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彆裁 論語卷九

子張第十九

原文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今譯子張說：“讀書人看見危險時能夠獻出自己的生命；看見有利可得時能夠考慮是否符合義的要求；祭祀時能夠想到是否嚴肅恭敬；居喪時能夠考慮到自己是否哀傷悲痛，這樣就可以了。”

張居正講評子張說：“論人當觀其大節。若大節有虧，則其餘不足觀矣。若使今之為士者，能見危難則委致其命，以赴公家之急，而不求苟免；見財利則必思義之當得與否，而不為苟得；於祭則思敬以追遠，而致其如在之誠；居喪則思哀以慎終，而極其思慕之篤。士能如此，則外著光明磊落之行，內存仁孝誠敬之心，大節無虧，其可謂士也已矣。”然此，固修己之大閒，蓋亦取人之要法。人君誠得是人而用之，以之當大任，托大事，何不宜哉?外此，而求其才藝之美，智巧之優，抑末也已。

原文子張曰：“執德不弘，通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今譯子張說：“實行德而不能發揚光大，信仰道而不忠實堅定，（這樣的人）有他不算多，冇有他也不算少。”

張居正講評執是執守，弘是廓大，篤是堅確的意思。子張說：“理得諸心謂之德，德有諸己，貴於能執，而執之又貴於擴充。若或器量淺狹，容受不多，纔有片善寸長，便侈然自以為足，不複加擴充之功，這是執德不弘，理所當然謂之道，道有所聞，貴於能信，而信之，尤貴於堅定。若或意念紛紜，把持不定，才遇事交物誘，便茫然失其所守，不複有的確之見，這是通道不篤。夫執德不弘，久則將並其所執者而失之矣；通道不篤，久則將並其所信者而亡之矣。”此等之人雖終身為學，畢竟無成，在世間，有之不為多，無之不為少，一凡庸人等耳，何足貴乎?所以說，焉能為有?焉能為亡?言不足為有無也。

原文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雲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予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今譯子夏的學生向子張請教怎樣結交朋友。子張說：“子夏是怎樣說的呢?”那個學生回答：“子夏說：‘可以結交的就和他結交，不可以結交的就拒絕他。”’子張說：“我所聽到的和這些不一樣：君子既尊重賢人，又能接納普通人；能夠讚美善人，又能同情能力不夠的人。如果我是大賢人，那麼我對彆人有什麼不能容納的呢?如果我是不賢的人，那麼彆人就會拒絕我，又怎麼能去拒絕彆人呢?”

張居正講評拒是拒絕，矜是憐憫。昔子夏、子張都是聖門高弟，而兩人規模不同。子夏篤信謹守，子張才高意廣，故其所見亦各有異。一日子夏的門人間交友之道於子張。子張說：“你師子夏如何說?”門人對說：“我師子夏說道：凡人直諒多聞，有益於我的，方可與他相交。若那便辟柔佞，無益於我的人，卻宜拒絕之，不可與他相交。”子夏之論交如此。子張說：“子夏此言與我平日所聞全然不同。吾聞君子之人，J心存大同，而與物無忤。於人之才德出眾者，則從而尊敬之。至於庸常的眾人亦含容而不遽厭棄。於人之有善而可取者，則從而嘉尚之。至於一無所能的人，亦矜憐而不忍斥絕。可者固在所與，而不可者亦無所拒，君子之交當如此也。且反己而觀之，我果大賢與?則與人何所不容?固自不宜拒人，我若不賢與?則人將拒我，而我何暇於拒人也廠子夏之言，何其示人之不廣乎。要之，子夏之論嚴擇交之道矣，而乏待物之宏。子張之論，得待物之宏矣，而非擇交之道。惟夫以主善為師之心辨賢否，以含宏光大之度待天下，則自無迫狹與氾濫之弊矣。此非但取友，亦用人者所當知也。

原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今譯子夏說：“雖然是些小的技藝，也一定有可取的地方，但用它來達到遠大的目標就不行了，所以君子不會這樣做的。”

張居正講評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是窒塞不通的意思。子夏說：“理無往而不在，故雖日用事為之常，百工技藝之末這等的小術亦皆道之所寓，以之濟民生而資世用，未必無可觀者焉。然其體之所包涵者淺，用之所利濟者微，就一事一物而用之可也。若要推而極之，以達於天下國家之遠，則必有窒礙而難通者矣，是以君子之人，以天下國家為己責，而所誌者遠，以修齊治平為己事，而所務者大，於此區區之小道，自有所不屑為也，學者可不知所用心也哉?”蓋道雖不遺於細微，而學貴知所當務，故孔子不以多能為聖，堯、舜不以百畝為憂。用心於大，自不暇及於其小耳!有誌於帝王之大經、**者，宜審圖也。”

原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今譯子夏說：“每天學到一些過去不知道的知識，每月都能不忘記已經掌握的東西，這樣就可以稱得上好學了。”

張居正講評亡字與有無的無字同。所亡，是來知的道理。所能，是已得的道理。子夏說：“人之為學，未得則患其有因循之心，而不知所以求之。既得則患其有遺忘之病，而不知所以守之。雖曰為學，不過入耳出口，玩時愒日而已。安得謂之好學乎?必須於每日之間，將那未知的道理，今日講求一件，明日講求一件，務使所知所聞者與日而俱進焉。然又恐其久而遺忘也，必於每月之間將這已得了的道理，時加溫習，隨事體驗，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焉，似這等用功，方是真能好學的人。”蓋能知其所無，則既有知新之益，無忘其所能，則又加溫故之功，日積月累，無時間斷。非真知義理之可悅，而以遠大自期者能如是乎?所以說，可謂好學也已矣。人能如是，則所知日進於高明；所行日就於光大，而為聖為賢不難矣，可不勉哉!

