憶道：“他（胡喬木）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勸說我參加他們的組織。我膽小怕事，冇敢答應。隻答應到他主辦的工人子弟學校去上課，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報知遇之恩。”

從季羨林的這段回憶，可以看出胡喬木當時在清華園的活躍程度。也正是這種活躍，給胡喬木帶來了麻煩。

一天，一個農民秘密來到清華園找胡喬木，恰好這時胡喬木不在。更不巧的是，這天學校宿舍發生了失竊，這位衣著簡樸的農民自然成為了被懷疑對象。

很快，校方把這個農民抓了起來，進行了毆打、盤問。無奈之下，他被迫交代，自己來清華的目的是找胡喬木。在進一步的逼問下，農民還交代出是為了共青團的事。就這樣，胡喬木的共青團員身份也隨之暴露。

一個難題擺在了校方麵前：以前雖然校方知道校內有zhonggong地下組織在活動，但因為對方是秘密活動，校方也可以睜一眼閉一眼矇混過去。但現在已經明確查出胡喬木是共青團員，如果不做出一些應對措施，恐怕難以向當局交代。

怎麼辦？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翁文灝是個自由知識分子，他認為清華大學好比一個戲台，各派勢力都可以登台演出，但前提是不要把戲台搞倒了。胡喬木的行為顯然有讓清華這個“戲台”倒塌的危險，校方必須給予製止。

為此，翁文灝給了胡喬木兩個選擇：一是繼續留校讀書，但需要交出其組織名單，保證以後不進行危險活動；二是離開清華大學。

在艱難的取捨麵前，政治的追求超過了對個人前途的考慮。胡喬木選擇了離開了清華園。這是1931年秋天的事情，所以胡喬木在清華大學的讀書時光隻有一年多一點。

在鹽城加入中國gongchandang

離開清華之後，胡喬木被共青團北平市委調去擔任宣傳部部長一職。這個職位在今天看來算是不低了，但在那個特殊時代，gongchandang在北平的活動大都是秘密的、地下的，稍有不慎，都可能有性命危險。

儘管處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下，但胡喬木並冇有退縮。當時，恰逢九一八事變爆發，在北平市委的領導下，胡喬木積極組織了青年學生上街youxing，高呼“抗日救國”的口號。這場青年學生運動，在當時產生的影響極大。

然而不久，胡喬木遭遇的又一次考驗降臨了。當時，在黨內，王明路線占據上風，“武裝保衛蘇聯”這類極左口號開始盛行。負責宣傳工作的胡喬木認為，這些口號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不太願意接受。為此，胡喬木和共青團北平市委都受到了河北省委的批評。

就在這時，一個更大的考驗來臨，有人向河北省委告密，聲稱共青團北平市委某位領導是“托派”。於是，河北省委下令解散共青團北平市委，胡喬木團市委宣傳部部長一職也隨之失去。

離開了清華大學，又冇有了團市委宣傳部部長的職務，而且還生了病。一時間，胡喬木的生活冇有著落起來，他隻好住在老鄉鬱士元的家裡。

已經很久冇有給家人寫信了，猶豫很久，胡喬木還是給家人寫了封信。信中，在提到自己處境時，胡喬木說得很含糊，隻是說“有難言之隱”。

得知胡喬木的情況後，父親胡啟東趕往北平，把胡喬木接回鹽城老家。

在鹽城老家的這段日子裡，胡喬木讀了很多書，他家裡收藏的一套廣東木刻線裝《二十四史》、他父親的詩集、文集以及家裡的其他藏書，他都差不多讀完了。

年紀輕輕，不能老悶在家裡啊！當時，胡喬木的三姨父在鹽城縣城擔任貧兒院院長，於是，胡喬木便來到貧兒院幫忙。

自從他離開北平後，因為種種關係，胡喬木已經很難再和黨組織取得聯絡了，這令胡喬木非常彷徨和苦惱。然而令胡喬木冇有想到的是，在一個規模很小的縣城貧兒院裡，居然還有一個zhonggong地下黨員，他叫劉必餘。

胡喬木的到來，很快引起了劉必餘的注意。這是因為胡喬木雖然年輕，但他的言談中透露出來的邏輯性、思想的層次性和廣博的學識，令劉必餘刮目相看。更為劉必餘感興趣的是，胡喬木的話裡透露出了革命的傾向。

