悍宋：朕，趙構，不做昏君！ 第479章 水師至倭國，剿滅海寇

高麗政變成功、重新向宋稱臣的訊息，以及隨之而來的豐厚貢品和戰略承諾，如同一劑強心針，注入了南宋朝廷。

這不僅是一個外交勝利，更是一個明確的信號：大宋的影響力，正在超越江淮，向更廣闊的海洋和周邊地域延伸。

趙構與太子趙瑋在欣喜之餘，思路也隨之進一步打開。

東海方向的戰略，不應僅僅侷限於襲擾蒙古沿海和扶持高麗，更應展現大宋在東亞海域的權威，清理航道，震懾不臣，進一步拓展海上戰略空間。

他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與高麗一海之隔、近年來卻漸行漸遠，甚至時有麻煩的倭國。

此時的日本，正處於鎌倉幕府統治時期，天皇形同虛設，實權掌握在幕府執權北條氏手中。

幕府實行鎖國政策，對外交往謹慎，與南宋的官方貿易（“日宋貿易”）雖未完全斷絕，但已大不如前，且主要由博多（今福岡）的豪商和部分與幕府關係密切的武士家族把持。

更讓南宋頭痛的是，倭寇問題已初露端倪。

由於日本國內社會動盪，一些破產武士、失地農民、無業浪人，開始糾合起來，乘船出海，劫掠朝鮮半島和中國沿海。

他們規模不大，但來去如風，凶狠狡詐，對沿海商船和居民造成很大威脅。高麗深受其害，南宋的明州、溫州、泉州等地也時有警報。

這些倭寇，有些是純粹的盜匪，有些則與日本西部的一些地方豪強、甚至低層武士有牽連，他們為倭寇提供庇護、銷贓，甚至暗中支援，以獲取利益。

這無疑損害了宋日之間的正常貿易與關係。

趙構意識到，要穩固與高麗的聯盟，保障東海、黃海航線的安全，同時也為了展現大宋國威，進一步拓展影響力，有必要對倭國施加壓力，清理海寇，敲打幕府，重新確立宋日在東亞海域的秩序。

