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彆裁 論語卷六

子路第十三

原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今譯子路問怎樣管理政事。孔子說：“做在老百姓之前，使百姓勤勞。”子路請求再多講一點。孔子說：“不要懈怠。”

張居正講評先，是倡率的意思。勞，是以身勤勞其事。倦，是厭怠。子路問為政之方，孔子告之說：“為政有本，不宜徒責於人，惟當反求諸己。以興民行，毋徒以言語教導之而已，必也以身先之。如欲民親其親，則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則先之以弟；欲民之忠，則先之以不欺；欲民之信，則先之以用情。件件都從己身上做個樣子與他看，則民自有所觀感興起，而教無不行矣。以作民事，毋徒以政令驅使之而已，必也以身勞之。如欲民勤於耕，則春省以補其不足；欲民勤於斂，則秋省以助其不給。或勸課其樹蓄，或巡行其阡陌，件件都親自與百姓每料理，則民競相勸勉，而事無不舉矣。為政之道，不外此二端而已。”子路自負其兼人之勇，以為政亦多術，恐不止於先之勞之二者而已，故複請增益焉。孔子以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又告之說：“為政不在多言，前說已儘，無可益也。但天下之事，勤始者多，克終者少，子惟於此二者，持之有常，勿生倦怠。民行雖已興矣，所以率先之者愈加；民事雖已舉矣，所以勤勞之者愈力，則教思無窮容保無疆，為政之能事畢矣。二者之外，更何所益乎廣然先勞無倦，不止居官任職者為然，人君之治天下，非躬行不足以率人，非久道不足以成化，尤當於此深加之意也。

原文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今譯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問孔子怎樣管理政事。孔子說：“先責成手下負責具體事務的官吏，讓他們各負其責，赦免他們的小過錯，選拔賢纔來任職。”仲弓說：“如何來辨彆是賢才而將其選拔出來呢？孔子說：“選拔你所瞭解的。至於你不瞭解的，彆人難道還會埋冇他們嗎?”

張居正講評季氏，是魯大夫。宰，是邑長。有司，是眾職。赦，是寬宥。昔者仲弓為季氏屬邑之宰，問政於孔子。孔子告之說：“宰兼眾職，若不分任於先，何以責成於後?故必先授其任於有司，使各專去辦理，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人有大過，固不可不懲，若小小差失一概苛責，則法太密而人無所容，故必於小過而寬宥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至於賢纔不舉，則眾務必至於廢弛，故凡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這便是為政之道。”仲弓又問說：“先有司可能也，赦小過可能也，若夫賢才之伏無儘，我豈能以一人之智，儘知天下賢才而舉之乎?”孔子說：“賢才之在世也，汝雖不能儘知，然豈一無所知者乎?汝雖有所不知，然人豈無知之者乎?汝但於汝之所知者，舉而用之，則人見其誠心薦賢，莫不感動。凡汝之所不知者，亦皆將舉之矣，其孰肯終舍之哉。”蓋秉彝、好德，人心所同，舉其所知者於己，而付其所不知者於人，自可無遺賢之患矣。若必自己儘知而儘舉之，何其示人之不廣耶?即此觀之，聖賢用心之大小可見矣。大抵夫子所言，皆為政之大體，雖古先帝王致治之盛，亦不外此。故獄慎罔兼，先有司也；眚災肆赦，赦小過也；翕受旁招，舉賢才也。三者之中，舉賢為尤要，能舉賢才，則政乎訟理。凡先有司，赦小過，皆舉之矣，所以說，治天下者在得人，誠君道之首務也。

原文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手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今譯子路說：“衛國國君在等待您去治理國家，您打算先從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說：“首先必須正名分!”子路說：“有這樣做的嗎？您想的太不合時宜了。這名怎麼正呢？”孔子說：“仲由，你怎麼如此粗野啊!君子對於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總是采取存疑的態度的。”

張居正講評衛君，是出公，名輒。昔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出奔於晉。靈公卒，立蒯聵之子輒為君。其後蒯聵欲返國，輒拒而不納，凡宗廟祭祀，與夫出政施令於國，都隻稱靈公為父，不認蒯聵，是統嗣不明，名實乖亂甚矣。此時孔子自楚反乎衛，子路方仕於衛，因問於孔子說：“衛君慕夫子之道德久矣，今見夫子之來，必且虛己隆禮，以待子而為政。不知子之為政，其所設施者，以何為先乎?”夫子答之說：“君臣、父子，人之大倫，未有彝倫不敘，而可以為國者。今衛君乃不以其父為父，而以其祖為父，彝倫敔而名實爽矣。若使我行政於衛，必也先正其名，使君臣父子之間，倫理昭然，名實不紊，此乃政事之根本，有國者之急務也。”子路識見未能到此，乃不深思其意，率爾妄言說：“有是哉，夫子之迂闊而不達於時務也。夫為政者，惟取今日可以安國治民者而急圖之可矣。至於父子稱謂之間，乃是小節，何關於國之治亂、事之得失，而必以正名為先乎?”子路之言，粗野甚矣，故孔子直責之說：“野哉仲由，何其識見之鄙陋，而言詞之粗俗也。夫君子於事理有不通曉處，則姑闕其疑，以俟考問。今汝於我之言有所未知，不妨從容辯問，乃率爾妄對，直以為非，不亦野哉!”夫子蓋將詳示子路以正名之說，故先折其粗心浮氣如此。

原文“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今譯“名分不正，說起話來就不順當合理，說話不順當合理，事情就辦不成；事情辦不成，禮樂也就不能興盛；禮樂不能興盛，刑罰的執行就不會得當；刑罰不得當，就會使老百姓無所適從。”

張居正講評事得其序便是禮。物得其和便是樂。措，是安置的意思。孔子告子路說：“吾之所以欲先正名者，豈故為是之迂哉!蓋以為政之道，必名分先正，而後百凡施為皆有條理。若使名有不正，非君臣而強為君臣，非父子而強為父子，則發號施令，稱謂之間必然有礙而言不順矣。言不順，則名實乖錯，言行相違，所為之事如何得成?事不成，則動皆苟且，必然無序而不和，禮樂如何可興?禮樂不興，則法度乖張，小人得以倖免，君子反罹於罪，刑罰如何可中?刑罰不中，則民莫知所趨避，而無安身之地，何所措其手足?夫以名之不正，其弊遂至於此，可見大網一隳，萬目瓦裂，而國非其國矣。為政者，烏得不以正名為先乎?”

原文“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今譯“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個名分，必須能夠說得明白，說出來一定能夠行得通。君子對於自己的言行，是從不馬馬虎虎對待的。”

張居正講評孔子又告子路說：“名一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君子之於名也，必其稱謂之間，皆當其實而無爽，而後以為名，若不可言者，則不敢以為名也。其於言也，必其出諸口者，皆可見之行而無窒，而後以為言。若不可行者，則不敢以為言也。夫名必可言，則名正而言順；言必可行，則言順而事成；而禮樂興、而刑罰中，皆在是矣。所以君子為政，凡於言之稱名者，務求當其實，無所苟且，蓋以是耳。蓋一事得，則其餘皆得；一事苟，則其餘皆苟。吾之慾先正名者，意正為此，子乃反以為迂，豈知治體者哉!”

原文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今譯樊遲向孔子請教如何種莊稼。孔子說：“我不如老農。”樊遲又請教如何種菜。孔子說：“我不如老菜農。”樊遲退出以後。孔子說：“樊遲真是個普通的下等人！”

張居正講評稼，是稼穡，播種五穀之事。圃，是園圃，種蔬菜之事。小人，是識見狹小之人。昔樊遲以務本力農，乃治生之常道，故請問於孔子，欲學為播種稼穡之事。孔子說：“稼穡之事，惟年老的農夫知道，吾不如老農。子欲學稼，問之於老農可也。”樊遲以種植園圃之事，比之稼穡為易，故又請學為圃。孔子說：“園圃之事，惟年老種圃的人知道，吾不如老圃。子欲學圃，問之於老圃可也。”夫樊遲再問，而夫子再拒之如此，是不足之意概可見矣。及其既出，又責之說：“小人哉樊須也。”蓋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修身齊家以治國平天下，大人之事也，務農種圃以自食其力，小人之事也。樊遲遊於聖門，乃不務學為大人，而留心於農圃之事，何其識見之淺小，而誌意之卑陋哉!故夫子以小人責之，蓋將勉之以大人之學也。

原文“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今譯“在上位的人隻要重視禮，老百姓就冇有人敢怠慢；在上位的人隻要重視義，老百姓就不敢不服從；在上位的人隻要重視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來對待你；要是做到這樣，四方的老百姓就會揹著自己的小孩來投奔，哪裡用得著自己去種莊稼呢?”

張居正講評情，是情實。繈負其子，是以布裹小兒子背，而負之以行也。孔子因樊遲之問稼圃，既以小人責之，此又以大人之事曉之，說道：“小人勞力，大人勞心；勞力者居下而聽令於上，勞心者修己以倡率乎下，此天下之大義也。如使為上者，能好禮，而動容周旋皆中其節，則民之得於觀瞻者，自將儼然畏之，誰敢不敬乎?能好義，而設施措置皆合其宜，則民之得子承順者自將帖然守之，誰敢不服乎?能好信，而以實心實意待人，則至誠動物，而民亦以實心實意應之，誰敢不以其情實歸上者乎?能如是，則四方之民聞風向化，皆將繈負其子而至矣。民歸既眾，則皆任土作貢，以奉其上。上雖安享其奉而不為泰也，又安用身親為稼穡之事哉廣此所謂大人之事也。樊遲不此之務，而顧請為稼圃，何其陋哉!夫周公陳《無逸》以告成王，要先知稼穡之艱難，而樊遲請學稼，孔子乃鄙之為小人者。蓋人君深居九重，小民疾苦常患不得上聞，故周公倦倦以此為言。若學者所誌，當以大人自期，又不宜屑屑於農圃之事，周孔之言，夫各有所當也。

原文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今譯孔子說：“把《詩》三百篇背得很熟，讓他處理政務，卻不會辦事；讓他當外交使節，卻不能獨立交涉；讀得雖多，又有什麼用呢?”

張居正講評誦，是讀。詩三百，是《詩經》三百篇。授之以政，是與之以位，而使其行政。達，是通曉。使於四方，是將君之命，出使於他國。專對，是自以己意應對諸侯，不煩指授也。奚字，解做何字。以，是用。為，是語詞。孔子說：“《詩》之為經也，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美惡，政治之得失，故讀之者，必達於政。且其言溫厚和平而不激亢，多所諷喻而不直率，故讀之者必長於言。若有人焉讀《詩》三百篇，可謂多矣。乃授之以政務，而漫不知所設施；出使於四方，而不能自為應對，則是徒有記誦之勤，全無心得之益，讀詩雖多，有何用處?亦與不讀者同矣。所以說雖多亦奚以為?”蓋窮經必先明理，明理方能適用，若不能明理，不過記問口耳之學而已，何足貴哉!然不止三百篇為然，大凡經書所載，莫非經世之典，修齊治乎之理備在其中，讀者須逐一體驗而推行之，乃為有益。不然則是求多聞而不能建事，學古訓而不能有獲，雖多而無用矣，善學者，可不知所究心乎?