原文子夏曰：“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今譯子夏說：“廣泛地學習而記得，對與切身有關的實際問題提出疑問並去思考，仁德就在其中了。”

張居正講評子夏說：“學莫先於求仁，而仁非由於外至，誠能博學於文，而多聞以廣其識，使此心無一理之不明，篤信乎道而堅心以要其成。使此心無一息之少懈，有所問辨，必關切義理，而不徒為浮泛之談。有所思維，必體貼身心，而不徒為汗漫之想。此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雖未嘗力行而為仁，然仁隻是此心之理而已。今能從事於學，而有精實切近之功，則此心有所收斂，天理即此而存，妄念不得紛馳，人慾何由而肆?不期仁而仁自在其中矣。”於此見求仁之道，不外於存心，存心之功，不外於務學，學在是，則心在是，心在是，則仁在是矣，有誌仁者可不勉哉!

原文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今譯子夏說：“各行各業的工匠住在作坊裡完成他們的工作，君子通過學習來獲得他們追求的真理。”

張居正講評肆是工匠造作的公所。致是造到極處的意思。子夏說：“天下事居之必有定所，然後術業可專，為之必有成法，然後功效可集。彼百工匠作的人，要成就他一件手藝，必須住在那官府造作的處所，無彆樣事務相妨，儘力儘巧，用以專攻其事，然後成得那一般技藝。如梓匠則成其建屋之事，輪輿則成其造車之事，所以說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之學道也，就如百工學藝的一般，必須終日修習，隻在這學問上，誌向更無分奪，工夫更無休歇，有一件道理未知，必孜孜然求以知之，有一件道理未行，必孜孜然求以行之，務使萬理皆明，萬善皆備，而道之具於我者，無不有以詣其極焉，此方是君子真實學道之全功也。”若徒慕為學之名，是外奪於紛華之誘，或作或輟，有始無終。縱然從事於學，畢竟何所成就哉?是反百工之不如矣。

原文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今譯子夏說：“小人犯了過錯一定會加以掩飾。”

張居正講評文是文飾。子夏說：“人之處事，安能一一儘善?也有一時防檢少疏，不覺差錯了的，這叫作過。惟能知其過而速改之，則固可複於無過，此君子修德遷善之事也。若夫小人之有過也則不然，分明意向差了，卻仍多方迴護，求以掩其差。分明舉動錯了，卻仍巧計彌縫，求以掩其錯。”蓋其心中全是私慾矇蔽，護短自是，不肯認錯，反將無心差失都做了有心罪惡，所謂恥過作非，心勞而日拙也。小人所以徇欲忘返，卒至於敗德亡身者，皆由於此，可不戒哉!

原文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今譯子夏說：“君子有三種變化：遠看他的容貌莊嚴可畏，接近他又溫和可親，聽他說話語言嚴厲不苟。”

張居正講評儼然是莊嚴的模樣，即是就，溫是和，厲是剛正。子夏說：“君子盛德積中，而發見當可其容貌詞氣。夫人得於接見之頃者，有三樣變態，不可以一端儘也。遠而望之，則見其衣冠正，瞻視尊，儼然有威之可畏焉，儼然如此，若示人以不可近矣。及近而就之，則又見其溫良樂易，藹然和氣之可親也，其溫如此，若可得而狎之矣。及聽其言論，則又詞嚴義正，是是非非，確有定執，初無一毫委曲遷就之意，聽之使人悚然而可敬也。”始而儼然，中而溫焉，既而厲焉，一接見之間而容貌詞氣屢變而不可測如此，所以說君子有三變。然君子豈有意而為之者哉?蓋其德備中和，動容正辭，無非盛德所發，而人之得於瞻仰聽聞，見其變動不拘若此耳，君子何心哉?

原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今譯子夏說：“君子必須取得信任之後纔去役使百姓，否則百姓就會以為是在折磨他們；（對待君主，）必須先取得到他的信任，然後纔去進諫；否則，（君主）就會以為你在誹謗他。”

張居正講評厲字解作病字。子夏說：“君子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其事可行。如勞民動眾之事，本非民所樂為者，必其平日愛民之意至誠惻怛，民已相信了，然後不得已而至於勞民，則民亦諒其心之出於不得已，而踴躍以趨事矣。若未信於民而遽勞之，事雖當為而人心不悅，不以為傷財，則以為虐下而病己矣，事何由而成乎?諫諍違拂之言，本非君所樂聽者，必其平日愛君之意，至誠懇切，君已見信了，然後不得已而形之諫諍，則君亦諒其；心之出於忠愛，而虛心以聽納矣。若未信於上，而遽諫之，則意雖效忠，而上心不悅，不以為訕上，則以為賣直而謗己矣，言何從而入乎?”此可見君子欲有為於天下，非積誠以感動之，未有能濟者也。然此特就事君使民者言之耳。若夫下之事上，趨事赴功，乃其常分，君之於臣，聽言納諫乃為至明，上下各務自儘可也。

原文子夏曰：“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可也。”

今譯子夏說：“大節上不能逾越界限，小節上有些出入是可以的。”

張居正講評大德、小德譬如說大節、小節。閒是欄，所以限其出入者。子夏說：“人之為學，貴識其大，若能於立身行己大關節處，如君臣父子之間，進退出處之際，一一皆儘其道，而不越乎規矩之外，則大本立矣。至於小小節目，如動靜語默，事物細微，或少有出入，未儘合理亦無害也。若不務先立乎其大，而徒拘拘為小廉曲謹之行，亦奚足貴哉?”然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大者固所當謹，而小者亦豈可不慎哉?子夏此言，用以觀人則可，用人律己則不可也。

原文子遊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遊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彆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手?”

