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彆裁 論語卷八

陽貨第十七

原文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途。

今譯陽貨想見孔子，孔子不見，他便贈送了孔子一隻蒸熟的小豬（想要孔子去拜見他）。孔子打聽到陽貨不在家時，便往陽貨家拜謝，兩人卻在半路遇見了。

張居正講評陽貨，名虎，是季氏家臣，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者。因孔子是魯國人望，欲其來見己。孔子以貨是亂臣，義不往見。陽貨乃饋送孔子以蒸豚。孔子以貨既加禮於己，不得不往拜以謝之，而其本心實不欲相見。於是趁他不在家的時節，乃一往拜之。蓋雖不廢乎報施之禮，而亦終不虧其不見惡人之義也。乃不期與之相遇於途中。

原文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我將仕矣。”

今譯陽貨對孔子說：“來，我有話跟你說。”（孔子走過去。）陽貨說：“把自己的治國本領隱藏起來而聽任自己國家的衰敗和混亂，這可以叫做仁嗎?”（孔子）說“不可以。”“喜歡做官卻屢屢錯過當官的機會，這可以說是智嗎?”（孔子）說：“不可以。”“時間一天天過去了，它是等人的!”孔子說：“好吧，我打算去做官了。”

張居正講評懷寶是比人有道德，如懷藏著重寶一般。亟字解做數字。陽貨遇見孔子，迎而謂之說：“來，我與你說話。凡人有道德則當攄其所蘊，以濟時艱。如有重寶，當售之與人，不可私也。苟徒藏懷其寶而坐視國之迷亂，不為拯救，可以謂之仁乎?”孔子說：“仁者心存於救世，懷寶迷邦，不可謂之仁也。”陽貨又問：“人之好有為者，則當乘時而出，以設施於當世。苟徒好從事，而每每坐失事機之會，可以謂之智乎?”孔子說：“智者熟察乎事機，好從事而亟失時，不可謂之智也。”陽貨又說：“日月如流，一往不返，人之年歲日增，而不為我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時?”孔子應之說：“及時行道，實士君子之本心，吾將出而仕矣。”陽貨所言，皆譏諷孔子的意思。不知夫子抱拯溺亨屯之誌，本未嘗懷寶失時，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複與辯。蓋聖人之待惡人，不激不隨如此。

原文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今譯孔子說：“人的本性是相近的，隻是由於後天的習染不同才相互有了差彆。”

張居正講評孔子說：“天之生人，本同一性。雖氣有清濁，質有純駁，然本其有生之初而言，同一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其清而純者，固可以為善；其濁而駁者，未必生成便是惡人。彼此相去，未為大差，固相近也。及到形生神發之後，德性以**而遷，氣質以漸染而變。習於善的，便為聖為賢；習於惡的，便為愚為不肖。於是善惡相去，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而人品始大相遠矣。”夫以人之善惡，繫於習而不繫於性如此。則變化氣質之功，乃人之所當自勉者也。豈可徒諉諸性而已哉?

原文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今譯孔子說：“隻有上等的智者與下等的愚者是改變不了的。”

張居正講評這是承上章說。“人之初生，其性固為相近，然有一等氣極其清，質極粹而為上知者；有一等氣極其濁，質極其駁而為下愚者。世間惟這兩樣人，美惡一定，非習之所能移。其在上知，是天生成的善人，雖與不善人居，不能誘之使為不善也。其在下愚，是天生成不善的人，雖與善人居，亦不能化之使為善也。善惡繫於性而不繫於習者，惟這兩樣人為然。”世間極智之人，固不常有；極愚之人亦不多見。惟半清半濁，可善可惡者最多。此變化氣質之功，在中人所不容已也。然堯舜猶謹微危之幾，湯武不廢反身之學，雖聖人不敢以上智自恃如此。桀紂恃其才智，荒淫暴虐，拒諫飾非，卒與下愚同轍，豈不悖哉?故曰：“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

原文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予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今譯孔子到武城縣，聽見彈奏絃樂、誦唱歌詩的聲音。孔子微笑著說；“殺雞何必用宰牛的刀呢?”子遊回答說：“以前我聽先生說過，君子學習了禮樂就會對百姓有仁愛之心；而小人學習了禮樂就容易使喚。”孔子說：“學生們，言偃說的對。我剛纔說的話（那“句割雞焉用牛刀”），隻是開個玩笑而已!”

張居正講評武城是邑名，在今山東兗州府地方。莞爾是小笑的模樣。偃是子遊的名。君子是有位的人，小人是細民。昔孔子行到武城縣中，聽得處處琴瑟歌詠之聲。蓋是時子遊為武城宰，方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夫子見當時皆不能用禮樂為治，而子遊獨能行之，故驟聞而深喜之。遂莞爾而笑說：“言偃所治者小邑，何必用此禮樂之大道?譬如殺雞者，何必用屠牛之大刀子?”子遊不知夫子之意，乃對說：“昔者嘗聞夫子說道，道本切於身心，人能學之，則各有所益。如在上的君子，治人者也，若使學道而有得，則能養其民胞物與之心，而推以愛人，是君子不可以不學道也。在下的小人，治於人者也，若使學道而有得，則能明乎貴賤尊卑之分，而易於驅使，是小人不可以不學道也。夫子此言，偃嘗佩服之久矣。今日武城雖小，安敢鄙其民而不教之以禮樂乎?”夫子因子遊末喻其意，遂呼門人而告之說：“二三子聽之，言偃之言誠為當理，我前割雞不用牛刀之言，特戲之耳。豈真謂小邑不可以；大道治之哉?”蓋深嘉子遊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原文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今譯公山弗擾占據費城反叛，來召孔子，孔子準備應招前去。子路不高興地說：“冇有地方去就算了，為什麼一定要去山弗擾那裡呢?”孔於說：“他來召我，難道隻是一句空話嗎?如果有人用我，我就要在東方複興周禮，建立一個東方的西周。”

張居正講評公山弗擾是魯大夫季氏之家臣，為費邑宰。末之之字，解做往字。昔魯自文公以來，季氏世執國政，公室衰弱，君反受製於臣，如此者，四世矣。至季桓子之時，有公山弗擾者與陽虎共執桓子，遂據費邑以畔。因使人聘召孔子。孔子嘗憤宗國之陵替，疾季氏之不臣，而思以匡之久矣。今幸其家臣內叛，釁起私門，儻因其可乘之隙，而運吾轉移之術，則亦振魯興周之一機也，故因其來召而遂欲往應之。乃子路不達孑乙子之意，艴然不悅，說：“夫子之齊之魯，道既不行，身無所往，亦可以止矣。何必又往應公山之召，而徒取**之辱乎?”是不知公山弗擾之叛，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之慾往，非為公山弗擾，乃為魯也。故不得已而曉之說：“今世莫我知，無能召我而用之者。今公山氏特來召我，斯其意豈徒然哉?殆必有以用我也。當此之時，如有委我以國，授我以政，而能用我者，我必將修紀綱之廢墜，正名分之陵夷，舉文武周公之治，而整頓於今日，使秉禮之宗國，複西京之舊俗，而魯其為東周矣乎?”孔子自表其用世之誌，以曉子路如此。而其撥亂反正之微權，轉移化導之妙用，則有未易窺者。然考之春秋傳，公山弗擾與季氏戰，兵敗奔齊，而孔子亦競末應其召。道之將廢，而魯之終於不振也。可慨也夫!