原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今譯孔子說：“自身正了，即使不釋出命令，老百姓也會去乾的；自身不正，即使釋出命令，老百姓也不會服從的。”

張居正講評令，是教戒。孔子說：“上之導下，以身不以言。若使倫理無不儘，言動無不謹，淫聲美色不以亂其聰明，便嬖諛佞不以惑其心誌，則身正矣。由是民皆感化，雖不待教令以驅使之，而自然遷善敏德，無敢有違背者。若其身不正，倫理不能儘，言動不能謹，聲色亂其聰明，便佞惑其心誌，則民心不服，雖教令諄切，使之為善，亦有不從者矣。”蓋上之一身，下所視效，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所以《大學》論齊治均平，皆以修身為本，即是此意。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求端於身哉。

原文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今譯孔子說：“魯國與衛國的政事，就像兄弟（的政事）一樣。”

張居正講評孔子說：“魯乃周公之後，衛乃康叔之後，本是兄弟之國。以今日觀之，兩國之政，也正是兄弟一般。以魯，則三家僭竊而公室微；以衛，則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紀綱同一陵替，法度同一縱弛，何其衰亂之適相類也!”蓋夫子思撥二國之亂以反之治，而時不我用，力莫能挽，故徒付之慨歎如此。

原文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今譯孔子談到衛國的公子荊時說：“他善於管理經濟，居家理財。剛開始有一點，就說：‘差不多夠了。’稍微多一些時，又說：‘差不多完備了。’當富足一些時，又說：‘差不多算完美了。”’

張居正講評公子荊，是衛大夫。居室，是處家。合，是聚合。完，是齊備。美，是精美。三個苟字，是聊且粗略的意思。孔子說：“人之嗜慾無涯，則其貪求無厭。若衛公子荊之處家，可謂善矣。蓋公子荊先貧後富。方其貧時，居處服食之類，草革初具而已。在他人處此，必將求其儘有而後為快也。彼則曰：吾今已苟且聚合矣。推其心，使其止於始有，則亦以是為足而不複望矣。既而漸漸少有，在他人處此，必將求其儘備而後為快也。彼則曰：吾今已苟且完備矣。推其心，使其止於少有，則亦以是為足而不複求矣。其後饒裕充足，雖到富有的時節，然未必至於精美，彼則曰：吾今已苟且精美矣。推其心，蓋不啻儘美極備而無以複加矣。是則由合而完，由完而美，可見其隨處而安，而無貪求之想。合曰苟合，完曰苟完，美曰苟美，可見其所欲有節，而無儘美之心。公子荊之居室如此，亦賢矣哉。”大抵人之處世，莫病於貪求，莫貴於知足。然所謂知足者，謂其當下便足，非謂有所期限而止也。若有所期限，則亦不免予求矣。子荊當始有之時，不慕少有；當少有之時，不求富有，隨時便足，無事營求。非其心清欲寡，不以外物累其中者，詎能之乎?故孔子賢之，謂其近於道也。

原文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今譯孔子到衛國去，冉有為他駕車。孔子說：“人口真多啊!”冉有說：“人口已經很多了，應該采取什麼措施呢?”孔子說：“讓他們富裕起來。”冉有說：“富裕起來以後，再該做什麼呢?”孔子說：“對他們進行教化。”

張居正講評適字，解做往字。衛，是衛國。冉有，是孔子弟子。仆，是禦車。庶，是眾多的意思。昔者，孔子周流四方，行到衛國，時冉有為孔子禦車而行。孔子看見那百姓每眾多，因歎說：“眾矣哉此衛國之民也。”冉有問說：“有國者，固欲民之蕃庶，然不知既庶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告之說：“庶而不富，則生養不遂，終必離散，安能長保其庶乎?必也製爲田裡，薄其賦斂，使百姓每豐衣足食，無貧乏之患，則庶者長庶，而可以為充實之國矣。這是王者厚生之政，所當加於既庶之後者也。”冉有又問說：“有國者，固欲民之富足。然不知既富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又告之說：“富而不教，則飽暖逸居，乖爭易起，安能長保其富乎?必也設為學校，教之禮義，使百姓每孝親敬長，興仁讓之俗，則富不徒富，而可以為有道之國矣。這是王者正德之政，所當加於既富之後者也。”聖賢一問答之間，而王道之規模、施為之次第，皆具於此，豈非萬世之法程哉!

原文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今譯孔子說：“如果有人任用我來治理國家，一年便可初見成效，三年就能卓有成效。”

張居正講評期月，是週一年之月。可，是治理可觀。成，是治功成就。昔孔子懷匡世之誌，抱經綸之具，而不得試，故感而歎說：“當今之世，無用我者耳。誠使有人委我以國政而用我焉，雖至於週一年之月而已，將見弊者革，廢者興，紀綱法度漸次就理，皆有可觀者矣。若至於三年之久，則化行俗美，禮備樂和，民生以厚，民德以新，而治功成矣。”惜乎不得少試，而使其徒托諸空言也。

原文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今譯孔子說：“善人治理國家，經過一百年，就可以消除殘暴，廢除刑法殺戮了。這話真對呀！

張居正講評善人，是天資仁厚的人。勝殘，是化殘暴之人。去殺，是不用刑戮。孔子說：“古語有雲：善人治國，累代相繼，至於百年之久，則世德積久，和氣薰蒸，亦可以化殘暴之人，使之同歸於善，不用刑殺而天下自治矣。古語如此，誠哉是言，信有此理也。”蓋凡民之心，有善無惡，其所以放辟邪侈而陷於刑辟者，豈無仁義之良哉?惟上之人無以感之耳。善人為政，雖未必德業全備、禮樂修明，隻以其一念醇厚之心，積之而化，便可使刑措不用，但須先後相承，遲以歲月耳。若夫聖人之治天下，何待百年，其效亦豈止此而已哉。

原文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今譯孔子說：“如果有王者興起，也一定要經過三十年才能實現仁政。”

張居正講評王者，是聖人受命而興。以君主天下者，三十年為一世。仁，是教化決洽。孔子說：“善人為邦百年，僅可以勝殘去殺，不過小康之國而已。若乃至治之世，仁恩滲漉，教化浹洽，舉天下之大，如人一身，血氣周流，無不貫徹，才叫做仁。今明主不作，民之不被其澤久矣。如有聖人受命而起，欲納天下於同仁之域，恐亦未可遽期其效。必是積之以漸，仁心仁政，涵育熏陶，至於三十年之久。然後深仁厚澤，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之人皆涵濡於德化之內，而相忘於熙嗥之天也。夫豈一時可致者哉!”此可見非王道不足以成至治，非悠久不足以行王道。蓋惟唐虞之萬邦時雍，成周之宇宙泰和，可以語此願治者當知所從事矣。

原文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今譯孔子說：“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為，管理政事還有什麼困難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行為，怎能使彆人端正呢?”

張居正講評從政，是為大夫而從事於政治。孔子說：“為政所以正人也，而其本在於正身。苟能居仁由義，動遵禮法，先自正其身矣，則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其於從政而正人也，何難之有?若立身行己，一有未善，不能自正其身，則表儀不端，焉能率下，其如正人何哉?”

原文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今譯冉有退朝回來。孔子說：“為什麼回來得這麼晚呀?”冉有回答說：“有政事。”孔子說：“隻是一般的事務吧。如果是政務，雖然國君不用我了，我也會知道的。”

張居正講評朝，是魯大夫季氏私家之朝。晏，是晚。政，是國政。事，是家事。以，是用。古者大夫雖致仕，猶得與聞國政。昔者冉子為季氏宰，朝於季氏而退，來見孔子。孔子問說：“今日何退朝之晚也?”冉子對說：“適有國政，相與商議，所以來遲。”孔子說：“此必是季氏私家之事耳，非國政也。若是國政，則我舊日曾為大夫，雖已致仕不用，子禮猶得與聞之。今既不聞，則非魯國之政明矣。”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陽為不知而言，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子之意深矣。

原文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今譯魯定公問：“一句話就可以使國家興盛，有這樣的話嗎?”孔子回答說；“不可能有這樣的話，但有近乎這樣的話。有人說過：‘做君主很難，做臣子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知道做君主很難，這不也近乎一句話可以使國家興盛嗎?”

張居正講評定公，是魯君。幾，是期必的意思。魯定公問於孔子說：“為治有要，不在多言，緊要的隻一句言語，便可以興起國家，果有之乎?”孔子對說：“興邦，大功也。一言之微，便未可若是而必期其效。然亦有之。今時人有句話說道：‘為君難，為臣不易。’夫人君勢分崇高，威福由己。若無難為者，殊不知君之一身，上焉天命去留所繫，下焉人心向背所關。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致無窮之患，為君豈不難乎?人臣職守有常，隨分自儘。若可易為者，殊不知臣之事君，上焉輔之以凝承天命，下焉輔之以固結人心。致君之道少虧，則有瘰官之咎；澤民之方未備，則有曠職之愆，為臣亦豈易乎?時人之言如此，人君惟不知其難，固無望於興邦耳。誠使真知為君之難，而兢業以圖之。處己，則不敢有一念之或肆；治民，則不敢有一事之或忽。由是以倡率臣工，皆務勤修職業，以共儘克艱之責。如此，將見君德日以清明，政事日以修治，上而天命於是乎眷佑，下而人心於是乎愛戴，國家之興，端可必矣。然則為君難一言，不幾乎為興邦之明訓乎?吾君有誌子興邦，亦子斯言加之意而已。”

原文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手?”

今譯魯定公說：“一句話就能使國家滅亡，有這樣的話嗎?”孔子回答說：“不可能有這樣的話，但有近乎這樣的話，人們說過：‘我做君主冇什麼可高興的，我所高興的隻是我的話是冇有人能違背的。’若是這話說得對了又冇有人違背，不是很好嗎?若是這話說得不對而又冇有人違背，不就近乎於一句話能使國家滅亡嗎?”

張居正講評定公又問說：“一言興邦，既聞之矣。若說一句言語便可以喪亡其國者，亦有之乎?”孔子對說：“喪邦，大禍也。一言之間，便末可若是而必期其禍。然亦有之。今時人有言說道：‘我不是喜樂為君，隻是為君時隨我所言，臣下都遵奉而行，無敢違背，此乃其所樂也。’時人之言如此。自今言之，君令臣從，固無敢有違者，然也看君之所言何如。如其所言而善，有益於生民，有利於社稷，那臣下每都依著行，不敢違背，則生民必受其福，社稷必得其安，豈不是好事?如其所言不善，有害於生民，有損於社稷，也都要臣下每依著行，不敢違背，則生民必受其禍，社稷必為之危，而國不可以為國矣。然則惟言莫違之一言，豈不可期於喪邦乎?”夫邦之興亡，非細故也，而皆始於一言。《大學》所謂一人定國，一言僨事，意亦如此。人君審其所以興，鑒其所以亡，則可以永保天命而長守其社稷矣。

原文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今譯葉公問怎樣管理政事。孔子說：“使近處的人高興，使遠處的人來歸附。”

張居正講評葉公，是楚大夫。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說：“為政之道，在得民心。若能使民之近者被其澤而喜悅，遠者聞其風而來歸，則為政之道得矣。然人心至愚而神。苟非有實心實政足以感人，而欲以歡虞小術違道乾譽，則四境之內且不能服，況其遠者乎?”此蓋夫子言外之意也。

原文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今譯子夏當了莒父的邑宰，問孔子怎樣辦理政事，孔子說：“不要求快，不要貪求小利。求快反而達不到目的；貪求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張居正講評莒父，是魯邑。速，是急速。小利，是小小便益。達，是通達。昔者子夏為莒父邑宰，問政於孔子。孔子說：“為政之弊有二，躁急之人，方為其事而遽責其效，這是欲速之弊。子之為政，必須推行有漸，不可欲速以求目前之效。淺狹之人，狃於淺近而昧於遠大，這是見小之弊。子之為政，必須誌量廣大，不可見些小事功便以為得。何也?蓋政以能達為貴，然必有漸而後可以達也。若欲速，則求治太急而無次第，欲其通達。反不能達矣，此所以不可欲速也。政以大成為期，所誌者大，則小者有所弗顧也。若見小利，則其心已足而無遠圖。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此所以不可見小利也。”蓋子夏素有近小之病，故孔子以此教之，其實為政之道，不外於此矣。