而剛剛得勝歸來、士氣正旺的張俊水師，無疑是執行這一任務的最佳人選。

於是，一道新的旨意從臨安發出，送達正在明州休整補充的張俊手中。

旨意明確：命張俊率水師主力，巡弋東海，前往倭國。首要任務，清剿屢犯我沿海及高麗之倭寇，追索其巢穴，無論其逃至何處，務必殲滅。

其次，借水師兵威，迫倭國幕府嚴管其民，不得再縱容、庇護海寇，並需就倭寇侵擾之事，向大宋做出交代。

若倭國態度恭順，可允其遣使修好，重開貿易；若其推諉庇護，則示以兵威，封鎖其港口，震懾之。

張俊接旨，心中既有對再次出征立功的渴望，也有一絲謹慎。

倭國不同於蒙古沿海，其國內政局複雜，水情、航道陌生，且倭人凶悍，素有悍勇之名。

但皇命難違，且若能成功震懾倭國，其功績不亞於襲擾蒙古。

他再次集結艦隊，此次規模更大，戰船三百餘艘，水軍萬餘人，攜足糧秣軍械，於次年春，揚帆東渡，直指倭國。

宋軍水師龐大的艦隊出現在九州島外海，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

倭國西部的豪強、守護們緊張萬分，紛紛向鎌倉告急。

鎌倉幕府得知龐大的“異國船隊”逼近，亦是大為震驚。

此時幕府內部，對於如何應對也有分歧：強硬派認為應集結力量，保衛海疆；穩健派則主張先探明來意，避免衝突，畢竟南宋是長期貿易對象，且看起來軍容強盛。

張俊按照既定策略，並未直接攻擊倭國本土港口，而是首先鎖定了幾股最為猖獗、且有確切巢穴資訊的倭寇。

這些倭寇多盤踞在九州西部、對馬島、壹岐島等地的偏僻海灣或小島上。

宋軍憑藉優勢艦船和兵力，在投誠的高麗水手和熟知倭寇活動規律的沿海漁民指引下，展開了精準的清剿。

戰鬥毫無懸念。

倭寇船隻多為小型關船、小早船，難以與宋軍的大型海鶻戰艦抗衡。

宋軍以大艦壓陣，發射火箭、霹靂炮遠程攻擊，再用靈活的快船包抄接舷，水軍將士披堅執銳，奮勇跳幫砍殺。

倭寇雖然凶悍，但缺乏組織，裝備也遠遜於正規宋軍，在幾場戰鬥中一觸即潰，死傷慘重，老巢被一一搗毀，積聚的財物被繳獲，俘虜的倭寇頭目被公開處決，以儆效尤。

剿滅幾股主要倭寇後，張俊並未罷手。

他派出使者，乘坐快船，分彆前往九州最大的貿易港口博多，以及幕府所在地鎌倉，遞交國書。

給幕府的國書，以南宋皇帝和太子的名義，措辭嚴厲而不失體統。國書中首先列舉了倭寇近年來侵擾大宋及高麗沿海的累累罪行，指出其“燒殺擄掠，荼毒生靈，阻塞海道，背棄商旅”，然後嚴正聲明：

1.大宋水師此來，乃為剿滅為禍海疆之匪類，申張天朝正義，保護藩屬（高麗）及本國商民。

2.倭寇多源自倭國，其得以上船、補給、銷贓，必與貴國某些不法之徒有所牽連。貴國幕府，既為一國之主，負有管束臣民、靖海安境之責。

3.要求幕府立即采取行動，嚴查並懲處境內與倭寇勾結之豪強、奸商，加強沿海管製，確保此類事件不再發生。

4.大宋願與倭國保持和平貿易，但前提是海道靖平。若貴國不能約束海寇，則大宋水師為保航道安全，將不得不自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後果由貴國承擔。

同時，國書中也留有餘地，表示如果幕府能妥善處理，嚴管海寇，大宋願意重開正式貿易，並考慮恢複一定規模的官方往來。

這封國書，既是問罪，也是通牒，更是誘餌。

它清晰地傳達了南宋的軍事威脅，也提出了明確的要求，並給出了合作的好處。

宋軍水師並未攻擊博多港，但其龐大的艦隊就在外海遊弋，不時進行操演，聲勢駭人。

博多的豪商、守護們心驚膽戰，貿易幾乎停滯。

訊息傳到鎌倉，幕府內部經過激烈爭論，最終，務實派占據了上風。

此時幕府正麵臨內部權力鬥爭和北方蝦夷（阿伊努人）問題的困擾，無意也無力在海上與強大的南宋水師全麵衝突。

況且，南宋所要求的“剿寇”、“嚴管”，本身也符合幕府整頓西部沿海秩序、打擊不聽話的豪強的利益。

權衡利弊後，鎌倉幕府做出了迴應。

他們派出高階使者，前往博多，與張俊的副使會麵。

幕府使者承認了倭寇為害的事實，對“管製不力”表示歉意，並承諾將加強對西部沿海的管控，嚴厲打擊海盜行為，懲處與海盜勾結者。

同時，委婉地表達了希望與南宋恢複和擴大貿易的意願，並暗示願意遣使赴臨安，重修舊好。

對於幕府的表態，張俊在請示臨安後，給予了有限度的接受。

他代表大宋朝廷，接受了幕府的歉意和承諾，但強調會“觀其行”，並警告若再發生大規模倭寇侵擾，宋軍必將再來。

同時，允許在宋軍監督下，有限度地恢複博多港的民間貿易，以示善意。

完成剿匪和交涉任務後，張俊水師並未久留，在展示了足夠的力量和決心後，揚帆返航。

此行，宋軍剿滅大小倭寇十餘股，焚燬、俘獲海盜船數十艘，斬殺、俘獲海盜千餘人，基本肅清了活躍在對馬海峽至東海北部的主要倭寇勢力。

更重要的是，以武力為後盾的外交行動，迫使鎌倉幕府做出了讓步，承諾管束海盜，並表達了重新向宋靠攏的意願。

當張俊水師勝利返回明州時，他們帶回的不僅是倭寇首級和戰利品，還有倭國幕府的“謝罪”文書和願意遣使通好的訊息。

訊息傳回臨安，朝野再次振奮。這意味著，南宋不僅在高麗方向取得了突破，還在東海方向上重新確立了自己的權威，為未來的海上貿易和安全，掃清了一個重要障礙。

而倭國的態度轉變，也預示著東亞海域的力量格局，正在發生微妙而有利於南宋的變化。

趙構的海洋戰略，初顯成效。

然而，帝國的水師，並未就此停步。

他們的目光，投向了更南方的溫暖海域，那裡，有著更多的貿易利益，和更複雜的國際關係等待著他們。