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福建人 第八章戀祖愛鄉回饋桑梓

閩籍華人是在艱苦環境中創基立業，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的。他們走出閩地，闖蕩大江南北．漂洋過海，打拚異國天地。他們落地生根，開枝散葉，憑超群膽略，以爭先氣魄，馳騁各界。福建人雖然奔走各地，但戀祖愛鄉的心情也始終像風箏線一樣牽扯著他們，取得成就後回饋桑梓成了他們普遍的做法。這不僅為自己創下基業．也為當地社會和家鄉祖地做出巨大貢獻，由此贏得世人尊敬以及家鄉人民的愛戴。

1.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福建北部與西部是山區，山區人比較質樸、直爽，東部與南部是沿海，海邊的人顯得更精明、刁鑽。但在總體上看，福建人的性格還是很有共性的，即柔中有剛。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正是這個道理。

福建人話語不多，外表平和、含蓄，不咄咄逼人、鋒芒畢露，內在卻剛強、堅毅、執著。喝酒是很能反映人的性格的。在酒桌上，福建人勸酒也不那麼勤，特彆是在城市裡，生硬勸酒的做法已經過時，顯得溫和隨意、文質彬彬。能喝的，自覺多喝，不能喝的，彆人也不會硬灌。北方那種“站著進來，躺著出去”的酒風，福建人頗感畏懼．從對酒的態度上，很容易看出福建人缺少豪邁之氣。倘若北方人與福建人一起喝酒，也許北方人會覺得喝不痛快，喝不過癮。但福建人與福建人在一起特彆是彼此熟悉的朋友，邊喝邊聊，能者多喝，不生勸硬灌，卻有身心輕鬆、怡然自得之感。在福建，五六十度的白酒能喝一兩斤的人．也是有一批的。尤其是在閩北、閩西山區，能喝的人不少。不過，他們即使能喝，也常含而不露。在酒桌上不張狂，不叫板，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喝到爛醉如泥。所以．能喝的人也常給人“不會喝”的印象。經常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北方人與福建人在酒桌上叫板，看福建人溫文爾雅的樣子，覺得他們不善喝，想把他們灌醉，不料福建人後發製人，待北方人喝得已有幾分醉意，才連連進攻。結果，醉倒在地的竟是北方漢子。

福建素有“散文之鄉”之稱，幾十年來出了不少散文家、詩人，比如冰心、林語堂、郭風、何為、舒婷，當今福建的幾家文學刊物，如《福建文學》、《散文天地》，每日都能收到不少散文、詩歌投稿。但福建的小說創作不行，缺乏有震撼力的宏篇钜製。福建的閩劇、南音、梨園戲，都曲調柔美、清麗，與北方的京劇、信天遊、河北梆子、山東快書，風格大相徑庭。“文如其人”。這從另一個方麵說明，福建人的氣質上確實陰柔占了上風，陽剛之氣不足。

福建人謙和而不軟弱，他們的心靈深處有一股韌勁。福建出過不少精明能乾的商人，比如，廈門的華僑陳嘉庚、永定的華僑胡文虎，都是聲名赫赫的钜商。但福建也出過氣吞山河的民族英雄。收複台灣的鄭成功是福建人，抗英禁菸的林則徐也是福建人。在現代史上，福建還出現過一批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如張鼎丞、鄧子恢、楊成武。他們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是轉戰南北、浴血奮鬥的結果。據統計，在20多年的革命戰爭中，福建有10萬人蔘加紅軍、新四軍和遊擊隊，其中2萬多人蔘加長征，5000多人蔘加新四軍北上抗日。在全省太平黨員和紅軍遊擊隊乾部、戰士中，為革命光榮犧牲的達4萬多人；被國民黨搗毀的革命基點村計2841個，被摧殘致死的群眾約38萬人，被殺害的革命群眾約9萬人，真可謂“壯懷激烈”。

閩西素有“山歌之鄉”之稱，在革命戰爭時期，許多婦女唱著山歌送兒子、送丈夫、送情郎當紅軍上前線。比如，《十送郎》即是當時婦女送情郎時唱的一首山歌。十裡相送，情意綿綿，依依難彆，足見她們柔情似水。然而．毅然決然把情郎送上炮火紛飛、生死難料的前線，義足見她們意誌何等頑強。柔與剛，是一對矛盾，而這對矛盾卻統一到了福建人的身上。

福建是個頗有文化底蘊的省份。從曆史的角度看，福建的文化也是很發達很有特色的。從唐代起，福建的重要都會建安（今建甌）就多書肆，是中國重要的文化、出版中心。宋、元、明三代，建安的刻書極為盛行，世稱“建本”。在福建的許多地方，都有文化古蹟。福建有名的自然風景區武夷山，方圓60平方公裡，不僅山青水碧，同時也是一座曆史文化名山，山崖上，溪水邊，至今還珍藏若3000多年前古越人的船棺30多具，考古學家認為是中國船棺葬的主要發源地。還有不少曆代的宮、觀、寺、廟和摩崖石刻400多處。走進閩西的客家土樓，你能充分感受到客家人朝夕相處、團結友愛、和睦共居、和善好客、刻苦耐勞、懷德重教、讀書奮進的民風。土樓往往雕梁畫棟．這些繪畫和雕塑，無不充滿客家文化特征。承啟樓有一副堂聯，寫的是“一本所生，親疏無多，何須待分你我。共樓居住，出人相見，最宜結重人倫”；振成樓的大門楹聯寫的是“振綱立紀．成德達材”，中門楹聯是“乾國家事，讀聖賢書”；後堂楹聯是“振作哪有閒時．少時壯時老年時時時須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要關心。”這楹聯即便今天讀來，也能啟人心扉。

可能與文化傳統有關，福建人特彆重視教育，福建的高考連續數年在全國名列前茅。福建人讀書的刻苦、做學問的用功，也是有目共睹的。特彆是那些科學家，克服各種困難，用畢生精力去鑽研一個課題，冇有頑強的意誌力，又怎樣支撐得下來呢?

福建人這種獨特的性格心理，形成的原因是複雜的，這可能與福建人口構成及自然環境有關：從人口構成上看，福建有當地土生土長的閩越人，也有大量的北方移民．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在這裡撞擊、交彙、嬗變。福建人有著南方人的精明、細膩、狡黠，又有著北方人直爽、剛強的一麵。兩種性格糅台在一起．使得福建人柔中有剛。從自然環境上看，福建山清水秀，在這樣的環境中，人的性格趨於溫柔、細膩。但福建自古是個荒蠻之地，特彆是在山區，山高穀低，交通不便，毒蛇猛獸出投，在這種環境下，意誌力不堅強，冇有韌勁，也是難以生存和發展的。

2.家族式經營

福建人在商業資訊方麵有極其靈敏的嗅覺，和善於分析各種資訊的精明的大腦。福建的商業之所以發達在於他們憑藉唯福建人所有而其他地區所無的那張發達的商業網絡，這張網是他們靠著各種社會關係的絲線精心組成的，而其經緯的結合點被人稱為是“三緣——血緣、

地緣和友緣”。利用家族關係來建立商業網是福建經濟賴以發展的重要條件。

早在唐朝，福建就有這種氏族經商的傳統。時至今日，家族式經營任然為大多數企業的經營取向。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采用家族式經營利於管理，而且商業機密也不容易外泄。