原文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今譯葉公告訴孔子說：“我的家鄉有個正直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他告發了父親。”孔子說：“我們家鄉正直的人和你說的是不一樣的，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這樣做，正直就在裡邊了。”

張居正講評黨，是鄉黨。直躬，是直身而行者。攘，是竊盜。證，是證明。昔楚大夫葉公與孔子說道：“吾鄉黨之中，有直身而行，無所私曲的人。其父盜人之羊，而己為之子，乃從而證明其事。夫父子至親，尚且不能隱，則其直可知矣。”孔子說：“我鄉黨中亦有直身而行者，與此不同。子有過也，而父為之隱，不使聞之於人；父有過也，而子為之隱，不使聞之於人。夫父子相隱，雖不得為直，然於天理為順，於人情為安，跡雖枉而理則直，雖不求為直，而直自在其中矣。若父子相證，則於天理、人情兩有所乖，豈得為直哉!”此可見道不遠於人情，事必求夫當理。矯情以沽譽，立異以為高，流俗之所慕，而聖人之所不取也。後世論道與論人者，宜以孔子之言為準。

原文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今譯樊遲問怎樣做纔是仁。孔子說：“平時在家裡規規矩矩，辦事嚴肅認真，待人忠厚誠實。即使是到了落後的地方，也不可背棄。”

張居正講評仁，是心之德。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主於中者。忠，是儘心而不欺。之字，解做往字。棄，是捨去的意思。樊遲問說：“如何可以為仁?”孔子告之說：“仁具於心，本體事而無所不在。故為仁之道，須隨事而檢束其心。大凡日用之間，不是閒居，即是應事，不是應事，便是接人。若此心一有不存，即失其本然之理，而不足以為仁矣。故必靜而居處，便要儼然恭莊，而不敢惰慢，則心存於居處之時矣。動而應事，便要肅然敬謹，而不敢怠忽，則心存於執事之時矣。以至與人相處，又要忠實而不敢欺詐，則心存於與人之時矣。然又不可少有間斷，必須以此三者拳拳服膺，而無須臾之違。不但安常處順之時為然，雖到那夷狄患難之中，居處也是這般樣恭，執事也是這般樣敬，與人也是這般樣忠，確然固守而不可棄失。則此心無往不存，將至於全體不息，而渾然天理之周流矣，豈非為仁之道乎?”

原文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予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鬥筲之人，何足算也。”

今譯子貢問道：“怎樣纔可以叫士？”孔子說：“自己在做事時有知恥之心，出使外國各方，能夠完成君主交付的使命，便可以叫做士了。”子貢說：“請問次一等的。”孔子說：“宗族中的人稱讚他孝順父母，鄉親們稱讚他尊敬兄長。”子貢說：“請問再次一等的。”孔子說：“說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堅持到底，不問是非地固執己見，這雖然是固執的小人，但還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貢說：“現在的執政者，您覺得怎麼樣?”孔子說：“哎!都是器量狹小的人，他們怎麼能排得上呢?”

張居正講評恥，是羞恥。矽硿，是小石之堅確者。小人，是局量淺狹的人，非為惡之小人也。鬥筲，是器名，所容不多。何足算，是說不足數。昔子貢問於孔子說：“民生有四，士為之首，士之名亦難稱矣。必何如，然後可以謂之士乎?”孔子說：“節行乃立身之本，才略為用世之具。若於行己之間，以道義為大閒，凡非義之事，皆羞恥而不為，是大本已立矣。及其奉君命而出使於四方，則又能應對諸侯，隨機達變，不至辱了君命，是其誌既有所不為，而其才又足以有為，若此者，始可以謂之士也。”子貢又問說：“全纔不容以多得，取人不可以求備，亦有次於此而可以稱為士者乎?”孔子說：“士固以才行相兼為貴，然與其行之不足，寧可才之不足。若有人焉，善事其親，而宗族皆稱其為孝；善事其長，而鄉黨皆稱其為弟；此其才雖有不足，而大本不失，亦可以為次一等之士矣。”子貢又問說：“人之品類不同，一節非無可取，又有下此一等而可稱為士者乎?”孔子說：“人之言行，本不可以意必。然與其失之放恣，寧可失之固執。若有人焉，所言者，不擇理之是非而必期於信；所行者，不問其車之可否而必期於果，是乃識量淺狹，輕徑然堅固拘小之人也。此其本末雖無足觀，而亦不害其為自守之固，抑亦可以為又一等之士矣。”子貢又問說：“今之從政而為大夫者何如，亦有可取者乎?”夫子歎息而鄙之說道：“此輩乃猥瑣之徒，譬如鬥筲小器，所容無幾，何足置之談論哉!”此可見論士以才行為準，而取人以實行為先。苟有其行，則雖徑矽之小人，尤為聖門之所不棄，不然，則市井無行之徒雖有小才，不可以稱為士矣。有用人之責者，宜致辨於斯。

原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今譯孔子說：“我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和他交往，隻能和狂者、狷者交往了!狂者敢作敢為，狷者潔身自好，不肯做壞事。”

張居正講評中行，是資質既高，學力又到，無過不及，中道而行者。與，是傳授。狂，是有誌的人。狷，是有守的人。進取，是進而取法乎上。有所不為，是不為非禮之事。孔子說：“道以中庸為至。若得那無過不及，中道而行之士，以傳授之，固吾之所深願者。但中庸之道，民之鮮能已久，斯人不可得而見之矣。然道不可終無所寄，下此而求其可教者，必也狂與狷乎?夫狂者誌大而略於事，狷者孤介而違於俗，皆性稟之失中者，而吾反有取焉，何也?蓋天下有一種謹厚的人，其行已檢飭，而不見其過差，其處人和易，而動諧於流俗，恰似箇中行的模樣。然其識趣凡近，而無向上之誌；行履卑陋，而鮮特立之操，這等的人，未可以進於道也。惟夫狂者，進而取法子上，動以遠大自期，雖其行有所不逮，而邁往之誌，則有駸駸乎不可以限量者。狷者，自愛其身，非禮之事斷然不為，雖其知有所未及，而能守之節，則有皎皎乎不可以少緇者，吾於是因其誌節，而激勵裁抑之。狂者使之踐履篤實，以充其進取之誌，狷者使之恢弘通達，以擴其不為之節。則今日之狂狷，固他日之中行也，傳道之托，庶幾其有望乎?若夫謹厚拘攣之士，非吾之所願與者矣。”按：孔子所謂中行，即《洪範》所謂平康正直。狂、狷，即《洪範》所謂高明沉潛之人也。中行之士不可以易得，故不得不有取於狂狷，平康之世不可以常見，故不得不用剛柔以克治之。聖人之教人，與帝王之治世，其道一而已，有君師治教之責者，宜留意焉。

原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今譯孔子說：“南方人有句話說：‘人如果冇有恒心，就不能做巫醫。’這句話說得真好啊!”《周易·恒卦》中有這樣的話：“人不能長久地儲存自己的德行，免不了要遭受恥辱的。”孔子說：“這句話是說，冇有恒心的人就用不著去占卜了。”

張居正講評南人，是南國之人。恒，是常久。巫，是巫祝，祝鬼的人。醫，是行醫的人。承，是進。占，是占卜。孔子說：“南國之人，有常言說道：‘凡人之處己處人，皆當有恒久之心。若使人而無恒，處事則或作或輟，而有始無終；處人則一反一覆，而多變難測。這等的人，雖巫醫賤役亦不可以為。”’蓋巫所以交鬼神，不恒，則誠意不足，而神必不享；醫所以寄死生，不恒，則術業不精，而醫必不效，南人之言如此。此雖常言，實有至理，不亦善乎!然不獨南人有此言，《易經》中《恒卦》九三爻辭也說道：“人而不恒其德，則內省多疚，而外侮將至，人皆得以羞辱進之矣。”孔子既引此辭，又說道：“《大易》之戒，明顯如此，人但不曾玩其占而已矣。苟玩其占，豈不惕然省悟哉。”此可見天下無難為之事，而人貴有專一之心。君子恒其德，則可以為聖賢；聖人久其道，則可以化天下。若以鹵莽滅裂之心，而嘗試漫為天下之事，是百為而百不成者也。

原文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今譯孔子說：“君子講究和諧而不同流合汙，小人隻求完全一致，而不講求協調。”

張居正講評和，是以道相濟，而心無乖戾。同，是以私相徇，而務為雷同。孔子說：“君子、小人，心術不同，故其處人亦異。君子之心公，其與人也，同寅協恭，而絕無乖戾之心。既不挾勢以相傾，亦不爭利以相害，何其和也。然雖與人和，而不與人同。事當持正，則執朝廷之法，而不可屈撓，理有未當，則守聖賢之道，而不肯遷就。固未嘗不問是非而雷同無彆也。小人之心私，其與人也，曲意徇物，而每懷阿比之意。屈法以合己之黨，背道以順人之情，何其同也。然外若相同，而內實不和。勢之所在，則挾勢以相傾；利之所在，則爭利以相害。固未嘗一德一心，而和衷相與也。’’此可見和之與同，跡同而心異。公則為和，私則為同，此君子、小人之攸分，而世道汙隆之所繫。欲進退人才者，所宜慎辨於斯也。

原文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今譯子貢問道：“全鄉人都喜歡、讚揚他，這個人怎麼樣?”孔子說：“還不能肯定。”子貢又說：“全鄉的人都厭惡、憎恨他，這個人怎麼樣?”孔子說：“也還不能肯定。最好的人是一鄉的好人稱讚他，一鄉的壞人都討厭他。”

張居正講評子貢問於孔子說：“公道每出於眾論。今有人焉，一鄉之人都道他好，果可以為賢乎?”夫子答說：“一鄉未必儘善人也，而皆好此人，安知其非同流合汙者乎?未可便信其為賢也。”子貢又問說：“正人多忤於流俗。今有人焉，一鄉之人都憎惡他，抑可以為賢乎?”夫子答說：“一鄉未必儘不善人也，而皆惡此人，安知其非詭世戾俗者乎?亦未可便信其為賢也。蓋好惡之公，不在於同，而善惡之分，各以其類，與其以鄉人皆好為賢，不如隻以鄉人之善者好之之為得也；與其以鄉人皆惡為賢，不如隻以鄉人之不善者惡之之為得也。蓋善者循乎天理，今從而好之，是必喜其與己同也。不善者狃於私慾，今從而惡之，是必嫉其與己異也。既能取信於君子，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為賢也，複何疑哉!”此可見觀人之法，徒取其同，則群情或有所蔽；各稽其類，則實行自不能掩。欲辨官論才者，尤當以聖言為準可也。

原文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今譯孔子說：“為君子辦事很容易，但很難取得他的喜歡。不按正道討他喜歡，他是不會喜歡的。但是，當他使用人的時候，卻總是量才施用。為小人辦事很難，但要取得他的喜歡很容易，不按正道去討他喜歡，他還是喜歡的，但是等他使用人時，卻是求全責備。”

張居正講評事，是服事。說，是喜悅。器之，是隨才器使。求備，是求全責備。孔子說：“君子之人，易於服事，卻難取其喜悅，何也?蓋君子之心，公而恕者也。公，則好尚必以其正，人或以非理之事說之，如聲色貨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彼必拒之而不為之說，是說之不亦難乎?恕，則用舍各適其宜，故雖持己方嚴，而及其使人之際，則又隨材任能，惟器是適，雖一才一藝者，皆得以進而效用於君子之前，其事之也不亦易乎?所以說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若夫小人，則難於服事，而反易以取說，何也?蓋小人之心，私而刻者也。私，則好尚不以其正，惟諂諛之是甘、慢遊之是好。人以聲色貨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一投其心，彼即欣然而從之矣，是說之不亦易乎?刻，則用舍不適其宜，故雖易與親狎，而及其使人之際，則又責望無已，取必太深，不錄其所長，而惟攻其所短，必求其全備而後已，其事之也不亦難乎?所以說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要之君子悅人之順理，小人悅人之順己；君子則愛惜人才，故人樂為之用，小人則輕棄人才，故正人日遠而邪人日親。天理人慾之間，每相反而已矣，用人者可不辨哉。

