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四大秘書 第三章 大興調查之風

豫北調查“大躍進”受到認可

在**身邊擔任秘書的18年裡，外出調查一直是田家英工作的一部分。

1954年，按**“以家英為主，由地方配合，進行調查研究”的指示，田家英深入南方血吸蟲病嚴重的省份搞清了血吸蟲病的“病根”，**表揚調查人員說：“你們辦了一件大好事。”以至四年後這些地區基本消滅血吸蟲病，為此，**寫了著名的七律詩《送瘟神》。

1956年上半年，田家英又先後赴山西、四川、湖北、河北四省，調查研究農業合作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進入1958年之後，田家英的調查工作更加多了起來，這和當時的背景有關。1956年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部分乾部同誌滋生了驕傲自滿情緒。

8月，zhonggong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提出1958年鋼的產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達到一千零七十萬噸；並決定在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隨後，脫離實際的“大鍊鋼鐵”運動在全國範圍內推廣，而人民公社化運動也嚴重地傷害了農業生產積極性，糧食產量無法保證，為保證農產品達標，農村開始虛報糧食產量，“大放衛星”現象蔓延開來。

在全國範圍內掀起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引起了**的關注，1958年10月26日，**找田家英、吳冷西談話，要他們各帶一個小組，到河南新鄉七裡營和修武一社、一縣去調查當地人民公社情況。

田家英帶領調查組先去的是七裡營，後去的是武鄉縣。當時，公社還是一個新生事物，調查前田家英並冇有對它產生懷疑。但調查中，公社表現出的一些問題，令田家英有些心驚。

例如，當時公社正在搞所謂的“大兵團作戰”，社員每天隻睡三個小時，連續一二十天，早已經是疲憊不堪，勞動效率下降很厲害。

在七裡營調查時，田家英發現這裡實行了所謂的“16包”，即公社對所有社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甚至理髮、洗澡等16項內容，全部實行供給製。田家英認為這個“16包”的初衷是好的，但公社負擔太重，根本無法做到。

當時，關於人民公社的性質也是從中央到地方都極為關注的一個問題，這也是田家英此次調查的一個問題。調查中，一些基層乾部認為，人民公社理所當然應該屬於全民所有製性質。對此，田家英並冇有表態。

在修武縣調查時，談到人民公社的性質，修武縣委書記說，人民公社如果是全民所有製，那麼遇到豐年，修武縣農民是不會願意把糧食無償調出來的；遇到歉年，國家能夠無償地調糧食給修武縣嗎？

田家英認為這個縣委書記說的很有道理，如果農民不願意無償交糧，國家也不願無償調糧，這怎麼能算是全民所有呢？

調查中，田家英還觀看了當地大鍊鋼鐵的場麵。那是一個晚上，在一個鍊鐵點，人山人海，燈火通明，人民乾勁十足，徹夜不眠。指揮者不斷地給群眾鼓勁，嗓子都喊啞了，說是夜裡要放“衛星”。

人民群眾在大鍊鋼鐵中表現出來的乾勁，固然讓田家英表示讚歎，但由此造成的資源浪費、耽誤農忙，卻不能不讓田家英等人憂慮。

11月5日，田家英、吳冷西結束完各自的調查之後，在新鄉聚在了一起。在交流調查情況時，兩個人一致認為，“大鍊鋼鐵”熱情感人，但當地棉花冇有人去摘，秋糧收得很粗，丟落穀粒很多。這樣下去，會造成豐年但不豐收，遇到荒年群眾就要餓肚子。

為此，田家英二人決定把調查到的情況彙報給**，尤其要提到的是七裡營的“16包”和修武縣縣委書記的顧慮。

當天晚上，**的專列經過新鄉，田家英二人登上專列，把調查情況一五一十地彙報給了**。

在隨後召開的鄭州會議上，**著重強調了要讓農民休息好，要安排好農民的生活。在談到公社性質時，**引用了修武縣縣委書記的那段話，並稱讚這位縣委書記“很有頭腦”。

會上，**還帶領中央部分部長和部分省委書記，讀了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並提出劃清兩個界限：一個是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界限，一個是社會主義與**的界限。

在當時那個特定的社會環境下，田家英等人的調查不可能對“左”的傾向產生根本性糾正，但這個調查無疑對當時中央決策產生了一些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給“共產風”“浮誇風”刹了一陣車。

一個大隊書記說了出實情

1959年春天，**派田家英率領一個調查組，到有“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去調查。調查組先在郫縣農村調查，但無論走到哪裡，都有當地乾部隨同。在不久前“拔白旗”的影響下，農民不敢說真話，調查進行不下去。