一組數據表明，在中國現有的300多萬家民營企業中，家族企業占了80%以上。華人首富李嘉誠的長江實業、和記黃埔、長江基建等也是家族企業，總市值達到5000億港元。可以肯定的是，家族企業也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方太公司董事長茅理翔甚至這樣認為：“家族製是目前中國現有條件下最好的企業模式。”

當然，家庭式企業也存在著一定的弊端。現階段，我國的家族企業所麵臨的問題不僅包括傳承上的問題，而且隱藏在傳承背後的是家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的路徑探求。極端注重血緣關係的中國家族企業，如何突破家族企業的窠臼，建立符合市場經濟標準的現代企業製度，是經曆了短暫創業輝煌的中國民營企業家們需要麵對的最大問題。

林聰穎的成功在於，他在某種程度上有效地平衡了家族式的管理機製。“九牧王”是一個家族企業，林聰穎的家人分管著企業的各重要部門。對這種體製的經營實踐使他很早就認識到“當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家族製度會妨礙企業的進一步發展”這麼一個商界的共識。他的做法很簡單，那就是：家裡的一套，不能搬進企業裡來。

1995年，林聰穎簽下了獨家代理“重磅麻紗王”在大陸銷售的協議，如願以償地取得了未來的市場王牌。立即著手佈置全麵進攻的大戰略，要利用這次機會一炮躥紅。為此他給生產部門下了一道死命令，對現有的生產工藝進行全麵改革，隻求能令新產品以完美的形象一鳴驚人。出乎他意料的是，這一次，生產部門對他的指令卻不以為然，抬出他的父親來抗衡，而分管生產的林父反對的理由也不無道理：“九牧王”的西褲工藝在同行業中已處於領先地位，現在再談進行改革，一來會增加公司的財務投人，加大新的風險；二來時間上也吃緊。對於父親所說的這番道理，林聰穎不是冇有想過，事實上這也符合他一向的節儉作風，對總部投資可省則省，但他有一個原則：絕不能往生產上省，這一次也是同樣的道理。他堅信這次改革對“九牧王”具有決定性意義，但他明白，既然家族成員多站在父親一方，要想工藝改革順利進行，必須過這一關。與父親發生矛盾，這個選擇對林聰穎來說是不無痛苦的。父親是個經驗豐富、頭腦靈活的創業者，對工作也十分投入，他一向都十分尊重父親的意見，但為了企業前途他不得不堅持自己的立場。他反覆地對父親說明工業改造舉措對公司的重要性，堅決地說：“在家裡，我聽父親的；在公司，父親得聽我的。”決策的根據應是企業的實際利益，不是家族製度也不是私人感情，林聰穎所表達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立場，他堅定不移。

事實證明林聰穎的抉擇是明智的。“重磅麻紗王”係列西褲一上市就引起了轟動，北京、上海、成都、廣州、西安等城市甚至引發了搶購風潮，林聰穎不得不組織工人日夜加班生產，“九牧王”品牌也一夜之間紅透大江南北，跨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從1995年6月到1996年底，該係列西褲累計銷售400多萬條，銷售額過億，創下了單品種服裝銷售的國內奇蹟。“九牧王”最終成為國內西褲第一品牌，全行業市場占有率第一之。

林聰穎的家族企業成功的經驗就是將現代企業製度引入家族製，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既保留家族製，又淡化和提高家族製。福建七匹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少帥”周少雄對資本運作的認識十分精辟，他說：“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企業要走出去，將麵臨更大挑戰，除了經營品牌外，還要加強資本運作，把品牌打人國際市場。這是企業的與時俱進，因為現代企業的競爭已發生深刻變化，不再是你死我活的‘獨贏’格局，而是更高層次的競爭與合作。資本運營就是這種更高層次競爭與合作的最佳境界。”

現如今，家族式企業應該說是一種可行的經營管理模式，尤其在我國現階段的情況下，在企業創業資本並不豐厚的今天，它還將是企業創業初期的重要管理手段。隻要在日後經營管理中能注意到科學管理方法的應用，家族式管理必將作為一種成功的管理模式而長期存在，並且為企業初期創業風險的降低和期資本的積累作出不可限量的貢獻。

3.躋身科研領域——為國爭光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當今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的競爭，其核心和關鍵在於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以及高新技術產業化。科技創新越來越成為當今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的重要基礎與標誌，越來越決定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進程。如果不能創新，一個民族就能難以興盛，難以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深知此理的福建人為了民族振興，毅然決然的躋身於科研領域。

對我國普通公眾來說，李愛珍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名字。如果不是2007年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的選舉結果，使她成為第一位獲得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的中國女科學家，恐怕很少有人會去關注她的生平。

李愛珍於1936年出生在福建省石獅永寧港邊村，1954年，她從福建泉州第一中學考人複旦大學化學係。1958年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上海冶金研究所任職。

自1960年代末，分子束外延（MBE）技術逐漸發展起來，帶來了半導體科技的一場革命。1980年起，李愛珍開始開拓和研究半導體量子奈米結構與分子束外延單原子層生長技術這一前沿學科領域。1980年，作為中國科學院上海冶金所的專家，李愛珍被派到美國卡尼基梅隆大學做了26個月訪問學者，師從國際半導體權威米爾納斯教授（Milnes），轉入用分子束外延高新技術生長超晶格、量子阱、異質結人工合成超薄層奈米材料。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期間，李愛珍還去著名的貝爾實驗室拜訪過卓以和，從而打下在國際前沿領域做研究的基礎。回國後，李爰珍在科研一線致力於發展我國分子束外延技術。在1984年分子束外延國際會泌上，李愛珍和國內科學院同行分彆報告了用國產分子柬外延設備生長的材料和物性及器件應用的論文，取得了驕人的業績。她與中科院同行研製我國新一代國產分子束外延設備，研究成果打破了國外對我國的技術封鎖。

1993年，李愛珍開創和發展了至今仍為中國唯一的可生長台砷、含磷量子結構的壓力控製氣態源分子束外延技術（G**BE）和G**BE材料和器件方向。1994年，美國貝爾實驗室發明單板型量子級聯鐳射器（QCL）之後，李愛珍帶領課題組開拓了中遠紅外量子級聯鐳射器全新領域。因為她知道，工作於中遠紅外波段的鐳射器和探測器對於國家和國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種鐳射器可以靈敏地檢測包括有毒有害氣體在內的各種氣體，在環境監測和醫學檢測以及反恐等領域都有非常好的應用前景。所以進行這一方麵的研究刻不容緩。1998年，李愛珍用氣態源分子束外延（G**BE）和技術，研製出亞洲首批中紅外5微米和8微米亞奈米量級400層的量子級聯鐳射器（QCL）材料，並經器件驗證，發表了亞洲首篇量子級聯鐳射器SCI論文，使中國進人了掌握此類鐳射器研製技術的國家行列。這也是李愛珍自己最引以為傲的事，因為在貝爾實驗室掛有一張世界地圖，上麵用紅筆標出國際上誰有量子級聯鐳射器，除了美國和歐洲以外，地圖上亞洲用紅筆標註的隻有中國的李愛珍小姐。這是中國的驕傲。卓以和說過，量子級聯鐳射器的材料製造相當困難，“世界上冇有幾個實驗室可以做到，而且這些實驗室的人員大多有過在貝爾實驗室工作的經曆。李愛珍能夠獨立地做出來，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很大的功勞。”

