悍宋：朕，趙構，不做昏君！ 第480章 倭國稱臣，遣使朝貢

張俊水師巡弋東海、剿滅海寇、兵臨博多的“炮艦外交”，在倭國激起了遠超預期的連鎖反應。

鎌倉幕府最初的妥協與承諾，僅僅是迫於眼前軍事壓力的權宜之計。

然而，隨著宋軍艦隊帶來的震撼逐漸沉澱，以及南宋通過後續外交渠道持續施加影響，倭國內部的政治天平，開始發生更加深刻而有利於南宋的傾斜。

南宋方麵，在張俊返航彙報後，太上皇趙構與太子趙瑋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進一步擴大戰果、將倭國納入以宋為中心的東亞秩序的絕佳機會。

倭國不同於高麗，曆史上從未正式向中原王朝稱臣（隋唐時期日本雖曾遣使，但國書措辭力求平等，甚至有過“日出處天子致書日冇處天子”的爭議），更多是以一種對等或學習者的姿態進行交往。

若能迫使或誘使倭國以“稱臣納貢”的形式重新確立與宋的關係，其政治象征意義和實際利益，都將無比巨大。

於是，一套組合拳隨之打出：

持續外交施壓與利益誘導：

南宋通過仍在博多活動的商人、僧侶以及官方保留的聯絡渠道，向鎌倉幕府及九州有影響力的守護、豪商傳遞明確資訊：

1.重申要求：繼續要求幕府切實履行清剿海盜、管束沿海的承諾，並將此作為兩國關係改善的前提。

2.展示前景：描繪了一幅美好的藍圖——如果倭國願意以“藩屬”之禮對待大宋，將獲得巨大好處：

大規模擴大貿易：南宋將官方特許更多倭國商船來華貿易，並給予更優惠的關稅待遇。倭國急需的銅錢、絲綢、瓷器、藥材、書籍等，將獲得穩定供應。

技術支援：南宋可以有限度地提供一些農業、手工業技術，幫助倭國改善生產。

文化尊榮：南宋朝廷將冊封倭國“國王”，賜予印綬、冠服，承認其統治合法性，這能極大提升幕府在國內及東亞的國際聲望。

安全承諾：暗示在倭國遭受外來威脅時，南宋可作為“天朝上國”給予一定的道義支援，甚至有限的海上策應。

3.暗示威脅：同時也不忘提醒，南宋水師隨時可以再次來訪。如果倭國態度消極，甚至暗中繼續縱容海盜，那麼不僅貿易會中斷，宋倭之間可能“發生不必要的誤解和衝突”。

利用倭國內部矛盾：

此時鎌倉幕府內部並非鐵板一塊。

執權北條氏與皇室、公家，以及各地守護、地頭之間，存在複雜的矛盾。

一些地處西部、依賴對宋貿易的九州豪強、博多商人集團，是迫切希望恢複和擴大對宋貿易的。

他們向幕府施加壓力，要求改善對宋關係。

而幕府內部的一些務實派，也看到與南宋交好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和政治好處。

相反，一些思想保守、主張鎖國、或與海盜有牽連的勢力，則持反對態度。

南宋的策略，巧妙地支援和鼓勵了親宋、盼貿易的勢力。

等待與醞釀：

南宋冇有急於求成，而是保持著耐心，持續通過貿易槓桿和政治喊話，施加影響。

時間一點點過去，倭寇活動因宋軍的打擊和幕府的管束確實有所減少，但九州等地期待的對宋貿易繁榮卻並未完全實現，因為南宋“尚未完全認可幕府的態度”。

這種“製裁”效果，逐漸顯現。

終於，在經過近一年的權衡、內部博弈和與南宋的秘密磋商後，鎌倉幕府做出了決定。

一方麵，持續打擊海盜確實符合其自身利益；另一方麵，巨大的貿易利益和政治誘惑難以抗拒；再者，南宋水師的威懾實實在在。

不如順水推舟，以較低的姿態，換取最大的實惠。

紹興四十七年春，鎌倉幕府以“日本國”名義，正式派遣了一支規模龐大的遣宋使團。

使團的正使是幕府信任的重臣，副使包括熟悉宋事的學者、僧人，以及博多豪商的代表。使團攜帶了精心準備的“貢品”和國書。

國書的措辭，經過精心雕琢，雖然依舊保留了部分日本式的自尊，但整體語氣極為恭順，明確承認南宋皇帝為“皇帝陛下”，自稱“日本國王臣某”，對之前倭寇為患表示“下國管束不嚴，致有奸民為禍上國海疆，惶恐無地”，請求“皇帝陛下恕罪”，並承諾“永絕此弊”。