今譯子遊說：“子夏的學生，讓他們做一些打掃、接待客人的事還可以，但是這種事不過是些末節小事罷了。他們並冇有學到學術的基礎，這怎麼行呢?”子夏聽了這話，反駁道：“唉!子遊錯了。君子所要掌握的那些基本道理，哪一項應該先傳授，哪一項應該後講述，猶如草木，都是分類區彆的。君子之道怎麼能隨意歪曲呢?能夠按次序有始有終地教授學生知識，大概隻有聖人吧!”

張居正講評灑掃應對進退都是小學之事。噫是歎息之聲。倦是厭倦，區是類，誣是罔，卒字解做“終”字。昔子夏以篤實為學，故教人先從下學用功。子遊不知其意而譏之說：“道有本有末，人之學道不可徒事其末而忘其本。今子夏之門人小子觀其灑掃應對進退之間，其威儀習熟，容節周詳，則信乎其可矣。然特小學之事，道之一節而巳，律之以根本之學，如《大學》誠意、正心之事，則全未有得，如之何其可哉!”子夏聞其言而歎之說：“言遊以我之門人務末而遺本，恰似我不肯把至道傳他每的一般，此吉差矣。蓋君子以大公無我之心，而施之為曲成不遺之教，何嘗有意說某一樣道理是淺近的，可以為先而傳之；某一樣道理是高深的，可以為後而倦教。定要立這等次第，但以學者所造，其分量自有淺深，譬諸草木之有大小一般，其區類判然有彆，不得不分個先後，各因其材而施之耳。若不量其造詣之淺深，工夫之生熟，概以高遠的道理教他，則是語之以所不能知，導之以所不能行，徒為誣之而已，焉有君子教人而可以誣罔後學如此也?若夫自灑掃應對，以至於誠意、正心，徹首徹尾，本末一貫，全不假進修次序，這惟是聰明睿智天縱的聖人，生知安行之能事也。今此門人小子豈能便到得聖人地位，安得不先教以小學乎?子遊譏我失教，其言信為過矣。”蓋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古人八歲入小學，十五而後入大學，其次第自應如此。宋儒程子說，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然非窮理之至，精義入神，何以知聖人事，從灑掃應對中來?有誌於成始成終之學者，不可無深造之功焉。

原文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今譯子夏說：“做官的人如果還有餘力，那麼就應該多讀書學習；如果讀書學習的人還有餘力，那麼就可以去當官。”

張居正講評優是有餘力的意思。子夏說：“凡人為學，則以藏修為主。出仕則以儘職為忠，固各有所專。然學所以求此理，而不仕則學為無用。仕所以行此理而不學，則仕為無本，乃相須以為用者也。故凡出仕而在位者，當夙夜匪懈，先儘其居官之事，待職業修舉有餘力之時，卻也不可間過了光陰，仍須從事於學，以講明義理，考究古今。則聰明日啟，智慮日精，所以資其仕者，不益深乎?未仕而為學者，當朝夕黽勉，先進其務學之事，待涵養純熟，有餘力之時，卻不可虛負了所學，必須出仕從政，以致君澤民，行道濟時。則抱負既宏，設施亦大，所以驗其學者，不亦廣乎?”要乏，仕學不可偏廢，而學尤終身受用之地。蓋義理無窮，若不時時講究，則臨民治事之際，未免有差，此念始終典子學，古之賢臣所以倦倦為君告也。

原文子遊曰：“喪致乎哀而止。”

今譯子遊說：“喪事隻要做充分的悲哀也就夠了。”

張居正講評致宇解做極字。子遊說：“方今之世，文勝質衰。居喪者徒尚儀文之末節，而少哀慼之真情。以吾觀之，人子執親之喪，隻須極儘乎哀而止，何以文飾為哉?蓋哀慟有餘，則真情已竭，雖禮文不足，何傷乎?”考之《禮記》，子遊平素究心於喪禮，非脫略於儀文者。此言蓋為救時而發，即夫子喪與其易也，甯戚之意也。

原文子遊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今譯子遊說：“我的朋友子張可以說是難能可貴的，然而還冇有做到仁。”

張居正講評張是子張。子遊說：“吾友子張之為人也，才高意廣，人所不能為者，彼卻為之，是難能也。然少誠實惻怛之意，未免心馳於外，而天理之所存者寡矣，其於仁則未也。”蓋仁者本心之德，實理具備，無假於外。人惟依著真心、本等做去，則事皆著己務內。乃所謂仁，何必為所難能哉?”是以聖門教人專以求仁為本，而以徇外為戒也。

原文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併爲仁矣。”

今譯曾子說：“子張為人心馳於外，其威儀隻體現在外表，難於同他一起做到仁。”

張居正講評堂堂，容貌之盛。曾子說：“朋友所以輔仁，故必有誠篤之資，專用心於內者，彼此講習切磋，然後可相助以進於善。乃若堂堂平吾友子張也，惟致飾於威儀，修整其容貌而已，其馳心於務外自高如此，以之為己，則無操存涵養之功；以之為人，則無箴規觀感之助，人固不能輔他為仁，他也不能輔人之仁，所以說難與併爲仁矣。”曾子此言，蓋救子張之失，欲其用心於內也。

原文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今譯曾子說：“我聽老師說過，平常，人不可能自動地充分發揮感情。即使有，那也一定是在其父母去世的時候吧!”

