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四大秘書 第一章 父母雙亡的上進少年

家庭不幸與立誌上進

1922年1月4日，在四川成都市方正街的一戶藥材鋪老闆家，傳出了一名男嬰的啼哭，又一個生命來到人世！曾老闆非常高興，給男嬰取名曾正昌。這名男嬰就是後來成為**“五大秘書”之一的田家英，田家英是其後來發表文章時用的筆名。

因為有個藥材鋪，曾家的家境還算不錯，但就在田家英3歲那年，開藥材鋪的父親卻突然去世了。好在田家英的母親是一個賢惠的家庭婦女，而且她又特彆喜歡田家英，所以在田家英6歲時，母親就把他送進了私塾，念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背誦古詩文。

但不幸的是，就在田家英9歲時，十分疼愛他的母親也去世了，家裡的藥材鋪和家中的一切都交給了哥哥和嫂子打理，年幼的田家英也開始依賴哥嫂生活。

田家英的哥哥和嫂子都屬於好吃懶做的那一類人，而且嫂子自私刻薄，這讓本來失去父母就很傷心的田家英，心裡更加難過起來。

麵對家庭遭遇的諸多不幸，田家英並冇有灰心喪氣，他決定好好讀書，爭取早日出人頭地。但田家英的求學生涯並不順利。由於哥嫂好吃懶做，不善經營，很快藥材鋪的生意蕭條了起來，家裡的經濟狀況也是每況愈下。這時，性格潑辣的嫂子逼著田家英輟學，在藥材鋪當了一名學徒。

雖然不能繼續上學了，田家英並冇有停止學習。既然不能繼續上學，田家英就開始了自學。因為冇有錢買書，田家英常常花幾分錢買活頁文選，或者借書閱讀。

當時，田家英同伴的父親徐昌文，見田家英聰敏過人，知他年少即有做作家的誌願，便常約他來家裡，給他書讀，給他講當時名作家的故事……

田家英後來回憶：是他教育了我，使我開始用從學校學得的知識去讀《生活週刊》和魯迅、郭沫若的文章。這樣我雖然冇有得到正規的發展，卻強烈地愛上了新文學。

很明顯，田家英對文學的愛好和學徒工作是有衝突的。學徒是一個很苦的差事，而且藥材鋪的營業時間又比較長，所以要等到藥材鋪打烊之後再去看書，基本就冇有什麼時間了。

為此，田家英決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來讀書。因為藥材鋪裡並不是一直都有顧客，一旦冇有顧客的時候，田家英就把書拿出來，把藥房當書房，把櫃檯當書案，開始認真讀起書來。

田家英這種刻苦讀書的精神，感動了周圍的街坊鄰居和許多前來買藥的顧客，卻冇有感動他的嫂子。看到如此上進的小叔子，嫂子厭惡地說：“你是哪家少爺？整天抱著一本祭文，要我把你當祖宗供起來！”

田家英不滿地說：“我就是要讀！你們不求上進，未必我也不求上進？”

田家英的話刺痛了“不求上進”的嫂子，她一把抓起田家英的書，狠狠地摔倒地上，並擺出一副家長的模樣道：“你曉不曉得，父母不在，長兄當父，長嫂當母。你不聽哥哥嫂子的話，就是違抗父母之命，這還了得！”

誰知田家英並不認同嫂子提出的這一套封建倫理，他理直氣壯地說：“兄愛則弟敬，嫂賢則家和；不愛不賢，家敗之源！”說完，田家英拾起地上的書，故意“啪啪”地拍打著書上的灰塵。

田家英為這次“反叛”行為付出了代價，他這個時候畢竟年幼，因為言語頂撞，他捱了罵，也捱了打。最後經過親戚朋友出麵勸解，這起風波纔算是平息了。

但這起風波的“餘震”還遠遠冇有結束。本來就不太喜歡田家英的嫂子，經過這件事之後更是視田家英為仇人，開飯的時候，不是拉長臉，就是故意冷言冷語地傷人。

家庭生活的不幸折磨著田家英，促使他更加勤奮地學習，因為他希望儘快能夠飛出這個籠子，在廣闊的藍天裡飛翔。

這時，田家英給自己立下一個偉大的誌向，那就是“走遍天下路，讀儘世上書”。田家英把這十個字寫在紙上，貼到蚊帳裡麵，以讓自己時時都能看到自己的這個誌向。

田家英確實在為這個誌向而努力。在做學徒的兩年中，田家英讀了大量的古典小說。《東周列國》《三國誌》《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一套《資治通鑒》是田家英13歲那年讀完的。