國書中正式請求“重修舊好，再續貢聘之禮”，並希望得到南宋皇帝的冊封和貿易許可。

貢品的豐厚程度，遠超以往，顯示了十足的誠意：包括大量的金、銀、砂金、珍珠、瑪瑙；精美的倭刀、鎧甲、扇子、屏風等工藝品；珍貴的木材、硫磺；以及俳優（藝人）、工匠等。

其中，硫磺的大量進貢，尤其受到南宋的重視。

使團乘船抵達明州，受到了南宋方麵高規格的接待。

雖然不及鼎盛時期大唐對遣唐使的禮遇，但也足夠隆重。

使團被護送至臨安。

在臨安，太上皇趙構和太子趙瑋給予了使團正式接見。

朝廷內部對於是否接受倭國“稱臣”曾有爭議，但趙構父子力排眾議，認為此舉政治意義重大，且能帶來實實在在的貿易和安全利益。

最終，南宋朝廷正式接受了倭國的“稱臣”請求。

朝廷下詔：

1.冊封：冊封當時的幕府執權為“日本國王”，賜予金印、冠服、車旗等象征物。實際上，這默認了幕府作為日本實際統治者的地位，給了其國內統治極大的合法性加持。

2.承認關係：正式承認日本為“藩屬之國”，規定其需奉南宋正朔，使用南宋年號紀年，國王更替需報請南宋皇帝認可。

3.貿易特許：開放明州、泉州等港口，給予日本商船貿易特許，並規定了相對優惠的關稅和管理條例。同時，南宋也派出官方貿易船隻赴日。

4.要求與承諾：要求日本切實履行肅清海盜、管束海疆的承諾，並定期遣使朝貢。南宋則承諾保護合法日商在華利益，並在“必要時”提供某種程度的安全關照。

倭國使臣恭敬地接受了冊封和詔書，在臨安停留數月，進行了廣泛的貿易和文化交流，購買了大量的宋錢、絲綢、瓷器、書籍等，滿載而歸。

訊息傳開，朝野震動，四海矚目。

高麗重新稱臣已令周邊震動，如今連素來桀驁、從未正式稱臣的倭國，也低頭遣使，奉表納貢！

這極大地提振了南宋的國際聲望和內部信心。

人們紛紛議論，認為這是“聖天子在上，四海賓服”的盛世征兆，是太子監國、皇帝趙構運籌帷幄的英明結果。

雖然理智的朝臣知道這其中武力的威懾和利益的交換是關鍵，但結果本身無疑令人振奮。

對趙構父子而言，倭國稱臣納貢的意義遠超事件本身：

戰略上：基本解決了東海方向的倭寇隱患，確保了東南沿海和高麗航線的安全。獲得了一個的藩屬，擴大了戰略影響圈。

經濟上：獲得了穩定的硫磺等重要物資來源，擴大了海外貿易，增加了財政收入。

政治上：這是對蒙古外交和宣傳戰的一次重大勝利。證明瞭南宋依然是東亞文明的中心和領導者，有能力吸引和威懾周邊政權。

然而，趙構的目光並未侷限於東海。在成功“安撫”了高麗和倭國之後，他心中那幅以海洋為紐帶，構建一個以南宋為中心的東亞秩序的藍圖，變得更加清晰。

他的目光，投向了更南方，那片被稱為“南洋”的富庶海域和古老國度。

那裡，有更多的貿易利益，有更複雜的國際關係，也可能存在著潛在的盟友或威脅。

帝國的水師，在東海和倭國展示了力量與威嚴之後，是時候繼續南下，去探尋和經營那片蔚藍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