為了調查出真實情況，田家英決定改變路線，到他舅母所在的新繁縣崇義公社調查。田家英之所以選擇這裡，不僅僅是因為舅母在這裡，熟人多方便調查，還因為崇義公社當時的名氣很大。

那個時候，“浮誇風”盛行，各地的糧食產量都是層層拔高，崇義公社就放出一顆“稻田畝產二萬四千斤”的高產衛星。這個訊息經過四川省廣播電台一廣播，崇義公社頓時名聲大振。

憑生活常識，田家英就能判斷崇義公社的這顆衛星水分太大。於是，他帶領調查組來到這裡，希望把真實情況搞清楚，並把事實彙報給**。

此時的田家英有好多身份：**秘書、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這些身份，給田家英開展調查工作帶來了障礙。

但田家英一到這裡，就用一口流利的四川話和乾部群眾交流，有時還和當地群眾一起勞動，通過這平易近人的一言一行，田家英與當地群眾的隔膜感逐漸消除了。

在與乾部群眾聊天時，田家英問：“你們衛星田畝產了二萬四千斤，真有那麼多嗎？”

“廣播頭都廣播了，那還有假。”

“一般的田呢？”

“少說也有一兩千斤嘛！”

“產量那麼高，為啥子公共食堂稀飯撈清，還吃連麩麵呢？”

“豐收不忘節約嘛。”

田家英笑了，他問了很多人都是類似的答案。但田家英明白，有時大家都說的話也未必是事實。那個時候，誰要是說真話，說出不好的實情，那就是給“三麵紅旗”抹黑，因為說實情栽跟頭的人太多了，所以要讓百姓說真話談何容易！

但田家英不是來走馬觀花的，他必須要調查出實情，為黨中央、為**製定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據。為此，他告誡自己既要多和乾部群眾接觸，又要有耐心。

一天，田家英在大街上碰到一位剛剛認識不久的大隊書記林功謙。田家英和林功謙邊走邊談，氣氛非常融洽。最後，這位年輕的大隊書記被田家英的誠懇打動了，他沉重地說：“田主任，不瞞你說，這裡的畝產量充其量也就650斤！”

林功謙抬頭了看了看田家英身邊的縣乾部，有些恐慌起來，他連忙改口說：究竟是好多少，我現在也搞不清，我回去調查一下吧。

其他乾部說得信誓旦旦，隻有林功謙一人說法和大家不同，而且說得似乎不能確定。但田家英明白，真理常常並不在大多數那邊，林功謙說的650斤顯然是實情。

敢作敢為造福大豐公社

如果林功謙說的是實情，畝產量幾百斤，上報的卻翻了幾番，征糧的時候肯定會征走很多，那麼公社還能剩下多少糧食呢？

田家英不禁憂慮了起來。他來到一個生產隊，找到隊長馬世才問：“倉裡還有多少糧食？”

馬世才道：“還有3萬斤。”

這很明顯是在撒謊！田家英道：“請你打開倉門，我要看看。”

糧倉打開了，糧倉裡還真的有三萬斤的大堆頭。這是怎麼回事？難道自己判斷錯了。田家英有些疑惑，他踏上穀堆，感覺穀堆鬆泡泡的，還很有彈性。

穀堆一定有問題！田家英用竹竿在糧堆上捅了幾下，糧食開始向下落，很快就露出了糧食下麵墊起來的厚厚稻草。原來上麵隻有很薄的一層穀子，下麵全是稻草啊！

還有一次，田家英和公社會計擺龍門陣，兩個人聊得興起，會計無意中說出一個實情，1958年公社有兩本賬：一個是假賬，是用來上報用的；一個是真賬，是實際產量。

田家英並冇有批評隱瞞情況的馬世才和公社會計，他知道他們也很無奈。但田家英明白，這種虛報產量的現象必須遏製。為此，他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反覆提醒公社乾部，要產多少報多少，否則老百姓就要餓肚子，黨就會失去民心。

田家英在崇義公社調查時還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替公社改名。田家英與地方乾部商量道：“崇義，帶有封建色彩。糧食產量上不去，社員餓肚子，你光崇義有什麼用？我們最重要的事情是奪取糧食豐收，所以我們把社名改為‘大豐公社’好不好？”

當然，公社改名還隻是形式，田家英還特彆重視實際工作，在大豐公社的那段時間，他動員乾部群眾好好勞動；針對“瞎指揮”硬性推行的密植，田家英提出了批評，並讓乾部多聽老農的意見。

除了幫助大豐公社糾正問題之外，作為調查人員，田家英還把他在這裡看到的情況，如實地彙報給了**。在隨後在上海召開的八屆七中全會上，在**的主持下，討論通過了田家英起草的《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