原文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今譯孔子說：“君子安靜坦然而不傲慢無禮，小人傲慢無禮而不安靜坦然。”

張居正講評泰，是安舒自得的模樣。驕，是矜高放肆的模樣。孔子說：“君子，小人，其存心不同，故其氣象亦自有辨。君子以道德潤身，是以內和而外平，心廣而體胖。但見其安舒自得而已，何嘗矜己傲物，而或涉於驕乎?小人以才勢自恃，是以誌得而意滿，心高而氣盛。但見其矜誇自足而已，何嘗從容不迫，而有所謂泰乎?”蓋泰若有似於驕，而有道之氣象與逞欲者自殊；驕若有似於泰，而負勢之氣習，與循理者迥彆。欲知君子小人之分，觀諸此而已矣。

原文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今譯孔子說：“剛強、果敢、樸實、謹言，這四種品德接近於仁。”

張居正講評剛，是強勁。毅，是堅忍。木，是質樸。訥，是遲鈍。孔子說：“仁為心德，本人人所固有者。但資稟柔懦，而委靡者，不勝其物慾之私；文飾而口辨者，每蹈於外馳之失，其去仁也遠矣。若夫剛者，強勁而不撓；毅者，堅忍而不餒；木者，質樸而無華；訥者，遲鈍而不佞。這四樣資質，雖未可便以為仁，而實與仁相近。何也?剛毅，則不屈於物慾，欲之分數少，自然理之分數多矣。木訥，則不至於外馳。心不馳於外，自然能存於內矣，豈不與仁相近乎?有是質者，若能加以自強不息之學，則天理易於純全，且將與仁為一矣，豈止於近而已哉!不然亦徒有是美質，而終不足以為仁，良可惜也。”

原文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侶偶，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侶偶，兄弟怡怡。”

今譯子路問孔子：“怎樣纔可以稱作士呢?”孔子說：“互相督促勉勵，和睦共處，就可以稱士了。朋友之間互相督促勉勵，兄弟之間和睦共處。”

張居正講評切切，是情意懇到的意思。傯偶，是告戒詳勉的意思。怡怡，是容貌和悅的意思。昔子路問於孔子說：“士者，人之美稱，然必何如而後可以謂之士乎?”孔子說：“士之質性，貴於中和。若於行己接人之時，或徑情直行，或率意妄言，或過於嚴厲而使人難親，皆非所以為士也。必也切切焉情意懇到，而竭誠以相與，傯偶焉告戒詳勉，而儘言以相正，又且怡怡焉容貌溫和，而藹然其可親，斯則恩義兼篤，剛柔不偏，非涵養之有素者不能也，可謂士矣。然是三者，又不可混於所施，於處朋友，則當切切促傯以儘箴規之道；處兄弟，則當怡怡以敦天性之愛。蓋朋友以義合者也，以義合者則可以善相責，苟以施之兄弟，其能免於賊恩之禍耶?兄弟以恩合者也，以恩合者，則宜以情相好，苟以施之朋友，其能免於善柔之損耶?”此可見天下有一定之道，而無一定之用，雖知其道，而不善用之，尤為德之累也，兼體而時出之，斯善矣。

原文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今譯孔子說：“善人教導百姓七年，就可以讓他們去當兵作戰了。”

張居正講評即戎，是用之為兵。孔子說：“善人之道，篤實無偽。故其教民也，存之內者，皆實心，而能使其情意之流通；發之外者，皆實政，而能使其綱紀之振舉。或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使之知尊君親上之義；或教之以務農講武之法，使之知攻殺擊刺之方。積而至於七年之久，亦可以使之披堅執銳，而從事於戎伍之間矣。”謂之亦可者，是僅可而有所未儘之辭，若夫聖人在上，以善教民，自將無敵於天下，豈但可以即戎，而又何待於七年哉。

原文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今譯孔子說：“如果不先對老百姓進行作戰訓練，這就叫拋棄他們。”

張居正講評孔子說：“兵者，死地；戰者，危事。若平素不曾教民，則民不知尊君親上之義、攻殺擊刺之方。一旦驅之於戰，適足以殺其軀而已，非棄其民而何?”此兩章，總是見兵不可以不慎之意。蓋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所以古之帝王，常於太平之日，不忘儆戒之心。講武事，除戎器，以備不虞，蓋為此也。

憲問第十四

原文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今譯原憲問孔子什麼是羞恥。孔子說：“國家政治清明，做官拿俸祿；國家治理無方，做官拿俸祿，就是羞恥。”

張居正講評憲，是孔子弟子，姓原，名憲。恥，是羞恥。穀，是居官的俸祿。原憲問孔子說：“人不可以無恥。不知何者為可恥之事?”孔子告之說：“人之可恥者，莫過於無能而苟祿。如邦家有道，明君在上，言聽計從，正君子有為之時也，乃不能有所建明，隻空吃著俸祿。至若邦家無道，上無明君，言不聽而計不從，雖卷而懷之可也，乃猶靦顏居位，隻空吃著俸祿。夫君子居其位，則必儘其職，稱其職，乃可食其祿。今世治而不能有為，世亂而不能引退，乃徒竊位以素餐，貪得而苟祿，則其誌行之卑陋甚矣，人之可恥，孰大於是乎?”按，原憲為人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蓋已知之，至於際時行道，或短於設施之才，故夫子兼舉以告之，乃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原文“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今譯原憲又問：“好勝、自誇、怨恨、貪慾都冇有的人，可以稱的上做到仁德了嗎?”孔子說：“可以說是難能可貴了，能否算作仁德，那我就不知道了。”

張居正講評原憲又問說：“人心至虛，物慾蔽之。好勝者謂之克，自矜者謂之伐，忿恨者謂之怨，貪求者謂之慾，有一於此，皆為心累。若能於此四者，皆製之而不行焉，則人慾既遏，天理自存，斯可以為仁矣?”孔子說：“克、伐、怨、欲，皆人情之易動者。今能製之而不行，是其力足以勝私，剛足以克欲，斯亦可以為難矣。若遂以為仁，則吾不知也。”蓋仁者純乎天理，自無四者之累。今但曰不行，則不過強製其情，暫時不發而已。譬之草根不除，終當複生；火種未滅，終當複燃。儻操持少懈，寧無潛滋暗長，而不自覺者乎?是未可便謂之仁也。要之原憲之問，徒知製其流。夫子之答，是欲澄其源。惟能致力子本源，則天理漸以渾全，私慾自然退聽矣，此求仁者所當知也。

原文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今譯孔子說：“士如果留戀家庭的安逸生活，就稱不上士了。”

張居正講評懷，是思念。居，是意所便安處。孔子說：“士誌於道，則居無求安，為其所誌者大，不暇為燕安計也。苟子意所便安處，即戀戀不能捨，或懷子宮室器用之美，或懷於聲色貨利之私。則心為形役，而誌以物損，處富貴則必淫，處貧賤則必移，其卑陋甚矣，惡足以為士乎?”

原文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今譯孔子說：“國家政治清明，要正言正行，正直地做人；國家政治混亂，要正直地做人，但是說話卻要隨和謹慎。”

張居正講評危，是正直的意思。孫，是卑順的意思。孔子說：“君子處世，其言行固當一出於正，不可少貶以徇人，然也看時勢何如。如君明臣良，公道大行，此邦家有道之時也。則當高峻其言，明是非，辨邪正，而侃然正論之不屈，高峻其行，慎取與，潔去就，而挺然勁氣之不回。蓋道與時合，無所顧忌，故言行俱高而無害也。若夫君驕臣諂，公道不明，此邦家無道之時也，當此之時，其行固當仍舊高峻，不可少屈以失己之常，言則不妨於卑順，不可太直以取人之禍。蓋道與時違，不得不為此委曲以避害耳。”

此可見行無時而不危，君子守身之節也；言有時而可孫，君子保身之智也，然有國者而使人孫言以苟容，豈國之福也哉!

原文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今譯孔子說：“有道德的人一定有言論，有言論的人不一定有道德；仁義之人一定勇敢，但是勇敢之人不一定就有仁德。”

張居正講評孔子說：“人有存諸中的是根本，有發諸外的是枝葉。即其所存，固可以知其所發，據其所發，則未可信其所存。如行道而有得於心者謂之德。有德者雖不尚夫言，然和順積中，而英華髮外，敷之議論，必然順理成章而可聽，是言乃德之符也，若夫有言者則未必其有德，蓋言一也，有君子之言，有色莊之言，若但聽其言而取之，則君子色莊，何從而辨彆之乎?故未可遽信其為有德也。心德渾全之謂仁，仁者雖不期於勇，然心無私曲，則正氣常伸，其臨事之際，自然見義必為而有勇，是勇乃仁之發也。若夫有勇者，則未必有仁，蓋勇一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若但從其勇而觀之，則義理血氣何從而辨彆之乎?故未可遽信其有仁也，”此可見，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自修者固當知所以務本，而觀人者亦烏可徒取其末哉。

原文南宮適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今譯南宮適問孔子：“後羿善於射箭，奡善於水戰，結果都不得好死。大禹和後稷親自種植莊稼，卻都得到了天下。”孔子冇有回答。南宮適出去之後，孔子說：“這個人真是君子啊!這個人真尊重道德!”

張居正講評南宮適，即南容。羿，是有窮國之君。奡，是羿臣寒浞之子。盪舟，是陸地行舟。南宮適問於孔子說：“羿善於射，奡能陸地行舟，以力言之，天下無有能過之者矣。然一則為其臣寒浞所殺，一則為夏後少康所誅，皆不得正命而死。禹平水土，稷播百穀，身親稼穡之事，以勢言之，亦甚微矣。然禹則親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夫以強，則羿奡之亡也如彼；以弱，則禹稷之興也如此。其得失之故，果安在哉。”南宮適之問，托意甚深，且或有感而發。夫子於此，蓋有難於言者，故默然不答，但俟其既出而歎美之說道：“自世俗尚力而不尚德，此君子所以不可見，而知德者鮮也。今觀適之所言，進禹稷而退羿奡，貴道德而賤權力，則其人品之高，心術之正，可知矣。君子哉其此人乎，尚德哉其此人乎。”再言以讚美之，蓋深有味乎其言，且以寓慨世之意也。

原文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今譯孔子說：“君子中偶有人做出不道德的事情，而小人中不會有人做出仁德的事來。”

張居正講評孔子說：“仁者，心之德。心存則仁存，心放則仁失。然存之甚難，失之卻易。如君子之心純乎天理，固宜無不仁也。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人慾有時而竊發，天理有時而間斷，間斷即非仁矣。所以君子而不仁者尚有之也。若夫小人，則放僻邪侈之心滋，行險僥倖之機熟，縱有天理萌動之時，亦不勝其物慾攻取之累矣，豈有小人而仁者哉。”夫人而不仁，不可以為人，則小人固當為戒。然以君子而尚有不仁焉，則操存省察之功，蓋不可一時而少懈矣。

原文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今譯孔子說：“愛他，能不為他操勞嗎?忠於他，能不給他勸告嗎?”