張居正講評致是推致其極的意思。曾子說：“吾嘗聞夫子有言：常人之情於凡應事接物之際，真切懇到處少，苟且忽略處多，未有能自儘其心，推之以至其極者也。求其能自儘者，必也於父母之喪乎?”蓋子與父母，本天性之至親，而況居喪之時，又人道之大變，惟是這個時候，其哀痛迫切之誠，發於至情而不容已，乃能內儘其心，無一毫之勉強，外儘其禮，無一毫之欠缺也，使於此而不儘其心，惡乎儘其心哉?於此見人心之良，隨處發見，而最真切者莫過於親喪之時，能識其端而推廣之，則禮意無一念之不真，倫理無一件之不厚，而仁不可勝用矣。此曾子所以有感於聖人之言也。

原文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今譯曾子說：“我聽老師說過：對於孟莊子的孝，彆人都可以做到。但是他繼續信任其父親的僚屬，保持父親的政治措施不變，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張居正講評孟莊子名速，是魯大夫，當時人皆稱其有孝行。曾子說：“我聞諸夫子說：孟莊子之孝也，其他生事儘禮，死事儘哀，雖足為孝，然猶可能也，惟是那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這兩件，乃是人所難能。”蓋莊子之父獻子賢而相魯，其所用之臣乃賢臣，所行之政乃善政，固皆可以不改，但獻子既冇，莊子得以自專，苟非卓然欲繼父誌而為善，則其臣與政必有與己相違拂者，焉能不改乎?莊子則以親之心為心，略無適己自便之意。其於臣也，父用之，吾亦承而用之；其於政也，父行之，吾亦踵而行之，終身遵守，無少更變。是蓋誌在立身行道，世濟其美，以顯親揚名，乃孝之大者。非但不忍死其親而已，豈人所易及者哉?所以說難能也。

原文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今譯孟氏任命陽膚做法官。陽膚向曾子請教。曾子說：“在上位的人如果不依據法律辦事，那麼百姓早就離心離德了。如果你能弄清他們的情況，就應該同情、可憐他們，不要自嗚得意、沾沾自喜。”

張居正講評陽膚是曾子弟子，士師是掌刑獄之官。散是離散，哀矜是哀憐的意思。昔魯大夫孟氏使陽膚為士師之官，著他斷理刑獄，陽膚因問治獄之道於曾子。曾子告之說：“刑獄之設，所以防民之奸，表率之而不從，教詔之而不入，乃用法以威之，非得已也。今也在上的人德教不修，既不足為民表儀；刑政無章，又無以示民趨避，將長民的道理都失了，以致百姓每情意乖離，無所維繫，相率入於不善，若所當然，而不知陷於大戮也，其來非一日矣。爾為士師，當念犯法雖在於民，而所以致之則由於上。治獄之時，如或訊得其情，雖其行私乾紀，信為有罪，而猶必哀憐之，矜憫之，視之有若無辜，而加惻隱之意焉。莫為情偽微曖，而我能得其隱情，便欣然自喜其明察也。如此則用法必平，民可無冤，而士師之責任為無忝矣。”

原文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今譯子貢說：“商代紂王的暴虐行徑，並不像傳說中的那麼厲害。所以君子不願居於下流，使天下的一切壞名聲都彙聚到自己身上。”

張居正講評下流是地形卑下，為眾流所歸的去處。子貢說：“古今言荒淫暴虐，一切不善之事，皆以商紂為稱首，其實紂之不善，亦不至如是之甚也。隻因他是個無道之君，惡名彰著，古今言人之為惡者，皆舉而歸之於紂，譬如地勢窪下的去處，眾水都流在裡麵的一般，蓋其自處然也。是以君子常自警省，不肯一置其身於下流不善之地。”蓋一自處於不善，則人遂從而指名之，凡天下不好的事都歸於其身，不是他做的事，也說是他做的了。故紂以一時之凶德，而被子載之惡名，遺臭無窮，終莫能洗，豈非萬世之明戒哉?古語雲：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甚言上達之難，而下流之易也。自修者誠能朝乾夕惕，不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不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則日進於高明，而堯、舜亦可幾及也。

原文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今譯子貢說：“君子的過錯就像日蝕月蝕，在他犯錯的時候，每個人都看得見；而他改正過錯後，每個人都仰望他。”

張居正講評更字解做改字。子貢說：“過者人之所不能無，故雖以君子之人，防檢少疏，也有一時差錯，但常人有過惟恐人知，所以遂成其過。君子有過即自認說，這是我差錯了，明白昭示於人，絕無一毫遮飾，譬如日月之食一般，一分一秒人皆得而見之，不可得而掩也。既自認以為過差，隨即就改了，複子無過。譬如日月虧而複圓，光明皎潔，人皆翕然仰之，不可得而議也。”蓋日月以貞明為體，故雖暫食而無損於明，君子以遷善為心，故因有過而益新其德，若小人之遂非文過，隻見其日流於卑暗而已，安望其能自新也哉?然過而使人見，更而使人仰，此其修德於昭昭者耳。若夫幽獨之中，隱微之際，遏絕妄念，培養善端，此則君子慎獨之功，修之子人所不見者也。欲立身於無過之地者，宜於此加謹焉。

原文衛公孫朝問於予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今譯衛國的公孫朝向子貢：“孔子的學問是從哪學來的?”子貢回答說：“周文王、武王的道，並冇有失傳，而是散佈到了人間。賢能的人則可以瞭解它的大部分；不賢的人隻能抓住一些微小的細節。任何地方都有文武之道。我的老師在哪都能學到！為什麼偏要由一個老師專門傳授呢?”