不久**寫了一封給六級乾部的黨內信。已經返回四川貫徹《十八個問題》的田家英，看到**的這封信後非常高興，他對信中提到的“合理密植”和“說真話”這兩條非常擁護。

然而遺憾的是，當時密植和說假話在四川非常嚴重，有些乾部竟然封鎖了**的這封信，不向下傳達。田家英認為**的這封信是符合實際的，於是他就頂住壓力，通過廣播向公社廣播了這封信。

因為**的這封信，當地老百姓的積極性提高了，產量提高了，餓肚子的減少了，即使起初那些反對田家英的乾部，也都為田家英的這種魄力和勇氣所折服！

廬山會議上風雲突變

1959年6月下旬，根據中央辦公廳的通知，田家英離開四川，趕赴廬山參加會議。經過近4個月的調查，田家英此時已經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也對當時的一些“左”的錯誤，有了一個相對清醒的認識。

上了廬山後，田家英住在牯嶺東側河東路路邊的一間平房裡，胡喬木、陳伯達、吳冷西三人也住在附近。這四個人也就是後來**所說的“四個秀才”。

7月2日，黨中央在廬山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初期的主要議題是如何總結1958年的教訓，實際上也是貫徹**從1958年11月鄭州會議起開始的糾“左”。

田家英和胡喬木等幾位負責起草檔案的“秀才”，是認同中央糾“左”這一思路的，所以起草會議檔案時，大家都冇有多少顧慮，進行討論時大家也都是敞開心扉。

經過多次討論，到了7月12日，會議紀要的初稿起草完畢。隨後兩天，在胡喬木主持下，又對紀要進行了反覆修改。初稿送給**後，**找田家英等人談話，認為初稿還可以改進，但可以先發給會議小組討論。於是，初稿於15日印發給各小組討論。

本來按照會議議程，會議是要在15日結束的。但就在14日晚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的彭德懷，針對當時客觀存在的問題，給**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不便在小組會上談的想法，指出了“大躍進”存在的一些問題。

根據**批示的“印發給各同誌參考”，田家英等人也看到了彭德懷的那封信。據吳冷西後來回憶：我記得17日午飯時，我們四人在餐廳談到上午收到的彭老總的信，都覺得寫得不錯，同我們起草的《會議紀要》思想一致。我和家英都覺得由彭老總出麵說話，有分量，作用大。但喬木說了一句：“也可能適得其反。”

7月16日，**召集各組組長開會，宣佈延長會議，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討論彭德懷的那封信。起初的幾天，雖然一些同誌對彭德懷的信有意見，但黃克誠、周小舟、張聞天等同誌發言認為，信的總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懷信中的意見。

但到了23日，廬山風雲突變，**在這一天的會議上發表講話，認為彭德懷的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從此，會議轉為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問題進行揭發批判。

廬山會議180度的轉變令田家英非常愕然，他清楚地知道自從1958年下半年以來，**一直提倡糾“左”。就在要印發彭德懷的那封信的當天晚上，在和田家英等人談話時，**還說自己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頭子”，並說現在右傾的朋友太少了。

23日的這次會議之後，胡喬木獨自回到了住處，而田家英則和吳冷西、陳伯達、李銳一起，沿著山路漫步，半天冇有一個人說話。走到半山腰的一個石亭中，遠望浩浩湯湯奔流不息的長江，有人提議寫一副對聯吧。

李銳拿起地上燒焦的樹枝正打算在地上寫時，才思敏捷的田家英已經寫了一副對聯：“四麵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這副對聯清楚地反映了田家英當時充滿憂慮的心情。

靠**保護渡過難關

23日晚上，田家英等幾個秀才心情都不好，吃了晚飯後，胡喬木、陳伯達各自回了住處，田家英和吳冷西在客廳裡相對無言，達半個鐘頭之久。後來，田家英終於忍不住站起來，大聲說：“準是有人搗鬼。”

田家英說的“搗鬼”，自然是指**的轉變。**為何會有這個大轉變呢？此後不久，在和**進行一次談話之後，田家英曾對吳冷西解釋過**轉變的內情：“主席今晚談到彭老總時說，他開始並冇有覺得彭的信有什麼問題，所以批了幾個字印發給大家參考，當時並冇有彆的意思……更冇有打算在23日講那番話。主席說，那番話是在22日聽了大區區長彙報時想到的。當時兩位區長都說，現在小組會反對三麵紅旗的話多了，有些人開小差了。我該出來講話了，否則隊伍就散了，冇有兵了。這才使我感到問題嚴重。”

田家英本來是一個有話就說的人，但作為一個在**身邊的工作多年的秘書，嚴守紀律，謹慎說話，已經成為習慣。所以在接下來的小組討論會上，田家英一般不輕易發言，所以受到的批評並不多。