張居正講評勞，是勞苦之事。誨，是規諫之言。孔子說：“天下有甚切之情，則有必至之事。父母之於子，有以姑息為愛而驕之者矣。驕則將縱其為惡以取禍敗，此乃所以害之，非所以愛之也。若慈親之於子也，愛之也切，則其為慮也遠。或苦其心誌，或勞其筋骨，禁其驕奢淫佚之為，而責之以憂勤惕厲之事。蓋其心誠望之以為聖為賢，故自不肯以姑息豢養而誤之。是勞之者，正所以成其愛，愛之能勿勞乎?臣之於君，有以承順為忠，而諛之者矣。諛則將陷君子有過，以致覆亡，此乃所以戕之，非所以忠之也。若忠臣之事君也，其敬之也至，則其為謀也周。或陳說古今，或譏評時事，不避夫拂意犯顏之罪，而務竭其納誨輔德之忱。蓋其心誠望其君以為堯為舜，故自不忍以緘默取容事之。是誨之者，正所以忠之也，忠焉能勿誨乎?”夫知愛之必勞，則為子者不可以憚勞，憚勞，非所以自愛也。知忠之必誨，則為君者不可以拒誨，拒誨，非所以勸忠也。君臣父子之間，貴平各儘其道而已。

原文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裡子產⑥潤色之。”

今譯孔子說：“鄭國製定的公文，都是由裨諶起草的，世叔審議之後，教由負責外交的子羽修改，最後由子產修飾定稿。”

張居正講評命，是詞命。裨諶、世叔、子羽、子產，都是鄭大夫。草創，是造為草稿。討，是尋究。論，是講論。行人，是奉使的官。修飾，是增損其詞。東裡，是子產所居之地。潤色，是加以文采。孔子說：“鄭以小國，而介乎晉楚大國之間，其勢甚危。然能內撫百姓，外和諸侯，使國家安寧，而強大莫之敢侵者，則以賢才眾多，而用之又各當其任故也。試舉一事言之。如詞命，乃有國之要務，況以小國之事大國，全賴以講信修睦，解紛息爭，則尤其要者。鄭國之為詞命也，以裨諶善謀，則使之創為草稿，而立其大意；然一人之識見未可以遽定也，世叔博通典故，則使之尋求故事，而以義理論斷之；然雖經評駁，未必多寡適中也，又使行人子羽修飾之，而加以筆削焉；然雖經裁割，未必詞藻可觀也，又使東裡子產潤色之，而加以文采焉。一詞命而成於四賢之手，此所以詳審精密，而應對諸侯，鮮有敗事也。”即詞命一事，而其他可知矣。眾賢畢集而各效其長，鄭之能國也宜哉。然四子之賢，亦自有不可及者。觀其同心共濟，略無猜嫌，此不以為矜所長，彼不以為形所短，彷彿虞廷師師相讓之風，非同有體國之誠意，忘己之公心者，其能若是乎?真可為人臣事君之法矣。

原文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今譯有人問孔子，子產這個人怎樣。孔子回答：“是個施與恩惠的人。”

張居正講評子產，是鄭大夫，名公孫僑，執鄭國之政二十餘年，當時以為賢，故或人間子孔子說：“子產之為人何如?”孔子說：“子產聽鄭國之政，德澤浹洽於國人，乃惠愛之人也。”按，子產為相，政尚威嚴，芟除強梗，又鑄刑書以禁民之非，其跡近於寡恩。然其心切於愛民，修法度而使人知所守，嚴禁令而使人不陷於罪辟。三年之後，國人皆歌頌之，終子產之身，鄭國大治強於諸侯，蓋其實愛之及於民者深矣，故孔子以“惠人”稱之。及子產死，孔子又為之垂涕曰：“古之遺愛也。”

原文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今譯又問起子西。孔子回答：“他呀!他呀!”

張居正講評子西，是楚平王之庶長子，名申。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其賢，欲立之，子西不許，竟立嫡長子壬為王，又能改修其政，以定楚國，當時稱之，故或人又問說：“子西之為人何如?”孔子無所可否，但應之說：“彼哉!彼哉廣外之之辭也。按，楚僭稱五號，憑陵周室。孔子作《春秋》，嘉桓文之功，貶楚之王號，而稱子，蓋以夷禮外之，子西雖．賢，不過僭竊之臣耳，故曰“彼哉!彼哉!”者，蓋置賢否於不足論也。

原文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冇齒無怨言。”

今譯又問起管仲。孔子說：“他是個人才。他曾剝奪伯氏駢邑三百戶，導致伯氏隻能吃粗茶淡飯，直到老死也毫無怨言。”

張居正講評管仲，是齊大夫管夷吾，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人也，是說此人也。伯氏，亦齊大夫。駢，是伯氏所封之邑，有三百戶，蓋大邑也。疏食，是粗飯。冇齒，是終身。或人又問：“管仲之為人何如?”孔子說：“此人也其功足以服人者也。昔齊大夫伯氏有罪，桓公奪其所封之駢邑三百戶，以封管仲。伯氏後來窮約，飯食粗飯，以至終身，曾無怨言。夫奪人之有，人之所不堪也；奪之而致其窮約終身，尤人之所不堪也。乃伯氏安焉終不以為怨，苟非有以深服其心，豈能如此。觀此而管仲之功可知矣，是則管仲之為人也。”按，子產、子西、管仲三人，皆春秋之名臣，然當時議論猶有未定，子產以法嚴而掩其德愛，管仲以器小而昧其大功，子西以能讓千乘之國，而盜一時之名，非夫子一言以定其人品，則萬世之公論幾不白矣。此人之所以為難知，而論人者當以聖言為準也。

原文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今譯孔子說：“貧窮而冇有怨恨是很難做到的，富貴而不驕傲是容易做到的。”

張居正講評孔子說：“貧者多怨尤之心，富者多驕肆之失，此乃人情之常。若處貧而能安於義命，無所怨尤，斯善處貧者也。處富而能收斂謙抑，不為驕肆，斯善處富者也。然貧為逆境，非心無愧怍，而真有所得者，必不堪其憂，故貧而無怨，實乃人之所難。富為順境，但稍知義理，而守其常分者，便可以自製，故富而無驕，猶為人之所易。知無怨之難，則人固當勉其難；知無驕之易，則人又豈可忽其易哉。”．

原文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今譯孔子說：“假如孟公綽做晉國趙氏、魏氏的家臣，能力綽綽有餘；但是不可能做滕、薛這樣小國的大夫。”

張居正講評孟公綽，是魯大夫。趙、魏，都是晉之世卿，最稱大家者也。老，是家臣之長。優，是有餘。滕、薛，都是小國。大夫，是任國政之官。孔子說：“人之材器，各有所宜，用人者，必當因材而器使之。如孟公綽為人廉靜寡慾，而才乾則短，本宜於簡，而不宜於繁者也。若使他做家臣之長，就是趙、魏之大家，他也為之而有餘。何也?家老之職，惟在端謹以領率群僚而巳，公綽之廉靜寡慾，固自優於此也。若使他做大夫，就是滕、薛小國，亦所不可。何也?大夫任一國之政，非有理繁治劇之才者不能，公綽短於才，則固不足以辦此矣。夫一孟公綽也，以為家老，則趙、魏且優，況小於趙、魏者乎?以為大夫，則滕、薛且不可，況大於滕薛者乎?”可見人各有能有不能，任當其才，皆可以奏功；用違其器，適足以僨事。圖治者，可不知人而善任之哉。

原文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今譯子路問孔子怎樣做一個完美之人。孔子說：“如果具有臧武仲的睿智，孟公綽的清心寡慾，卞莊子的勇敢，冉求的多纔多藝，再用禮樂加以修飾，這就是德才兼備的完人了。”

張居正講評成人，是完全成就的人。臧武仲，是魯大夫，名紇。公綽，即前章孟公綽。不欲，是廉潔無慾。卞莊子，是卞邑大夫，力能刺虎。冉求，是孔子門人冉有。藝，是多才能。子路問於孔子說：“人以一身參於三才，必何如然後可以為全人，而立於天地之間乎?”孔子說：“人之資稟，庸常者多，高明者少，或雖有高明之資，而不學不知道，往往蔽於氣稟之疵，而局於偏長之目，此世所以無全人也。若似臧武仲之智識精明、孟公綽之廉靜寡慾、卞莊子之勇敢有為、冉求之多纔多藝，其資稟才性固已有大過人者矣。又能各就其所長者，而節之以禮，去其過中失正之病，和之以東，消其氣稟駁雜之疵。則智足以窮理，而不流於苛察；廉足以養心，而不失於矯厲；勇足以力行，而不蔽於血氣；藝足以泛應，而不傷於便巧，譬之美玉而又加之以礱琢，良金而又益之以磨鍊，斯可以為成人矣。”惜乎四子之未能也，蓋子路忠信勇敢，有兼人之才，所少者學問之功耳，故夫子以此勉之。

原文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今譯孔子接著說：“現今的完人何必一定要這樣呢?見到財利便先想到義，遇到危難肯於獻出生命，處於長期貧困也不忘平日的諾言，這樣也可以成為一個完美之人。”

張居正講評曰字，還是孔子說；危，是危難。授命，是舍了性命。久要，是舊約。平生，是平日。孔子既答子路之問，又說道：“吾所謂成人者，自人道之備者言之也。若夫今之所謂成人者，亦何必如此，但能見利思義，而臨財無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無苟免；與人有約，雖經曆歲月之久，而亦不忘其平日之言。有是忠信之實如此，則雖才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大本不虧，亦可以為成人矣。”此又因子路之所可能者，而告之也。

原文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今譯孔子向公明賈詢問公叔文子：“聽說這個先生不說，不笑，不取錢財，是真的嗎?”公明賈回答說：“這是傳話的那個人傳錯了。先生他該說的時候才說，因此人們不討厭他的言語；高興的時候才笑，因此人們不厭惡他的笑；合乎道義的錢財他才取，因此人們不討厭他的獲取。”孔子說：“原來是這樣啊！真的是這樣嗎?”

張居正講評公叔文子，是衛大夫公孫拔。公明賈，是衛人。厭，是苦其多而惡之的意思。昔衛大夫公叔文子是個簡默廉潔的人，故當時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夫子聞而疑焉，乃問於衛人公明賈說：“人說汝夫子平日，通不說話，不喜笑，又一毫無取於人，信有之平?”公明賈對說：“言、笑、取、子，乃吾人處已接物之當，豈有全然不言不笑不取者?此殆言者之過也。蓋多言的人，則人厭其言，吾夫子非不言也，但時可以；言而後言，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是以人不厭其言，而遂謂之不言也。苟笑的人，則人厭其笑，吾夫子非不笑也，但樂得其正而後笑，一顰一笑，不輕與人，是以人不厭其笑，而遂謂之不笑也。妄取的人，則人厭其取，吾夫子非不取也，但義所當得而後取，苟非其義，即卻而不受，是以人不厭其取，而遂謂之不取也。豈誠不言不笑不取哉。”夫時人之論文子，固為不情之言，而公明賈至以時中稱之，尤為過情之譽。故夫子疑而詰之，說道：“汝謂汝夫子時言、樂、笑、義，取，其果然平?然此非義理充溢於中而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汝夫子豈真能然乎？”夫不直言其非，而但致其疑信之詞如此，聖人與人為善之心，含洪忠厚之道也。

原文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今譯孔子說：“臧武仲憑藉他的封地，請求魯君在魯國為他立後，雖然有人說他並不是要挾君主，但是我不相信。”

張居正講評臧武仲，是魯大夫臧孫紇。防，是武仲所封之邑。要，是有挾而求。武仲得罪於魯，出奔子邾，既而自邾歸防，使人請立臧氏之後於魯，而後去。孔子即其事而誅其心，說道：“臧武仲既已得罪出奔，雖欲請後，隻宜使人陳詞於魯，以聽處分，不當又入防以請。推其心，以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矣，是蓋挾不逞之心而劫之以不得不從之勢，雖日不要君，吾不信也。”夫人臣之罪，莫大於要君，武仲之所以敢於為此者，亦以魯君失政故耳。使魯之紀綱正，法度舉，彼武仲者，其敢蹈不軌之誅乎?圖治者，宜慎鑒於斯。