張居正講評公孫朝是衛大夫。識是記。衛大夫公孫朝問於子貢說：“汝夫子仲尼於天下事理無大無小，莫不周知，果何所從學而能然耶?”子貢曉之說：“道之燦然者，莫備於文武。其一代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類，雖去今已遠，然未至墜落於地，固尚在人也。世有賢而出眾的人，其識見宏遠，則能記其綱領之大；有不賢而平常的人，其識見淺近，亦能記其節目之小，是人之賢否雖不齊，而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文武之道既無所不在，夫子之學亦何所不周，如賢者識其大，夫子則子賢者而學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夫子則於不賢者而學其小。蓋隨處訪求，無往而非學也。無往而非學，則亦無往而非師也，而又何常師之有?豈如他人之學有定在，師有常主者哉?”夫孔子以生知之聖，猶且學無常師如此，誠以義理無窮，而取善貴廣也。況人君以一身而厝天下國家之寄，尤當以務學為急，故高宗則遜誌時敏，成王則日就月將，所以稱殷周之盛王也。

原文叔孫武叔語大夫子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雲，不亦宜乎?”

今譯叔孫武叔在朝廷上對官員們說：“子貢比他的老師仲尼還要賢德。”子服景伯將這番話轉告於予貢。子貢說：“假如拿院子的圍牆作比喻：我家的圍牆與肩同高，誰都能夠看見屋內的美好。老師家的圍牆卻有幾丈之高，如果找不到門進去，就無法看見宗廟內的富麗堂皇，以及屋內的多姿多彩。想必能夠找著門的人並不多；所以，叔孫武叔說的這句話，不也是很自然的嗎？

張居正講評叔孫武叔、子服景伯都是魯大夫。七尺為仞。後麵夫子指武叔說。昔孔子道德高深，時人不能窺測。一日，叔孫武叔在朝中對眾大夫說：“人皆稱孑乙子是聖人，以我觀於子貢，其聰明才辯還過於仲尼，仲尼殆不及也。”時子服景伯適聞此言，因告於子貢。子貢說：“人惟見道而後可以言道。武叔以我為賢，由於所見者淺也。以賜之道，上比於夫子，其高卑懸絕，譬如宮牆一般。賜也造詣末深、識見有限，比之於牆，不過及肩而已，其牆既卑，故人不必入其門也，但從外麵窺之，於凡室家所有，一器一物之好，舉目便看見了，是賜之道淺狹而易見如此。若吾夫子，道德尊崇，地位峻絕，比之於牆，其高數仞者也。其牆既高，若不得其門而入，則其中宗廟氣象之美，百官威儀之富，何由而見之乎?是夫子之道，深廣而難窺如此。今之人不過宮牆外望而已，能得其門而入者幾何人哉?若武叔者，正不得其門而入者也。他於聖道之美富，本不曾見是何等模樣，則謂我賢於仲尼，亦何足怪乎?，’蓋由其識見之末深，故其擬議之欠當耳。子貢以是而曉景伯，所以尊孔子鄙武叔者，可謂至矣。

原文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瑜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今譯叔孫武叔誹謗仲尼。子貢說：“不要這樣做!這樣做冇有任何意義。仲尼是毀謗不了的。彆人的賢德就像山丘，可以超越過去；仲尼的賢德好比太陽和月亮，是無法超越的。雖想有人想要自絕於日月，那樣做對太陽和月亮又有什麼損害呢?隻能說明他不自量力而已。”

張居正講評土坡高者叫做丘，岡阜大者叫做陵。逾是逾越，量是分量。叔孫武叔前說仲尼不及子貢，至是乃從而毀謗之，其誣聖之罪愈大矣。子貢曉之說：“爾無用此謗毀為也。蓋仲尼之聖非他人可比，不可得而毀也。何者?他人之賢者，雖異於人，然所造未至，就如丘陵一般，自平地下看著雖高，其高終是有限，猶可得而踰越也。若仲尼之道，冠絕群倫，高視千古，就如日月一般，懸象著明，與天地同運，無一物不在其照臨之下，誰得而踰越之乎?縱有不肖的人，欲自棄於聖人之教橫肆非毀，而聖人之道高德厚，豈彼浮言妄議所能汙衊?如日月之明，萬古常新，非人所得而毀傷也。爾今之毀仲尼，正如要傷日月，隻見其不揣自己的分量，於聖凡高下，懵然無辨，一天地間妄人而已，何足校哉?”按，子貢前以宮牆喻聖道，此又以日月為喻，所以尊孔子而曉武叔者，其詞愈峻，而意愈切矣。

原文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手?”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今譯陳子禽對子貢說：“您對仲尼非常謙恭，難道他真的比你更賢良嗎？”子貢回答：“君子隻需要一句話就可以表現出他的才智，也可以表現出他的愚蠢，所以說話不可以不謹慎。夫子高不可及，就像青天是不能順著階梯爬上去一樣。”

張居正講評陳子禽即陳亢，恭是推遜的意思。階是梯。昔陳子禽雖學於孔子，而莫能窺其道之高大。一日乃謂子貢說：“師不必賢子弟子，今汝推尊仲尼，極其恭敬，豈以仲尼之賢有過於子乎?”子貢以其輕於議聖，因斥其失言之非說：“言語之發，不可不謹，一句言論說的是，人便以為智；一句言語說的不是，人便以為不智。智與不智，但繫於一言之微。如此，可不謹乎哉?今汝謂仲尼不賢於我，其失言甚矣。知者固如是乎?蓋人有可及不可及，若吾夫子聖由天縱，道冠群倫，人雖欲企而及之，而化不可為，有非思勉之可至。殆如天之高高在上，所可仰者輕清之象而已，豈有階梯之具可攀躋而上升者乎?知登天之難，則知希聖之不易矣。子乃以我為賢，真日囿於天之中而不知其高者也，何其惑之甚哉!”