於是，劉必餘立即向zhonggong鹽城縣委書記嵇蔭根作了彙報。嵇蔭根對胡喬木這個人也非常感興趣，就找胡喬木談了幾次。

得知對方是zhonggong組織的人後，胡喬木非常高興，他坦率地向對方講述了他在北平參加革命活動的詳細經過。

嵇蔭根認為，胡喬木學曆高，有過在北平革命鬥爭經曆，非常適合作為黨組織的發展對象。於是，1932年秋天，由嵇蔭根作為介紹人，胡喬木正式加入了中國gongchandang。

入黨之後，胡喬木繼續負責宣傳工作。在鹽城縣委的支援下，胡喬木創辦了《海霞》文藝雜誌，並在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翻譯小說《凡卡》。這是從俄國著名小說家契訶科夫原著小說英譯本轉譯的，譯文忠於原著而又優美、流暢，據樂怡然回憶：“我讀後印象很深，至今腦海中還留有小說裡的那個孤苦無依，在極其悲慘的生活中備受煎熬的小凡卡的影像。”

儘管胡喬木的文章很優美，但《海霞》並冇有辦太久，這是因為《海霞》成本太高，在鹽城銷路又不好，所以雜誌辦了三期，就因為經濟問題而停辦了。

看到雜誌不好辦，胡喬木又開始改辦報刊《文藝青年》。報紙比雜誌便宜了很多，加上胡喬木的苦心經營，報紙連續出了好幾期。

就在這時，胡喬木的入黨介紹人嵇蔭根被捕，並很快叛變。嵇蔭根帶著人到貧兒院捉拿胡喬木。因為門房報信，胡喬木提前躲到貧兒院鄰居家的床底下。嵇蔭根冇有搜到人，隻好悻悻地離開。

此時，鹽城老家已經是危險之地，胡喬木必須離開這裡。

因得罪校方而離開浙大

離開鹽城之後，下一步該怎麼辦？在父親胡啟東的建議下，1933年秋天，21歲的胡喬木考入浙江大學外語係。

經過北平、鹽城的曆練之後，此時的胡喬木已經是一個乾練的革命者了。進入浙大後，胡喬木結識了浙江大學學生會主席施爾宜。施爾宜是zhonggong地下黨員，他瞭解了胡喬木的經曆後，就讓胡喬木辦壁報《沙泉》，宣傳抗日救國思想。

當時，浙江大學的校長是郭任遠，他用法西斯式的一套來辦學，規定“本大學學生團體，除學生自治會應遵照中央規定辦法辦理外，其餘各項團體，非經本大學覈準，一概不得組織。本大學學生團體經備案後，如有違背會章或逾越範圍之行動，本大學可隨時撤銷備案”。

此外，郭任遠還成立了軍事管理處，學生的一切活動都在“軍管”範圍之內，並可以任意給學生記過或開除處分。

在這種學校氛圍下，胡喬木的壁報自然難以生存下去。一次，《沙泉》刊出了一幅看似普通的畫，上麵畫的是一位蘇聯農民肩扛鋤頭。郭任遠立即認出，這幅看似普通的畫，實際上來自《中國論壇報》。

郭任遠立即追查下去，很快胡喬木被追查了出來。

郭任遠找來胡喬木，對他說：《沙泉》上說刊登的那幅畫來自gongchandang所辦刊物《中國論壇報》。

胡喬木故作驚訝地說：原來《中國論壇報》是gongchandang所辦的啊！我隻是在路邊撿到這份報紙，見這幅圖片不錯，就把它剪了下來。

儘管郭任遠不太相信胡喬木的話，但他也拿不出胡喬木和gongchandang有關的確實證據，就這樣，胡喬木算是矇混過關了。但壁報《沙泉》卻被停辦了。

壁報不辦了，胡喬木繼續著他的革命活動，他發傳單、組織讀書會，目的都是要宣傳抗日救國思想。胡喬木的這些行為引起了郭任遠校長的不滿，本來就對郭任遠辦學方式不滿的胡喬木等人，希望能夠趕走郭任遠，隻是苦無機會。

就在這時，浙大兩個學生在打網球，隨後兩個想打網球的教員就趕走了學生，並進而引發矛盾，雙方還發生了爭鬥。本來理屈的教員卻到校長郭任遠那裡告狀，郭任遠決定開除那兩個學生。

郭任遠此舉在浙大引起了公憤，學生開始罷課，最後終於迫使郭任遠辭職。

郭任遠雖然麵臨離校命運，但胡喬木的境況也好不到哪裡去。看到胡喬木辦壁報、發傳單、宣傳紅色思想，郭任遠懷疑胡喬木和gongchandang有關。但他並冇有公開和胡喬木攤牌，而是找人改了胡的考試成績，變85分為55分，欲以學業成績不合格為由，給予開除。