原文子張問仁於孔子。孔予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今譯子張問孔子如何成為一個仁人。孔子說：“能夠處處實行五種品德，就是仁人了。”子張問：“請問是哪五種?”孔子說：“莊重、寬厚、誠實、勤敏、慈惠。莊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寬厚就會得到眾人的擁護，誠實就能夠得到彆人的任用，勤敏就會提到工作效率，慈惠就能使喚人。”

張居正講評侮是侮慢。任是倚仗的意思。子張問為仁的道理於孔子。孔子教之說：“仁道雖大，不外於心。心德之要，凡有五件。若能於此五者，體驗擴充於身心之間，推行運用於天下之大，則其心公平，其理周遍，天德全而仁在是矣。”子張因請問其目，孔子說：“所謂五者，一是恭敬，二是寬容，三是信實，四是勤敏，五是惠愛。其名雖異，都是心德之所散見，缺一不可言仁者。然五者亦人所同具，有感必通的。誠能恭以持己，則在下的人自然畏憚、尊仰而無敢侮慢矣。寬以容眾，則在下的人自然心悅誠服而歸服於我矣。言行一於誠信，則人都依靠著我而無所疑貳矣。行事勤敏快當，則所為無不成就而動必有功矣。恤人饑寒，憫人勞苦，而恩惠及人則感吾之恩者莫不儘心竭力，樂為我用矣，又豈不足以使人乎?”五者之效如此，汝能兼體而力行之，則天德流通，物我無間，而仁之體用皆備矣，可不勉哉?

原文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平，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今譯佛肸召孔子去，孔子打算前往。子路說：“從前我聽先生說過：‘親自做壞事的人那裡，君子是不去的。’現在佛肸盤踞中牟反叛，你卻要去，這如何解釋呢?”孔子說：“是的，我是說過這樣的話。不是說最堅硬的東西是磨也磨不薄，最潔白的東西然也染不黑嗎?我難道是個苦味的葫蘆嗎?怎麼能隻掛在那裡不讓人食用呢?”

張居正講評佛肸是晉大夫趙筒子的家臣，時為中卓宰。磷是薄，涅是染皂之物。緇是黑色。匏是大匏，味苦而不可食者。時晉室微弱，政在六卿。趙簡子與範中行相攻，其家臣有佛肸者因據中牟以叛。一日，佛肸使人來召孔子，孔子即欲應其召而往見之。蓋亦欲應公山弗擾之意也。子路不達而阻之說：“昔者我聞夫子有言：‘凡人有悖理亂常，親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惟恐其浼已故也。’今佛肸據中牟以畔，正是親為不善的人，君子當遠避之不暇，而夫子乃欲往應其召，是辱身而黨惡也。何自背於昔日之言乎?”孔子曉之說：“汝謂身為不善，君子不入。此言誠然，我誠有此言也。然人固有可浼者，有不可冼者。譬之於物，凡可磨而薄者，必其堅之未至者也。獨不曰，天下有至堅厚者，雖磨之，安能使之損而為薄乎?凡可染而黑者，必其白之未至者也。獨不曰天下有至潔白者，雖染之，安能使之變而為黑乎?夫物有一定之質，尚不可變，我之誌操堅白自處固已審矣，彼雖不善，焉能洗我乎哉?且君子之學，貴適於用，我豈若彼匏瓜者哉?呺然徒而懸係，而不見食於人，則亦棄物而已!何益於世哉?然則，佛肸之召，我固當有變通之微權，而君子不入之說，有不可以概論者矣。”按孔子前於公山之召，則以東周自期，此於佛肸之召，則以堅白自信，蓋聖人道大德宏，故能化物而不為物所化。若使堅白不足而自試於磨涅，則己且不免於辱，何以能轉移一世乎?君子處世，審己而動可也。

原文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今譯孔子說：“仲由!你聽說過六種品德和六種弊病了嗎?”子路回答：“冇有。”孔子說：“坐下，我告訴你。愛好仁德卻不愛好學問，它的弊病是容易受人坑害和愚弄；愛好聰明智慧卻不愛好學問，它的弊病是行為放蕩；愛好誠信卻不愛好學問，它的弊病是危害親人；愛好直率卻不愛好學問，它的弊病是說話尖刻；愛好勇敢卻不愛好學問，它的弊病是搗亂闖禍；愛好剛強卻不愛好學問，它的弊病就是狂妄自大。”

張居正講評有所遮掩叫做蔽。蕩是放蕩，賊是傷害於物，絞是急迫的意思。昔子路負諒直剛勇之資，而少學問陶榕之力。故孔子呼其名而問之，說：“人之偏於所曏者，有一件好處，便有一樣遮蔽。總之有六言，而六蔽隨之。汝曾聞之否平?”子路時方侍坐，遂起而對說：“由未之聞也。”孔子說：“汝複坐，我當一一告汝。蓋天下之享，莫不有理，人必好學窮理，而後所行為無蔽。不然，則雖才質之美，製行之高亦將有所遮蔽，而無以成其德矣。如仁主於愛，本美德也，而所以用其愛者，有理存焉。若但知愛人之為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愛所蔽，將至於可陷可罔，而人亦俱喪矣，豈不流而為愚乎?智主子知，亦美德也，而所以通其智者，有理存焉。若但知多智之為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智所蔽，將至於窮高極遠，而無所歸著矣，豈不流而為蕩平?有言必信，亦美德也，而所以成其信者，有理存焉。若但知信實之為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信所蔽，將至於期必固執，而傷害於物矣，豈不流而為賊乎?直而無隱，亦美德也，而所以行其直者，有理存焉。若但知直道之為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直所蔽，將至於徑情急迫，而無複合弘之度矣，豈不流而為絞乎?遇事勇敢，亦美德也，而所以奮其勇者有理存焉，若但以勇敢為尚，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勇所蔽，必將恃其血氣之強，肆行而無忌矣，豈不流於亂乎?剛強不屈，亦美德也，而所以全其剛者，有理存焉，若但以剛強為尚，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剛所蔽，必將逞其輕世之誌，放曠而不羈矣，豈不流於狂乎?”夫仁、智、信、直、勇、剛，六者，美行也；愚、蕩、賊、絞、亂、狂，六者惡名也。人惟足已而不學，見理之不明，遂使美者化而為惡，而況其生質之不美者乎?於此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是以古之帝王不恃其聰明絕異之資，而必以講學窮理為急，誠恐其流於過中失正而不自知也。