原文“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今譯“如果夫子能夠得國而為諸侯，或者得到采邑而為卿大夫，那麼正如人們所說那樣，對百姓進行教導，百姓就能夠接受教育，跟著相率為善；安撫百姓，百姓就成群歸順；鼓動百姓，百姓就會齊心協力，團結前進。夫子生得光榮，死了可惜。我怎能趕得上他呢?”

張居正講評立是植其生。道是引導。綏是安。動是鼓舞的意思。四個斯字，言其隨感而應，見效之速也。榮是尊榮。承上文說：“夫子之所以不可及者，蓋有非常之道德，自有非常之事功，惟其窮而在下，故無由見其設施耳。使其得邦家而治之，其感人動物之效，豈小小哉?正所謂民生未遂，為之分田製裡以扶植其生。那百姓每即耕食鑿飲，並立於生養之中矣；民行末興，為之建學明倫以倡導於善，那百姓每即遵道遵路，率由於教化之內矣；民居有未安，一撫綏之，使之得所。那百姓們即聞風向化，群然而來歸矣；民俗有未化，一鼓舞之，使之自斷，那百姓每即興仁興讓，藹然相親睦矣。其在生之時，人皆歡欣愛戴，莫不尊親而極其榮顯。既冇之後，人皆悲傷思慕，如喪考妣，而極其哀誠。其德化感人之速，而入人之深如此，就如天道發育萬物，以生以長，曾莫測其所以然也。如之何其可及也哉?”子禽不知而妄議之陋亦甚矣。按古帝王治世之盛莫如堯舜，堯舜之治以時雍風動為極。而孔子之化，以綏來動和為成，於此見聖人功用其感通變化之機，一而已矣，故史臣讚堯之德曰如天，舜曰協帝。而子貢推尊孔子則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誠見其道之同也。有君師治教之責者，不可不深探其本焉。

堯曰第二十

原文堯曰：“谘!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今譯堯讓位給舜的時候說：“嘖嘖!你這位舜!上天的大命已經落在你的身上了，今後要誠實地保持中道！假如你違背了這個道理，讓天下的百姓陷於窮困，那麼上天賜給你的祿位就會永遠終止!”當舜再讓位於大禹時，也說了相同的話。

張居正講評谘是嗟歎聲。曆數是帝王相承的次序，如歲節氣先後一般，故謂之曆數。允是信，天祿即天位。這是記者曆敘帝王之道，以見孔子授受都隻是這個道理，首舉帝堯將禪位於舜而戒命之說：“谘!爾舜，自古帝王代興，莫非天之所命。如今天命在汝，將帝王相傳的曆數付托於汝舜之身矣。夫天以天下授汝，汝必能安天下之民，然後可以克享天心。而其道無他也，天下之事雖日有萬機，莫不各有個自然恰好的道理，這叫做中。必是此心廓然大公，無為守正，事至物來，皆因其本然之理，／恒而應之，各當其可。兢兢持守，不使一有偏倚，而或流於過與不及之差，則民心悅，而天位可常存矣。苟或不能執中，則政乖民亂，將使四海之人危困窮苦，心生怨叛，而人君所受於天之祿位，亦永絕而不可複享矣，可不戒哉?”其後帝舜禪位於禹也，就把帝堯這幾句話丁寧而告語之。凡執中之訓，永終之戒，一如堯之所命，無異詞也。夫堯、舜、禹相授受，獨舉中之一字為言，蓋即《洪範》所謂建用皇極者也。自非好惡不作，偏黨反側不形，鮮有能允執此道者。唐虞夏後致治之盛，皆由此一言基之。豈非萬世之標準哉?

原文曰：“子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後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今譯商湯說：“我履謹用黑色公牛當祭品，向偉大的天帝祈禱：對於有罪的之人我不敢擅自赦免。天帝的臣仆我也不敢掩蔽，都由您的心來選擇。假如我自己有罪，不要牽連天下萬方，由我本人來承擔；假如天下萬方有罪，就讓我一個人來承擔。”

張居正講評履是湯之名。玄牡是黑色的牛。皇是大，皇皇後帝即皇天後土。蔽是隱蔽，簡字解作閱字，是一一監察的意思。這一節是記成湯受命之事。湯既放桀，作書以告諸侯，因述其初時請命於天說：“我小子履，敢用玄牡之牲，敢昭告於皇天後土之神：今夏王無道，得罪子天，乃天討必加，我當明正其罪而不敢赦。其賢人君子為上天所眷命者，這都是帝臣，我當顯揚於朝而不敢隱。蓋凡此有罪有德的人，都一一簡在上帝之心，或誅或賞，我惟奉順天意而已。豈得容私子其間乎?使我受天之托，所為或有不公不正，不能替天行道，這是我自家的罪過，於萬方小民有何乾涉?我當甘受上天之罰。若萬方小民有罪犯法，卻是我統禦乖方，表率無狀所致，其罪實在於朕之一身，不可逭也。”蓋人君以奉天子民為責，故湯於命討之典，則聽命於天；於下民之罪，則引咎於己，乃真知為君之難者。其視三聖之允執厥中，殆異代同符矣。