但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經把在四川調查時遇到的情況，如實地彙報給了**。這就引起了四川省委負責同誌的不滿，他們認為田家英這是在攻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後來，**表態說，不要怕彆人告狀嘛！冇有的事情不會因為彆人說有，它就有了；有的事情，也不會因為彆人說冇有，他就冇有。

有了**的這個表態，四川省委對田家英的批評這件事就算過去了。

除瞭如實彙報四川省的情況之外，田家英還有一個潛在的麻煩，那就是在之前和胡喬木等人討論《會議紀要》時，也說過一些糾“左”的話。但幸好這些話隻是幾個“秀才”之間談論的，並冇有到正式會議上去亂講，所以應該不會被人抓到小辮子。

儘管如此，田家英還是不放心，擔心這些談話泄露可能引致嚴重的後果，所以他私下在起草人中間聲言：“好漢做事好漢當，誰亂講誰負責任。”

田家英的這個擔心不是冇有道理的。在隨後的一段時間裡，廬山的氣氛變得格外緊張。24日晚上，吳冷西回來說，自己因為為彭老總辯護而遭到批評。田家英認為，這個時候，吳冷西不應該那樣為彭老總辯護，但說了就說了，也不是什麼錯誤。

但胡喬木提出：“吳冷西應該做檢討。”吳冷西問“怎麼檢討？”胡喬木、田家英都沉默了。

就在這時，**找胡喬木開會。胡喬木離開之後，田家英和吳冷西一直坐著等胡喬木回來。到了11點左右，胡喬木回來了。一進屋，胡喬木就一臉嚴肅地對吳冷西說：“你趕快寫個書麵檢討，由我交給小組長。”

此外，胡喬木還交代吳冷西不要去開小組會了，由他向小組請假。

看到胡喬木一臉的凝重，田家英和吳冷西明白，情況很嚴重。果然，胡喬木還告訴田、吳二人，開完政治局常委會議之後，**單獨把胡喬木留下，批評了胡喬木前段時間亂講話，並說“秀才們”（即指田家英等人）表現不好，以後要夾著尾巴做人。

此後，緊張的氛圍一直籠罩在田家英等人的心頭，直到28日，**找來田家英、陳伯達談話。田家英激動地在**麵前辯白，表示自己反映的四川情況都是真實的。

**說，你說了彆人的一些壞話，人家反過來批評你，這是常情。緊張一下也有好處，可以反思一下自己不妥的地方。

最後，**說，過兩天我向他們打招呼，下“停戰令”，對“秀才們”掛“免戰牌”。但你們也不要把尾巴翹到天上去，還要學會夾著尾巴做人。

果然，到了30日上午，楊尚昆來到田家英等人的住處，告訴大家，主席已經給會議各組組長打了招呼：以後不要再提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和吳冷西的事情了。楊尚昆還說，這是主席下的“停戰令”，你們可以放心了。

有了**的這個招呼，田家英等人算是暫時解放了，大家低沉的心情好了一點，但依然振作不起來。這一方麵，是因為他們憂慮從1958年底開始的糾“左”進程可能中斷；另一方麵，是因為田家英四人也遭到彆人揭發，中央正在立案審查。

直到10月17日，**找田家英四人談話，**說，你們在廬山表現不好，但不屬於敵對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兩類人，而是屬於基本擁護總路線，但有錯誤觀點和右傾思想的這兩類人。

有了**的這個定調，田家英等人的“四人案”纔算全部結束。從**那裡離開之後，大家心情都還不錯。據吳冷西回憶說：“家英和我回到他的書房，一進門他手舞足蹈，貓身在地板上翻了個筋鬥，大聲說：‘主席是瞭解我們的。’”

找回一篇令**滿意的文章

1960年冬天，農村中的一些問題已經暴露出來。11月，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通知》，提出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開展整風整社。一個多月後，**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大興調查之風，使1961年成為實事求是年。

就在**積極倡導大興調查之風時，田家英把一篇名為《調查工作》的文章送到了**的麵前，**非常高興。

這是一篇**在30年前寫的文章，也被認為是**最早的一篇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著作。文章論述了調查工作的重要意義，第一次鮮明地提出“冇有調查，就冇有發言權”。

如此重要的一篇文章，後來卻散失了，令**感到非常遺憾。1959年，中國革命博物館到各地收集文物，在福建龍岩地委收到了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年，中央政研室把文章借了出來，當時大家隻是感到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獻，冇有想到它會有更大的意義。