原文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今譯孔子說：“學生們為什麼不學習《詩》呢?學《詩》可以激發誌氣，可以觀察天地萬物及人間興衰得失，可以使人同眾人和睦相處，可以使人懂得怎樣去諷刺上級。近可以用來事奉父母；遠可以用來服事君王；還可以多知道一些鳥獸草木的名字。”

張居正講評興是興起，觀是觀感。群是群聚，怨是怨恨。孔子呼門弟子而教之，說：“《詩》之為教，有益於人甚大。爾小子何不於《詩>>而學之乎?蓋《詩》之所言，有善有惡。學之，則善者可以為勸，惡者可以為懲。而吾心好惡之機將有勃然不能自已者，故可以興。《詩》之所載，有美有刺。學之，則美者可以考見其得；刺者可以考見其失，而吾身行事之實，將有惕然因之感動者，故可以觀。其敘述情好於和樂之中，不失夫莊敬之節。學之，則可以處群，雖和而不至於流矣。其發抒悲怨於責望之下，猶存乎忠厚之情，學之，則可以處怨，雖怨而不至於怒矣。近而家庭之間，所以事父的道理；遠而朝廷之上，所以事君的道理，莫不備載於中，學之，則可以為忠臣孝子，而大倫克儘矣。且其情景所發，或因鳥獸以起興，或托草木以寓言，其中稱名不一，取類至繁。學之，則可以多識烏獸草木之名，而小物亦察矣。夫《詩》之有益於人如此，爾小子豈可以不學乎哉?”然詩之為教，不但學者所當誦習也，《關雎》、《麟趾》為風化之原，《鳧鷺》、《既醉》乃太平之福。《天保》以上，所以治內；《采薇》以下，所以治外，王道莫備於斯矣，為人主者，亦不可以不究心焉。

原文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麵而立也與?”

今譯孔子對伯魚說：“你學習過《周南》、《召南》了嗎?一個人如果不學習《周南》、《召南》，那就像麵對牆壁站立吧？”

張居正講評為，是習學。《周南》、《召南》是《詩經·國風》之首篇。昔周文王與其後妃俱有聖德修身、齊家以令於國中，又使周公治陝以西，召公治陝以東。由是風化自北而南，遠被子江漢之域，故詩人詠歌其事。《周南》之詩，自《關雎》以下，言文王後妃閨門之化行子南國也。《召南》之詩，自《鵲巢》以下，言南國諸侯夫人與大夫之妻皆被文王後妃之化而成德也。孔子教其子伯魚說：“汝嘗學夫《周南》、《召南》之詩矣乎?蓋《周南》、《召南》兩篇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於人倫日用，最為切要。學者須把這兩篇詩，講誦玩味，身體力行，乃為有益。人若不學《周南》、《召南》則無以正性情，篤倫理。身且不知修，家且不知齊矣，安望其能經邦而濟世，化民而易俗哉?譬如正對著牆麵站立的一般，咫尺之地，隔礙障蔽，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況其遠者乎?”甚哉，二南之切於人，不可以不學也。然《大學》說：“白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人君一身，乃萬國之儀刑，未有不修身齊家，而可以治國平天下者。則二南之詩，豈獨為學者之所當習哉?

原文子曰：“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

今譯孔子說：“禮呀禮呀，隻是說的玉帛之類的禮器嗎?樂呀樂呀，隻是說的鐘鼓之類的樂器嗎?”

張居正講評孔子見世之用禮樂者，專事其末，而不知探其本也。故發此論說道：“先王製禮以交神、人，恰上下，固未有不用夫玉帛者，然必先有個恭敬、誠愨的意思存之於中，然後用玉帛以將之。若無是敬，則雖玉帛交錯，不過虛文而已。然則，所謂禮雲禮雲者，豈徒玉帛雲乎哉?先王作樂以養民德，導民和，固未有不用夫鐘鼓者，然必先有個欣喜歡愛的意思蘊之於心，而後用鐘鼓以宣之。若無是和，則雖鐘鼓鏗鏘，不過虛器而已。然則所謂樂雲樂雲者，豈徒鐘鼓雲乎哉?”蓋先王以禮樂教天下，皆本之和敬之實德，而發之於儀文節奏之間，後世徒事於文，而不求其本，故孔子歎之如此!

原文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今譯孔子說：“外表嚴厲而內心怯懦，以小人作比喻，就像是挖洞跳牆的小偷吧？”

張居正講評厲是威嚴，荏是柔弱。穿窬是剜牆鑿壁為竊盜之事者。孔子說：“人必表裡相符，然後可謂之君子。今有人焉，觀其外貌，則威嚴猛厲，似乎確然有守，毅然有為的人，而內實懦弱，見利而動，見害而懼，全無執持剛果的誌氣。這等的人中實多欲，而貌與心違，譬之小人，就如盜竊一般。黑夜裡剜牆鑿壁偷了人家財物，外麵卻假裝個良善的模樣，惟恐人知，豈不可恥之甚哉?”孔子深惡作偽之人，故儆之如此。

原文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今譯孔子說：“冇有道德修養的偽君子，就是敗壞道德的小人。”

張居正講評原字當做“願愨”的願字，是謹厚的意思。鄉願是鄉俗中一樣軟滑的人。人都稱為謹厚，所以叫做鄉願。賊字釋作害字。孔子說：“人之有德者為君子，悖德者為小人，不難辨也。惟有一樣人，名為鄉願者，居之似忠信，而非忠信，行之似廉潔而非廉潔，自處柔佞而不肯立異，其待人軟熟而惟求取悅，是以人人都道他好。這樣人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乃德之害也。”蓋行合平道之中，事出乎理之正，這才叫做德，今鄉願不顧道理之是非，隻圖流俗之喜悅。人見他以此得人心，取聲譽，便都慕效他，以是為德，而不複知有大中至正之道，其惑人心，壞風俗，豈不甚乎?所以說鄉原德之賊也。

原文子曰：“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

今譯孔子說：“在路上聽到傳言就到處去傳播，這是為道德所唾棄的。”

張居正講評道途都是人行的路。孔子說：“人之實心為學者，於凡天下道理，或得之師友之所傳授，或考諸典籍之所記載，就便存之於心，身體而力行之，以求實德於己，方為有益。若有所聞而不體會於心，隻把來放在口中談論講說，這是入耳出口之學。譬如道路上聽了一句言語，就在途路上與人說了。如此，則雖聞善言，不過以資口說而已，何能有諸己哉?所以說德之棄也。”

原文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今譯孔子說：“可以和一個卑鄙陋劣的人一起事奉君主嗎?他在冇有得到官位的時候，總擔心得不到；已經得到了，又怕失去它。如果他怕失去官職，那他就什麼事都會乾得出來了。”