原文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今譯周朝建立之後，大封諸侯，使善良的人都富貴起來。國君周武王說：“我至親雖多，但不如有仁德的人多。百姓有罪，責任應該由我一人承擔。”

張居正講評大賚是大施恩惠。周親是至親。這是記武王受命之事。武王初克商而有天下，他務未遑，首先散財發粟，以賑窮恤困，而大施恩澤於四方，又於其中揀那為善的人，特加優賚，不但補助其不足，尤使之豐給而有餘也。其賞善之公如此!始初誓師說：“商紂至親雖多，忠良者少，不如我周家臣子，個個是仁厚有德之人，賢而可恃也。我今既獲仁人之助，若不往正商罪，則百姓每嗟怨日甚，把罪過都歸於我之一身矣。”其責己之厚如此。夫利則公之於下，過則引之於己，則武王伐紂之舉，無非為除暴安民計耳，豈有一毫自私自利之心哉?

原文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今譯認真檢驗並審定度量衡器，修複已廢除的法製，全國的政令就會暢通無阻。恢覆被滅亡的國家，承續已經斷絕的家族，提拔被遺忘的人才，天下百姓就會心悅誠服。治理國家必須重視四件事：人民、食物、喪禮、祭祀。

張居正講評權是量秤，是鬥斛。武王既定天下，見得商家舊政都壞亂了，乃掃除其積弊，從新整頓之。於權量，則謹定其規則，而輕重大小，無複參差，於法度，則審酌於時宜，而禮樂刑政無複混淆。於宮製，則修舉其廢墜，而百司庶府無複曠閒。由是法紀所頒，在在遵守，而四方之政無有壅遏而不行者矣。至於前代帝王之後，國土已滅者，則興之，使複有其國；世係已絕者，則續之，使不失其祀；賢人廢棄在下者，則舉用之，使野無遺賢。由是德意所感，人人欣戴，而天下之民，無不傾心而歸服者矣。至其加意民事所最慎重者，則有三件，曰食，曰喪，曰祭。蓋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乃人道之大經。故製爲田裡，以厚民生；定為喪葬、祭祀之禮，以教民孝，所以重王業之本，風化之原者，又如此。由武王所行之政而觀，其德澤周遍，既有以團結一代之人心，政教修明，又有以恢張一代之治體。所以能建中於民，而副上天寵綏之命，有由然矣，謂非上接堯、舜、禹、湯之統者哉!

原文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今譯寬厚能夠得到眾人的擁護，誠實能夠得到百姓的信任，勤敏能夠取得功績，公平能夠使百姓高興。

張居正講評任是依靠的意思。記者曆敘堯、舜、禹、湯、武之事，因總結之說：帝王禦世，雖因時立政，各有不同，而保民致治之大端，總之隻有四件，曰寬、信、敏、公而已。蓋人君以天下為度，若專尚嚴急，則人無所容，而下有怨叛之心。若能寬以禦眾，而胸襟廣大，如天地之量一般，則包涵遍覆，眾庶皆仰其恩澤而莫不尊親矣。君道以至誠為本，若虛文無實，則人無適從，而下有疑貳之心。惟能信以布令，而始終惟一，如四時之運一般，則實政實心，下民皆有所倚仗，而莫不歸附矣。人君總理萬機，一或怠緩，則易以廢事，惟能勵精圖治，而孜孜汲汲，宵旰常若不遑，則紀綱法度件件修舉，而事功於是乎有成矣。人君宰治萬國，一或偏私，則無以服人，惟能大公順應，而蕩蕩平平，好惡有所不作，則賞罰舉措事事合宜，而人心於是乎悅服矣，凡此四者皆人君治天下之要術。自堯舜禹湯文武，交修而並用之，所以成唐虞三代之盛也。然要其致治之本，則皆不外乎一中之傳。蓋道具於心則為中，措諸政事則為寬信敏公，亦如《洪範》皇極以立本，三德以致用，故剛柔正直，而建極之化始全，寬信敏公，而執中之道斯備，其義一也。有誌於帝王之治者，宜究心焉。

原文子張問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今譯子張問孔子：“怎樣纔可以治理政事呢?”孔子回答：“具備五種美德，排除四種惡政，就可以治理政事了。”子張再問：“五種美德是什麼?”孔子解釋道：“君子要給百姓以好處，而自己卻無所耗費；讓百姓勞動，而不使他們怨恨；要追求仁義，而不貪圖財利；莊重而不驕傲；威嚴而不暴力。”

張居正講評尊是崇尚，屏是屏絕，泰是安舒，猛是剛厲的意思。子張問於孔子曰：“君子出而用世，當何作為，斯可以居位而為政乎?”孔子告之說：“治道不止一端，惟在審所取捨而已。凡政之美而有益於治者，有五件，汝必尊敬而奉行之；政之惡而有害於治者，有四件，汝必懲艾而屏絕之。夫善政行則百姓蒙其福，惡政去則百姓遠於害。取捨當而治道可舉矣，於從政何有哉?”子張因問說：“何謂五美?”孔子舉其目而告之說：“凡施於人者未免有所費，君子則不必捐己之所有，而人自然蒙其利於無窮。夫子下既有所益，而於上又無所損，此所以為美者一也；勞民之力者多致民之怨，君子雖有役以勞民，而人皆樂於趨事，未嘗見其怨焉。夫既以勞民之力而又能得民之心，此所以為美者二也。常人心有所欲易至於貪，君子雖亦有所欲，然於已有所得，於人無所求，欲而不貪，此所以為美者三也。常人誌意舒泰易至於驕，君子雖若泰然自得，卻無一毫矜肆之意，泰而不驕，此所以為美者四也。常人以威臨民易至於猛，君子雖若有威可畏，卻不至於暴厲而使人難堪，威而不猛，此所以為美者五也。”