美國國家科學院是一個學術界熟悉的名字，美國是全球科技最發達的國家，也是全球科技人才最集中的國家，院士榮譽是一個國家對各個領域裡最有學識、最有才華和最有成就的科學家所能給予的最高禮遇。美國國家科學院評選院士，其中一條核心標準就是“在某一科研領域中長期的、源源不斷地作出卓越、原創性的貢獻”。李愛珍的研究水平完全達到了國際水準。在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的選舉標準不會低於本土院士……在一定程度上，當選外籍院士更不容易。”李愛珍在獲獎致謝時是這樣表示的：“成為這個頂尖群體中的員，是我一生科研生涯的榮譽，以及與我共同奮鬥的群體的榮譽。”熟悉李愛珍的同行們深知她在分子束外延領域的開拓性貢獻，獲此殊榮當之無愧。

李愛珍雖然在幾次的國內院士評選中落選，但她始終對祖國懷著一顆感恩的心。李愛珍經常對學生講：“任何人都會從地球上消亡，也很快會被人們忘記，但是‘中國’這兩個字會永遠在地球上存在下去。與國家的需要相比，自己的得失實在微不足道，國家給我們的，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我今天能夠當上外籍院士，如果冇有國家給我那麼多平台、項目研究經費、科研環境等支援，冇有恩師鄒元燨院士不顧個人政治風險，極力舉薦出身於華僑世家的我為公派訪問學者赴美學習、研究分子束外延，就不會有我李愛珍的今天，對國家的恩情、對恩師的恩情我是不能忘本的。”

在中科院上海微係統與資訊研究所，隻要提起李愛珍，無論同事還是學生，她留給人們最深的印象就是“拚命搞科研”。“人家是勤奮，她是拚命”，李愛珍的學生這樣形容她。李愛珍曾說過：“我不是把利研看成一種職業，如果是職業，那就上班來下班走，掙一份工資。我把科研看成我生命中的絕大部分。”2008年5月，在紀念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建院三十週年之際，李愛珍被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授予“傑出貢獻教師”。2008年7月被科學中國人評選為“科學中國人2007年年度人物”。如今，李愛珍在分子束外延國際會議國際顧問委員會、中紅外光電材料和器件國際會議科學委員會、磷化錮及相關化合物國際會議程式委員會等多個重要序列國際會議任職，為我國在這些領域占有一席之地作出重大貢獻。

李愛珍的成就來源於對事業的執著追求和堅持不懈的奮鬥精神，懷著感恩的心將科研視為自己的生命。不遺餘力地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做著研究，為國家爭取了光輝的榮耀。

4.“一代才華”——獻身中國文化事業

福建人憑藉自身的堅定執著涉足各個領域，就是在令眾人仰慕而又望塵莫及的文化界，也留下了福建人的光輝足跡。

有“一代才華”之稱的鄭振鐸就是文化界的典範。

鄭振鐸，是我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國內外聞名的收藏家。鄭振鐸一生成就頗多，涉及領域廣泛，是五四以來文化界少數幾位“全才”式的人物。

鄭振鐸，字西諦，筆名賓芬、郭源新，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生在浙江省水嘉縣（今溫州市）。1917年考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北方交通大學前身）學習。

鄭振鐸一生中以文學貢獻最為突出。著有專著《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中國俗文學史》、《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等，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僂集》、《歐行日記》、《山中雜記》、《短劍集》、《困學集》、《海燕》、《民族文話》、《蟄居散記》，編輯《中國短篇小說集》、《北平箋譜》（與魯迅台編）等。

在文學理論方麵，鄭振鐸是文學革命初期“為人生”的文學的重要倡導者之一。1921年6月，他進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淚的文學”的口號，要求進步作家創作出“帶著血淚的紅色的作品”。從那時起，他一生堅持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強調文學在社會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學為人民服務。在文學研究方麵，20年代初即提倡和從事中外古今文學綜合的比較研究，較早提出和著手用新的觀點、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國文學史，特彆是一貫重視民間文學和小說、戲曲的資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屬於開拓性的工作。

鄭振鐸還主編了當年最出名的文藝刊物，蒐羅了許多中國珍貴文獻，所以既可以說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也可以說他是一位有名的編輯、藏書家。他所主編的刊物，很多都是曾發生過重大影響的第一流刊物，對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起過重大作用。他的另一個重大貢獻是對中國文獻的蒐羅和保全。他逝世之後，家人按照他的遺願，“我死後，這些書全都是國家的”，將近10萬冊的珍貴藏書全部獻給國家。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是鄭振鐸為社會主義文化作出的又一巨大貢獻。

鄭振鐸從“五四”時期起從事文學翻譯工作，終其一生冇有離開過翻譯事業。20世紀20年代前期他翻譯了大量俄國和印度文學作品，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初他還譯述了一些希臘羅馬文學作品。他從事翻譯的時期正是我國新文學翻譯事業的初期。他的譯作在那段特定的曆史時期和範圍內發揮了示範作用。此外，他還翻譯了一些在“五四”時期不受關注的國家的文學作品，帶有填補空白和開風氣之先的意義。他不僅自己勤於翻譯，更突出的是，他以自己主編的雜誌和組織的文學社團為依托，大力提倡翻譯活動，積極開展對翻譯理論的探討，以期推動中國翻譯事業和新文學的發展。他論證了翻譯的可行性．闡釋了翻譯的目的與功能，討論了翻譯的藝術、方法及原則；他最早介紹和評價泰特勒的翻譯“三原則”，並評價和發揮了嚴複的“信達雅”之說。鄭振鐸的這些翻譯論述，不僅在當時發揮了很好的作用，而且經過曆史的檢驗，至今仍然有效。譯著有《沙寧》、《血痕》、《灰色馬》、《新月集》、《飛鳥集》、《印度寓言》等。

鄭振鐸不忘自己祖輩生長的故土，對故鄉懷有深厚的感情。他總是公開表明自己是福建長樂人，有時撰稿編書，還特意署上“長樂”二字，例如《清人雜劇初集跋》結尾時，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長樂鄭振鐸跋”。他編的本書名就是《長樂鄭氏彙印傳奇第一集》，在此書的序文後，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長樂鄭振鐸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長樂西諦”。“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直至他遇難（1958年10月17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翌日因飛機突然失事遇難殉職）的前十天，在“最後一次講話”中，還說“我是生長在溫州的福建人”。

鄭振鐸長期在異鄉，卻能夠鄉音不改，在生活、飲食、愛好等方麵，保持福州的特色，同時也反映到其作品之中，鄭振鐸雖然自幼生長在溫州，但因家庭生活環境關係，卻能說福州方言，他和家裡人日常談話都是用福州話。在飲食愛好方麵，鄭振鐸也是保持著家鄉的特色，以富有家鄉風味的閩菜，招待文朋好友，顯然，這是鄭振鐸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請魯迅、冰心等人，席間吃的就是其母親親手烹凋的福建菜。鄭振鐸還很喜歡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鄉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贈給魯迅。從鄭振鐸的文學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對故鄉感情之深。1926年，鄭振鐸到莫乾山避暑期間寫的散文《月夜之話》，通過月下乘涼的絮語，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對福州民歌的喜歡和讚賞。高夢旦先生向他介紹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錄下米，並把福州方言民歌譯成普通話，加以解釋，通過自己的作品介紹給讀者。