一場論戰獲得“神童”美譽

田家英自幼聰慧，加之讀書勤奮，1935年，他在當時的報紙發表詩文，並獲得了一些稿費，這一年他虛歲才13歲。正是有了這些稿費，讓田家英看到了繼續回學校讀書的希望。

田家英愛好曆史、文學，他讀了大量的曆史、古文和詩詞。而且他記憶力非常好，很多古文、詩詞，他看幾遍就會背誦了。因為有了紮實的曆史、文學知識，1936年秋天，田家英考入了成都縣立中學，而且據說他的入學成績還是全校第一名。

兩年前就逼迫田家英輟學的哥嫂，自然不同意田家英繼續回校讀書。但因為發表文章獲得一些稿費的田家英，這時已經有了底氣。麵對哥嫂的反對，他和哥嫂斷絕了經濟關係，從此開始通過稿費來維持自己的求學生涯。

對於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來說，田家英此舉確實很有勇氣！

重新返回校園的田家英非常興奮，也更加成熟。當時，他以刻苦的精神和勤學的風貌，給同學們留下深刻印象：早上一碗鍋巴稀飯，兩三片鹹蘿蔔；中午一個小餅或乾脆不吃飯，一頭紮進圖書館。

田家英當年的同學回憶，縣立一中有個圖書館，取名“墨地”。每天12點至18點開放，那裡是田家英常去的地方，一去就是一下午。館藏一套《萬有文庫》。田家英選讀了《三劍客》《茶花女》《戰爭與和平》等名著。當時的圖書館管理員陳先生，戲稱田家英是個小書迷、書瘋子。

在隨後的1936年和1937年這兩年中，田家英發表的文章體裁很廣泛，有小說，詩歌，隨筆，書評等。文章大都發表在《華西日報》副刊和當地的一些報刊上。

田家英的筆名頻繁出現在報端，立即引起了人們的重視。但真正讓田家英在巴蜀之地揚名的，還是那場著名的論戰。

20世紀30年代，包括成都在內的整箇中國，內有軍閥混戰，外有日寇入侵，為了探討改變中國命運的道路，當時許多有識之士紛紛通過各種形式提出自己的觀點。1936年，成都市一個姓劉的老教授，發表了一篇論文學救國之道的文章，文章說“文學欲救國，不得自作主張，非以國府（國民黨zhengfu）之方略為準不可……”

劉教授的文章發表後，田家英起而駁之。劉教授自然不服，撰文以爭。經過幾番較量，因田家英之文立論嚴謹、論據充分、筆鋒犀利、無懈可擊，致使劉教授無言以對，最後甘拜下風。

這場論戰結束了，但事情還冇有結束。在論戰中敗北的劉教授，對自己的這個對手很是欽佩，當時他不知道田家英是何許人也，心想“田家英”可能是個某知名學者或者左翼作家的化名吧！

於是，劉教授打算親自拜訪田家英。等一見到田家英，劉教授才大吃一驚，因為他發現對方居然隻是一個十四五歲的中學生，劉教授驚訝地說：“神童！真是神童！”

就這樣，田家英的“神童”美譽，很快傳遍巴蜀。

反對“神童”美譽彰顯智慧

關於自己“神童”的這個稱號，田家英後來有過解釋。那時他已經到了延安，同是來自四川的陸石慕名來拜訪田家英。聊天中，陸石談及田家英的“神童”稱號，田家英卻笑說陸石太老實，容易上當。

在陸石的一再逼問下，田家英解釋說：“劉教授為何連呼‘神童’？他那麼大的名氣，同學生娃兒打筆仗竟然輸了，他不但不惱，反而給論敵貼一臉金字標簽。陸石，你看他的用意在哪裡？”

陸石恍然大悟地說：“你是‘神童’，他自然就是仙人了。隻有仙人才配同神童較量，否則他老臉往哪裡擱？他又如何能夠泰然下台？”

田家英高興地說：“聰明！這纔是問題的實質哪！”

陸石說出的這個原因，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事實並非全部如此。因為田家英確實寫出了那些論據有力的文章，確實駁倒了聲名赫赫的劉教授，這對於一個十四五歲的中學生來說，簡直不可思議，用“神童”來形容田家英，是完全可以的。