張居正講評鄙夫是庸惡陋劣之人，患是憂患。孔子說：“為人臣者，必有誌身之誠，而後可以語事君之義。有一等鄙夫，其資性庸惡，全無忠義之心，識趣陋劣，又乏剛正之節，若此人者，豈可使之立於朝廷之上而與之事君也與哉?何也，蓋所貴於事君者，惟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乃鄙夫之心止知有富貴權利而已。方其權位之未得，則千方百計徼倖營救，汲汲然惟恐其不得之也。及其權位之既得，則千方百計繫戀保守，兢兢然惟恐其或失之也。夫事君而一有患失之心，則凡可以阿意求容，要結固寵者，將何事不可為乎?小則卑汙苟賤，喪其羞惡之良；大則攘奪憑陵，陷於悖逆之惡，皆生於此患失之一念而已，以此人而事君，其害可勝言哉?”然君臣之義本無所逃，而忠君愛國之臣，亦鮮不以得君為念者，但忠臣誌在得君，鄙夫誌在得祿。忠臣得君，誌在任事，鄙夫得君，誌在竊權。心術之公私少異，而人品之忠奸頓殊，明主不可不察也。

原文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今譯孔子說：“古代人有三種毛病，現在恐怕連這三種毛病也都不是原來的樣子了。古代的狂人不過是肆意直言，而現在的狂人卻是放蕩不羈了；古代驕傲的人隻不是有些難以接近，而現在那些驕傲的人卻是凶惡蠻橫了；古代愚笨的人隻不過有些直率，而現在愚笨的人卻是欺詐啊。”

張居正講評疾字解做病字。凡人氣失其平，則致病，故人之氣質有偏者，亦謂之病。亡字與有無的無字同。狂是誌願太高的人。肆是不拘小節。蕩是放蕩。矜是持守太嚴的人，即狷者也。廉是梭角峭厲，忿戾是忿爭乖戾，愚是昏昧不明的人。直是直憨，詐是虛詐。孔子歎說：“人之氣稟中和者少，偏駁者多。一有偏駁，則行有疵病而謂之疾。然古之時，風氣純厚，其中雖有三樣資稟偏駁、過中失正的人，然皆質任自然，本真猶未甚鑿也。今則淳者日入於漓，厚者日趨於薄，不但氣稟中和者絕不複見，就是那三樣病痛的人，或者也冇有了。蓋古之人，有誌願太高，銳意進取的，這是狂之疾。然其狂也，不過誌大言大，不拘小節，肆焉耳矣。若今之所謂狂者，則不顧禮義之大閒，縱放於規矩之外，而流於蕩矣。古之人有賦性狷介，持守太嚴的，這是矜之疾。然其矜也，不過立崖岸，有棱角，示人以難親，廉焉耳矣。若今之所謂矜者，則逞其剛狠之氣，動至與人乖忤，而流於忿戾矣。古之人，有資識魯鈍，闇昧不明的，這是愚之疾。然其愚也，不過任性率真，徑行自遂，直焉耳矣。若今之所謂愚者，則反用機關，挾私妄作，而流於詐矣。”夫狂而肆焉，矜而廉焉，愚而直焉，此雖氣質之偏，而本真未喪。若加以學問磨礱之功，其病猶可瘳也。至於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則習與性成，將並其疾之本然俱失之矣，欲複乎善，豈不難哉?所以說，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夫子此言，蓋深歎時習之偷，而望人以學問變化之功者至矣。

原文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今譯孔子說：“我厭惡紫色取代了紅色；我厭惡鄭國的樂曲擾亂了典雅的樂曲；我厭惡用強嘴利舌而顛覆國家的事情。”

張居正講評朱是正色，紫是間色。鄭聲是鄭國之音。雅是正，利口是巧言辯給之人，覆是顛覆。孔子說：“天下之理，有正則有邪，而邪每足以害正。如色以朱為正，有紫色一出，其豔麗足以悅人之目，於是，人皆貴紫而不貴朱，而硃色之美反為所奪，故所惡於紫者，為其能奪朱也。樂以雅為正，自鄭聲一出，其淫哇足以悅人之耳，於是人皆聽鄭聲而不聽雅樂，而雅音之善，反為所亂，故所惡於鄭聲者，為其能亂雅樂也。至若事理之是非，人品之賢與不肖，本自有一定之論，乃有一種利口的人，把是的說做非，非的說做是，賢的說做不肖，不肖的說做賢，其巧言辯答足以惑亂人意，聳動聽聞，人主不察而誤信之，必至於舉動錯亂，用舍倒置，正人運去，小人得誌，而邦家之顛覆不難矣。然則，利口之所以可惡者，豈非以其貽覆邦家也哉?”按孔子此言，其意專惡利口之人，借紫與鄭聲為喻耳。從古至今，邪佞小人讒害正直，傾覆國家者不可悉數，如費無忌、江充之流，雖父子兄弟、骨肉至親亦被其陷害，況臣下乎?是以，大舜疾讒說殄行。《大學》說：“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蓋畏其流禍之慘毒，故深惡而痛絕之也。人君之聽言，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原文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今譯孔子說：“我不想再說話了。”子貢問：“你如果不說話，那麼我們這些學生還能傳述什麼呢?”孔子說：“老天說過什麼嗎?四季照常運行，百物照常生長，老天說過什麼呢?”

張居正講評述是傳述。昔孔門學者，多求聖人之道子言語之間，而不知體認子身心之實。故孔子警之說道：“天下之道，以有言而明，亦以多言而晦。我自今以後，要默然無言矣。”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即疑而問之說：“天下道理，全賴夫子講明，然後門弟子得以傳述。若夫子不言，則門人小子何所聞而傳述之乎?”孔子曉之說：“子謂道必以有言而後傳，獨不規諸天乎?今夫天，衝漠無朕，何嘗有言哉?但見其流行而為四時，則春、夏、秋、冬往來代謝，而未嘗止息也。發生而為百物，則飛、潛、動、植，因物賦形，而無所限量也。是天雖不言，而其所以行，所以生，則冥冥者實主之。蓋造化之機緘，固已畢露於覆載之間矣，亦何俟於言哉?觀天道以無言而顯，則我之教人，固亦無俟於言矣。”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正與天道不言而成化一般，學者熟察而默識之，自有心領而神會者，豈待求之於言語之間乎?故孔子前既以無行不與之教示門人，此又以天道不言之妙喻子貢，其開示學者，可謂切矣。

原文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今譯孺悲很想見孔子，孔子以有病為由托辭不見。傳話的人剛一出門，（孔子）便取來瑟邊彈邊唱，故意讓孺悲聽到。

張居正講評孺悲是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一日來求見孔子。想當時必有得罪處，故孔子不欲與之相見，而托言有疾以辭之。然既辭以疾矣，又恐其不悟，乃俟傳命者方出戶，即取瑟而絃歌之，使孺悲聞而知其非疾焉。夫孔子於孺悲之見，本非疾也，而辭以疾絕之也。既辭以疾矣，又使之知其非疾，警之也。使孺悲苟能省其過而遷於善焉，聖人亦其終絕之乎?此所謂不屑之教誨也。

原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冇，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可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今譯宰我問道：“父母死了，服喪三年，時間也太長了。君子有三年不去學習禮儀，禮儀必然敗壞；三年不去練習音樂，音樂就會荒廢。陳穀吃完，新穀登場；鑽燧取火的木頭又經過了一個輪迴，有一年的時間也就可以了。”孔子說：“（父母死了才一年的時間，）你就吃起了珍貴的白米飯，穿起了高級的花緞衣，你心安嗎?”宰我說：“我心安。”孔子說：“你心安，那你就那樣去做吧!君子守喪期間，吃美味不覺得香甜，聽音樂不覺得快樂，住在家裡不覺得舒服，所以纔不會那樣做。如今你既然覺得心安，你就那樣去做吧!”宰我出之後，孔子說：“宰我真是不仁呀!兒女生下來，到三歲時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給父母服喪三年，天下人都是這樣做的。而宰子對他的父母冇有三年之愛嗎?”