鄭振鐸一生成就卓越，涉獵範圍廣泛。有人這樣評價鄭振鐸說：“中國要是有所謂“百科全書”派的話，那麼，西諦先生就是最卓越的一個。”李一氓也這樣稱讚鄭振鐸：“對於鄭先生，我認為他是中國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可見鄭振鐸在中國文化界中具有相當高的地位。振鐸之聲，迴響久遠，鄭振鐸先生以其淳厚的人品和淵博的學識．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文化寶藏，這是中國文化的幸事、世界文化的幸事。他在諸方麵所作的貢獻，值得我們很好的記取；他留下的豐富的著作，也值得我們很好的學習、研究、繼承和發揚。

5.桃李滿天下——發展教育事業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事業是一項長期而又艱钜的曆程，國家的發展壯大離不開教育，科教可以興國。“凱旋歸來”的福建商人更加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為了回饋桑梓，回報祖國，毅然的興辦起教育事業，孕育的英才遍及祖國大江南北。

辦教育是一項無利可圖的公益事業，而且，它不像捐建一所醫院或者一座公園，一筆錢付出去，隻要把房子蓋成，也就大功告成了。辦學不但需要一筆可觀的創辦經費，而且有關設備的添置、圖書的購買、教員薪金的支付等等，是一項長期的沉重的負擔。冇有鍥而不捨的毅力，冇有強烈的愛國精神，是很難實現其抱負的。

創辦教育，是陳嘉庚一生中的主要活動。他先後在廈門、集美、新加坡等地，捐資興辦了70多所學校，其中包括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有人估計，他一生用於辦教育的經費，如果摺合成今天的貨幣，約可達一億美元。其中耗資最大，時間最長，影響最廣的，首推他在其家鄉創辦的集美學村。

陳嘉庚在集美捐資辦學，嚴格說來，早在1894年就開始了。當時他僅20歲，第一次從南洋回來，便把他所積蓄的2000元全部捐獻出來，辦起了“惕齋學塾”，這可稱是他一生中最早的辦學實踐。但是，陳嘉庚在集美進行大規模的辦學活動，則始於20世紀初。20世紀初的中國，貧窮落後，滿目瘡痍．國家飽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蹂躪，人民群眾生活貧困，

文化水平很低。那時，集美雖位於福建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同安縣境內，但依然是民不聊生，文盲成堆。正如陳嘉庚在回鄉時候所看到的那樣，鄉村十多歲的兒童，由於貧困失學，竟然成群結隊，赤身**的嬉戲，令人歎息。整個集美村，甚至連一所正規的小學也冇有。村中以封建宗族中的“房”為單位的各家族分彆辦了幾所私塾，但教的都是《三字經》一類舊書。對此，陳嘉庚心中深感痛心，他認為：“那種情況，近則敗壞風俗，遠則貽誤民族前途。”他著眼未來，為了提高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抱著“教育為立國之本，興學乃國民天職”的愛國思想，決心捐資創辦教育。

1913年1月27日，陳嘉庚經過周密的準備，正式開辦了“鄉立集美丙等小學校”，分|設高等一級和初等四級。從此，在這個建村已有五六百年曆史的集美．第一次出現了正規的學校。

為了加快家鄉的教育建設步伐，陳嘉庚在集美開展辦學活動的開始，就很注意抓好師資力量的培養，把它視為必須優先解決的大問題。1916年10月，陳嘉庚委托其胞弟陳敬賢回鄉籌辦師範和中學。陳敬賢先生不辭辛苦，四處奔走，精心籌劃，於1918年3月10日正式開辦了師範、中學兩所學校，並將這一日期定為集美學校的校慶日。在這以後的近十年間，陳嘉庚利用其在南洋企業的贏利所得，先後創辦了十多所學校，使原來文教事業極為落後的集美，迅速發展成體製完備的綜合學村。在陳嘉庚先生的鼓勵、資助下，閩南、閩西北和廣東潮汕、梅州等地的許多貧苦學生紛紛前來求學。那時，集美成了華南一帶有名的教育中心。

20世紀代末30年代初，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空前的經濟危機，陳嘉庚在南洋的企業也因此受到很大的衝擊。由於陳嘉庚多年來為創辦教育花費了钜額資金，影響了其企業的自身建設，無法頂住世界經濟危機的強大壓力，1933年，他的企業被迫收盤，並於1934年全部停閉。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陳嘉庚先生所考慮的，仍然是集美、廈大兩校如果關門停辦，以後將很難恢複，這樣一來，“影響社會之罪大”。所以他寧可使企業關閉，決不停辦教育，真正實現他立下的“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舉不足攖吾念慮，獨於興學一事，不惜犧牲金錢，竭殫心力而為之”的誓言。

企業收盤後，為了堅持把集美學校辦下去，陳嘉庚儘了最大的努力，他一方麵自己節衣縮食，同時四方籌措，藉助其親友和集美校友的支援，繼續向學校彙回—筆筆款項，保證集美學校各項教學活動的正常進行。在陳嘉庚先生的關注和支援下，集美學校經曆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嚴峻考驗。

為了提高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陳嘉庚一生不惜巨資，慷慨捐贈，義無反顧，但相反的，他對於個人生活，卻極為節儉，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他經常說：“應該花的錢，千萬百萬也不要吝惜，不應該用的錢，一分也不要浪費。”

陳嘉庚先生熱心辦學，不隻是停留在捐款上。對於學校教育事業的發展，他也非常關心。在集美學校創辦初期，為了聘請到合格教師，他拋下繁忙的商務，四處奔波，曾為此專程前往福州，也多次致函北京、上海等地，禮聘教師來集美任教，並請國內著名的教育家黃炎培先生代為招聘。據黃炎培先生回憶，僅1919年前後一年多裡，陳嘉庚為討淪辦學問題，就給黃寫過30多封信。1918年集美師範和集美中學開辦，陳嘉庚與陳敬賢—起，親定“誠毅”兩字作為校訓，意在勉勵學生們努力學習，百折不撓，奮發向上，忠誠報國。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嘉庚先生從新加坡回到國內，他晚年長住集美，以七八十歲高齡，繼續為集美學校的建設發展而日夜操勞。直到1961年6月，他因病重在北京住院期間，依然念念不忘集美校務，經常通過書信、電報、電話，詢問和指導學校的工作，並立下遺囑，將他所有的300多萬元存款，除拿出100萬元分彆捐作北京華僑博物館的建築費和集美的福利基金外，其餘全部交集美學校作為辦學經費，連一分錢也冇有留給自己的子孫。他還諄諄叮囑後人，一定要把集美學校繼續辦下去。為了創建和發展集美學校，幾十年來，陳嘉庚殫思竭力，矢誌不移，可謂鞠躬儘瘁，死而後已。

70年過去了，陳嘉庚先生的心血冇有白流，這位愛國老人當年播下的一顆顆種子，已經結出了豐碩的果實。70年來，集美學校成績突出，為國內外培養了一大批品學兼優的專門人才，其中僅中等以上學校的畢業生人數就達五萬七千多人。他們中有許多人，已成為聞名中外的革命誌士、專家學者、企業棟梁、藝宛名人，為祖國的解放、繁榮與富強，為人類的發展與進步，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如今，在這片“山明兮水秀”的南國勝地，6000多名學生，牢記著陳嘉庚先生生前的諄諄教誨，正在努力學習，在學海中吮吸著知識的乳汁。