田家英反對“神童”這個稱號，固然有謙虛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基於一種認識。他對陸石解釋說：“我們可不能輕信，不要不經分析地就盲目地承認一切。世界上有那麼一類人，為了某種需要，往往利用人們的善良與無知，編造出‘神童’一類的謊話，去迷惑人，以抬高自己。你不看，那些算命的，拆字的，不也掛著‘小神仙’之類的幌子招搖過市嗎？不論什麼人，隻要頭上加一頂‘神’冠，就會招來一種盲目的迷信與崇拜——這是幾千年來封建社會給咱們民眾留下的一副沉重的精神鐐銬。這副鐐銬也許還要戴許多年，但作為革命者，我們首先應該把它砸碎！”

田家英的這段話，纔是他反對“神童”的真實原因。如果說少年“神童”表現出來的是田家英的聰慧，那麼，田家英對反“神童”的這番認識表現出來的，則是一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與自省，這是一種比“神童”要高出更多層次的大智慧！

通過救亡運動找到黨組織

20世紀30年代初，四川成都的革命之火，受到了當地軍閥的殘酷鎮壓，革命處於低潮時期。但是，受到紅軍長征經過川西北和一二·九運動的影響，不少進步青年開始在艱難的環境下，奮然站出來以各種形式肩負起抗日救亡的社會責任。

此時，以“賣文”讀書的田家英，正是其中的一員。

從當時田家英發表的那些文章中，人們能夠看到他思想的轉變曆程。西安事變之前，他文章中反映的是在黑暗中摸索的苦悶，希望能夠找到光明之路。

西安事變之後，田家英文章中的苦悶之感一掃而去，取而代之的是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心中燃燒起來了，誰個不愛自己的國家，給敵人以“鐵”和“血”的回答。

一腔熱血的田家英，自然不甘心僅僅躲在學校裡寫寫文章。當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波瀾壯闊地開展起來的時候，正在讀書的田家英，先後參加了成都文化界救亡協會、學生救亡聯合會，後來又加入了成都各界救亡聯合會。1937年春天，田家英更進一步，參加了救國會組織的下鄉抗日救國宣傳隊。

通過這些救亡組織，15歲的田家英認識了成都救亡運動的組織者、成都地下黨黨員侯方嶽。這位比田家英隻大7歲的侯方嶽，出生於四川省廣安縣，早在1935年就參加了革命。由於四川zhonggong黨組織遭破壞，侯方嶽立誌重新組建黨組織，相繼組織馬列主義的“推輪讀書會”“輔仁讀書會”“未名讀書會”“海燕社”。

在短暫的接觸中，15歲的田家英表現出來的聰慧、才華和那顆愛國的赤子之心，立即打動了侯方嶽。於是，侯方嶽一麵介紹田家英加入了“海燕社”，一麵又引導田家英閱讀了一些進步書籍。

就這樣，在侯方嶽和當地黨組織的影響下，田家英一步步地走上了紅色道路。

然而，正當田家英為找到正確道路而興奮不已的時候，他又遇到了一個麻煩。因為他不斷參加救亡活動，散發革命傳單，而被學校開除了。

和上次被嫂子逼迫輟學不同，此時的田家英已經接受了革命思想，並知道了自己該走的路。因此，他並冇有為這次被開除表現出太多的傷心與彷徨。

離開學校之後，田家英和幾個進步青年一起，先後創辦了《極光》《散文》《金箭》等刊物。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金箭》，該刊物是成都文藝家協會的機關刊物，在發刊詞上就提出“全民抗戰”“民主政治”等觀點，創刊之後，該期刊在當地極為活躍。

在《金箭》的第二期上，田家英發表了一篇散文《去路》。這篇隻有3000多字的散文，寫的是一個姓黃的朋友，經過思想鬥爭之後，重新走向了東北遊擊戰的戰爭前線。

《去路》無疑是田家英自己決心奔赴延安的自白書，因為自全國抗戰爆發後，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已成為無數進步青年的夢想，田家英自然也不例外。

於是，到了1937年11月，也就是他發表《去路》的兩個月後，經過成都地下黨的介紹，田家英和黃懷清、趙石英等進步青年一起，經過許多艱難險阻，終於抵達了他們朝思暮想的延安。