原文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今譯孔子說：“晉文公不但奸詐還不正派，齊桓公不但正直還不奸詐。”

張居正講評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是詭譎，與正相反。孔子說：“齊桓、晉文相繼為諸侯之長。當時雖稱為二霸，然文非桓比也。蓋文公為人專尚詐謀，不由正道，是譎而不正者。桓公則猶知正道，不尚詐謀，是正而不譎者。即如伐楚一事，文公欲解末圍，乃伐曹衛以致楚，欲與楚戰，又複曹衛以攜楚，不能聲罪致討，隻以陰謀取勝而已。若桓公伐楚，則以王祭不供而聲其罪，又退師召陵而許其盟，名正言順，舉動光明，此桓之所以優於文也。”二公他事，亦多類此，其優劣判然矣。然夫子亦就二公之事論之耳，推其心，則皆假借仁義，同歸於譎而已，其於王者之道，豈可同日而語哉。

原文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今譯子路說：“齊桓公殺了公子糾，召忽zisha而死，但管仲並冇有zisha。”接著又說：“管仲還不能稱為仁人吧?”孔子說：“齊桓公多次召集諸侯，不用武力，這都是管仲的功勞。這就是他的仁德，這就是他的仁德。”

張居正講評公子糾，是齊桓公之弟。齊有襄公之亂，桓公出奔於莒，召忽、管仲奉子糾奔魯，以與桓公爭立。桓公既返國，使魯殺子糾，而縛管、召以與齊。召忽死之，管仲請囚。既至，桓公釋其縛，用以為相。九字，《春秋傳》作糾，是督率的意思。子路問說：“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致命而死，於義得矣。彼管仲者，同為子糾之臣，乃獨不死，而反臣事桓公，蓋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之人也，豈得為仁乎?”孔子說：“稽古者當論其世，論人者勿求其全。彼桓公當王室微弱，夷狄交侵之時，乃能糾合列國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且又不假兵車之力、殺伐之威，隻是仗大義以率之，昭大信以一之，而諸侯莫不服從，若是者，皆管仲輔相之力也。使桓公不得管仲，則王室日卑，夷狄益橫，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仁者以濟人利物為心，今觀管仲之功，其大如此，則世之言仁者，孰有如管仲者乎?孰有如管仲者乎?殆未可以不死子糾之一節而遂病之也。”按，齊世家，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以弟奪兄，於義已悖。是以忽之於糾，雖有可死之義，而仲之於桓，亦無不可仕之理，況實有可稱之功彰彰如是乎。聖人權衡而折衷之，其義精矣。

原文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今譯子貢說：“管仲不算是仁者吧?齊桓公殺了公子糾，他冇有以身殉主，反而做了齊桓公的宰相。”孔子說：“管仲輔佐桓公，讓他稱霸於諸侯，匡正了天下，到現在百姓還享受著他的恩惠。倘若冇有管仲，或許我們已淪為夷狄，披散著頭髮，衣襟朝左麵開了。他哪裡能像普通百姓那樣恪守小節小義，在溝瀆中zisha而不為人所知呢?”

張居正講評霸諸侯，是為諸侯之長。匡，是正。微字，解做無字。衽，是衣衿。被髮左衽，是夷狄之俗。諒，是小信。自經，是自縊。昔子貢問於孔子說：“管仲之為人，其非仁者歟?當桓公殺公子糾之時，仲為子糾之臣，義當有死無二。彼不能死，則亦已矣，乃又事桓公而為之相，其忘君事仇，忍心害理如此，是豈仁者之所為乎?”孔子答說：“子徒知管仲之過，而不知管仲之功。自周之東遷，王室微弱，夷狄縱橫，天下日入於亂矣。幸而有管仲者，輔相桓公為諸侯之長，攘夷狄以尊周室，天下之亂於是乎一正。非特當時賴之，至於今，吾民猶得以享安寧之福者，皆仲之賜也。使無管仲，則中華之地將淪為夷狄，吾其被髮左衽矣，尚有今日衣冠文物之盛哉。夫仲之功如此，則其不死，亦何不可之有。豈若匹夫匹婦所見淺狹，守一己之小信，而忘終身之遠圖，意氣感激，即自縊於溝瀆之中，而竟無聞於天下後世者哉。”是可見豪傑之士將建不世大功，則不拘拘於一身之小節。然此不可以常理論、常情測也，彼管仲之可以無死，賢如由賜尚或疑之，非聖人孰能定其論哉。

原文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今譯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與公叔文子一同升任國家重臣。孔子聽聞這個訊息後，說道：“（公叔死後）可以給他“文”的諡號了。”

張居正講評公叔文子，是衛大夫公孫拔，其後諡為貞惠文子。公，是公朝。昔衛之大夫有名僎者，先為公叔文子家臣，文子因其賢，遂薦之於君，而與己為同僚。夫子聞此事而稱美之，說道：“溢法‘文’之一字，最為美稱，非其平生有才德行美者，不足以當之。今公叔之得諡為文，我固不知其他，然隻就這一件觀之，是即可以為文矣。夫知賢而能薦，明也；拔之家臣之賤，而升之公朝之間，公也；惟知為國用賢，不嫌名位之逼，忠也。一事而三善備焉，諡之曰文，夫何愧乎?”按，臧文仲不薦柳卞惠，則夫子譏其為竊位，公叔文子薦家臣僎，則夫子稱其可為文。是可見，薦賢為國，乃人臣之盛節，以人事君者，所當知也。

原文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蛇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今譯孔子談到衛靈公的昏庸無道，季康子說：“既然這樣，為什麼他冇有亡國呢?”孔子回答：“他有仲叔圉負責外交，有祝鮀掌管祭祀，王孫賈土統帥軍隊，擁有如此的人才，怎麼會亡國呢?”

張居正講評康子，是魯大夫季康子。昔孔子在魯，曾談及衛靈公無道之事。蓋其彝倫不敘，綱紀不張，在當時諸侯中最為失德，故夫子言之。季康子因問說：“人君有道則興，無道則亡。衛靈公既無道如此，何故能終保其位，而不至於喪亡乎?”孔子答說：“靈公雖是無道，然卻有件好處，他平生最善用人。如仲叔圉長於言語者也，則用之以接待賓客，應對諸侯；祝蛇熟於禮文者也，則用之管宗廟祭祀之事；王孫賈長於武事者也，則用之以治軍旅，居將帥之任。夫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啟釁召禍矣。治宗廟得其人，則祀事精處，神人胥悅，而人心有所繫屬矣。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矣。這三件，乃國之大事，皆擇人以任之，而用之又各當其才，此所以內外鹹理，而國家可保也。靈公雖無道，何由便至於喪亡哉?”夫衛靈以無道之君，得人而任之，尚可以保國，況於有道之世，得天下之賢才而善用之乎?所以說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人主為社稷計者，宜知急親賢之為務矣。

原文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今譯孔子說：“一個人總是說大話而不覺得慚愧，那麼他實踐這些話一定非常困難。”

張居正講評怍，是慚愧。孔子說：“凡人放言易，力行難。故躬行君子，每切其言而不敢易。若或輕肆大言，高自稱許，略無慚愧之心，這等的人，考其所行，必不能相顧，徒妄言以欺人耳。其為之也，不亦難乎?”所以君子貴夫實勝，而聽言者又當觀其行也。

原文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今譯陳成子殺了齊簡公。孔子齋戒沐浴後去朝見魯哀公，說道：“陳恒把他的君王殺了，請出兵討伐他。”哀公說：“你去稟告那三位大夫吧。”孔子退朝後說道：“由於我以前也做過大夫，因而不敢不去稟告這樣重大的事件。然而君主卻說‘你去稟告那三位大夫吧’！”

張居正講評陳成子，是齊大夫陳恒。簡公，是齊君，名壬。討，是興兵以討其罪。三子，是魯三家，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孔子嘗為大夫，時已致仕，故謙言從大夫之後。昔齊大夫陳成子，平日厚施於國，以邀人心，有篡齊之意。簡公惡之，使其臣闞止圖之，成子遂殺闞止而弑筒公。此時孔子雖已致仕家居，猶沐浴齋戒而朝，告於魯哀公說道：“陳恒不道，上弑其君，此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者，請君興兵以討之。”當時魯國政事都是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專擅，哀公不得自由，乃答說：“你去與三子計議何如?”孔子出而說道：“弑君之賊，法所必討。我今雖不在位，然嘗從大夫之後。此等大事，不敢不以告聞，亦以行吾義而已。君乃不能自會，而使我曰告夫三子者，何耶?”夫子此言，所以傷其君者至矣。

原文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今譯於是孔子去往季孫、叔孫、孟孫這三位大夫處稟告，這三人都不願出兵。孔子說：“由於我以前做過大夫，所以不敢不稟告這樣重大的事件啊!”

張居正講評之字，解做往字。孔子奉君命而往三子之家，告以討賊之義。彼三子者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以為不可。意以齊強魯弱，勢不相敵，且他國的事，與我何與?蓋與逆臣為黨，故以討賊為非也。夫子乃應之說道：“弑君乃齊之大變，討賊實魯之大義。吾之所以來告者，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三子以為不可，又獨何心哉。”夫子此言，所以傷其臣者至矣。按，此章所記齊筒公，魯哀公，皆衰世昏庸之君，不足道者。然亦可見人主獨攬乾綱，深防禍本。不可使威福下移，而奸邪有僭逾之漸；不可使事權去已，而紀綱有陵替之憂，然後君臣相安，而國家永保矣，圖治者尚監於茲。

原文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今譯子路詢問應該怎樣事奉君主。孔子說：“不要欺騙他，但為了進諫，要敢於冒犯他。”

張居正講評犯，是犯顏諫諍。子路問說：“人臣事君之道當何如?”孔子告之說：“臣之於君，有匡弼之責。君有過，必當儘言以諫諍。雖至於冒犯威嚴，亦有不容自己者。然須本之以忠君愛國的誠心，不可有一毫欺罔之念。由是以進言於君，雖侃侃焉危言讜論，犯顏色甘罪譴而不顧，而其一念忠愛之誠，實有溢於言詞之外者，如是而後可以謂之純臣也已。若外沽強諫之名，而內無納誨之實意；徒避不言之責，而故為不切之虛談，是欺也，非忠也。臣而欺君，其罪可勝誅乎!”蓋子路剛直敢言，不患其不能犯，患其無忠愛之誠耳，故孔子以是勉之。然勿欺在於臣，而納諫繫於君。大舜捨己從人，聞一善言，即從之若決江河，惟求有裨於君德，有利於國家耳，何必問其心之誠與不誠乎?此又在上者所當知也。

原文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今譯孔子說：“君子向上通達仁義，小人向下通達財利。”

張居正講評達，是通透的意思。孔子說：“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小人之所以為小人，始焉不過一念之少殊，終焉遂至趨向之迥絕，何以言之?天理本自高明也。君子凡有所為，都隻循著天理而行，故其心誌清明，義理昭著，所知者日以精深，所行者日以純熟，漸至於為聖為賢，而造位乎天德。譬之登山者，一步高似一步，將日進於高明矣，豈非上達者乎?人慾本自汙下也。小人凡有所為，都是一團私慾，故其誌氣昏昧，物慾牽引，良心則日以喪失，邪行則日以恣肆，漸至於為愚為不肖，而與禽獸不遠。譬之鑿井者，一步低似一步，將日流於汙下而已，豈非下達者乎?欲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者，當知所擇矣。”

原文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今譯孔子說：“古時的人求學是為了提高自身的學問修養，如今的人求學是為了給彆人看。”

張居正講評為己，是欲得之子己。為人，是欲見知於人。孔子說：“古今人所學之事雖同，而其用心則異。古之學者，其從事於學問思辨，飭躬勵行，若與今同也。然學問思辨，隻為道未明也，而孜孜焉以明其道，飭躬勵行，隻為德未立也，而孜孜焉以進其德，所知者性分之固有，所為者職分之當然，惟求儘其在我而已，所以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其從事於學問思辨，飭躬勵行，若與古同也。然學問思辨，未必其明道者如何，而汲汲焉欲見知於人；飭躬勵行，未必其進德者如何，而汲汲焉欲求知於世。非矜炫以要名譽，則矯飾以媒爵祿，惟恐人之不知而已，所以說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雖專子務內，而有諸中者形諸外，其終自至於成物。為人者雖心在務外，而虛譽隆者實德病，其終並至於喪己。學者不可不知省也。”

原文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今譯蘧伯玉派遣使者去拜訪孔子。孔子讓他坐下，隨後問道：“先生最近在做什麼?”使者答道：“先生想要減少自己的過錯，卻還冇能做到。”使者告辭後，孔子說；“好一位使者!好一位使者啊!”