6.勘探地質學——促進可持續發展

當代閩籍移民幾乎遍及全國各界，儘管仍是少數群體，他們對當地乃至全國經濟、文化發展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在勘探地質學方麵，盧耀如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盧耀如，國內外著名的岩溶學家及水文工程與環境地質學家。1931年5月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於1953年提前畢業於清華大學地質係。

1955年我國第一個大水庫——官廳水庫開始蓄水後，發生大壩的滲漏與塌陷情況．危及新中國首都北京的安全，周恩來總理高度重視，指示地質部負責調查地質上的原因。盧耀如受命於危難之際，出任地質、水利、電力三個部門聯合組建的研究隊隊長。通過不斷勘探、不斷研究，終於在1996年汛期之前基本查明瞭發生滲漏和塌陷的原因，為進一步處理及保障大壩安全和免除對北京市的威脅，發揮了重要作用。

1997年初結束官廳水庫工作後，盧耀如即赴三峽南津關壩區進行喀斯特研究工作。1958年至1961年，擔任該壩區勘測與研究工作的負責人。他率領勘測與研究人員提出了出色的勘測研究成果，受到了當時蘇聯專家的讚譽，從20世紀60年代初的選壩至80年代初的岩溶基礎處理，盧耀如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烏江渡壩址及水庫基本無滲漏現象。盧耀如還指導研究調查有關南盤山（如天生橋一級和二級）、紅河（如龍濉）、黃河（如天生橋、萬家寨）等許多樞紐的岩溶及有關工程地質水文地質與環境地質方麵的重要技術難題。

盧耀如將野外調查與室內試驗相結合，探索有關岩溶發展規律，理論成果顯著。20世紀60年代初期盧耀如編製了《中國喀斯特地層分佈圖》、《中國南方喀斯特地貌類型分佈圖》和《中國南方喀斯特水文地質圖》。為恢複我國在國際地科聯中的合法權益，盧耀如於1972年提出了《中國岩溶發展基本規律及其若乾水文工程地質條件》，1976年出版了中、英文版的《中國岩溶》，在國際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國際地科聯刊物”特彆撰文介紹。這兩項成果榮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1986年地質出版社出版了盧耀如主編的《中國岩溶——景觀·類型·規律》一書，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評價。該書作為經典論著，獲得1987年地質科技進步二等獎和1989年全國優秀科技圖書二等獎。為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盧耀如在20世紀80年代末，進行了有關西南山區自然條件與經濟發展途徑的研究，並提出《西南山區自然條件與經濟發展途徑研究》一套圖件。而後經過進一步的修改。於1993年出版了《中國南方岩溶地質——生態環境圖係》，包括五幅圖，深人地反映了中國南方岩溶的特征。在與英國合作進行硫酸鹽與環境效應的調查研究中，盧耀如作為中方首席科學家，有關成果在國外受到重視，成果出版後被SCI（《科學引文索引》）收錄。結合自然科學基金研

究，又完成了《硫酸鹽岩溶發育機理與工程效應研究》論著。1999年出版了理論探索與工程實踐相結合的科技論著《岩溶水文地質環境演化與工程效應研究》（50萬字），由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探索了宇宙、全球的演化對岩溶發育的影響，對比了中國與世界上主要岩溶地區之間的岩溶發育規律。書中對黃河萬家寨及長江三峽工程的有關岩溶與庫區環境問題的研究與工程效應作出的判斷都已為客觀現象所證實。這是一部有很大反響的利學論著。

盧耀如院士長期重視岩溶地區地質生態環境研究，於20世紀80年代首先提出“石漠化”概念，他的一係列論文和著作大大促進了岩溶地區石漠化治理。在工程建設中特彆注重對地質環境效應與誘發地質災害問題，對一些重大地質災害作出了適時科學的論斷，為災害治理提供重要的決策意見。在理論方麵，2000年在《中國科學前沿》（工程院版）發表了《地質災害監測與防治》，2001年在《地質學報》（英文版）發表了有關岩溶地區地質災害防治的文章被SCI收錄，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2003年由河海大學出版社作為重點圖書出版的《地質生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中國西南地區及鄰近岩溶地區發展途徑》一書（50萬字），是盧耀如院士十多年苦心曆練的結晶。該書的有關認知和論點新穎，關於岩溶地區地質——生態環境以及有關效應的係統論述等研究成果居於世界前列。這部著作不但包含相關的理滄闡述，而且總結了岩溶發展規律，詳儘揭示了主要地質災害的防治途徑，分析了主要資源開發中的環境效應問題。

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之後，盧耀如針對震後應注意的地質環境效應與誘發地質災害問題提出了寶貴的建議。建議環保部門對於生物災害鏈應給予高度重視，開展相關監測工作。同時，應製訂地震及其他氣候條件下災難鏈的預案，以減少相關損失。並對如何在環保方麵進行防範以及如何建立防範地質災害引發環境災害的長效機製等方而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建議。

對家鄉福建的建設和發展，盧耀如院士始終滿懷赤子之心。2006年第四屆“6·18”院士交流大會上，盧耀如院士提出，在建設“海西”經濟中，要更好地發揮院士的作用。盧耀如等院士圍繞福建省的水、礦產、生物、能源等資源的合理利用，減災防災的環境治理問題，以及城市群的協調發展三個方麵，展開全麵考察、建言獻策，並提出可行性方案，供福建省領導及相關部門決策參考。盧院士懷著一顆感恩的心，為自己的家孝儘了一份力量。

盧耀如長期從事岩溶地質的科研和工程實踐，建立了岩溶發育與工程環境效應係統理論，參與實踐及指導水利水電、鐵道、礦山及城鎮工程勘測研究。提出地質生態環境新認識，為西南地區脫貧與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研究地質災害，為防災興利提供決策依據。尤其注重理論實踐的結合，成就卓越，為我國的地質工作做出了傑出貢獻。

7.架橋鋪路——發展交通事業

福商重情重義，衣錦還鄉後，他們馬上想到的是如何回饋桑梓？百姓常說：“要致富，先修路。”於是，架橋鋪路就成了福商回報家鄉人的首選之道。

從1871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的48年間，福建華僑投資共1700萬元．平均每年投資37萬元。而1919年到1927年的8年中，華僑投資為2350百元，平均每年投資近300萬元。較之初興期每年平均增加了**倍。投資金額比重占全省的投資比重都有較大的增加，可以說是福建華僑投資的發展期。

華僑投資之所以發展，是和當時的政治經濟情況有關的。

首先，是由於華僑資本有新的發展。華僑資本家和國內資本家一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展起來的。到了戰後發展更為迅速。陳嘉庚先生《南僑回憶錄》一書中指出，1904——1914年，他的資本積累平均每年10萬元，大戰以後，他每年平均積累達90萬元，比戰前增加9倍。1920一1926年繼續發展，每年平均積累達270萬元，為戰前的27倍。當時獲得巨大發展的不隻陳嘉庚一人。在他的回憶錄裡，提到1922年南洋華僑在廈門的資產在1000萬元以上的就有3人，其中一位資產達一億元以上。華僑資本的發展是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增加的前提。

其次，由於帝國對華僑的壓迫，1920年以後，日、美兩個帝國主義加緊對南洋華僑施加壓迫。日本帝國主義妄想代替歐美帝國主義在南洋的地位，鼓勵日本資本家和華僑資本家競爭。美帝國主義則促使菲律賓殖民zhengfu於1921年通過“西式簿記案”，使華僑處境日非，更加緬懷祖國和家鄉的投資企業。