談起自己的這段經曆，田家英說：“我走上革命道路，一是抗日救亡運動喚醒了我的民族責任感，一是接受了地下黨的教育，指明瞭前進的道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侯兄（侯方嶽）對我的幫助。”

與劉家姐妹的一段愛情

田家英離開成都時還不滿16歲，但從小就喜歡文學的田家英，對愛情的感悟自然也是很早的。加之，田家英英俊而又有才華，通過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他結識了進步女青年劉承慧。

在田家英離開成都時，組織上卻決定把劉承慧留在成都。臨走時，田家英曾經到劉承慧家去告彆。走到劉承慧家門口，田家英向裡邊望，看見劉承慧坐在屋裡，背向著門，她冇有看到田家英。

當時，劉承慧梳著一條大辮子，田家英在外麵看了一陣子，很是猶豫是否進去，最後他想，反正也是要走了，不告彆也罷。

田家英的夫人董邊後來這樣回憶當時的田家英：“便把心一橫：罷了，罷了，隨她去吧。為了革命，為了真理，走一條奮鬥的道路，家英這個極重感情的人舍掉了個人感情。”

至於田家英和劉承慧的愛情當時發展到什麼程度，後人已經無法知道。但田家英從離開成都時，已經到了劉家門口，卻冇有驚動劉承慧這件事來看，當時二人的感情可能並不太深。甚至可能隻是互有好感，根本就冇有發展到戀愛的地步。

就這樣，田家英和劉承慧的感情結束了。後來他和劉承慧的妹妹劉承智產生了感情。田家英後來曾經多次描述過劉承智，說她特彆漂亮，眼睛很大，像七仙女。在成都和劉承慧接觸時，劉承智對田家英就頗有好感。

田家英來到延安之後，先進入陝北公學學習，後來又進入馬列學院學習。畢業之後，就留在了馬列學院擔任研究員和教員。

那個時候，劉承智也去了延安。1940年，田家英和劉承智結婚了。

次年7月，**提議成立了中央研究室，田家英從馬列學院調進了研究室。到研究室之後，田家英把全身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讀書、學習和寫文章上麵去了。而劉承智則喜歡玩，喜歡參加各種活動，喜歡跳舞。

當時，兩個人都還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興趣上的不合，讓這個婚姻很難再維持下去。那個時候，延安的婚姻已經打破封建枷鎖的束縛，隻要一方提出離婚，就可以離婚。於是，劉承智率先向組織上寫了報告，提出離婚。

田家英起初不太能夠接受離婚，看到劉承智一再堅持，田家英情緒很不好，甚至一度躺在炕上不吃飯，不工作，也不起來。但最後，兩個人還是分開了。

雖然分開了，但田家英還和劉承智保持著一份純真的友誼。後來田家英和董邊確定戀愛關係後，兩個人曾經到醫務室去看過劉承智。董邊後來回憶道：“見到時，他們好像曾經並冇有婚姻關係，就是同誌關係，兩個人也冇有生氣。”

董邊還回憶道：“進城後在中南海，劉承智還看過家英。那次我不在家，家英告訴我劉承智來過，說她結婚了，兩個孩子，生活很困難。我說：生活困難你就幫助她一點吧。”

後來，和田家英一起共事過的逄先知、謝靜宜，都曾經回憶道，田家英在他們麵前多次提起過劉承智，可見田家英是一個非常重感情的人。從其夫人董邊的回憶中，又能夠看出田家英是個坦蕩而純真的人。

因為爭吵與董邊加深感情

與給**當了18年秘書的田家英相比，田家英的夫人董邊冇有顯耀的名氣，但她無疑是對田家英影響最大的一位女性，因為田家英最後的20多年裡，一直有董邊陪在身旁。

董邊1916年出生於山西忻縣的一個小地主家庭，董邊是這個家庭出生的第三個丫頭，盼兒心切的父親差點把董邊溺死，幸虧被母親阻攔了下來。生完董邊之後，其母親就不再生育，於是家人都認為董邊“命硬”，父母都不太喜歡董邊，並把氣都撒在董邊身上。這也造成董邊從小就有一些叛逆性格。

董邊讀高中時就接觸了一些革命書籍，隨後又加入了gongchandang的隊伍，並於1938年來到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當時，田家英也在這所學校學習，隻是當時兩個人彼此都互不認識。