張居正講評宰我是孔子弟子，名子。週一歲為期。燧是镄火之木。古人镄木取火，四時各有所宜。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槽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故叫做镄燧改火。已是止，懷是抱。宰我問於孔子說：“古禮，人子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為製。以予觀之，禮貴通變，但持喪一年亦已久矣，何必三年?蓋君子三年在衰經之中，不去習禮，則禮節疏曠，而禮必壞矣；三年在哀慼之中，不去習樂，則音律廢弛，而樂必崩矣。以虛文而妨實學，何益之有哉?若以期年而言，穀之舊者既冇，新者又登，而物侯為之一變。鑽木取火，木既更而火已改，而天運為之一週。人子哀痛之情至是亦已儘矣，喪不可以止平?”夫短喪非串我之本意，但有疑於古禮之難行，因設此間耳。孔子詰之說：“三年之喪，食必蔬食，衣必衰麻，禮也。你說期年可止，則自期年之後，便當舍蔬素而食稻，釋衰經而衣錦，於汝心能自安乎?”宰我不察而直應之說：“安。”則昧其本心之良矣。孔子遂責之說：“凡人有所不為，隻為心上不安耳。汝既安於食稻衣錦，則期年之喪，任汝為之矣。夫禮因人情而生者也，君子居父母之喪，哀痛迫切，口食旨味而不以為甘，耳聞音樂而不以為樂，身之居處，臥苫枕塊，而不即安便，惟其心有所不忍，故不肯為食稻衣錦之事也。今汝既以食稻衣錦為安，則期年之喪，何不可為乎?”孔子此言，所以絕之者至矣。及宰我既出，孔子又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也，乃複深探其本而斥之說：“人未有不愛其親者，宰予何其愛親之薄而不仁也。夫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後能免於父母之懷抱，故喪必以三年為期，以少儘其報稱之情耳!白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不本於父母，則無一人不有此喪服，是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也。予亦人子也，寧獨無三年之恩愛於其父母乎?今乃謂親喪可短，則何其薄親之甚哉?”孔子此言，欲宰我聞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夫子於父母，終身慕之，豈謂三年之喪足以儘其心乎?蓋先王因人情而為之節文，使賢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得以企而及耳。宰予不求先王製禮之意，而徒欲任情以為禮，故孔子責之如此!蓋以垂教萬世也。

原文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如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今譯孔子說：“整天吃飽了飯，什麼心思也不用，真是太難了!不是還有玩博和下棋的遊戲嗎?乾這個也比閒著好!”

張居正講評博是居戲，奕是圍棋，賢是勝，已是止。孔子說：“吾人日用之間，莫不各有當為之事，必知所用心而後能有成也。設使終日之間，優遊放曠，惟知饜飽飲食而已，於凡義理所當講求，職業所當修舉者，一無所用其心。如此之人，神昏誌惰，把光陰都虛度了，一事無成，百事皆廢，欲以入德而成人，豈不難哉?不有居戲圍棋而博奕者乎?這等的人雖所為非正，然其心未嘗無事也，較之悠悠盪盪，全然無所用心者，豈不猶為勝乎?”孔子此言，非以博奕為可為，特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蓋人之一心常運用斯常精明，是以堯舜兢業，大禹孜孜，文王日昃不遑暇食。古之聖人豈好為是焦勞哉?誠以心易放而難收，一念不謹，則庶事隳而天工曠，其關係治亂，非細故也。明主宜深省於斯。

原文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今譯子路問道：“君子崇尚勇敢嗎?”孔子回答說：“君子以道義作為至高無上的品德。君子崇尚勇敢而冇有道義，最後就會陷入搗亂背叛的境地。小人崇尚勇敢而冇有道義，最後就會成為偷盜。”

張居正講評尚是崇尚。昔子路好勇，故問於孔子說：“君子為人，亦尚剛勇否乎?”孔子教之說：“君子之人惟以義為上而已。蓋義者事物之權衡，立身之主宰，是以君子尚之。義所當為，則必為；義所不當為則不為。雖萬鐘千駟，有弗能誘；雖刀鋸鼎鑊，有所弗避，乃天下之大勇也。至於血氣之勇，豈君子之所尚者乎?蓋以血氣為勇，非勇也，使在位的君子徒知有勇，而無義以栽製之，則必將倚其強梁，逆理犯分，或無故而自啟釁端，或任情而妄生暴橫，不至於悖亂不止矣。使在下的小人，徒知有勇，而無義以裁製之，則必將逞其凶狠，放蕩為非，小而草竊奸宄，大而賊殺剽奪，不流於盜賊不止矣。是人之大小尊卑雖不同，苟不義而勇，無一可者也，然則，勇何足尚乎哉?”孔子因子路好勇而無所取裁，故深救其失如此!

原文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今譯子貢問孔子說：“君子也有憎恨的事嗎?”孔子回答說：“有憎恨的事。憎恨宣揚彆人壞處的人；憎恨居下位而毀謗在上的人；憎恨勇敢卻不懂禮節的人；憎恨固執卻不同事理的人。”孔子又說：“賜呀，你也有憎恨的事嗎?”子貢說：“（我）憎恨偷襲彆人的成績而作為自己的知識的人；憎恨把謙虛當作勇敢的人；憎恨揭發彆人**而自以為直率的人。”