第三，有了五四運動以前的華僑投資的經驗教訓，華僑從現實經驗中認識到投資路礦企業是難以成功的，應當選資本較小、週轉較快、獲得較易的企業，這就使商業、金融業的投資有了發展。加以當時公用事業和公路事業都為都市和鄉村發展所必需，因此都得到發展。

1919——1927年間，福建華僑在家鄉的投資，公用事業成為重點，主要集中在廈門，這就是廈門的電燈、電話和自來水三大公司，資本規模比較大。這三家公司都是福建華僑最大的實業家黃奕住創辦和接辦的。這些公用事業適應了廈門這個新興城市的需要，而且還帶有專利性質（自來水公司註冊專利15年），可以在短期內獲得比較穩妥的利潤，收人比較固定。

1919一1927年間，公路帶來的投資也是福建華僑對家鄉建設的重大貢獻。因為公路交通不需钜額投資，又能在短期收回資本，有利可圖。同時，華僑回鄉飽受交通不便之苦，對發展公路交通抱有強烈的願望．有些華僑把修橋鋪路作為公益事業，投資所得也用來辦公益事業。如陳嘉庚先生創辦的同美公司就將投資作為校產、紅利和股息都作為學校的經費。

福建的公路以閩南為最先，閩南的公路又以華僑陳清機於1919年創辦的泉安汽車公司修築的泉州至安海線為最早。這八年，繼泉安公司之後，泉州、晉江、南安、安溪、同安以及龍海等地華僑先後募股，組成了七家公司。計有泉圍公司（修築泉州至圍頭）、泉洪公司（修築泉州至洪顫）、同美公司（修築同安至集美）、；鴨杏公司（修築惠安杏田至鴨山）、泉溪公司（修築泉州至溪尾）、溪安公司（修築南安溪尾至安誨）以及漳浮始興公司（修築漳卅一石碼一浮宮），等等，建築公路裡程達幾百公裡。

華僑投資興辦公路事業，使僑鄉人民的交通條件得到了改善，各地的土特產得到了交流，給僑鄉人們生活提供了便利條件。泉安公司開辦時的工程師雷文銓以及其他技術人員大多數為歸僑。在泉州至安海間第一批駕駛汽車的司機鄭天德等人也是歸僑。海外僑胞對福建的公路、汽車駕駛和汽車修理技術的發展作出了貢獻，這是應該加以肯定的。

從國民黨反動統治到抗日戰爭發生前夕，是中華民旌危機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發展的時期，中國進一步殖民地化，民族資本在外資和官僚資本的壓迫下，逐步進入破產和麪臨破產境地。可是這一時期的福建華僑投資卻與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情況有些不同。華僑投資比以前各期又有進一步發展。投資企業達2273家，投資總金額近7000萬元，平均每年投資額達700萬元，不但投資數量占新中國成立前全省投資量的一半以上。而且投資企業全麵開花，堪稱為新中國成立前華僑投資最**、最繁榮的一個時期。

1927——1932年形成投資**，首先是與當時的世界經濟危機有密切的關係，因為這正是危機發生的前夕和初期，南洋各地的華僑還未直接受到危機的波及；其次是1928一1931年我國銀兩彙價大跌，有利僑彙回國。據中國年鑒的材料，1928年一海關兩等於0.71美元，1929年等於0.64美元，1930年等於0.46美元，1931年等於0.34美元。由於彙水高，華僑紛紛把資金轉移到國內來；第三，1927年以後，正值廈門、泉州、晉江等地市政當局，利用華僑資本來進行市政改革，到處拆城牆、築馬路、新建市區。因此吸引了華僑投資房地產，為逃避經濟危機的華僑資本開辟了一條道路；最後，1929年反動zhengfu頒佈“華僑回國興辦實業獎勵法”，對刺激華僑投資起了一些作用。

交通事業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加強了福建與其它沿海城市以及港澳台地區乃至全世界的積極交流與互動，從而飛速的帶動了福建經濟的發展。

8.救死扶傷——奮鬥在醫療前線

自尊自強的福建人無論從事什麼行業，他們都會爭取做最出色的。就是在醫療衛生事業，他們仍然奮鬥在第一線，去履行醫生的天職——救死扶傷。

吳孟超，1922年8月出生於馬來亞，祖籍福建閩清，1940年1月回國。1949年7月畢業於同濟大學醫學院，獲得學士學位；同年8月到第二軍醫大學的前身華東軍區人民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工作。曾任第二軍醫大學副校長、中華醫學會副會長、解放軍醫學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等。中國科學院院士，12次擔任“國際肝炎肝癌會議”等重要學術會議的主席或共同主席。2005年度獲得國家最高科技獎。為第二軍醫大學東方肝膽外科醫院院長。

吳盂超選擇做外科大夫，很大程度上憑著一股不甘服輸的勁兒。一開始，他覺得外科乾脆利索，用不著隔著皮猜瓤。而教務主任的一句話讓吳孟超下定了當外科大夫的決心。吳孟超身高隻有1.62米，臨近畢業分配時，負責畢業分配的教務主任說他個兒太小，乾不了外科。吳孟超為爭一口氣，就非當外科大夫不可。當時華東人民醫院招聘醫生，吳孟超入選了。1949年正值上海解放，作為實習醫生，他參加了救治解放軍傷員的工作，在手術室奮戰了三天三夜。

古人說：“纔不近仙者不可為醫。”吳孟超的成功完全靠著在醫學領域的勤奮好學，堅韌執著。1956年，吳孟超在跟了有“中國近代外科之父”之稱裘法祖學習了兩年後，繼承了裘法祖的“裘氏刀法”，34歲的吳孟超轉為主治醫師。醫學也是一個寬廣領域，人的一生不可能四麵出擊。開始獨立工作的他首先遇到的是自己該朝什麼方向發展。他的老師給了他很大啟示。裘法祖認為當今世界上肝臟外科是薄弱的環節，中國在這方麵更是空白，而中國又是肝臟疾病的高發地區，這是可以開拓的領域。當時中國的肝癌患者占到了全世界的40％，但是肝膽手術卻始終因為出血量大、患者容易死亡而成為外科禁區。然而就在這一年，一位外國肝臟外科專家訪問中國，他斷言中國肝臟外科的水平要達到國外現有水平，起碼還要二三十年。事實上，當時國內還冇有人做肝臟手術。甚至他的老師裘法祖也從未真正涉足過肝臟外科手術。

吳盂超堅信中國人能做到。他打了一份向肝臟外科進軍的報告，開始建立實驗室。最早的實驗室就設在醫院用來養殖實驗犬的窩棚裡，全部的實驗設備就是幾張破舊的桌椅和幾把剪刀。一切隻能從零開始，不按時吃睡已成習慣。起初，吳孟超對於肝臟的知識並不多，在學校上解剖肝臟課時．隻知道肝分左右葉，其他什麼也冇學。為了彌補缺陷，吳盂超找了一本美國人寫的《肝膽外科入門》著作，與另外一個同事合作，每人翻譯一半。披星戴月，廢寢忘食，用了40多天時間，將一本20萬字的著作翻譯出來，裘法祖想方設法讓此書出版了。這成了中國第一本肝外科教材。吳盂超80歲生日時，裘法祖將此書作為禮物送給了吳孟超．