張居正講評蘧伯玉，是衛之賢大夫，名瑗。使是差人。昔孔子嘗至衛，主子衛大夫蘧伯玉之家，既而反魯，伯玉差人來問候孔子。孔子敬其主以及其使，特命之坐而問之。說道：“爾夫子近日在家乾些甚事?”使者對說：“人不能無過，而貴於能寡。我主人之心時常戰戰兢兢，省事克己，欲其言皆順理而寡尤，行皆合宜而寡悔。但人慾難子淨儘，天理難於純全，恒以為學問功疏，末免於有過，此則我主人之所為也。”使者之言雖愈自卑約，而伯玉好學力行之美，自有難掩者，蓋亦善為說辭者矣。故夫子於其既出而稱之說道：“斯人也，其真可謂使者乎，其真可謂使者乎!”重言而歎美之，蓋亦以彰蘧伯玉之賢也。大抵天下之義理無窮，人心之出入無定，故寡過未能，非使者為伯玉謙詞，力真實語也。堯、舜、禹之授受，以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成湯之檢身若不及，文王之望道而未之見。古之聖賢，未有不以此存心而成德者，善學者宜加意焉。

原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今譯曾子說：“君子思量問題，從來不逾越自己的職責範圍。”

張居正講評位，是職位。這一句是《易經》中《艮卦》的象詞。曾子嘗稱述之說道：“凡人之居位，雖有大小尊卑之不同，莫不各有當儘之職。若舍其本職，而出位妄想，則在已為曠職，而子人為侵宮矣。君子則身之所居在是，心之所思亦在是，凡夙夜之所圖慮者，惟求以儘其本分所當為之事。如居乎倉庫之位，則思以審會計，明出納，而儘乎理財之職；如居乎軍旅之任，則恩以勤訓練，飭軍令，以儘乎詰戎之職，初未嘗越位而有所思也。如是，則眾職畢舉，而庶務鹹理矣。”

原文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今譯孔子說：“君子以自己說的話多而實際做的事少為恥。”

張居正講評恥，是羞恥。孔子說：“人之言行貴於相顧。若喜為高論，輕肆大言，而考其所行未能如是，則為言過其行。究其歸，不過便佞小人而已，故君子恥之。以是為恥，則勉不足而謹有餘者，自不容不至矣。”

原文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今譯孔子說：“君子之道的三個方麵，我都冇有達到：有仁德的人不會憂愁，聰明的人不會迷惑，勇敢的人無所畏懼。”子貢說：“這正是老師自己的準則。”

張居正講評憂，是憂慮。惑，是疑惑。懼，是恐懼。自道，是自家說自家的事，言道其實也。昔孔子以至聖之德，而常懷望道未見之心。說道：“君子之道有三件，反之於我，一件也不能。三者何?曰仁、曰智、曰勇是也。仁則心德渾全，而私慾淨儘，凡窮通得喪，皆不足以累其心，故不憂；智則心體虛明，而思慮詳審，凡是非邪正，皆不足以蔽其心，故不惑；勇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之決大疑，任大事，自勇往直前，而無足以動其心，故不懼。此三者，皆君子之全德，而我之所未能者也。”夫孔子道全德備，其於三者，皆已各造其極而時出之，豈複有所未能者乎?故子貢聞其言而歎說：“此乃夫子自言其實有者如是耳。”而乃以為未能，蓋聖不自聖之心也，大抵聖人深見義理之無窮，其自視常以為不足，故聖而益聖。有誌於希聖者，當知所惕勵矣。

原文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今譯子貢平常很喜歡議論彆人。孔子說：“賜啊!你自己就那麼賢德嗎?我就冇那麼多的閒工夫去議論彆人。”

張居正講評方，是比方。子貢平日好比萬人物而較其短長。此雖窮理之一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自治之功琉矣，故孔子反言以警之說：“賜也其賢乎哉?蓋惟賢者，自家學問工夫極其精密，乃可以其餘力而較量他人。若我則以義理無窮，工夫未到，日孜孜焉惟以進德修業，遷善改過為事，方自治之不暇，而何暇於方人哉?”夫方人之事，在聖人猶以為未暇，況學者乎?孔子言此，其所以警子貢者，至深切矣。

原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今譯孔子說：“不擔心彆人不瞭解自己，隻擔心自己冇有能力。”

張居正講評孔子說：“人之處世，常患名譽不彰，人不知己，然此不足患也。惟夫學焉而未能明其理，行焉而未能踐其實，此則在己本無可知之具，反之吾心而有歉者，正學者所當患也。今乃不以此為患，而徒患人之不知，何哉?”

原文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今譯孔子說：“不預先懷疑彆人欺詐，不憑空想象彆人不誠實，但卻能夠及早覺察欺詐與不誠實，這樣的人或許就是賢者了吧?”

張居正講評逆，是事未來而逆料的意思。億，是事末形而意度的意思。詐，是欺詐。不信，是不實。抑，是反語詞。先覺，是無心而自然知覺。孔子說：“人之於己，未必有欺詐之事也，而先意以料之，叫做逆詐。人之於己，未必有不信之心也，而先意以猜之，叫做億，不信。這等樣有心防人，固有幸而中者，亦有誣而枉者，非誠心率物之道也。然雖不為逆億，而人或得以欺之，則又忠厚太過，甘受人瞞，亦不足為賢也。惟於人之詐者，不必先意以迎之，於人之不信者，亦不先意以度之，而其詐與不信者之情偽，自能先知之，而不為所眩，斯則虛以應物，知能通微。譬之明鏡，雖未嘗有心以索照，而人之美惡妍媸，自無遁形，是乃可謂之賢也已。”蓋多疑生於不明，而明者自無所疑，逆詐、億、不信，皆由不明故耳。至明之人，物至即知，孰得而欺之乎?然非有居敬窮理之功，講學親賢之助，則此心虛靈之體，未免為物所蔽。欲以坐照天下，亦未易能也。此又事心者所當知。

原文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今譯微生畝對孔子說：“孔丘，你為什麼要這樣到處奔波去遊說呢?不外乎是憑藉口才和花言巧語來騙人吧?”孔子說：“我可不敢做這種事，隻是痛恨那些冥頑不化的人。”

張居正講評微生畝，是當時的隱士，蓋年高有德之人也。棲棲，是依依不捨的意思。佞，是便佞。疾，是惡。固，是執一不通的意思。昔孔子周流列國，欲行其道，而人皆不能用之。有隱士微生畝者，譏之說道：“孔丘，我隻見你今日之齊，明日之魯，人不見知，則亦可以已矣。何故這等棲棲然依戀不捨歟?夫世之佞人，則務為口給，以希世取寵。你今所為，無乃為佞以求用於世乎?”孔子答說：“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丘豈敢為佞人之事。但以世道汙濁，挽回在人，而康濟民物，當有所寄。若是守拘滯之見，以隱為高，昧變通之宜，果於忘世，則執一不通的人，又我之所惡者也。其所以棲棲然而不能忘情子斯世，蓋以此耳，豈敢為佞哉!”蓋微生畝是齒德俱尊的人，但其所見偏執，故聖人對之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原文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今譯孔子說：“所謂好馬，並非稱讚它的力量，而是稱讚它的德行。”

張居正講評驥，是良馬之名。德，指馬之調習馴良說。孔子說：“君子之所以見稱於世者，不徒以其有可用之才，以其有可貴之德也。譬如馬中有驥，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不徒以其有馳驟之力，以其有馴良之德也。蓋馬之任重致遠者存平力，然使雖有力，而不免於蹄齧，難於控禦，則亦凡品而已，何得為驥乎?人雖有才，而苟無其德，是亦小人而已，何得為君子乎?故人不可徒恃其才而不修其德，觀人者，論其才而又當考其德也。”

原文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今譯有人問：“用恩德來回報仇怨，怎麼樣?”孔子答道：“那該用什麼來回報恩德呢?

以正直來回報仇怨，以恩德來回報恩德。”

張居正講評或人間於孔子說：“人惟恩怨之心太明，故忠厚風日薄。若於人之有仇怨於我者，我皆忘其怨，而惟以恩德報之，何如?”孔子說：“酬恩報怨，也是人道之常；稱物平施，乃為事理之當。人之有怨於我者，既以德報之，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此於情理乖謬甚矣。必也於人之有怨於我者，我則不計其怨，而愛憎取捨，一惟以直道處之。使其人之可愛可取歟，我固不以私怨而昧其與善之公心；使其人之當惡當棄也，我亦不避私嫌而廢夫除惡之公典，這是以直報怨。若於人之有德於我者，則必以德酬之，大而捐軀以圖報，小而一飯之不忘。雖其中有委曲用情，屈法從厚者，若於直道有背，而揆之天理人情，固亦未為過也，這是以德報德，如是而施報之間，庶為得其平乎。”夫觀或人之言，非不近厚，而反不得其平；聖人之論，既得其平，而亦未嘗不厚。誠權衡萬事者之準也。

原文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今譯孔子說：“冇人能理解我呀!”子貢說；“為什麼說冇人能理解您呢?”孔子說：“我從不抱怨天，也不責怪人，而是從地下一步步認真地學起，以求向上能夠通達於天理，估計隻有上天能夠理解我了!”

張居正講評義理有本末精粗，從下麵學起，纔到得上麵，所以說下學上達。昔孔子道高德厚，不求人知，當時亦罕有知之者，故發歎說：“今之人，其莫我知也夫。”子貢問說：“夫子之道德高厚如此，何故人都不知夫子?”孔子答說：“人之學問，惟是高世絕俗，與眾不同，乃可以致人之知，若我則無是也。如窮通得喪，繫於天者，我雖不得於天，未嘗怨天；用舍予奪，繫於人者，我雖不合於人，未嘗尤人，隻是反己自修，循序漸進。如義理有本末精粗，我隻在下麵這一層著實用工，使功深力到，將上麵這一層漸次通達。譬如登山的，必由卑以至高；如行路的，必自近以及遠。這不過職分之當為，進修之常事，無以甚異於人，何足以致人之知哉。惟是心存為己，仰不愧天，或者上天於冥冥之中能知我耳，所以說知我者其天乎。”蓋甚言其必不見知於人也。夫聖人儘性至命，與天合一，其獨得之妙，真有人不能知而天獨知之者，然下學上達之一言，乃萬世學者之準則。人於可知可能者，逐一講求，則於難知難能者，自然通透，固不當躐等而進，亦不可畏難而止也。有誌聖學者，宜究心焉。

原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誌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今譯公伯寮在季孫麵前誣告子路，後來子服景伯就將這件事情告知孔子，還說：“季孫先生對子路已經有了疑心，而我的力量還足以用來殺掉公伯寮，並且將他陳屍街頭。”

張居正講評公伯寮，是魯人。想，是讒譖。子服景伯，是魯大夫子服何。夫子，指季孫說。sharen而陳其屍叫做肆。昔子路方仕於魯，為季氏宰。魯人有公伯寮者，乃讒想之於季孫，而季孫信之。子服景伯心懷不平，因以其事告於孔子說：“季孫之於子路，固因公伯寮之言而有疑心矣。讒邪害正，法不可容。以吾之力，猶能誅伯寮，而陳其屍於市朝，以明子路之誣而報其怨。夫子以為何如?”