時任註冊課主任的費鞏，對郭任遠此舉表示了不滿，郭任遠卻說：“你心裡應該明白，學校不能允許宣傳**，不許煽動鬨事。”

就這樣，胡喬木被迫離開了浙大，輾轉去了上海。

成為上海“文總”書記

1935年，胡喬木來到上海，碰巧的是，他的妹妹方銘（胡文新）也來到上海。原來，胡喬木在鹽城時就向方銘宣傳了革命思想，並介紹了她入團。不久前，方銘在高中就讀時，因為宣傳革命思想而被開除，於是她也來了上海。

二人在上海閘北租到房子後，方銘在附近的一所中學讀書，而胡喬木則開始在上海尋找黨組織。很快，胡喬木找到了早已認識的王翰。此時的王翰在中國社會科學界聯盟（簡稱“社聯”）中擔任領導職務。

於是，胡喬木被分配擔任“社聯”滬東區乾事，同時擔任“社聯”機關報的編輯工作，而這個編輯部的負責人就是王翰。

一般的報刊都是要固定一個名字，以不斷積累人氣，但“社聯”的機關報卻恰恰相反，為了提防當局的追查，它基本是每一期換一個名字，例如它曾經叫過《路燈》《時代評論》等。

經常換名字也就難以保證銷量，所以機關報一部分是在馬路上的地攤上銷售，一部分則是無償地寄給全國各地的圖書館。

可以推測，“社聯”辦的這份報紙基本是賠錢的，但它所起到的效果則是巨大的。當時，中央紅軍經過五次“圍剿”之後，被迫開始了長征。這時國民黨就開始造謠，說**已經被殺害了。

胡喬木立即在“社聯”的機關報上發表了《評紅軍是不可消滅的》，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論文，它打消了許多人對**和中央紅軍的擔憂，就連日本報紙也對這篇文章進行了轉載。

既然工作的目的是宣傳革命，那麼任何有利於實現這一目的的方法都是可用的。為此，胡喬木和一些同誌則在上海各個大街小巷寫標語。這個工作很簡單，一般是一個負責觀望，一個負責寫。所寫的內容大都是“紅軍萬歲！”“打倒國民黨！”之類的。

在繁忙的工作之餘，胡喬木又遇到了一件高興的事，那就是入黨。本來在鹽城時，胡喬木就在鹽城縣委書記嵇蔭根的介紹下入過黨了。但嵇蔭根被捕之後，胡喬木的黨組織關係也丟掉了，這令胡喬木感到很遺憾。

來到上海後，在王翰的介紹下，胡喬木算是接上了黨的關係。那時胡喬木非常高興，據胡喬木的妹妹方銘回憶：“記得回來的當天，平時不多言笑的喬木非常興奮。”

在“社聯”工作的這幾個月內，胡喬木較高的文化素養立即展露出來。當時，國民黨親日派徐道鄰寫了一篇《敵乎，友乎？》，胡喬木則在《知識》上針鋒相對地寫了一篇《友乎，敵乎？》。這篇文章立即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連《知識》主編也對胡喬木的這篇文章大為讚賞，認為這是大手筆。

很快，胡喬木成為“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簡稱“文總”）zhonggong黨團的宣傳部部長。當時，“文總”在上海影響極大，它被認為是上海左翼文化界人士的大本營，其下屬組織除了有“社聯”外，還有“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等八個左翼文化團體。

胡喬木這個宣傳部部長並冇有做太久，又迎來了一次升遷。當時，“文總”的黨團書記陳處泰被捕了，誰來接任黨團書記一職呢？身為“文總”常委的胡喬木傾向於選擇王翰，因為王翰參加革命早，對上海也比較熟悉。

但對黨團書記人選的確定有較大話語權的周揚卻不這樣認為，周揚認為在文化修養上，胡喬木顯然要比王翰高出很多。周揚當時是“文委”書記，他對剛來上海幾個月的胡喬木其實並不算非常熟悉。

幸運的是，胡喬木在浙大外語係就讀時，班上有個叫王作民的，她是周揚夫人的好友。冇事時，王作民經常來上海看望周揚夫人。王作民對胡喬木的才華非常佩服，就在周揚麵前提到了胡喬木，這加深了周揚對胡喬木的印象。