1958年，吳孟超進行了肝臟解剖的研究，在建立人體肝臟灌注腐蝕模型並進行詳儘觀察研究和外科實踐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中國人肝臟解剖“五葉四段”的新見解，為肝臟手術奠定瞭解剖學基礎。1960年，吳孟超主刀成功完成了中國首例肝癌切除手術，不久又發明瞭“常溫下肝門間隔阻斷法”，把肝臟手術成功率提高了5個百分點。1963年，他成功完成世界上首例完整的中肝葉切除手術。短短幾年，吳盂超的成就已能編成幾本教材了！

今天的吳孟超不隻是優秀的外科醫生，更是一位戰略醫學家。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吳盂超就敏銳地認識到，要從根本上提高對惡性腫瘤的防治水平，必須依賴基礎研究的進步。因此，他建立了國內第一個肝癌專業性基礎研究實驗室。1993年他又組建了國際上規模最大的肝癌研究基地——第二軍醫大學東方肝膽外科醫院和研究所，把對肝癌的研究深人到分子水平和生物治療領域。吳盂超領導下的研究小組創新性地利用肝癌細胞與啟用的B淋巴細胞進行融合，形成了細胞融合疫苗。這是世界上第一支肝癌疫苗！《科學》雜誌立即在顯要位置登載了這一震驚世界的發明。現在該疫苗正在臨床試驗階段。也許，在不遠的將來，肝癌將徹底成為曆史名詞！國際著名肝臟外科學家、國際肝膽胰協會前主席評價，吳孟超對肝癌的基礎研究和臨床工作在中國和國際都處於領先地位，他的成就令全球同行矚目和敬佩。

如今，年逾八旬的吳孟超院士，為了中國的肝臟外科事業，仍奮鬥在臨床、教學、科

研第一線。他依然站在手術檯前，每天8點開始，小手術就做兩、三台，大手術就做一台，結束時往往已是下午一兩點鐘了。每年，吳盂超都要接待很多滿懷希望前來看病的患者，他們中有農民、有華僑、有下崗工人、有學生，他們或貧苦、或富有、或平凡、或顯赫，可吳盂超從不問他們的身份。在吳盂超的眼裡，病人隻有病情輕重之分，冇有高低貴賤之彆。他經常對學生們說：“醫本仁術，醫學是一門以心靈溫暖心靈的科學，醫生之於病人，其首要不在於手術做得如何流光溢彩，而在於如何向病人奉獻天使般的溫情。”

9.百年傳承——“慈善”是一項事業

在當今慈善界，閩商可謂是獨領風騷。不僅所捐善款總額冠絕全國，湧現了一批批“慈善大亨”，更勇於開拓進取，倡領中國慈善新潮流：2002年12月，晉江成立全國第一個縣級慈善總會，其理事多為本土企業家，七年籌資八億，惠民八萬，被視為民間慈善機構典範。

閩商行善，心繫桑梓，使慈善之花在八閩大地處處綻放，亦能拋棄地域隔閡，雖身在異國他鄉，也心繫故土，積極參與故鄉的公益活動，行善不倦，成為“仁愛”象征。樂善好施的閩商早已把“慈善”當作一項事業。

閩商的慈善事業始於明朝。

明崇禎元年（1628年），福建大旱，赤野千裡，民不聊生，海商領袖鄭芝龍毅然捐資，“招饑民數萬，一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舶載至台灣，令其芟舍開墾荒土。”不僅使人民免遭旱魔荼毒，更促進寶島開發。清代迄始，福建慈善蔚然成風，善堂善會林立，如義倉、義塾、義渡此類的民間慈善機構多由閩商獨力捐資設立，並受其管理。即使是官辦色彩濃厚的育嬰堂、普濟堂，雖由官紳出資設立，但“商捐”卻是其日常經費的重要來源，商人勢力強大與否往往決定當地慈善機構規模。

翻閱史料，閩商“敦親睦族”、“捐施貧乏”的記錄隨處可見，甚至還湧現了一批在全國頗具聲望的慈善家。如晉江商人林瑞岡，早年曾參與上海“果育堂”創辦，後又捐銀五千兩在家鄉倡辦“明善堂”，使“合鎮貧乏家，孤寡有月資，病有醫藥，死亡有棺槽，行李睏乏者助，濟急扶危，遂以開一郡未有之善舉。”除此之外，他還多次賑濟災民，名聞京師，被朝廷授予“樂善好施”匾額，並被賞戴花翎。

近代之後，由於地狹人多，許多福建人出海謀生，曆儘艱辛，創業有成，成為僑商，他們雖有千萬身家、卻戀愛家鄉、努力回饋桑梓，湧現了一批又一批可歌可泣的人物，像陳嘉庚、胡文虎等，使僑鄉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即使在抗戰的烽火歲月，許多閩商不惜毀家紓難，捐款捐物，救濟難民，為抗戰勝利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由此可見，今日閩商彪炳善界，是曆史的傳承與發揚。

《2010胡潤閩商慈善榜》中也特彆提及陳發樹和曹德旺兩位企業家在近兩年都提出了將自己公司價值數十億元的股份捐獻給慈善事業的計劃。2009年2月，曹德旺公開宣佈將捐出自己所持福耀玻璃股票的60%——當時市值38億元，成立以他父親名字命名的“河仁慈善基金會”，以在中國範圍內進行助學、救災、救困、救急、宗教等慈善公益事業。8個月後的10月份，陳發樹對外承諾捐贈當時價值83億元的有價證券，有意效仿“蓋茨基金會”的形式發起成立“新華都慈善基金會”。

計劃成立慈善基金會的不僅有陳發樹和曹德旺，2010年5月1日，正值恒安集團成立25週年之際，恒安向晉江慈善總會捐贈1億元，設立“恒安慈善基金”；2009年10月，安踏體育釋出公告稱，公司董事局主席丁世忠及其家族成員以每股10港元的價格配售了8000萬股安踏股份，約占安踏全部已發行股本的3.2%，共套現8億港元，其中的部分資產將被丁世忠家族用於成立慈善基金會；2007年6月，中國龍工董事局主席李新炎成立了“李新炎慈善基金會”，基金會註冊資金1000萬元，注入資金3000萬元重點開展扶貧助學項目。與此同時，還有閩商直接擔任了慈善組織的領導，如恒安集團董事長許連捷、聖農集團董事長傅光明分彆擔任了晉江市慈善總會和南平市慈善總會的會長。

閩商之所以積極成立基金會，是出於把慈善公益事業做得更規範、更有效益的考慮。對此，福耀集團曹德旺的兒子——曹暉接受記者采訪時，曾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現金捐贈好比吃麪包，吃了就冇有了，而成立基金會好像挖一口井，水能源源不斷，才能更穩健、更持久地做慈善。”

事實上，閩商的善舉不僅在於回報鄉裡，遠在他鄉創業生活的閩商，也同樣熱心投入當地的慈善公益事業。以西南重鎮雲南為例，據雲南省福建商會秘書長吳世界介紹，早在上世紀70年代起就有福建人跋山涉水到雲南經商，經過30多年的發展，目前雲南全省範圍內經商生活的福建人近30萬，投資總金額達千億元。在雲南，閩商和浙商、粵商是名列前三位的重要商幫，而在公益慈善捐贈榜上，閩商則是當之無愧的第一。據吳介紹，截至目前，雲南省福建商會會員企業已經向雲南當地慈善機構捐贈總計超過8億元的善款，用於扶貧濟困和幫助當地社會經濟發展。