田家英知道這篇文章之後，立刻把它送給了**。此時，正值**大力提倡大興調查之風之時，所以30年前自己所寫的這篇文章的出現，自然令**格外高興。僅在3月份的廣州會議上，**就兩次提到自己得到這篇文章的高興心情。

3月13日，**說：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對自己的文章有些也並不喜歡，這篇是我喜歡的。這篇文章是經過一番大鬥爭寫出來的……前幾年到處找這篇文章，找不到，今年1月找出來了。

3月23日，**又說：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來的。彆的東西找出來我不記得，這篇文章我總記得就是了。忽然找出來，我是高興的。

通過這兩次講話能夠看出，**得到這篇文章後的喜悅。然而奇怪的是，剛開始**卻對是否公開發表這篇文章，有些猶豫。這是因為**認為，文章是寫於民主革命時期，現在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調查工作核心自然有所不同。

當然，**也認為，民主革命時期需要調查研究，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仍然需要調查研究，一萬年還要調查研究。於是，這篇文章經過少量文字修改後，以《關於調查工作》為題印發給了參加廣州會議的同誌。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篇文章的重要性越來越得到大家的認可。於是，很多黨內同誌要求這篇文章不應該隻印發給部分同誌看，應該公開發表。**同意了大家的要求。

文章發表前，田家英奉命對文章進行了一些文字方麵的修改。田家英把定稿交給**時，**把文章題目改為了《反對本本主義》。並在定稿上親筆加了一句：“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就這樣，在1964年5月，《調查工作》改為《反對本本主義》在毛選甲種和乙種本上首次公開發表了。

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曆史文獻，它反映了**思想的三個基本點，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的思想雛型，標誌著**哲學思想的初步形成；它對於研究zhonggong黨史和**思想，具有非常重大的曆史意義。

此外，它又是一篇具有科學價值和現實意義的著作，文中體現的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將永遠閃耀著它的光芒！

浙江調查與農業“六十條”

1961年1月20日，田家英收到**的一封信，要求田家英和胡喬木、陳伯達三人，各帶一個組外出調查，其中田家英一組去浙江調查。

22日，田家英一行七人抵達浙江，此時浙江的經濟狀況令人擔憂，參加此次調查的逄先知形容其為“國民經濟持續惡化、接近崩潰的地步”。

為了做好這次調查，作為調查小組的負責人，田家英對調查工作總結了兩句指導思想，即“打開腦筋”“敢於發現問題”。此外，田家英還寫了一副對聯，作為調查組的工作守則，上聯是“同吃同住不勞動”，下聯是“敢想敢說不敢做”。

指導思想這兩句意思比較容易理解，就不需要解釋了。但這副對聯是有所指的，需要解釋一下。為什麼田家英提出“不勞動”呢？這是因為當時正是冬閒，農村並冇有多少農活，如果硬要按照當時時興的調查組和農民一起勞動，實際上就會讓這種勞動流於形式，反而耽誤了急需要開展的調查工作。對於調查組來說，發現問題並及時反映給中央，無疑要比做一點農活重要千萬倍。

下聯中的“敢想敢說”是鼓勵大家打破思想框框，在調查組內部不設禁忌，暢所欲言。而“不敢做”是指對於當地的工作，如果有意見可以通過組織程式反映給省委領導，不要隨便指手畫腳，以乾擾地方工作。

調查工作開始了，按照**信中的要求，調查組和浙江省委商定，在嘉善縣挑選了一個條件非常差的生產隊，在桐廬縣挑選了一個條件非常好的生產隊，作為調查對象。

當時，調查組下去調查，常常都會遇到兩個問題：一是能不能調查出問題；二是發現了問題敢不敢如實向中央彙報。

對於田家英來說，第一個問題是容易解決的，因為他已經有過很多次下去調查的經驗了，而他又是一個性格開朗、能說會道的人，非常善於和當地乾部群眾打成一片。加之，此時農村的社會問題又是非常顯而易見的，用逄先知的話形容就是“問題成堆，俯拾即是”。

問題發現之後，如實彙報給中央，這本來屬於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在那個特殊年代，做理所當然的事情，反而成為了一個問題，更考驗著一個人勇氣。不久前，田家英在四川調查之後，如實反映問題，後來就遭到四川省委一些乾部的不滿。

但田家英是不會因為怕承擔責任而隱瞞問題的。例如關於公共食堂問題，調查中，他發現很多群眾對食堂都非常不滿，認為應該解散。但此前中央剛剛發出的“十二條”指示明文規定，必須堅持食堂。而且現實中已經有不少乾部因為反對食堂，而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田家英不是冇有考慮到彙報食堂問題可能會帶來的風險，但他去杭州向**彙報時，還是如實地反映了食堂的問題。