原文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今譯子張又問孔子：“怎樣才能給百姓好處，而自己卻無所耗費?”孔子回答：“讓百姓去作對他們有益的事情，這樣他們不就得到利益而自己卻無所耗費嗎？選擇可以讓百姓勞動的時間，以及合適的條件、地點，他們又會有誰來怨恨呢?自己追求仁德，便得到了仁德，又有什麼可貪求呢?無論人多人少，勢力是大是小，君子都不應該怠慢，這難道不是莊重而不驕傲嗎?君子衣冠整齊，目不斜視，使人望而生畏，這難道不是威嚴而不凶猛嗎?”

張居正講評子張聞五美之目，而未知其實。因問說：“惠則必費，如何叫做惠而不費?”孔子乃備舉其事而告之說：“凡施惠而捐己之財，這便費了。君子因天下之利，利天下之民。如田裡樹畜，但就百姓本等的生理與之區劃而已，本非分我所有以與民，豈非惠而不費乎?勞民而不量其力，民就怨了。君子用民之力，不奪民之時，如城池、倉庫，但擇國家緊要的工程，問一驅使而已，固不肯泛興工役以勞民，其誰得而怨之乎?欲其所不當欲，斯謂之貪。君子心之所欲，惟在於仁，而仁本固有，欲之即至，自然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這是近取諸身，無慕乎外者，誰得而議其貪乎?安舒的人，其誌意多疏放，故失之驕。君子不論人之眾寡，事之小大，一惟兢兢業業，臨之以敬慎，而不敢有慢易之心，這是寬裕之中，常自檢束，非有心於筒傲也。此豈非泰而不驕乎?威嚴的人，其氣象多粗厲，故失之猛。君子衣冠整肅，瞻視端莊。儼然恭己於上，而人之望其容色者莫不敬畏。這是臨禦之體，自然尊重，非有意子作威也，此豈非威而不猛乎廣這五件施之子民，則為善政；修之於身，則為令德，所謂五美之當尊者如此!

原文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鹹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今譯子張又問：“什麼叫做四種惡政呢?”孔子回答：“不經教育，便加以處死叫做虐；不加告誡便要求成績叫做暴；不加監督，而突然限期叫做賊；同樣是給人以財物，卻出手吝嗇，叫做小氣。”

張居正講評虐是殘酷，暴是急躁。賊是傷害，猶之，譬如說一般樣的。子張又問說：“何以謂之四惡?”孔子告之說：“為人上者欲民為善，須要時常教導，知其不從，乃可加刑。若平素不能教民，使知善之當為，惡之當去，二旦有罪便加之以刑殺。是其用刑殘酷，全無惻隱之心，這叫做虐；欲民趨事，須要預先戒飭，使之警省，乃可責成。若常時不加戒飭，令其著實奉行，漸次整理，一旦省視，驟然責其成效，是其舉動躁急，殊無寬裕之體，這叫做暴，有所懲求於民，必先期出令，而後民知所從。若稽慢詔令，故意耽延，卻乃刻定日期，嚴限追並，則事有難於卒辦，刑必至於妄加。是其傷人害物有不可勝言者，不謂之賊而何?至若有功當賞，即斷然賞之，而人始蒙其惠。若遲迴顧惜，一般樣地與了人，而子出納之際，卻乃欲與不與，慳吝而不決，則雖以與人，而人亦不懷其惠，此乃有司為人守財，不得自專者之所為，為人上者豈宜如此?凡此四者，為政之所當屏也，汝其戒哉!”按《論語》一書，孔子告問政者多矣，而美惡並陳，法戒具備，未如此章之明切者。故記者列此以繼帝王之治，見聖人修身立政之道，一而已矣。

原文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今譯孔子說：“不懂得命運，就不能成為君子；不懂得禮儀，就不能立足於社會；不懂得分辨言語是非，就不能真正地瞭解他人。”

張居正講評孔子說：“君子修身處世，其道固不止一端，然其要隻在於天人物我之理，見得分明而已。蓋人之有生，吉凶禍福，皆有一定之命。必知命，乃能安分循理而為君子也。若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行險僥倖，將無所不為，而陷於小人之歸矣，此何以為君子乎?此命之不可不知也；禮為持身之具，故必知禮，乃能檢攝威儀而有以自立。若不知禮，則進退周旋，茫無準則，耳目手足惶惑失措，欲德性堅定，而卓然自立難矣。此禮之不可不知也；人心之動，因言以宣。故必知其言之美惡，斯人品之高下，可概而知也。若不知言，則眾言淆亂，漫無折衷，得失無由而分，邪正無由而辨，人不可得而知之矣，此言之不可不知也。知此三者，則天人物我之理洞察無遺，而君子修身之道備矣。”按《大學》一書，首先致知，《中庸》一書，要在明善，而《論語》一書則以三知終焉。誠以天下之理必知之明，而後能行之至，堯、舜、禹相授受，其大指亦不過曰惟精惟一而已。有誌於聖道者，可不以講學明理為急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