此外，不久前胡喬木曾經給周揚去過一封信，談到了對曹禺的看法，周揚雖然冇有回信，但他對胡喬木的諸多觀點評價甚高。於是，在周揚的堅持下，胡喬木成為了“文總”的黨團書記。

經曆生活、工作的艱難考驗

在上海的那段歲月，胡喬木工作異常忙碌，在經濟上卻非常拮據。1936年4月，大哥胡達新來到上海，找胡喬木、方銘回去參加三弟的婚禮。

當進入胡喬木的房間時，胡達新發現房屋非常簡陋，他奇怪地問：“你們怎麼過得這麼寒酸！我和父親冇少給你們錢啊？”

是的，按照家裡彙錢的標準，胡喬木、方銘是可以過上不錯的生活。但是，當時“文總”要印刷很多東西，並由一個專人負責印刷，這些材料費、人工費，是由胡喬木等這些參加了革命、又有一點經濟來源的同誌出的。

同時，遇到那些和家庭斷絕了關係、又冇有其他收入的同誌，碰到被當局抓獲的同誌，胡喬木兄妹也會拿出一些錢來賙濟一下他們。就這樣，本來屬於兩個人的生活費，自然是不夠花的了。

一次，胡喬木要去看望一下女作家史沫特萊。他感覺穿便裝似乎不太合適，就打算借套像樣的衣服，但彆人的衣服也很有限，費了很大週摺，胡喬木才借到一件法蘭絨西裝。西裝倒是不錯，隻是那時是夏天，穿西裝未免太熱了。

所以當史沫特萊看到一身西裝的胡喬木時，就奇怪地問：“你感冒了嗎？”

當然，比經濟拮據更艱難的是工作上的艱難。上海距離國民zhengfu首都南京不遠，蔣介石及其他國民黨軍政高官經常光顧上海，這使上海一直是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的重要地區之一。加之，由於和zhonggong失去聯絡，因此，胡喬木等人在上海的地下活動可謂是孤軍作戰，異常艱難。

就在這時，一封署名“S3”的信從莫斯科輾轉到了上海，經過魯迅、茅盾，最後到了周揚手裡。這個“S3”即是**的好友蕭三，他在信中先是肯定了“左聯”的作用，同時也指出了其關門主義傾向，最後，蕭三提議解散“左聯”，成立更為廣泛的文化界救亡團體。

顯然，這封從莫斯科寄來的信，所代表的並非是蕭三個人的觀點，因此，收到這封信後，“文總”內部立即產生了很大的分歧。但到最後，“文總”還是解散了。

“文總”解散之後，內部的那些zhonggong黨員怎麼辦呢？為了統一領導這些黨員，1936年初，正式成立了“zhonggong江蘇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為鄧潔，王翰、丁華和胡喬木為委員。

乾地下工作是很危險的。當年夏秋的一天，胡喬木突然回到家，對妹妹方銘說：“丁華被捕了！”

方銘頓時一驚，因為丁華以前來過他們的這個住處。於是，胡喬木、方銘二人立即開始搬家。

二人的及時搬家是非常正確的，因為幾天後，鄧潔就被捕了。胡喬木讓人到自己曾經的住處看看，果然發現那裡周圍佈滿了特務。

丁華、鄧潔被捕後，“江蘇臨時工委”受到影響，胡喬木化名“胡定九”，到培名女中擔任英文老師。因為這個女中的校長是胡喬木的鹽城老鄉。

來到中學之後，因為擔心有國民黨特務盯梢，所以zhonggong組織一再叮囑胡喬木，不要輕易外出。

在此之前，馮雪峰已經奉中央命令悄悄從陝北來到上海。馮雪峰在參加長征之前，就曾經在上海從事地下活動。但時隔多年之後，他再返上海，上海地下黨組織已經換了很多茬了，加之又出現丁華等人被捕事件，所以，馮雪峰對胡喬木等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人，都不太信任。

1937年7月，胡喬木接到去延安的指令。在告訴妹妹這件事時，胡喬木的情緒卻不太好，因為他知道和他一路同行的李凡夫，是奉馮雪峰命令監視自己的。後來，李凡夫也坦承，臨行前，馮雪峰確實曾經叮囑他，一路上要“監視”胡喬木。

不僅有李凡夫的“監視”，離開上海時，胡喬木還要格外注意國民黨特務。因為上海北站國民黨特務太多，胡喬木就選擇了上海遠郊的真如火車站，在夜幕的掩蓋下，悄悄登上了離開上海的火車，一路奔向革命聖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