張居正講評下流是在下卑賤之人。訕是謗毀。窒是窒塞不通。徼是伺察。訐是攻發人之陰私。子貢問於孔子說：“君子於人無所不愛，豈亦有所惡者乎?”孔子教之說：“好惡，人之同情，君子豈無所惡乎?其所惡者有四：其一，惡那樣刻薄的人，專喜稱揚人之過惡，全無仁厚之意者。其一，惡那樣忿戾的人，身居汙下之地而謗毀君上，非毀尊長，無忠敬之心者。其一，惡那樣強梁的人，好剛使氣，徒恃其勇而不知禮讓，至於犯上而作亂者。其一，惡那樣執拗的人，臨事果敢，率意妄為而不顧義理，往往窒塞而不通者。凡此，皆人心之公惡，故君子惡之也。”孔子因問子貢說：“汝賜也亦有所惡乎?”子貢對說：“賜之所惡者有三，其一，惡那樣苛刻的人，本無照物之明，乃竊竊焉伺察人之動靜，而自以為智耳。其一，惡那樣剛愎的人，本無兼人之勇，徒悻悻然淩人傲物，而自以為勇者。其一，惡那樣偏急的人，本無正直之心，專好攻訐人之陰私，而自以為直者。賜之所惡，如此而已。”由此觀之，聖賢所惡，雖有不同，而以忠順長厚之道望天下，其意則一而已。蓋天下之患，常始於輕薄恣睢之徒，橫議憑陵，而紀綱風俗，遂因之以大壞。明主知其然。故務崇渾厚以塞排詆之端，攬權綱以消悖慢之氣。故讒慝無所容，而凶人自伏也!審治體者宜辨之。

原文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今譯孔子說：“隻有女子和小人是難以相處的，親近他們，他們就會無禮；疏遠他們，他們就會怨恨。”

張居正講評小人是仆隸下人。近是狎昵的意思。遠是疏斥的意思。孔子說：“天下的人，惟有婦人女子與仆隸下人最難畜養。何以言之?常情於這兩樣人，不是過於用恩，狎昵而近之，便是過於用嚴，疏斥而遠之。若是呢近他，他便狎恩恃愛，不知恭遜之禮，是近之不可也；若是疏遠他，他便失去所望，易生怨恨之心，是遠之不可也，此其所以難養也。誠能莊以臨之，慈以畜之，則既有以消其怙恃之心，又有以彌其憤恨之意，何怨與不遜之足患乎?”

原文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今譯孔子說：“到了四十歲的時候還被人所憎惡，他這一生也就完了。”

張居正講評孔子說：“人年四十，乃是成德之時。前此，而年力富強，正好加勉。過此，則神誌衰怠，少能精進矣。若於此時，而猶有過惡見憎惡於人，則善之未遷者，終不及遷，過之末改者，終不及改，亦止於此而已，可不惜哉?”這是孔子勉人及時進修的意思，人能以此自警於心，雖欲一時不汲汲學問，以求日新其德業，不可得矣。

微子第十八

原文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乾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今譯微子離開了紂王，箕子做了他的囚徒奴隸，比乾因直言敢諫而被殺死了。孔子說：“殷朝有三位仁人啊！”

張居正講評微子是商紂之庶兄，箕子、比於是紂叔父。當理而無私心叫做仁。昔紂為無道，其國將亡。微子進諫不聽，恐一旦被禍，絕了商家宗祀，遂引身而去之。箕子諫紂不聽，被紂囚繫為奴，因佯狂而受辱。比乾直言極諫，犯紂之怒，被紂殺之，剖其心以死。此三人者同為紂之親臣，而或去，或不去，或以死，行各不同。孔子從而斷之說：“殷有三仁焉。”蓋論人者不當泥其跡而當原其心。三人者就其跡而觀之，雖有不同，原其心而論之，則其憂君愛國之忠，至誠惻怛之意，一而已也。其去者欲存宗祀，非忘君也，奴者欲忍死以有待，非懼禍也。死者欲正言而悟主，非沽名也，所以說，殷有三仁焉。蓋自孔子之論定，而三子之心，始白於天下後世矣。大抵人臣之義，莫不願世平主聖，服休寵而保榮名者，不得已而逃遁、而囚辱、而殺身，則所遇之不幸耳。向使紂有納諫之美，而三仁者得效其進諫之忠，相與救過圖存，則商祀未宜遽絕也，乃拒諫飾非，淫威以逞，卒之三仁去而殷國墟，豈不可為永鑒哉?

原文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今譯柳下惠當典獄官的時候，曾被三次被降職或罷免。有人說：“你不可以離開魯國嗎?”他說：“按正道事奉君主，到哪裡不會屢遭罷斥呢?如果不按正道事奉君主，為什麼一定要離開魯國呢?”

張居正講評柳下惠是魯之賢人。士師是掌刑獄的官。三黜是屢遭罷斥。父母之邦指魯國說。昔柳下惠為魯士師之官，屢被退黜。人或有諷之者說：“子屢擯不用如此，尚未可以去而之他國乎?”言其道不合則當去也。柳下惠答說：“我之所以屢被罷黜者，隻因我直道而行，不能屈己以隨人耳!今世之人，誰不悅佞而惡直?若我守定這衛直之道以事人，則到處為人所惡，何所往而不被其退黜?若我肯阿意曲從，枉己以事人，則到處為人所喜，隻在我魯國亦自安其位了，又何必遠去父母之邦乎?”柳下惠亦此解或人之言，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要之，衰世昏亂，故正直見惡於時，惟治朝清明，斯君子得行其誌，是以有道之君子秉公持正者，必崇獎而保護之，傾險邪媚者，必防閒而斥遠之，則眾正之路開，而群枉之門杜矣!

原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今譯齊景公講到對待孔子的禮儀時說：“像魯君對待氏氏那樣，我做不到；我用介於於李氏和孟氏之間的待遇來對待他。”又說：“我老了，不能用了。”孔子（知道後，）便離開了齊國。

張居正講評昔孔子適齊。齊景公素知孔子之賢，因與其臣商量待孔子的禮節，說道：“魯有三卿，季氏最貴，魯君待之極隆。我今要把魯君待季氏的禮待孔子，似為過厚，則我有所不能。若把魯君待孟氏的禮待他，於禮又簡，有所不可。就中斟酌，當以季、孟之間待之，固不至如季氏之隆，亦不至如孟氏之筒，庶幾其可乎?但惜我年已衰老，不能用其道矣。”夫孔子至齊。本為行道，既不能用其道，而徒擬議子禮節之間，則已虛拘焉耳。蓋不合則去，一重道之義也。

原文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今譯齊國人送了一些歌姬舞女給魯國，季桓子接受了，三天不上朝。孔子於是離開了。

張居正講評季桓子是魯大夫，名斯。魯定公時，孔子為司寇，三月而魯國大治。齊人懼其為霸，因設計選好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乘文馬，舞康樂以饋送魯君，欲以惑亂其心，阻壞其政。魯君果中其計，與同季桓子再三遊觀，悅而受之。於是荒於聲色，怠於政事，三日不複視朝，則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故孔子行。蓋禮貌衰則去，一見幾之明也。合前章而觀，景公知好賢矣，而耄倦於勤，好之而不能用，定公能用之矣，而中荒於欲，用之而不能終，無怪乎二國之不兢也。

原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今譯楚國的狂人接輿唱著歌從孔子的車旁走過，他唱道：“鳳凰呀，鳳凰呀，為什麼你的德運這麼衰弱呢?過去的已經無法挽回，未來的還可以挽救。算了吧，算了吧。今天的執政者是危險極了!”孔子下車想和他談談，他卻跑著避開，孔子冇能和他談話。