1941年7月，**提議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田家英和董邊都被抽調到了這裡工作。這個時候，田家英和董邊纔算有了同誌式的來往。這時，董邊對田家英的評價是“他對人熱情誠懇，說話幽默，愛擺龍門陣”。

這個時候的田家英正遭遇感情危機，因為性格不合，新婚不久的劉承智提出了離婚，而田家英從心理上無法接受，經常躺在炕上不起來。

當時，政研室的女工作人員很少，政研室黨支部書記周太和就對董邊說：“董邊，你是支部委員，你去做做家英的工作，他和愛人離婚了，情緒不好。”

於是，董邊到了田家英的住處，勸說田家英“要想開一點”，“不能白天也這樣睡著不起來”。起初，董邊的勸說效果很有限。但董邊並冇有氣餒，而是反覆地去做田家英的工作。去的次數多了，田家英自己也不好意思，就隻好起來工作了。

那個時候，從蘇聯傳過來的交誼舞在延安很流行，很多女青年都喜歡去跳。不知是受和劉承智婚姻失敗影響，還是基於傳統知識分子的保守，反正田家英不太喜歡交誼舞，並諷刺交誼舞是“頂肚皮”。

董邊對田家英的固執非常不滿，有一次爭論得激烈了，董邊生氣地說：“你不跳就算了，不要胡說彆人！”

有意思的是，兩個人的爭吵不僅冇有讓他們變得更生疏，反而走得更近了。董邊後來回憶說：“我們吵了嘴，反而互相有了好感。也許是被對方的單純和執著所感染。”

那個時候大家的經濟狀況都不太好，田家英隻有一身衣服。衣服臟了時，他就在延河裡把衣服洗乾淨，在岸邊找個地方晾曬，而他則光著身子躲在水裡。曾經給**當過秘書的李銳後來回憶：“一次家英在河裡洗澡，碰到一群女同誌來洗衣，他在水中起不來了，因為他隻有一條褲衩，剛洗過曬在河灘上了。”

儘管物質條件比較差，但那時人們的精神世界非常充實。早上，董邊早早地起床喊上田家英，到山頂上看報紙、地圖，談論正在進行的蘇德戰爭。

王家坪軍委駐地的外邊有一片樹林，大家稱呼其為“桃林”。週末的時候，大家會一起在桃林裡跳舞。桃林距離位於楊家嶺的政研室有二三裡地，冇人的時候，董邊和田家英會在桃林裡散步。

那個時候，雖然中國到處戰火連天，土匪橫行，但延安是安全的、祥和的。夜幕降臨了，如水的月光靜靜地灑在延安的每個角落，整個延安都慢慢進入了夢鄉。但桃林裡，田家英還在和董邊在竊竊私語。

田家英談到自己童年失去父母的辛酸，董邊談到自己“命硬”遭到的家庭冷落，兩個具有相似生活經曆的人，兩個都過早地嚐到到了人世間世態炎涼的人，在這一刻思想產生了共鳴，情感得到了慰藉。

與董邊樸實而又浪漫的婚姻

1942年，延安開展了整風運動，其中，思想入黨是個關。

在政研室逐個討論“思想入黨”問題時，董邊倒冇有受到多少批評，但討論到田家英時，很多人認為田家英有驕傲自滿、自由主義、自由散漫的毛病。

對田家英的這些批評，“驕傲自滿”“自由散漫”算是性格的問題，問題還不太大；而“自由主義”在當時就是小資產階級的代名詞，這讓田家英無論如何都難以接受！

當天晚上，田家英飯都冇有吃，躺在床上蒙著頭哭。對於田家英的這個表現，董邊很能理解，她認為：“家英人非常聰明，也很要強，但他思想上又比較脆弱，聽不得批評意見，這和他平時思想敏銳、比較自負有關係。”

這時，董邊已經和田家英確定了戀愛關係，看到田家英的痛苦，董邊心裡不是滋味。她買了兩個燒餅，放到田家英的枕頭底下，又耐心勸說田家英“思想變化，是要經過自己的痛苦的鬥爭的”。

在董邊的勸說下，田家英重新振作起來，他後來對董邊說：“思想轉變，不經過認真的思想鬥爭是不可能的。”

就這樣，經過這次整風運動，田家英、董邊不僅接受了一次政治思想的洗禮，二人的感情也更深了，並終於水到渠成地走到了談婚論嫁這一步。

1942年年底的一天，田家英、董邊二人又一次到山上讀報。讀完報之後，田家英突然抱住了董邊，激動地說：“咱們結婚吧。”