愛是人類共同語言，是成功的真諦，是人性的無私體現。正是因為大愛，閩商才能廣受歡迎與信任，在千年歲月中屹立不倒，成為國際商界的璀璨之星。雖有極少數惡徒打著慈善旗號，招搖撞騙，但最終不為閩商群體所容，聲敗名裂，備受唾棄。在新的曆史時期，閩商不僅能秉承大愛本性，競仿先輩，更能推陳出新，成為時代弄潮兒。相信在末來，閩商還將繼續揚帆善界，為和諧社會構建、海西建設發揮更大貢獻，開創中國慈善新時代。

10.傳揚佛法——共創和諧社會

**總書指出：“一個社會是否和諧，一個國家能否長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全體社會成員的道德素質。冇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冇有良好的道德規範，是無法實現社會和諧的。”所謂“知榮辱方能創和諧”，佛教於此契機契理，將為構建和諧社會發揮積極而獨特的作用。

兩千五百多年來，有無數的佛家弟子都在默默無聞的實踐著“隻為眾生得離苦，不為自身求安樂”的弘源。而今，佛教又肩負起時代賦予的神聖使命——為世界求和平，為社會促和諧，為人類謀福祉。圓瑛、明暘這兩位佛家弟子就毅然肩負著這一艱钜的神聖使命。

圓瑛、明暘是中國現代佛教界領袖，圓瑛是新中國佛教協會第一任會長。圓瑛，俗名吳亨春，法名宏悟，彆號韜光。1878年出生於福建省占田縣平湖鄉端上村的農民家庭。19歲，決意皈依佛門。

明暘法師，俗名陳心濤，號俊豪，1915年出生福建省福州市。1927年13歲時，在大雪峰崇聖寺，依圓瑛大師落髮出家，法名日新，號明暘。

1928年，圓瑛被推為剛成立的中國佛教會主席，隨即率佛教代表團赴南京請願，要求南京zhengfu廢止改寺廟為學校的《寺廟管理條例》。不久，為分擔社會責任，他力倡佛教界“自食、自養、兼利社會”，開辦各種慈善福利事業。一時，佛教慈幼院、醫院、工廠、農林場紛紛成立，佛教介麵貌為之一變。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圓瑛以中國佛教會主席身份，通告全國佛教徒啟建“護國道場”，致電蒙藏院警惕敵人的分裂活動，同時致書日本佛教界，呼籲其教徒同中國人民一道，共同製止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1932年12月，天童寺發生火災，圓瑛大師發願於3年內募資恢複舊觀，明暘則襄助大師擘劃，終獲成功。1934年夏，圓瑛再次當選為中國佛教會主席，在南京開講《仁王護國般若經》，主張用佛教教義救人、救國、救世界。1935年，圓瑛大師的皈依弟子顧聯承、邢明心夫婦，捐出上海大西路兩畝多土地，興建圓明講堂，作為圓瑛大師在上海弘法修持的道場。講堂落成，明暘隨著圓瑛大師自寧波到上海，進駐圓明講堂，明暘擔任講堂監院。1935年12月，圓瑛任天童寺住持期滿回閩，接理湧泉寺住持。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圓瑛大師以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的身份，號召全國佛教徒投身抗日救亡，併成立佛教戰時救護團、難民收容所，親任救護團團長。在“八·一三”淞滬會戰中，他派遣僧侶救護隊奔赴前線搶救傷員，參與戰地救護。成立難民收容所，收容救濟難民。後來因難民人數太多，圓明講堂中也設立了“第九難民收容所”，由白聖法師擔任主任，明暘法師擔任總務，綜理事務。1937年冬，上海淪陷。經過激戰後的上海已是廢墟一片，屍橫遍野。陣亡的中國士兵和罹難的難民的遺骸，日軍不準收埋，中國居民又無人敢冒殺頭之險過問。豈能讓衛國抗敵的戰士曝屍郊野，讓罹禍難民的屍骸遺拋溝壑！圓瑛法師以大無畏精神，發起組織掩埋隊，由玉佛寺、法藏寺、清涼寺、國恩寺、關帝廟、報本堂等寺廟的僧眾和香工組成，圓瑛法師親任總隊長。每天用4輛汽車，由掩埋隊將屍體一具一具地抬上車，送到郊外掩埋。晝夜不停，花了3個多月時間，總計掩埋屍體一萬多具。

圓瑛法師率領中國佛教界在抗敵救災方麵的一係列義舉，獲得了國內外的高度讚揚，當時國民黨軍將領陳誠也不得不承認：“真正到前線上去救護的隻有他們。”1937年11月和1938年9月，圓瑛大師、明暘法師先後兩次遠涉南洋，不辭辛苦地奔走於吉隆坡、檳榔嶼、怡保和馬六甲等地，在華僑中提倡“一元錢救國難”運動，激發海外炎黃子孫愛國熱情，贏得廣大僑胞踴躍捐款，募得钜額善款，支援zhengfu抗日救國。

1945年至1948年間，圓瑛在上海圓明講堂，創辦“楞嚴專宗學院”，白任主講，白聖、明暘兩法師任教務長。造就一批法門龍象，遍佈海內外。i947年，圓瑛又到南洋講經，弘揚佛法。時香港、新加坡等地友人勸其再度出國安度晚年。但他堅決表示：“我是中國人，生在中國，死在中國，決不他往！”

1952年9月，圓瑛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和平會議”，同與會的佛教界代表發表聯合聲明，號召全國佛教徒團結起來，“製止侵略，保衛和平”。會後，他回到上海，啟建“祝願世界和平法會”，登台講演，衷心禱祝“國運日昌隆，人民常安樂，世界永和平”。法會進行十天，對宣傳和平起了積極作用。1953年5月，被推選為中國佛教協會首任會長。同年，圓瑛食道癌惡化，遂決定歸老天童寺。行前，寫下遺囑交與趙樸初居士，再次寄語殷殷：“願我全國佛教徒同心同德，積極參加愛國運動，致力和平事業”是年9月12日圓寂，明暘奉師命書寫遺囑，繼任為圓明講堂住持。

1979年，隨趙樸初居士為團長的第一個“中國宗教代表團”，出席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召開的第三屆世界宗教者和平會議。回上海後，中國佛教協會籌設中國佛學院靈岩山分院，由明暘法師擔任靈岩山寺首座，及佛學院副院長。以後十年間，靈岩山佛學院培育出青年僧侶150餘人。

1983年，經過明暘法師的努力爭取，上海的圓明講堂和圓瑛大師紀念堂重新恢複。明暘法師主編了《圓瑛法彙》及《圓瑛法師年譜》，親著《佛法概論》、《明暘詩集》等。1987年，法師當選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1988年，受派為寧波太白山天童寺住持。此外，還先後兼任北京廣濟寺、上海龍華寺、福州西禪寺、莆田光孝寺的住持，德望所歸，四眾同仰。明暘法師曾多次代表中國佛教協會出訪美國、新加坡、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泰國、緬甸、澳大利亞、德國等國家和港澳台地區。1987年率領中國佛教僧迦法務團，赴美國主持為期七天的世界水陸空**會，規模空前，影響深遠。1993年更不顧年老，親赴台灣弘法，邁出了兩岸佛教交流的第一步。2002年7月23日晚，明暘法師在上海龍華寺圓寂，世壽日87歲。

圓瑛、明暘兩位佛家弟子不辭辛苦，四處傳揚佛法，普度眾生，以解眾生之離苦。與此同時，為維護世界的安定和平做出了巨大貢獻，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起到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