張居正講評接輿，是楚之狂士。昔周之衰，賢人隱遁。接輿蓋亦佯狂以避世者也。殆字解做危字。下，是下車。辟，是躲避。昔孔子周流至於楚地，楚之狂人接輿者，口中唱歌而行過孔子之車前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說鳳凰是靈鳥，能審時知世，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所以為稀有之祥瑞。如今是什麼時候，乃出現於世，是何其德之衰而不知自重耶!然既往之事，雖不可諫止，從今以後，尚可以改圖，趁此之際，可以止而隱去矣。我觀今之出仕而從政者，非惟不能建功，且將至於取禍，亦岌岌乎危殆而難保矣，於此不止，安得謂之智乎?”接輿之意，蓋以鳳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全身以遠害也，然以避世為高，而不以救時為急，則其趨向之偏甚矣。孔子時在車中聞其歌詞，知其為賢人，故下車來欲與之講明君臣之大義，出處之微權。而接輿自以為是，不肯接談，遂趨走避匿，孔子竟不得與之言焉。蓋聖人抱拯溺亨屯之具，而又上畏天命，下悲人窮，是以周流列國，雖不一遇，而其心終不能一日忘天下也。彼接輿之徒，果於忘世，往而不返，何足以語此哉?

原文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今譯長沮、桀溺在一起耕田，孔子路過，讓子路去尋問渡口在哪裡。長沮問子路：“那位拿著韁繩的人是誰?”子路回答：“是孔丘。”長沮說：“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說：“是的。”長沮說：“他恐怕旱已知道渡口的位置了。”

張居正講評長沮、桀溺都是人姓名，蓋亦賢而隱者也。二人相併為耦。津是河邊渡口。執輿是執轡在車。昔孔子自楚反蔡，子路禦車而行。適遇隱士二人。一個叫做長沮，一個叫做桀溺。兩人並耕於野。孔子經過其地，將欲渡河，不知渡口所在，因使子路下車而問於長沮。長沮問說：“那坐在車上執轡的是誰廠子路對他說：“是孔丘。”長沮素知孔子之名，因問說：“是魯國之孔丘與?”子路對說：“是也。”長沮遂拒之說：“問者不知，知者不問。既是魯之孔丘，他遊遍天下，無一處而不到，於津渡所在，必已知之久矣，又何必問於我哉?”其意蓋譏孔子周流而不止也。

原文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今譯子路再去問桀溺。桀溺說：“你是誰?”子路回答：“我是仲由。”桀溺說：“你是魯國孔丘的門徒嗎?”子路回答：“是的。”桀溺說：“像洪水一樣的壞事到處都是，你們同誰去改變它呢?而且你與其跟著（孔丘那種）逃避人的人，為什麼不跟著我們這些逃避社會的人呢?”說完，仍舊不停地在田裡的農活。

張居正講評滔滔是流而不及之意。易是變易。於此不合，去而之他國，叫做辟人之士。高蹈遠舉，與世相違，叫做辟世之士。棱是田器，所以扒土覆種者。輟是止。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肯告。因又問於桀溺，桀溺問說：“你是誰?”子路說：“我是仲由。”桀溺素聞孔子弟子有仲由者，因問說：“是魯國孔丘之徒與?”子路對說：“然。”桀溺遂責之說：“人貴識時，我看如今的世道，愈趨愈下，如流水滔滔，不可複反。舉一世而皆然，其亂極矣!若要易亂為治，易危就安，將誰與轉移之乎?今汝之師，今日之齊，明日之楚，不合於此，又求合於彼，是乃辟人之士，亦徒勞而已。你與其從著那辟人之士，奔走而無成，豈若從我辟世之士，離塵遠俗，優遊而自樂哉?”語畢，遂自治其田事，梗而不止，亦不告以津處。其拒之也深矣!

原文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今譯子路回來後把長沮、桀溺說的話報告給孔子。孔子失望地說：“人與飛禽走獸是不能合群共處的，如果不同世上之人打交道，又與誰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會與你們一道來從事改革了。”

張居正講評憮然是悵然歎息的意思。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而不見答，反被其譏諷，於是還以二人之言告於孔子。孔子惜其不喻己意，乃憮然歎息說：“彼謂辟人不如辟世，則必高飛遠舉，不在人間方可耳。殊不知人生天地間，鳥獸既是異類，不可與之同群。若斯人者，固與我並生並育，同一氣類，吾不與之為群而誰與哉?既與之為群，則不可絕人逃世以為潔矣!他說天下無道，誰與易之?不知我之所以周流不息，正為天下無道，故欲出而變易之也。若使天下有道，世已治，民已安，則固無用我之變易，而我豈樂於多事哉?彼二子者其亦不諒我之心矣!”蓋天生聖賢本為世道計。故古之聖人，民饑則曰己饑，民溺則曰己溺。一夫不獲，則曰已辜。其憂時憫世，非但其心之不容己，亦其責之不可辭耳，使如沮、溺之言，則安危理亂邈不相關，生民將何所托命平?有世道之責者，宜加意焉。

原文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筱。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今譯子路跟隨孔子出行，落在了孔予後麵，遇到一位用柺杖挑著除草工具的老丈。子路問道：“你看到我的老師了嗎?”老頭說：“我手腳不停地勞作，五穀還來不及播種，哪裡顧得上看你的老師是誰?”說完，便扶著柺杖去除草。子路拱著手恭敬地站在一旁。老人留子路在家中住宿，還殺雞做小米飯給子路吃，又叫他的兩個兒子出來與子路見麵。

張居正講評丈人是老人。筱是竹器。去草叫芸。昔孔子周流四方，子路隨行，偶相失在後，於田間遇一老人，以拄杖挑著竹器。子路問說：“你曾見我師夫子否?”丈人不對而直責之說：“汝於四體，則不知勤勞耕作以自食其力；於五穀，也不能分辨其孰為稻，孰為黍稷，孰為麥菽。舍其農業而從師遠遊，卻來問汝夫子於我，我知誰是你的夫子?”遂植立其杖，而自於田間芸草，更不答他。子路聞丈人之言，知其為賢人也，遂竦然起敬，拱手而立。丈人見子路改容相待，亦為之感動，遂留子路宿於其家，殺雞造飯以管待之，又令其二子出見，敘長幼之禮焉。蓋春秋之時，天下無道，賢人隱遁，而孔氏之徒獨周遊四方，欲以行道濟時，故動而見沮如此，可以觀世矣!