正是聽取了田家英的這個彙報，**才針對食堂問題做出指示：“食堂問題，按照群眾要求辦事，可以多種多樣。”雖然**的這個指示，並冇能徹底解決農村食堂問題，但這無疑已經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了。

田家英向**反映的不僅有食堂問題，還有諸如“五風”問題、生產隊規模問題、自留地問題等。在這些問題中，後來影響比較大的就是製定人民公社條例問題。

因為田家英的這個建議，在隨後不久的廣州會議上，**提出要製定這個條例，**說：我是聽了誰的話呢？就是聽了田家英的話，他說搞條例比較好。我在杭州的時候，就找到了江華同誌、林乎加同誌、家英同誌，我們商量了一下，搞一個條例有必要。

人民公社條例的起草工作是在**的指導下進行的。1961年1月26日，召開了起草會議，確定了條例的框架和基本內容。從27日開始，條例進入正式起草階段。經過多次修改，到了3月22日，中央工作會議正式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後人所知的農業“六十條”。

“六十條”通過之後，田家英又回到浙江宣傳和貫徹落實“六十條”，直到5月5日，他才離開浙江。

從1月23日到5月5日，田家英在浙江曆時100天，他進行的調查研究和在製定“六十條”中的貢獻，對於糾正1958年以來的“左”的錯誤，扭轉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局勢，起到了巨大作用。

尤其是“六十條”。在後人看來，“六十條”確實還有很多缺陷，它冇有突破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公有製，但在那個特殊年代，“六十條”的貢獻是巨大的，田家英的功勞是不可埋冇的。

山西調研促進覈算單位下放

“六十條”實施之後，在農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農業很快得到恢複。但“六十條”在試點中暴露出了一個問題，即農業的生產資料和生產權屬於生產隊，但分配權屬於大隊，這樣就不能解決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絕對平均問題。

1961年9月，**召集邯鄲談話會，就基本覈算單位問題親自做調查。29日，**寫信給中央政治局，明確表示農村基本覈算的單位是生產隊而不是大隊。**在信中說：農民說，六十條就缺了一條，這一條是什麼呢？就是生產權在小隊（生產隊），分配權在大隊。

為瞭解決這個問題，**又想到了田家英。帶著**的指示，田家英一行去了山西長治調研。調查組首先去了潞城縣魏莊大隊，選擇這裡是因為這裡是革命老區，開展互助合作較早，群眾基礎好。

魏莊是一個有300多戶人家組成的大隊，實行大隊統一覈算和大隊統一分配，各個生產隊之間平均主義依然存在。這就造成生產隊冇有自主權，群眾勞動積極性不高。

接著，調查組又去了晉城縣下的一個本來很落後的小山村，但這裡一直實行的都是由生產隊獨立覈算，實現了生產權和分配權的統一，社員看到自己利益與生產隊利益息息相關，就格外關注生產隊的利益，勞動積極性很高，社員生活也比較好。

兩個調查點相互比較，田家英很容易得出結論，把基本覈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無疑更有利於農村經濟的發展。

於是，調查結束之後，在太原晉祠招待所，田家英負責起草了《zhonggong中央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覈算單位問題的指示（草案）》，要求把基本覈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

**對田家英起草的這份檔案非常滿意，在很多地方都做了標註。田家英回家後高興地對夫人董邊說：“我自己認為寫得好的地方，主席都畫了杠杠。”

隨後，**把這份檔案提交給了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在進行大會討論時，大家一致讚成這是一個好檔案。於是，2月13日，中央正式發出《zhonggong中央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覈算單位問題的指示》。

《指示》把覈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後，人民公社所謂“政社合一”情況得到改變，而大隊一級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變得虛了，生產隊成為了農村發展的主體，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提高。

因包產到戶問題遇挫

七千人大會之後，1962年2月25日，**指示田家英到湖南去調查，主要是瞭解“六十條”的貫徹情況與問題。**還為田家英的調查指定了地點：**的家鄉湘潭韶山，**的外祖家湘鄉唐家圫，**的家鄉寧鄉炭子衝，和**參加蹲點過的長沙天華大隊。

3月底，調查組抵達湖南農村。此時，這裡已經貫徹了“六十條”，取消了食堂、供給製，後來又把基本覈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所以當時當地的社員積極性很高，生產、生活都有了很大的轉機。

然而，調查組一進村就遇到了一個令他們始料不及的情況，原來當地群眾都要求實行包產到戶，而且呼聲很高。農民還列舉出大量的事實，來證明包產到戶的諸多好處。

對於湖南農民的這個要求，田家英和調查組都冇有心理準備。本來田家英是反對包產到戶的，1961年有一份關於安徽實行包產到戶的材料要送給**，田家英從材料中看到實行包產到戶的過程中，那些缺乏勞動力的孤兒寡母遇到的困難。為此，他還寫了一封不讚成包產到戶的信，連同材料一起交給了**。**把材料和田家英的信，批示給政治局常委和幾位大區書記傳閱，得到了他們的認可。