原文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今譯孔子說：“大道如果可以得到實施的話，那是命運；大道如果將會被廢除的話，那也是命運。公伯寮能把命運怎樣呢?”

張居正講評孔子因子服景伯欲誅公伯寮，乃以理曉之說道：“士君子之心，非不欲行其道於天下，而道之或行或廢，實有非人所能為者，使其道之將行歟，則動見遇合，事事如意，是乃命之通也，固非人之所能使，使其道之將廢歟，則動見阻滯，事事違心，是乃命之窮也，亦非人之所能。夫道之興廢，皆由於命如此，今仲由之或用或舍，固自有命存焉，使其命該亨通，雖有讒言何畏?若使讒說得行，則亦命之窮耳，於公伯寮何尤乎?吾子固不必深憾而欲誅之矣。”按，聖人於得失利害之際，惟義是安，本不待決之於命而後泰然也，其言命者，特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然所謂不怨天，不尤人者，即此亦可見其一端矣。

原文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今譯孔子說：“對於賢者來說，避開亂世是上策，其次就是避開亂地，再次是要避開傲色，再次是避開惡言。”

張居正講評孔子說：“賢者之心，未嘗不欲有為於天下，然時不可為，則不得不高蹈遠舉，避而去之。故有見世之無道，即隱居不仕，而終身以避世者矣，其次有見此邦無道，去而之他邦者，謂之避地，其次有見君之禮貌既衰而去者，謂之避色，其次有因君之議論不合而去者，謂之避言。此皆不降其誌，不辱其身者也，世有此人，世道之衰可知矣。”

原文子曰：“作者七人矣。”

今譯孔子說：“有七個人已經像這樣做了。”

張居正講評作，是隱遁。孔子說：“當時之君子，不見用於世，作而隱遁者，有七人矣。”七人，今不知其姓名，夫子歎之，蓋深為世道慮也。

原文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今譯子路在石門夜宿。守城門的人問他：“你是從哪來的?”子路說：“從孔氏哪兒來的。”守門人說：“你說的孔子就是明知行不通卻硬要去做的那個人嗎?”

張居正講評石門，是地名。晨門，是管門啟閉的宮，蓋賢而隱於下位者。奚字，解做何宇。自，是從。昔子路相從孔子周流四方，晚宿於石門。時有守門官問說：“汝從何來?”子路說：“我從孔氏而來。”晨門說：“我聞君子相時而動，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彼孔氏者，既已知時事之不可為，即卷而懷之可也。乃猶遑遑焉奔走四方，必欲有為於天下，其亦不智甚矣。子之所從者，得非此人乎?”蓋譏孔子之不隱也。夫晨門之言，蓋亦士君子進退之常。但聖人道高德大，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特時君不能用耳，此又非晨門之所知也。

原文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今譯孔子在衛國擊磬的時候，有一個挑著草筐的人正好從孔子門前經過，說：“這個擊磬的人有心思呐。”

張居正講評荷字，解做擔字。蕢，是草器。昔孔子處春秋衰亂之世，而其康濟天下之心，有不能一日忘者。時在衛國，偶然擊磬以寓其憂世之心。適有一隱士，擔著草器行過孔子之門，聞磬聲而知之。說道：“有心哉，斯人之擊磬乎?”蓋人心哀樂之感，每托之樂音以宣其意。夫子憂世之誌，寓於磬聲之中，隱士賢者故能審音而識其心也。

原文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今譯過了一段時間又說：“太鄙塞了，硜硜的磬聲中透著固執!冇有誰能夠真正瞭解自己，就專守著自己的誌向算了。（正如《詩經》上所說）河深的話就穿著衣裳過，河淺的話就提起衣裳過。”

張居正講評硜硜，是小石之堅確者。“深則厲”一句，是《衛風·匏有苦葉》之詩，帶衣涉水叫做厲，褰衣涉水叫做揭。荷蕢者聞孔子之擊磬，既歎其為有心。乃又譏之說道：“斯人也，鄙哉徑徑乎，何其專確固執，而不達夫時宜也。夫君子相時而動，智者見幾而作。今世莫我知，道與時違，則亦惟潔身以去亂而已，何為周流四方，可止而不止乎?觀諸《衛風》之詩說道：‘凡徒步涉水者，遇著水深的去處，則穿著下體之衣而過之；遇著水淺的去處，則揭起下身之衣而過之。”’夫涉水者，必視其水之深淺以為厲揭；則君子處世，當視其時之治亂以為進退。今斯人也，世不見知，猶棲棲然而不止，是深不知厲，淺不知揭矣，豈不鄙哉其徑徑乎?荷蕢之譏孔子如此，是不知聖人之心者矣。

原文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今譯孔子說：“果真如此，那也就冇什麼難處了。”

張居正講評孔子聞荷蕢之言而歎，說：“觀斯人之言，何其果於忘世哉。夫君子之慾行其道於天下，非以為利也，將以救世也。若隻要潔其一身，委而去之，亦有何難?然則荷蕢者之果，我非不能為，直不忍為耳。”蓋聖人心同天地，天地不以時之閉塞而廢生物之心，聖人不以時之衰亂而忘行道之誌，誠上畏天命，下悲人窮，非得已也。彼荷蕢之流，何足以知之。

原文子張曰：“《書》雲：‘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塚宰三年。”

今譯子張說：“《尚書》上說：‘殷高宗住在凶廬守靈，三年都不談政事。’說的是什麼意思?”孔子說：“不隻高宗，古人都是如此。一旦國君駕崩了，朝廷百官則總攬各自的職務聽命於塚宰，直到滿三年為止。”

張居正講評《書》，是《商書·說命》篇。高宗，是商王武丁。諒陰字，當作梁閹，是天子居喪之處。總己，是總攝己職。塚宰，是宰臣之長。昔子張問於孔子說：“《商書·說命》篇說，商王高宗武丁居其父小乙之喪，三年不親政事，不發言語。夫人君一日萬幾，若三年不言，則臣下何所稟令乎?不識此書之旨果何謂也。”孔子說：“親喪乃人子之大變，哀慕乃人子之至情。三年不言，何必高宗為然，自古為君的都是如此。考之古禮，君薨，則嗣君居廬守喪，不親政事，不發號令；百官各總攝己職，以聽處分於塚宰，如此者三年。夫既有塚串可托，則嗣君雖三年不言，何憂國之亂哉?然托孤寄命，國家大事，必有忠貞不二心之臣，而後可使百官總己以聽。苟非其人，又不若嗣君躬親聽覽，以守先業之為大孝。故古今異時，宜此禮之不行於後世也。”

原文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今譯孔子說：“如果居上位的人喜好禮節，那麼老百姓也就更加容易役使。”

張居正講評禮，是尊卑上下的禮節。孔子說：“有國者常患民之難使，然民之難使，由其不知禮耳。蓋禮所以彆尊卑，辨上下，其節文度數之間至嚴至肅。若為上的心誠好之，修之於身，而視聽言動必以禮；達之於政，而教訓正俗必以禮。則等威辨而紀綱振，那百姓每都安分循理，而無敢抗違。不假刑驅勢迫，而趨事赴工之恐後矣，豈不易使乎?若上之人，先自畏拘檢而樂筒傲，則下皆化之，而僭逾淩迫，固其所也，豈民之難治哉?”所以說禮達而分定，有天下者所宜深念也。

原文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今譯子路問怎樣才能成為君子。孔子說：“以嚴肅認真的態度來修養自身。”子路又問：“像這樣做就夠了嗎?”孔子說：“通過修養自身來安撫他人。”子路又問：“那麼像這樣做就夠了嗎?”孔子說：“通過修養自身來安定百姓。通過修養自身來安定百姓，恐怕連堯和舜自身都存在缺點而不能做到呢!”

張居正講評病，是有歉於心的意思。子路問說：“人必何如而後可以為君子?”孔子告之說：“人之為學，不外乎一心而已。能莊敬，則此心惕勵，而日進於高明；才安肆，則此心放逸，而日流於汙下。必須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使戒慎恐懼之心無時而少懈，則身無不修，而德無不成矣。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此而已。”子路問說：“君子之道大矣，乃止於如此而已乎?”蓋以為未足也。孔子說：“這敬不但可以成身，乃人己合一之理。誠能敬以修己，而至於充積之盛，則己正物格，此感彼通。雖推之而至於安人者，亦不外是矣。”子路又問說：“君子之道大矣，乃止於如此而已乎?”蓋猶以為末足也。孔子說：“這敬不但可以安人，乃天下為公之理。誠能敬以修己，而至於充積之盛，則處無不當，感無不通。雖極之而至於安百姓者，亦不外是矣。夫功用至於安百姓，豈易能哉?雖堯舜至聖，以欽明溫恭之德，致時雍風動之休，而當時之民亦難保其無一夫之不獲，在堯舜之心，猶有歉然不能自寧者矣。夫觀堯舜且以為病，則修己以敬，豈不足以儘君子乎?”按，修己以敬，乃千聖相傳之要，而堯舜猶病，實聖人無窮之心。人君誠能法堯舜之敬以修身，而推堯舜之心以圖治，何患德不符於二帝，而世不躋於唐虞哉。

原文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今譯原壤叉開雙腿坐著等待孔子。孔子說：“年少的時候不知兄弟間的禮節，長大以後也冇有什麼能夠傳給彆人的，年紀老了還不想死，這樣就是對彆人的傷害。”說完孔子就用柺杖敲了敲他的小腿。

張居正講評原壤，是孔子的故人，平素從老氏之教，放曠子禮法者。夷，是蹲踞。俟，是待。叩，是擊。脛，是足骨。昔原壤見孔子之來，而蹲踞以待之，其疏放不檢如此。孔子責之說道：“禮法乃檢身之要，傲惰為惡德之尤。汝自年幼時，則任情傲物，而不知遜弟之道。及至長大，則蹉跎歲月，而無一善狀之可稱。今又老而不死，徒敗常亂俗，為風化之蠹而已，非害人之賊而何?”孔子既責之，而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聖人於敗壞禮教之人，深惡而痛責之如此。

原文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今譯闕黨有個少年負責在賓主相見的禮節中替人傳話。有人問起他，說：“他是想讓自己上進的後生嗎?”孔子說：“我看到他站在成年人才應該站的位置上，又看到他跟前輩長者並肩行走；可知他並不是追求上進的人，而是急於求成的人。”

張居正講評闕黨，是地名。將命，是傳賓主之言。益，是進益。昔闕黨之中，有童子者來學於孔子。孔子使之答應賓客，而傳往來之命，或人間於孔子說：“傳命亦非易事也。此童子必學有進益，故夫子使之為此，以寵異之歟?”孔子答說：“在禮童子當隅坐隨行。今此童子，吾見其居於長者之位，而不循夫隅坐之禮；見其與先生並行，而不循夫隨行之禮。夫為童子而不安其分如此，是乃進修無漸，積德無基，非求益者也。但欲淩節躐等，而速進於成人之列耳。故我使之給使令之役，觀少長之序，而習揖遜之容，所以折其少年英銳之氣，而令其日就子規矩法度之中也，豈寵而異之哉?”由是觀之，可見聖門之教，雖以敏求為先。亦以躐等為戒。蓋躐等，則欲速而不達；循序，則日益而不知，所以夫子亦自雲下學而上達，為此故耳。學者，宜知所從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