原文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今譯第二天，子路趕上了孔子，把這件事告訴了他。孔予說：“這是個隱士啊。”讓子路回去再看看他。子路到了那裡，老丈人已經走了。子路說：“不做官是不對的，既然知道長幼之間的禮儀不能廢棄，那麼君臣之間的大義怎能廢棄呢?想要自身清白，卻不破壞了君臣之間應有的大義。君子做官，隻是為了自己應儘的責任，至於道義的行不通，早就知道了。”

張居正講評子路遇丈人之次日，前行追及孔子。把丈人責己之言，相待之禮，一一告知。孔子說：“觀此人的言語行事，乃賢而隱遁者也。惜其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複回見之，欲曉然告以君臣之義，及至其家，而丈人已先出，不得相遇矣。子路乃就夫子之意，說道：“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人臣事君，義所當然也。若不仕，則是無君臣之義矣。夫君臣、長幼並列於五倫，而君臣為尤大。丈人昨使其二子出見，是於長幼之節，既知其不可廢矣，至於君臣之大義，卻何其獨廢之耶?今汝以隱為高，不過欲全生避世，歸潔其身而已。不知一身雖潔，而君臣之義，從此遂廢，寔有亂乎人之大倫矣，大倫豈可亂者乎?故君子之出而事君，豈是要圖富貴?蓋欲行此君臣之義耳。若夫衰世難挽，明君難遇，道之不行，我豈不知?但恐廢義而**，有不忍恝然者耳。丈人何其見之固哉!大抵接輿，沮、溺、丈人之徒，皆明於保身，而昧子行義，故往往是己見而非聖人。不自知其陷於一偏，害義而傷教也。”是以，夫子每倦倦接引，各因其明以通其蔽，所以扶世教而正人心者，意獨至哉!

原文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今譯被遺落的人纔有：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柳下惠、朱張、少連。孔子說：“不降低自己的意誌，不辱冇自己的身份，這是伯夷、叔齊吧!”說柳下惠、少連是“被迫降低自己的意誌，辱冇自己的身份了，但他們的言語合乎倫理，行為合乎人心。”又說虞仲、夷逸“過著隱居的生活，說話放肆直率，行為廉潔，能夠放棄官位保全自身，這合乎權變的道理。”“我卻和這些人不同，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那樣做。”

張居正講評逸民，是隱逸高尚的人。虞仲，即周太王次子，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倫是義理之次第。慮，是思慮。記者說，古時隱逸高尚之士，可以考見者七人，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然七人者，誌節雖同，而製行則異。孔子一一而品評之說：“立誌高而不肯少有貶屈，持身潔而不肯少有汙染，其伯夷、叔齊歟?觀他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峻節清風，何凜凜也!若夫柳下惠、少連，則和同混俗，於人無忤。雖降屈其誌，卑辱其身，有弗惜者，其出言則合乎倫理，行事必當乎人心，以之處世，如此而已矣，不為過高絕俗之行也。至於虞仲、夷逸則行不必其中慮，而隱居以自適；言不必其中倫，而放言以自廢矣，然雖隱居獨善，而潔身不汙，合乎道之清，雖放言自廢，而韜晦得宜，合乎道之權。蓋與矯異之士，害義傷教者不同矣，然此七人者，其行雖潔，其誌雖高，而未免有執一之病也。在夷、齊、虞仲、夷逸，則以絕世離俗為可，而以和光同塵為不可；在柳下惠、少連則以和光同塵為可，而以絕世離俗為不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都先有個主意在，其見偏矣!若我則異於是，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因時製宜，不膠於一定，固無所謂可，亦無所謂不可也，此我所以異於逸民歟。要之，七人之心有所倚，故止成其一節之高，聖人之心無所倚，故優入於時中之妙。所以說，觀乎聖人，則見賢人，凡行己處世者，當知所取法矣!

原文大師摯適齊，亞飯乾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鞀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今譯太師摯到齊國去了，亞飯乾到楚國去了，三飯繚到蔡國去了，四飯缺到秦國去了，打鼓的方叔到了黃河邊，搖小鼓的武到了漢水邊，少師陽和擊磬的襄到了海邊。

張居正講評太師是樂官之長。古時國君每食，必作樂以侑食，故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名。少師是樂官之佐。鼓、播鞀、擊磬都是掌樂器的官。齊、楚、蔡、秦、河、漢、海都是地名。魯自三家僭亂，歌雍舞佾，私家日盛，而公室反微。音樂廢闕宗廟之祭，至不能備八佾之舞，於是典樂之官，皆失其職，散而之四方。有掌樂的太師名摯者，去而適齊，掌亞飯之樂名乾者，去而之楚。掌三飯之樂名繚者，去而之蔡。掌四飯之樂名缺者，去而之秦。掌擊鼓的官名方叔者。去而入居於河內。掌播搖鞀鼓的官名武者，去而入居於漢中。為樂官之佐名陽與擊磬的官名襄者，去而入居於海島。夫禮樂所以為國者也，魯失其政，下陵上替，禮壞樂崩，至使瞽師樂官皆不能守其職，而紛然四散。是尚可以為國乎?記者言此，蓋傷魯之衰也。

原文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今譯周公對魯公說：“君子不疏遠他的親屬，不使大臣們埋怨不用他們。舊友老臣冇有嚴重過失就不要拋棄他們，不要對某個人求全責備。”

張居正講評魯公是周公之子伯禽。施字當作弛字，是廢棄的意思。以，是用。昔魯公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說道：“立國以忠厚為本。忠厚之道在於親親，任賢、錄舊、用人而已。蓋親，乃王家一體而分者，苟恩義不篤，則親親之道廢矣，必也親之慾其貴，愛之慾其富，使至親不至於遺棄可也。大臣，國之所繫以為安危者，苟大臣有怨，則任賢之禮薄矣，必也推心以厚其托，久任以展其才，不使大臣怨我之不見信用，可也。故舊之家皆先世之有功德於民者，苟棄其子孫，則念舊之意衰矣。必也官其賢者，其不賢者亦使之不失其祿，非有惡逆大故，則不棄也。人之才具各有短長，在乎因材而器使之，苟責備於一人，則用才之路狹矣。必也因能授任，不強其所不能。無求全責備於一人焉。此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道也。汝之就封，可不勉而行之，以培植國家之根本哉?”按周家以忠厚立國，故周公訓其子治魯之道，亦不外此。其後周祚八百，而魯亦與周並傳綿遠，豈非德澤浹洽之深哉?此為國者所當法也。

原文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腡。

今譯周代有八個德才兼備的人：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腡。

張居正講評伯、仲、叔、季是兄弟次序。記者說：賢才之生，關乎氣運。昔周室盛時，文武之德澤涵育者深，天地之精英蘊蓄者久，於時靈秀所鐘，賢才備出，其中最奇異者，兄弟八人同出一母，而又皆雙生。其頭一胎生二子，叫做伯達、伯適；第二胎生二子，叫做仲突、仲忽；第三胎生二子，叫做叔夜、叔夏；第四胎生二子，叫做季隨、季蝸。此八士者產於一母，萃於一門，而又皆有過人之德，出眾之才。多而且賢，真乃是盛世之瑞，邦家之光。其關係一代氣運，豈偶然哉?考之堯、舜之時，有八元八愷；成周則有八士，蓋天將祚帝王以太平之業，則必有多賢應運而生，一氣數之自然耳!顧天能生才而不能用才，舉而用之，責在人主。是以，史稱舜舉十六相而天下治。《詩》雲：“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其能用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