但時隔一年，田家英的思想慢慢發生了變化，他認真聽取了湖南農民的意見，覺得他們說的很有道理。

這個時候，田家英很矛盾，他從心理上是認可包產到戶的，因為這確實有利於農村恢複生產。

但田家英也清楚，包產到戶這件事事關重大。尤其是，大家都知道田家英是**的秘書，所以田家英的話常常會被誤讀為和**有關。當時湖南有不少地方已經是明分暗不分，田家英一旦有所表態，就可能會影響全省。正是出於這種擔憂，在公開場合，麵對乾部群眾對包產到戶的一再請示，田家英絲毫也不敢鬆口。

帶著這種矛盾心情，調查中間，田家英去了上海向**彙報此事。中間遇到陳雲、**，兩個人都表示認同包產到戶。但向**彙報時，**反應冷淡，他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包產到戶就不能聽。

從上海回到湖南之後，調查工作已經接近尾聲，田家英冇有向調查組傳達**對包產到戶的態度。

當時，包產到戶已經在全國呈現迅速發展態勢，成為黨內一個重要議題。為了搞清楚包產到戶這個問題，田家英派出兩個同誌到實行包產到戶較早的安徽無為進行調查。去無為調查的結果是，包產到戶有利於解救已經遭到破壞的農村經濟，迅速恢複農業發展。

6月底，田家英率領調查組回到北京。當時**不在北京，田家英向**彙報包產到戶問題時，**直接表示支援。田家英問你這個意見可否告訴主席？**表示可以，並希望這個意見在“秀才”中間再醞釀一下。

接著，田家英向鄧小平彙報包產到戶問題，鄧小平很乾脆地表示“讚成”。田家英又問了其他幾個領導同誌，他們也表示讚成。

事情進行得很順利，就等**這最後一個關口了。因為**此前對包產到戶有過不讚同的表態，所以要向**彙報這事，田家英心裡不禁有些犯嘀咕。最後，他決定不計個人得失，以一個秘書的身份向**進言。

當時，**正在邯鄲視察工作，猶豫很久的田家英給**打個長途電話，希望麵陳意見。那邊傳話：“主席說不要著急嘛！”

在**身邊工作多年，從**的這句話中，田家英能夠感受到，**已經預料到田家英的態度，並且表現出了不耐煩。

但田家英並冇有放棄。兩天後，**回到北京，在中南海遊泳池召見了田家英。田家英表示了自己讚成包產到戶的主張，並表示這隻是權宜之計，等生產恢複了，再把它們引導向集體經濟。

**靜靜地聽著田家英的話，一直冇有表態，最後，他突然問：“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

田家英突然被問住了，因為他毫無準備。**又問：“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

田家英趕緊說：“是我個人意見。”

當時，**冇有明確表態，但這種不表態實際上已經算是表態了，而且要比明確表態嚴重。

當時，**比較認可“六十條”，有了“六十條”，農村生產關係得到調整，農村生產也得到恢複，這就可以了。如果再進一步調整，實行包產到戶，那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了。

想去當縣委書記而未得

果然，在田家英向**彙報工作之後的第二天，**召jihui議，嚴厲批評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條”，卻去搞什麼包產到戶，分田單乾。

會上，**指定由陳伯達為中央起草關於鞏固集體經濟、進一步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

這無疑是**不再信任田家英的一個重要信號！田家英意識到了，他的心情變得沉重起來。

此前，中央辦公廳曾經派出幾個調查組，到全國各地調查包產到戶的情況，楊尚昆也讓人民日報社派幾個人蔘加。於是，吳冷西就抽調出一個調查組，到北京近郊的房山去調查。這個調查組報告還冇有寫出來，田家英就給吳冷西打電話，讓吳冷西到他家去。

吳冷西一到田家英家，田家英就說“大事不好”。並說，自己向**彙報包產到戶時，主席態度不好。田家英告訴吳冷西，新華社內刊中不要再刊登包產到戶的材料了，派到房山的調查組要儘快招回來。

從田家英對吳冷西說的這些話中可以看出，當時的田家英已經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果然，在8月份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就對包產到戶提出批評，他描繪了實行包產到戶將會出現的情形，那就是將出現階級分化。

經過廬山會議的驚心動魄之後，這次北戴河會議上，田家英的心情自然是格外緊張的。不過幸好**隻是在小範圍的會議上批評了田家英兩次。其中一次批評較重時，**說了幾句話，緩衝了一下批評。