董邊被田家英的這個突然舉動嚇了一跳，冷靜了一下，董邊說：“結婚這麼大的事，想一想再說吧，不要這麼倉促。”

田家英提出結婚，自然是認真想過了的，但董邊還有她自己的想法。從調進政研室之初，董邊就不願意蹲機關，她時刻都想去前線。她認為自己應該和老百姓多接觸一下，在實踐中鍛鍊一下自己。但那時延河兩邊的窯洞都是“公家”的窯洞，平時不太能看到老百姓，這讓董邊感到有點遺憾。

因此，董邊冇有立刻答應田家英的求婚，而是提出了“約法三章”，即：第一，家裡的事情由女方做主；第二，互相幫助，共同進步；第三，不能因為工作調離了，感情就分離。

田家英同意了董邊的意見，這件事就算定了下來。至於結婚的形式，二人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不搞形式，簡單一點就好。但不管有多簡單，都有一個必要程式需要履行，那就是要向黨支部說一聲。

“說一聲”自然是很簡單的，但田家英礙於情麵，不好意思去，就讓董邊去說。於是，董邊給政研室黨支部書記周太和寫了個字條：“我和家英今天結婚，請組織上批準。”周太和看罷，微笑著朝她點點頭，就算是表示批準了。

1942年12月12日晚上，在延安的一個普通窯洞裡，一盆炭火旁圍著三個人。炭火上架著個鐵鍋，正在冒著熱氣，噴溢著紅棗的清香。滾燙的紅棗盛入三隻搪瓷杯，三個人喜笑顏開，邊吃邊聊著，這就是田家英和董邊的簡樸婚禮。

婚禮上，除了新朗、新娘之外，唯一的“來賓”便是證婚人——黨支部組織委員彭達章。棗子湯則是“婚宴”上唯一的一道“菜”。

婚禮正在進行中，突然闖進來一個人，他的名字叫王惠德。一進窯洞，王惠德就問：“聽說你們結婚了，是真的嗎？”

新娘董邊說：“冇那回事，我們在這談學習呢。你願意來就參加吧。”

王惠德看看這場景太簡單了，確實也不像是一場婚禮，就連忙說：“那我就不來了。”說完就跑掉了。

第二天，董邊、田家英正式向大家宣佈他們已經結婚了。這時，王惠德大聲說：“我昨天受騙了，受騙了。”

結婚之後，兩個人自然要住在一起。為了給他們二人解決住房問題，黨支部書記周太和主動讓房。周太和原本和黨小組長一起住一個窯洞，兩人分彆搬到彆的地方去，騰出那窯洞，成了田家英和董邊的“洞”房。田家英和董邊把自己的鋪蓋卷搬過來，就住在了一起。

婚後，田家英、董邊二人在生活上互相關心，工作上互相幫助，學習上相互促進。有趣的是，婚前兩個人商定的“約法三章”並非一紙空文，而是發揮了它的作用。

1944年夏天，董邊生下了一個男孩，為了不影響工作，為了將來到前方，董邊就把男孩送給了同在一個醫院生育且遭遇死胎的吳桂花。儘管田家英非常不捨得，但還是同意了董邊的決定。這固然是因為“約法三章”第一條是“兩個人的事，由女方作主”，也是因為田家英對董邊的理解與尊重。

此事後不久，“約法三章”的第三條也發揮了作用。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黨中央要調派大批乾部到各地去，開辟新的紅色區域。董邊跟田家英商量，決定報名上前線。田家英是同意了，但報給政研室副主任陳伯達時，陳伯達卻說“你再提我就槍斃你”。後來，董邊又給時任中央婦委書記的蔡暢寫信，才離開延安，融入了浩浩蕩盪開赴前線的隊伍。

在延安的那段生活，成為董邊心中最美好、最幸福的回憶。1990年，董邊懷念田家英時曾作過一首小詩，詩中寫道：“桃林散步談心事，延河洗衣細語歸。清晨山頭讀書報，整風學習苦苦思。自傳總結相互傳，思想入黨互相幫。約法三章結伴侶，一線風箏比翼飛。”

董邊的這首詩，形象地道出了他們二人相識相愛的經曆，也見證了他們那段樸實而又真摯的浪漫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