批評雖然過去了，但**與田家英的關係，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裂痕。在新華社任職的吳冷西這樣回憶：“北戴河會議是家英政治生涯中的重大挫折，其嚴重性遠遠超過1959年的廬山會議。在這以後，據家英告訴我，**便很少找他起草有關農村人民公社以及其他問題的中央檔案了。”

在田家英身邊工作的逄先知認為：這“又一次造成他們之間的政治裂痕，而且是一次更大的裂痕。從此，田家英逐漸失去了毛的信任”。

失去**的信任之後，田家英思想很是苦悶。當時，他想到下麵當一個縣委書記，做一些調查，研究一下社會主義到底該怎麼搞？到底該怎麼為人民服務？

田家英和夫人董邊談他的這個打算，董邊說：“隻要允許你離開，我同意你去，你做縣委書記，我去當縣婦聯主任。”

除了要當縣委書記，田家英還有去做清史研究的打算。他向**提出了這個要求，希望離開中南海。**說：“噢，你也是搞本本主義！”

對於田家英的要求，**不置可否，其實也就是冇有同意。因為**雖然對田家英已經不那麼信任了，但一些工作還是離不開他的。

三個“十條”與黯然離世

1963年2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田家英冇有接到參加通知。5月，**在杭州召開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會議，田家英也冇有參加。在跟隨**的十多年裡，這種情況是不常見的。

在5月的這次會議上，**還親自主持起草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乾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冇有參加會議的田家英，自然也冇有參加這個重要檔案的起草。

“前十條”實施後，在試點過程中，存在打擊麵過寬、混淆政策界限等問題。為此，由鄧小平、譚震林主持起草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後十條”。

田家英參加了“後十條”的起草。“後十條”出來以後，黨內一些同誌批評這份檔案太“右”了。這無疑又對田家英產生了一些壓力。直到聽說**起草的關於全國宣講兩個“十條”的指示後，田家英的壓力才減輕了一些。

但田家英的麻煩並冇有完全解決。當時，**又讓田家英和他一起去南方修改“後十條”，即“後十條”修正草案。儘管出發前，田家英專門請示了**，但在起草過程中，由於**的堅持，田家英還是被迫加入了一些令**不太認同的觀點。毫無疑問，最後形成的“後十條”修正草案，自然令**不滿。

1965年12初，**帶著田家英、陳伯達等人到杭州，研究為幾部馬克思著作寫序言的事。**提出一些指示後，就到上海蔘加其他會議去了。

就在此前後，上海《文彙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接著，《紅旗》發表了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曆史》。在這個大背景下，**返回杭州，並進行了一次杭州談話。

這次談話曆時3小時，談論的範圍很寬，談到中國古代的幾次戰爭，談到中美關係，也談到了“海瑞罷官”。還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罷了海瑞的官。彭德懷是海瑞，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

談話之後，作為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提出要搞一個談話紀要，送給其他中央同誌看。但在整理談話紀要時卻出了問題，田家英認為**談到海瑞罷官問題是附帶的，不需要記入談話紀要裡。

胡繩也表示同意，執筆的關鋒冇有表態，隻是照辦了。

令田家英冇有想到的是，談話中關於“海瑞罷官”雖然看似附帶的，實際上卻是談話的要害部分。加之，廬山會議上，田家英曾經對彭德懷錶示過同情。就這樣，在談話紀要中刪掉“海瑞罷官”後來也成為了他非常重的一項罪名，即“篡改**著作”。

山雨欲來，風滿華夏。1966年5月16日，標誌著“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五一六通知”，由zhonggong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

在通知發出幾天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在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時候，田家英也被劃入批判對象。

5月22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門口，忽然來了一輛轎車，下來三個人——zhonggong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zhonggong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以及那個正在走紅的戚本禹。

安子文對田家英宣佈了中央決定：第一，中央認為你和楊尚昆的關係不正常，楊尚昆已經被認定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你要就此做檢查；第二，中央認為你一貫右傾，現在我代表中央宣佈，你立即停職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檔案，明天搬出中南海，秘書室工作交給戚本禹負責。

田家英忍受不了對他的誣陷與侮辱，於23日含冤在中南海永福堂去世，享年44歲。

在去世的前天晚上，田家英對夫人董邊說：“我是**、陳伯達誣害的。常言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不相信這些惡人會有好下場。”在臨終遺言裡，田家英寫道：“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的，相信不會沉冤海底。”

田家英的預言是正確的，十多年後，**、陳伯達果然全部倒台，在zhonggong中央的直接關懷下，1980年初，田家英也終於得以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